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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留学生文学和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新移民文学，是北美华文文学迄今为止的两座高峰。这两种文学既呈现出北美华文文学的共性，即自觉地在双重文化的边缘地带重新辨认自己的文化身份；也形成了各自特有的风格：留学生文学重点关注在身份认同危机下留学生们痛苦挣扎的生存状态，落脚在个人感受层面，而新移民文学则着重书写危机下华人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当地社会的奋斗历程，并将作品主题升华为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普遍人性的关注。
关键词：北美华文文学；身份认同；边缘人
一、同：身份认同危机下“边缘人”的艰难境遇
无论是五六十年代的留学生群体还是之后的新移民群体，与其他所有移徙、流散、迁居异国的少数族裔一样，都面临着融入当地主流群体的困难。他们必须重新适应一套崭新的社会生活范式，内容包括重建外部的社会交际圈和重塑内在的价值观念。
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矛盾性》中提出“当一个人不能确信自身的归属时就会想到身份，也即是，一个人不能确信如何将自己安置于明显的行为风格和模式中，也不能确信如何断定周围的人将会认为这种定位是正确和恰当的而接受它，以便双方都知道在彼此面前应如何继续下去。” 海外华人为进入西方主流群体，获得新的身份认同做出了巨大努力，可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隐形心理距离往往使得这些努力无法得到应有的回报。于是，这些华人感觉自己不仅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凭依，还得不到新的身份认同，成为了游离在新世界之外的“边缘人”。
被称为“留学生文学鼻祖”的作家於梨华，其作品通过描写“留学生们在北美生活、事业、理想、爱情上一次又一次的受挫和失败” ，来反映一代人在两种文化价值观夹缝中痛苦挣扎的生存境况和难以厘清的身份疑惑。《雪地上的星星》中女主人公梅卜由于持守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在北美的华人社交圈里也难以找到认同感，加上在爱情上屡屡受挫，使得身份认同的焦虑更加浓厚，迷离、失落的情绪自始至终都笼罩在她的身上。
严歌苓是公认的新移民文学中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女作家，其作品也重点关注以女性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生活困境，“边缘人多半处于非常態的环境下，在被逼到绝境时，人性本质的东西常会蹦出来，那才是我最感兴趣的”。比如《少女小渔》中的小渔被男友江伟为了现实利益而安排与意大利老头假结婚，然而婚后却要默默忍受江伟因男性自尊心受损而对她的侮辱，一人扛下意大利老头不间断的金钱敲诈。她在两个男人之间委曲求全的经历，是北美华人女性面临多重现实困境的真实写照。
二、异：自我放逐与主动迎合
（一）留学生文学——灰暗、挫败、失落
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都是带着渴望亲近的迫切感来到北美的，然而现实的一系列挫折与最初的热切期待形成巨大落差，加上受知识分子的身份影响，留学生们对异国文化表现出的排斥更加敏感，也更易觉察到潜在的文化敌意，因而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更易引发对自我身份的迷茫和怀疑。
於梨华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融入到作品创作中，在情感上精准剖析了留学生复杂的“边缘人”心理。《雪地上的星星》虽然描写的是梅卜在北美华人圈中的交际经历，但由于这些华人“美国化”的程度远比梅卜深，梅卜在婚恋等问题上与他们产生的分歧，以及由此受到的轻视，实质上也是“边缘人”困境的体现：梅卜的第一个男朋友王大卫在梅卜强烈反对同居时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她；王太太惊讶于梅卜希望找一个“人好”的伴侣而不是一个“要潇洒，会玩，会侍候你”的男人的想法；连李定国也认为梅卜应该“不要把‘性’看得过分严谨”……梅卜的“保守”、“传统”使她成为了与这个圈子格格不入的“异类”，认同感的缺失带来了难以忍耐的孤独和寂寞：她“忽然觉得很疲倦，很疲倦。游客到达一个新地方时所感的疲倦。游客，纵令她结了婚，成了家，有了孩子和丈夫，她还是一个游客。” 因着这种分歧不再一味出现在华人与当地人之间，而是出现在一个原本有着同样文化根的中国人群体里，使得梅卜的“边缘人”境遇有了一种更加凄凉的意味。
（二）新移民文学——积极融入，女性抗争
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人在北美的生存环境大为改观，以大陆作家群为主体的新移民文学“更注重对现实财富追求和奋斗历程的描写” 。尽管仍然经受身份认同危机和边缘生存的考验，但对融入当地文化表现出更多的热情和主动性。相比留学生文学中呈现出的“退缩”、“放逐”、“自伤自叹”的生活态度，新移民文学更加积极向上，对时代、社会、人生等宏观命题有着更多深入的思考。
以新移民文学中的华人女性为例。在北美，华人女性不仅受到中国传统男权主义的压迫，还受到北美社会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她们在身体和情感上的被剥削程度远超华人男性和留学生群体，处于“边缘的边缘”。
这时期的华人女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在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下选择抛弃东方伦理道德的约束，不惜利用性别资源谋求生存，她们与上文论述过的“美国化的中国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另一类尽管由于话语权的缺失，她们对压迫表现出服从、温顺的姿态，但却凭借宽容博爱、悲悯关怀的东方女性人格获得了强大的感召力。虽然她们和留学生一样，同样遭受了来自北美社会的不公和歧视，同样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受巨大创伤，但与留学生群体在两种文化之间摇摆、徘徊而表现出的迷茫苦痛不同，这类女性更加勇敢地直面现实，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善作为其主体精神建立的标志，展示出一种决然的东方女性姿态。
三、结语
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在“身份认同危机下边缘人”描写上的差异，和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有一定的关系，但它们都是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碰撞的产物，也是中国作家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原乡”和“异乡”所做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 [美]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M].商务印书馆，2013
[2]刘俊.《北美华文文学中两大作家群比较研究》[A].《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2期（总第67期）
[3]张默云.《台湾爱情小说选：雪地上的星星》[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4]倪立秋.《新移民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关键词：北美华文文学；身份认同；边缘人
一、同：身份认同危机下“边缘人”的艰难境遇
无论是五六十年代的留学生群体还是之后的新移民群体，与其他所有移徙、流散、迁居异国的少数族裔一样，都面临着融入当地主流群体的困难。他们必须重新适应一套崭新的社会生活范式，内容包括重建外部的社会交际圈和重塑内在的价值观念。
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矛盾性》中提出“当一个人不能确信自身的归属时就会想到身份，也即是，一个人不能确信如何将自己安置于明显的行为风格和模式中，也不能确信如何断定周围的人将会认为这种定位是正确和恰当的而接受它，以便双方都知道在彼此面前应如何继续下去。” 海外华人为进入西方主流群体，获得新的身份认同做出了巨大努力，可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隐形心理距离往往使得这些努力无法得到应有的回报。于是，这些华人感觉自己不仅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凭依，还得不到新的身份认同，成为了游离在新世界之外的“边缘人”。
被称为“留学生文学鼻祖”的作家於梨华，其作品通过描写“留学生们在北美生活、事业、理想、爱情上一次又一次的受挫和失败” ，来反映一代人在两种文化价值观夹缝中痛苦挣扎的生存境况和难以厘清的身份疑惑。《雪地上的星星》中女主人公梅卜由于持守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在北美的华人社交圈里也难以找到认同感，加上在爱情上屡屡受挫，使得身份认同的焦虑更加浓厚，迷离、失落的情绪自始至终都笼罩在她的身上。
严歌苓是公认的新移民文学中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女作家，其作品也重点关注以女性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生活困境，“边缘人多半处于非常態的环境下，在被逼到绝境时，人性本质的东西常会蹦出来，那才是我最感兴趣的”。比如《少女小渔》中的小渔被男友江伟为了现实利益而安排与意大利老头假结婚，然而婚后却要默默忍受江伟因男性自尊心受损而对她的侮辱，一人扛下意大利老头不间断的金钱敲诈。她在两个男人之间委曲求全的经历，是北美华人女性面临多重现实困境的真实写照。
二、异：自我放逐与主动迎合
（一）留学生文学——灰暗、挫败、失落
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都是带着渴望亲近的迫切感来到北美的，然而现实的一系列挫折与最初的热切期待形成巨大落差，加上受知识分子的身份影响，留学生们对异国文化表现出的排斥更加敏感，也更易觉察到潜在的文化敌意，因而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更易引发对自我身份的迷茫和怀疑。
於梨华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融入到作品创作中，在情感上精准剖析了留学生复杂的“边缘人”心理。《雪地上的星星》虽然描写的是梅卜在北美华人圈中的交际经历，但由于这些华人“美国化”的程度远比梅卜深，梅卜在婚恋等问题上与他们产生的分歧，以及由此受到的轻视，实质上也是“边缘人”困境的体现：梅卜的第一个男朋友王大卫在梅卜强烈反对同居时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她；王太太惊讶于梅卜希望找一个“人好”的伴侣而不是一个“要潇洒，会玩，会侍候你”的男人的想法；连李定国也认为梅卜应该“不要把‘性’看得过分严谨”……梅卜的“保守”、“传统”使她成为了与这个圈子格格不入的“异类”，认同感的缺失带来了难以忍耐的孤独和寂寞：她“忽然觉得很疲倦，很疲倦。游客到达一个新地方时所感的疲倦。游客，纵令她结了婚，成了家，有了孩子和丈夫，她还是一个游客。” 因着这种分歧不再一味出现在华人与当地人之间，而是出现在一个原本有着同样文化根的中国人群体里，使得梅卜的“边缘人”境遇有了一种更加凄凉的意味。
（二）新移民文学——积极融入，女性抗争
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人在北美的生存环境大为改观，以大陆作家群为主体的新移民文学“更注重对现实财富追求和奋斗历程的描写” 。尽管仍然经受身份认同危机和边缘生存的考验，但对融入当地文化表现出更多的热情和主动性。相比留学生文学中呈现出的“退缩”、“放逐”、“自伤自叹”的生活态度，新移民文学更加积极向上，对时代、社会、人生等宏观命题有着更多深入的思考。
以新移民文学中的华人女性为例。在北美，华人女性不仅受到中国传统男权主义的压迫，还受到北美社会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她们在身体和情感上的被剥削程度远超华人男性和留学生群体，处于“边缘的边缘”。
这时期的华人女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在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下选择抛弃东方伦理道德的约束，不惜利用性别资源谋求生存，她们与上文论述过的“美国化的中国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另一类尽管由于话语权的缺失，她们对压迫表现出服从、温顺的姿态，但却凭借宽容博爱、悲悯关怀的东方女性人格获得了强大的感召力。虽然她们和留学生一样，同样遭受了来自北美社会的不公和歧视，同样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受巨大创伤，但与留学生群体在两种文化之间摇摆、徘徊而表现出的迷茫苦痛不同，这类女性更加勇敢地直面现实，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善作为其主体精神建立的标志，展示出一种决然的东方女性姿态。
三、结语
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在“身份认同危机下边缘人”描写上的差异，和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有一定的关系，但它们都是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碰撞的产物，也是中国作家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原乡”和“异乡”所做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 [美]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M].商务印书馆，2013
[2]刘俊.《北美华文文学中两大作家群比较研究》[A].《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2期（总第67期）
[3]张默云.《台湾爱情小说选：雪地上的星星》[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4]倪立秋.《新移民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