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说：“男女之间的爱情问题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哲学、宗教、心理学、美学和社会学中引起激烈争论的题目。”[1]可见，“爱情”并不是一个那么容易讨论清楚的问题。对“爱情”的理解方式可以分为本质论和认识论两种：本质论就是试图定义“爱情”是什么：而认识论就是要弄明白，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实际谈论的是什么。瓦西列夫显然是一个“爱情”本质主义者，他先说，“研究和观察表明，爱情的动力和内在本质是男子和女子的性欲，是延续种属的本能，”[2]又指出，“爱情作为一种完整的感受是由各种不同的因素形成的。爱情的深刻基础是由生物因素（性欲、延续种属的本能）和社会因素（社会关系、两人的审美感受和伦理感受、对亲昵的追求等等）构成的。”[3]在瓦西列夫的爱情观中，生物性是第一性的，社会性是第二性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讨论杜拉斯的《情人》时，其“爱情”观也带有本質主义的特征。她说，“这里的爱情穿越了情欲，纯粹到性的爱情其实也是爱情的外壳，在性里面还有着一个核，就是人性为孤独而求救。”[4]在这里，王安忆虽然具体讨论的是《情人》，但是实际上具有某种普遍性，她的意思是说，爱情的本质首先是人类的孤独，其次才是性，再次才是情欲。本质主义虽然显得深刻，但是有僵化的风险。如果换个角度，也许我们能够更轻松清楚地在文学的领域内考察爱情观及其功能。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当我们谈论爱情时，往往指向情、性和婚姻，或者三者的某种混合形式。爱情观的另一个问题是“爱情”在人的价值观念中所占有的位置。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理需求，包括食和性;第二个层次是安全感，第三个层次是爱与归属感。[5]同时马斯洛也提出了“主导性需求”的说法，也就是说，虽然一般而言，较低层次需求的驱动力高于较高层次的需求，较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以后，较高的层次才会成为主导性需求，但是具体到个体而言，则因人而异。把爱情安放在个体价值的何种位置，则体现了个体具有个性的爱情观。众所周知的裴多菲的诗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可见裴多菲的价值观念是自由价值最高，爱情在一定环境中要为自由让路。在文学作品中，“爱情”既可能是作品的主题，也可能是切入问题的角度，也可能只承担组织情节的功能。作为“爱情”载体的男女两性又往往有其象征意义或符号功能。特定作家的爱情书写，往往是一定的爱情观及其叙事功能的独特组合方式。鲁迅在《伤逝》中写了涓生和子君的爱情，目的是讨论五四时期女性独立的问题;沈从文的《边城》写了傩送对翠翠纯粹的爱情，是试图建构一个浪漫主义理想世界;张爱玲笔下的爱情，大多是不纯粹的，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最初的目的是要通过稳定的婚姻解决生活问题，而范柳原最初则只想得到白流苏的身体，性和婚姻的因素在其中占的比重比较大。在延安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中，爱情书写大都与意识形态关联在一起，典型的是赵树理的《三里湾》和杨沫的《青春之歌》。《三里湾》中范灵芝对王玉生的爱情，快得连王玉生都有些意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王玉生比马有翼“进步”;《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三个男人，则是在她的革命之路上呈阶梯状分布。路遥的《人生》中，高加林对黄亚萍和刘巧珍的选择，是对人生道路的选择，黄亚萍象征着城市，刘巧珍象征着农村。
　　在何士光小说中，有一种理念性的“爱情”。在这种爱情类型中，男女之间的相处极具精神性，没有涉及到肉体的性爱，社会性也基本被抽空了。在这类作品中，爱情在小说中人物的需求层次中是占主导地位的，或许也可以说这是一类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相爱在明天》和《草青青》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爱情。这两部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相爱在明天》中男主人公积极主动，而在《草青青》中则是女主公人更加主动。在这类爱情中女主人公成为美与善的化身，达到了一种理念化的高度，霍小玉和小萍就是其代表，她们的特征是美丽、善良、纯情。“霍小玉”这个名字来自唐传奇《霍小玉传》，她本来就是一个无比美丽和深情的文学史原型。《霍小玉传》中描写霍小玉出场时，写道，“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精彩射人。”[6]在《相爱在明天》和《草青青》中，年轻的女主人公同样也都美貌照人，而且除了美丽之外，她们都十分善良。《草青青》的主人公孙孟陶谈到对“爱情”的认识时说，“它更本质的使命，是牵引善良的人们相互靠近，彼此用一种更健全的情怀来看待人和人的日子，相信人和人的一切不会在苦难中泯灭，使得人们生活得更有信心，步子也更坚实……”[7]在这里，“善”的伦理因素在爱情中占有突出地位。王晓明在研究张贤亮时，曾说，“我们经常谈论作家的艺术个性，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个性首先正是取决于作家把什么东西当作人类和善的化身，因为他正是要从这种化身那里，去汲取支撑他全部审美冲动的人格力量”，而“张贤亮竟然把这些活生生的女性形象抬上了善的尊位”。[8]何士光的小说中美丽善良的女主人公，如霍小玉、小萍，没有像张贤亮小说中的女性那样作出很大的牺牲，但是她们实际上也是“善”的化身。这一点，我们从何士光给女主人公取的名字上也可以窥见一斑。《相爱在明天》中的霍小玉、《青砖的楼房》中的聂玉玲、《遥远的走马坪》中的项玉玲、《某城纪事》中的林玉君等，她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玉”字，而“玉”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象征符号，就是美与善的象征，是具有超越性的。美丽和善良是理念性爱情的女主人公在容貌和伦理方面的素质，除此之外，她们对男主人公还具有纯真的感情。《相爱在明天》中的霍小玉、《草青青》中的小萍、《山林恋》中的惠，都是十分纯真的。“纯”既是单纯，又是“纯情”。从叙事逻辑上来说，也唯有如此纯真的女主人公，才能超越世俗和时代的偏见，专注而深情地去爱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从功能上来说，这些女主人公往往具有拯救的能力，在女主人公出现在男主人公的生活中之前，男主人公觉得生活黯淡无光，而女主人公的出现，则完全改变了男主人公对生活的感受。从情节的角度来看，这类爱情中存在着一种得而复失的结构——女主人公最后都退出了男主人公的生活。《相爱在明天》中的霍小玉和《草青青》中的小萍，都阴差阳错地离开了男主人公。“小萍”的名字里也含着“萍水相逢”之意。《相爱在明天》的结尾，叙述人兼男主人公说，“这样想着的时候，我直觉得真有天使在人间飞似的，仿佛小玉她领着我走到彼岸，于是就该翩然而去。”[9]在《相爱在明天》和《草青青》中，霍小玉和小萍象征着一种美好，这种美好再往上提升就是一种善。何士光把这种美和善结合在一起了，形成了一种真善美的基调。 　　在这类理念性“爱情”的书写中，何士光赓续了中西方文学的“重情”传统。在《幽谷百合》中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谈情说爱，柔情蜜意，到最后一天晚上，男主人公菲利克斯要离开女主人公莫尔索伯爵夫人去巴黎，两人一夜未眠。女主人公在房間里纠结，甚至期待男主人公能够破门而入。而男主人公呢？则深深地爱着女主人公，怕肉体的接触亵渎了她和他们的感情，他含着热泪吻着女主人公门外的地板，久久不愿离开。在另一部何士光非常熟悉的法国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年轻的寡妇萨皮娜相爱。一天晚上两人外出，有机会单独住在一家客栈，当天晚上，他俩隔着一道门，谁都不说话。约翰·克里斯朵夫想进萨皮娜的房间，但是又怕唐突;萨皮娜在门内等着约翰·克里斯朵夫，渴望他能进来。整整一晚上，谁都没有动。第二天两人都生了气，互相不愿和对方说话。没多久，萨皮娜就因为当天晚上着凉感冒而去世了。而中国文学中也既有沈从文的《边城》，还有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类作品。我们在何士光的小说中，很少看到性爱描写，即便是在《某城纪事》中作为反面人物的钱永年和宗思凤发生关系，也是写得相当隐晦的。在《草青青》中罕见的孙孟陶与小萍的身体接触也只是手的接触，“她默默地低下头，把她的手压在我的手上。”[10]小萍感觉最浪漫的事，就是和孙孟陶一起坐在草地上看月亮。这样一个夜晚，一对情人在一起的情节，而在别的一些作家的小说中，可能早已朝着性的方向发展了，但是何士光却有意不写。
　　何士光小说中还有一类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辉的爱情。在这类爱情当中，作为理想的公众事业是占主导地位的，爱情是其伴生物。它既不指向性，也不指向婚姻，而是指向主人公的社会理想。在《遥远的走马坪》和《青砖的楼房》中，何士光把爱情上升到了理性的层面。《遥远的走马坪》的主人公就觉得爱情应该是和事业结合在一起的，事业其实有时候是一种奉献的精神，一种进取的精神，是一种实现自己价值的精神。《遥远的走马坪》中，克新在与项玉玲的恋爱失败后，感悟到“爱情”的“真谛”，“努力地学习，认真地工作和生活吧。当然并不等于爱情，也代替不了爱情，但真正的爱情正包含在这中间”[11]这种与整个生活和希望联结在一起的爱情观正是项玉玲传达给克新的。《青砖的楼房》则通过颜克民和聂玉玲共同致力于教育改革，正面演绎了这种爱情。在这种爱情观中，作者寄寓了自己的社会理想，透出了为社会奉献的理想主义主题，具有时代性。《青砖的楼房》以颜克民为视点人物，来观察和叙述聂玉玲。颜克民和聂玉玲生活在一个缺乏精神生活的小县城。颜克民虽然比聂玉玲有社会经验，但正是过去的生活工作经验，让他在新时期初期有些消沉。聂玉玲美丽而优雅，透着成熟女性照人的光辉，但吸引颜克民的却不仅仅是她的容貌，实际上还有她的精神。聂玉玲坚持理想，与学校中的不良风气作斗争，从时代的角度来看，她是社会的脊梁;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虽然力量可能是微小的，但她却像鲁迅散文诗中的“过客”一样，不断地往前走。聂玉玲以自己的精神和行动感染着颜克民。在聂玉玲的影响下，一度消沉的颜克民也逐渐积极起来。过去，颜克民不愿承担高年级的课程，待聂玉玲调到另一间中学担任教导主任时，颜克民愉快地接替了她的高年级课程。在《青砖的楼房》中，虽然表层结构中有爱情，但是生活大于爱情。正如颜克民心中所想，“日子能够支撑感情，但仅凭感情却不能支撑日子。”[12]项玉玲与聂玉玲是理想主义的化身，她们的理想主义正是通过社会性体现出来的。在这类爱情观中，理想主义精神占主导地位。
　　何士光小说中也有社会性占主导因素的爱情，它主要是指向婚姻。婚姻是普通爱情发展的果实，只有进入婚姻，才会长久地生活在一起，一起“过日子”，但有些爱情却走不进婚姻的殿堂。爱情最初的表现形式可能是感性的愉快感情，但是这类感情又往往因为种种因素经不起冲击。在《遥远的走马坪》中，项玉玲反思她和克新最初的爱情时，“我们只是愉快的相识，欢欢喜喜的在一起。”[13]而这在她后来成熟的理智中，实际上算不上真正的爱情。在《草青青》中，孙孟陶也以类似的话描述了他和温幼瑜的关系，“我们年青，愉快地相识，许多时候都高高兴兴地在一起，以为我们相爱了。一般来看，相爱仿佛也就像这样。”[14]这可能是通常年青人的爱情，但在何士光眼中，这种“爱情”“只能生出一点有限的快乐，用来度过春风沉醉的傍晚是充裕的，用来支撑日复一日的不平安的日子，却未必能够。”因为寂寞可能会在难堪中萌芽刺穿那一点情感的外壳。[15]其实让他们分开的不止是精神的寂寞，还有庸常生活中对生理和安全感的需要。《草青青》中温幼瑜和孙孟陶分开了，《遥远的走马坪》中项玉玲和克新分开了。从理念性爱情和理性主义爱情的高度，作者显然并不认同这种爱情形式，在这种爱情的发展中，作者批判了人性的自私和软弱。《春水涟漪》是一个内涵比较丰富的文本，它既有对吴培生庸俗性的批判，也有对树惠软弱性的批评，同时也有对时代的反思。如果从爱情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人的软弱性背后隐藏的人对物质生活和安全感所具有的主导性需求。实际上，这种爱情，也是一部分人的选择。在《春水涟漪》中树惠和她年轻时的恋人谢仲民也分开了。作者通过女主人公树惠的回忆和第一人称叙述对这种“爱情”的失败作了详细深入的剖析。一开始树惠和谢仲民相恋，但是树惠的父母出于对女儿的“关心”，不愿让树惠和谢仲民来往。母亲以其对树惠的“疼爱”影响着树惠，母亲成为了她的软肋，她不忍让母亲伤心难过;父亲以其在家庭的权威压制树惠，不准她“找一个有问题的人到家里来”。谢仲民被下放到农场之前，曾写信给树惠，被树惠的母亲将信私自扣下了。等树惠再去街上找谢仲民时，谢仲民已走。也就是这个档口，姑妈给树惠介绍了树惠的现任丈夫吴培生。那时候，树惠不喜欢吴培生，也没想到过会嫁给他，还写信给谢仲民说要始终不渝地等待。但是漫长无望的日子将他们的爱消磨了，分离和等待，弄得他俩疲惫不堪。这其中也有树惠的软弱，她说，“我可以要求到他那儿去。但我不敢，终于也没有去。别的不说，爸爸妈妈就绝不会答应。”[16]就这样，树惠无可无不可地接受了近在咫尺却并不爱的吴培生，过着平安苟活的生活。一半出于利己，一半出于隐忍，树惠年青时的爱情理想付诸东流。尽管她和谢仲民的爱情，像春风一样吹拂过她，让她终生难忘;对爱情的冲动，也会在日常生活的不经意间，像白云出岫一样汇聚心头;但是在十五六年里，树惠却始终没有勇气付诸行动去追求爱情。在这段时间里，她和吴培生有了两个孩子，虽然新的时代到来了，但是也很难想象树惠能割舍已有的家庭生活。时代虽然变了，但是树惠的心理类型和心理能量能够变吗？两个孩子又将成为树惠新的软肋，这也许就是世俗的无奈吧。这种“愉快的相识，欢欢喜喜的在一起”，也许是一种非理性的感情。实际上有可能是有利于人类种属延续的“爱情”，它之所以不能“用来支撑日复一日不平安的日子”，恰恰在于“爱情”所具有的社会性。种属的延续不仅需要深层的无意识的性动力，也需要社会性的支持。平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生命保存和种属延续的一种现实形态。 　　在《山林恋》《赶场即事》和《今夕是何年》中爱情的社会性更为突出，在这三部作品中，爱情只是叙事的表层结构，是一个中介物，是切入问题的角度。《山林恋》中来自城市的“我”作为工作队成员爱上了山里的姑娘惠，但是惠的父母却惧怕这种婚姻，急匆匆地把惠嫁给了别人。《赶场即事》中的男子过去因为生活过得不好，不想拖累女子，放弃了与女子结婚的机会，现在经济政策变了，他又回来想和婚姻不幸的女子重修旧好。《今夕是何年》则通过一个老干部无意间偷听到一对青年恋人的对话，反思过去的历史。而在何士光的长篇小说《某城纪事》中，林玉君对高则生的爱情，实际上是对高则生理想主义的肯定，小说主题是个体在大时代下的选择问题。正是爱情通过婚姻呈现出来的社会性，使爱情得以承担折射社会历史的功能。
　　通过何士光小说的“爱情”书写，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中西方文学的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在对超凡脱俗的精神性的爱情书写上，既有对重情传统的吸收，也有对沈从文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在对理想主义爱情的书写上，他从鲁迅那里汲取了“过客”式的精神，并注入了女主人公的精神当中。在对社会性占主导的爱情描写当中，他继承和借鉴了十七年文学的写法，把爱情与意识形态关联起来。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在何士光的爱情书写中凸显了理想主义和重情的特点。何士光在多元爱情书写中，成功地借鉴和创造性地转换了中西方文学的爱情书写传统，有效地表达了他对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认知和洞見。
　　[本文系贵州省201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何士光文学创作研究》（编号：19GZYB18）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保）瓦西列夫著，赵永穆等译：《情爱论》，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3页。
　　[2]（保）瓦西列夫著，赵永穆等译：《情爱论》，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3页。
　　[3]（保）瓦西列夫著，赵永穆等译：《情爱论》，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93页
　　[4]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6-217页
　　[5]值得注意的是，性的需求在第一层次，而爱的需求在第三层次。
　　[6]李格非等主编：《霍小玉传》，见《唐五代传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7页
　　[7]何士光：《草青青》，见《青砖的楼房》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5页。
　　[8]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论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上海文学》1986年第2期。
　　[9]何士光：《相爱在明天》，见《相爱在明天》，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页。
　　[10]何士光：《草青青》，见《青砖的楼房》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6页。
　　[11]何士光：《遥远的走马坪》，见《梨花屯客店一夜》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6页。
　　[12]何士光：《青砖的楼房》，见《青砖的楼房》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2页。
　　[13]何士光：《遥远的走马坪》，见《梨花屯客店一夜》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5页。
　　[14]何士光：《草青青》，见《青砖的楼房》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页。
　　[15]何士光：《草青青》，见《青砖的楼房》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页。
　　[16]何士光：《春水涟漪》，见《梨花屯客店一夜》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