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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8日，由瑞士一家基金会发起的世界“新七大奇迹”全球海选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揭晓，中国的长城名列其中。6月29日，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经过5天审议后完成了遗产评估和新遗产审议程序，中国的“开平碉楼与村落”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入选世界自然遗产，从而使中国的世界遗产增至35处，排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之后，名列世界第三位。
众所周知，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地方，将成为世界级的名胜，可获得世界遗产基金会提供的援助，更可由相关单位招徕和组织国际游客进行游览活动，其对国内游客的吸引力更是不可小视。由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国各地逐年升温。“申遗”更是成为人们茶前饭后谈论的一个焦点话题。
当我们遇上“申遗”
当名胜被认可为世界遗产，便会在国际上拥有巨大的知名度，同时也会伴随着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现在国内不少地方“申遗”，都从旅游开发、从知名度出发，目的已经变得极其不纯。申报成功，并不意味着保护从此会更好。很多地方申报入选了，但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申报成功与做好保护，是两码事。有学者认为，“申遗”就是接过一根文化的接力棒，保存人类文化的类别与差异，保持文化的多元性，以及文明的多样性，使人类文明长存。无论物质还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或是自然遗产，任何“申遗”都是为了保护，其承担的都是服务于全人类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看，各地涌现的“申遗”热情理应给予肯定。然而，在这股“申遗”热潮之下，必须警惕的是在所谓“重视”背后可能暗藏的急功近利。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指出：部分“申遗”名为文化实为经济。
翻开各地方申报遗产的材料，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关该候选遗产如何重要，该遗产如何急需保护等内容，尽管谁也不会把世界遗产开发将带来多少经济利益堂而皇之地搬入申报材料，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各地内部分析会、动员会上这样的几组数据会被经常性地提起：云南丽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仅2000年，全县共接待海内外游客258万人次，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在全县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0％：山西平遥在申报之前的1996年，国内游客只有10万人次，门票收入104万元，旅游综合收入1250万元。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后的2000年，这几项收入则猛增为63万人次、780万元和7800万元，分别是1996年的63倍、7.5倍和6.2倍。
于是平，出现了这样一条业界公认的“申遗”规律：打上世界文化遗产的标签就等于拿到了“国际通行证”，随之而来的是享有全球知名度，迅速跻身于“国际旅游热点”，享受国际援助、技术支持、免受战争或人为破坏等一系列的优惠待遇。对于这样的规律，北京大学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则解释得更为通俗，“任何景点、任何地方旦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无论是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都立即身价大涨，随之带来的是旅游业的大发展和丰厚回报。”
可是，一些地方“申遗”工作醉翁之意不在酒，往往把目光盯在经济利益上，急功近利，哗众取宠，申报前热火朝天，申报后温度下降：申报前抢“牌子”，申报后要“票子”，一旦申报成功，日思夜想的是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至于什么遗产保护、爱护遗产等等，全都抛到了脑后，他们自认为，开发、利用历史遗产，借遗产发财是自己的事，而对历史遗产保护和维护则属国家和别人的事，这种只“申”不“保”，借“申”生财的做法，自然给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蒙上一层阴影。应该指出，“申遗”工作是与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思想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对于文化遗产，应该始终将保护放在第一位，没有很好的保护，就根本谈不上开发利用，如果只“申”不“保”，不把“申遗”当作一种责任的话，则有可能落下个千古骂名。
当旅游“傍上”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直困扰着世界各国各级政府和利益相关者，“旅游業”则是这一矛盾的突出代表。
坦白而言，对于正在申遗的地方或是已获批准成为世界遗产的地方，不算旅游帐实为不现实之举。因为，各地方在申遗过程中均投入了相当的资金与人力。据报道，河南龙门石窟由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洛阳市政府投入1亿多元，拆除了南门外的中华龙宫、环幕影城、部队营房及各种不协调建筑：四川都江堰为整治环境，拆掉了价值大约22亿元的建筑：武夷山在申报遗产中花了1个多亿；安徽黟县西递和宏村两个小村落，也投入了600多万元用于整治环境。尽管这些投入本身是在还以前保护不力的欠债，但巨大支出显示的终究是“申遗”的决心，若以此加强遗产保护，这些巨额投入还是值得的。然而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一些地方政府却将保护遗产抛之脑后。
今年早些时候，世界遗产重庆大足石刻被盗，这不禁令人关注起世界遗产的尴尬处境。从1996年起，通过社会捐助、管理部门自筹、银行贷款等渠道筹集了5000多万元对大足石刻景区周边环境进行改善。1999年12月大足石刻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遗产。随即成为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吸客石”，游人年年增加，收入年年看涨，至2002年门票收入已达2000余万元。然而在景区收入增加的同时，大足石刻正常的维护、环境改善却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原因是大足景区所在县每年都从大足石刻的门票中提取部分作为财政收入。2002年起，门票收入的提取比例更从35％提高至45％。
对于此类情况，专家们痛心疾首地呼吁，“我们对世界遗产的功利性利用，已经并正在损害我们固有的、真正属于我们的文化。我们见‘遗产’就萌生抢的情绪，却忘了‘申遗’的真正目的；‘申遗’成功之后，又马上将申报的承诺置之脑后：离开‘申遗’的功利，我们就不知要为‘世界遗产’的保护做点什么。对文化遗产的本来含义缺乏正确的理解，再加上功利性的利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变成了不知节制的过度开发，从而侵蚀世界遗产的原真性，伤害了它的文化内涵。”
事实上，景区游人过于拥挤，挤掉的不仅是美景，是幽静氛围，更是遗产的生态与神韵。细细想来，即使是地上的砖，踩的人多了也会把它磨光。而各地频修的旅馆、商店、索道更是对岩石及地表形态的破坏。难怪，有资料表明，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组织认为，世界文化遗产所面临的主要威胁除了自然灾害外，人为因素中最普遍的影响就是失控的旅游开发。
众所周知，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地方，将成为世界级的名胜，可获得世界遗产基金会提供的援助，更可由相关单位招徕和组织国际游客进行游览活动，其对国内游客的吸引力更是不可小视。由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国各地逐年升温。“申遗”更是成为人们茶前饭后谈论的一个焦点话题。
当我们遇上“申遗”
当名胜被认可为世界遗产，便会在国际上拥有巨大的知名度，同时也会伴随着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现在国内不少地方“申遗”，都从旅游开发、从知名度出发，目的已经变得极其不纯。申报成功，并不意味着保护从此会更好。很多地方申报入选了，但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申报成功与做好保护，是两码事。有学者认为，“申遗”就是接过一根文化的接力棒，保存人类文化的类别与差异，保持文化的多元性，以及文明的多样性，使人类文明长存。无论物质还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或是自然遗产，任何“申遗”都是为了保护，其承担的都是服务于全人类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看，各地涌现的“申遗”热情理应给予肯定。然而，在这股“申遗”热潮之下，必须警惕的是在所谓“重视”背后可能暗藏的急功近利。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指出：部分“申遗”名为文化实为经济。
翻开各地方申报遗产的材料，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关该候选遗产如何重要，该遗产如何急需保护等内容，尽管谁也不会把世界遗产开发将带来多少经济利益堂而皇之地搬入申报材料，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各地内部分析会、动员会上这样的几组数据会被经常性地提起：云南丽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仅2000年，全县共接待海内外游客258万人次，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在全县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0％：山西平遥在申报之前的1996年，国内游客只有10万人次，门票收入104万元，旅游综合收入1250万元。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后的2000年，这几项收入则猛增为63万人次、780万元和7800万元，分别是1996年的63倍、7.5倍和6.2倍。
于是平，出现了这样一条业界公认的“申遗”规律：打上世界文化遗产的标签就等于拿到了“国际通行证”，随之而来的是享有全球知名度，迅速跻身于“国际旅游热点”，享受国际援助、技术支持、免受战争或人为破坏等一系列的优惠待遇。对于这样的规律，北京大学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则解释得更为通俗，“任何景点、任何地方旦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无论是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都立即身价大涨，随之带来的是旅游业的大发展和丰厚回报。”
可是，一些地方“申遗”工作醉翁之意不在酒，往往把目光盯在经济利益上，急功近利，哗众取宠，申报前热火朝天，申报后温度下降：申报前抢“牌子”，申报后要“票子”，一旦申报成功，日思夜想的是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至于什么遗产保护、爱护遗产等等，全都抛到了脑后，他们自认为，开发、利用历史遗产，借遗产发财是自己的事，而对历史遗产保护和维护则属国家和别人的事，这种只“申”不“保”，借“申”生财的做法，自然给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蒙上一层阴影。应该指出，“申遗”工作是与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思想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对于文化遗产，应该始终将保护放在第一位，没有很好的保护，就根本谈不上开发利用，如果只“申”不“保”，不把“申遗”当作一种责任的话，则有可能落下个千古骂名。
当旅游“傍上”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直困扰着世界各国各级政府和利益相关者，“旅游業”则是这一矛盾的突出代表。
坦白而言，对于正在申遗的地方或是已获批准成为世界遗产的地方，不算旅游帐实为不现实之举。因为，各地方在申遗过程中均投入了相当的资金与人力。据报道，河南龙门石窟由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洛阳市政府投入1亿多元，拆除了南门外的中华龙宫、环幕影城、部队营房及各种不协调建筑：四川都江堰为整治环境，拆掉了价值大约22亿元的建筑：武夷山在申报遗产中花了1个多亿；安徽黟县西递和宏村两个小村落，也投入了600多万元用于整治环境。尽管这些投入本身是在还以前保护不力的欠债，但巨大支出显示的终究是“申遗”的决心，若以此加强遗产保护，这些巨额投入还是值得的。然而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一些地方政府却将保护遗产抛之脑后。
今年早些时候，世界遗产重庆大足石刻被盗，这不禁令人关注起世界遗产的尴尬处境。从1996年起，通过社会捐助、管理部门自筹、银行贷款等渠道筹集了5000多万元对大足石刻景区周边环境进行改善。1999年12月大足石刻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遗产。随即成为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吸客石”，游人年年增加，收入年年看涨，至2002年门票收入已达2000余万元。然而在景区收入增加的同时，大足石刻正常的维护、环境改善却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原因是大足景区所在县每年都从大足石刻的门票中提取部分作为财政收入。2002年起，门票收入的提取比例更从35％提高至45％。
对于此类情况，专家们痛心疾首地呼吁，“我们对世界遗产的功利性利用，已经并正在损害我们固有的、真正属于我们的文化。我们见‘遗产’就萌生抢的情绪，却忘了‘申遗’的真正目的；‘申遗’成功之后，又马上将申报的承诺置之脑后：离开‘申遗’的功利，我们就不知要为‘世界遗产’的保护做点什么。对文化遗产的本来含义缺乏正确的理解，再加上功利性的利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变成了不知节制的过度开发，从而侵蚀世界遗产的原真性，伤害了它的文化内涵。”
事实上，景区游人过于拥挤，挤掉的不仅是美景，是幽静氛围，更是遗产的生态与神韵。细细想来，即使是地上的砖，踩的人多了也会把它磨光。而各地频修的旅馆、商店、索道更是对岩石及地表形态的破坏。难怪，有资料表明，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组织认为，世界文化遗产所面临的主要威胁除了自然灾害外，人为因素中最普遍的影响就是失控的旅游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