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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钊猷不惑之年开始抗癌研究，
将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由3%提高到60%以上
汤钊猷（口述）
目前，世界每年新发现恶性肿瘤病人约635万例，其中肝癌占26万例。在26万例肝癌中，42.5%发生在中国。作为全球肝癌高发区，中国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肝癌，占全球肝癌死亡人数的一半。
有着“癌中之王”之称的肝癌，曾是死刑般的存在，患者多在3个月内死亡。上世纪60年代末，一位年近不惑的医生毅然决然地踏入这一领域，在他的努力下，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由此前的3%跃升到60%以上，在人类抗击肝癌史上创下“世界奇迹”，蜚声海内外。这位医生就是我国著名肿瘤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
再过两个月就要88岁的汤钊猷，现在仍笔耕不辍，在不久前出版的新书《控癌战，而非抗癌战》中，阐述了自己对于癌症的新见解：“癌症不同于传染病，后者由内外失衡导致，前者是正常细胞变化而来，所以不能像以前一样，完全采取消灭方针，而应该消灭与改造并举。”
《环球人物》记者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见到汤老时，他正在电脑前修改研究生提交的论文，桌子上用来写字的纸张，另一面已经被打印使用过。偌大的办公室里没有挂钟和石英钟，只有电脑旁一个手掌大小的简易塑料闹钟，这是十几年前的旧款了。而他携带了几十年的笔记本也早已破旧泛黄，上面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字迹新旧交织。身为上海肝癌研究所所长的汤钊猷，生活里处处透着节俭之风，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他“挥霍无度”地将半个世纪的生命投放在攻克肝癌诊治的难题里。
此时的汤钊猷西装革履，和蔼而不失庄重，端着一杯热咖啡，戴上助听器，在上海冬日的阳光下，回忆起自己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
知道什么叫“落后挨打”
我在医学上所取得的进步，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正面用过的纸，翻过来再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这样，太穷了。抗战爆发时我刚刚7岁，父亲带着一家七口迁到澳门避难。我小学时穿的鞋子，脚趾是露在外面的，中饭通常是一个小山芋，出门前用报纸包好放在裤兜里；如果是吃饭，就自己用油灯煮。那时候，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每天早晨上学路上，经过澳门镜湖医院的后门，总有几车饿死的尸体运走，骨瘦如柴，远看就像一堆柴板；二是葡萄牙小孩也敢欺负中国大人。什么叫“落后挨打”？这就是，国力衰弱，就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抗战胜利后，父亲带着我们乘轮船转到上海。那天的外滩，天灰蒙蒙的，一眼望去，马路上有两个字最大，一是酱油店的“酱”，二是当铺的“铺”，正是旧中国经济落后、民不聊生的写照。后来内战爆发，我父亲失业了，他曾是一个留美学生，现在却沦落到摆摊卖豆为生。上中学时，我和哥哥开始做肥皂赚钱养家，去十里堡买点牛油和碱，放在桶里用棍子搅拌就好了。那时候雄心大志，给肥皂起了个名字，叫“巨人牌”肥皂。刚开始生意好得不行，不多久人家陆续找上门来，原来肥皂碱性太重，把衣服洗坏了，我们只好歇业。但那么多肥皂舍不得丢，就自己用来洗洗手洗洗碗，用了二十几年。那段时间我还给一家外汇公司打过杂，白天送合同，一上午要在外滩走上六七个来回，下午做账，晚上用打字机打下来；星期天替老板收房租，挨骂是常事。
这些经历很艰难，但也教会了我一生受用的道理：什么都来之不易。我身体瘦弱，吃苦却让我意志变得坚定；从小受欺负，让我懂得发愤图强；没有任何条件，明白什么都要自力更生、努力创造。现在回头想想，更能体会到国家强大有多么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我才得以报考大学。选择上海第一医学院（即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是我父亲的意思，他觉得我太老实，只有做医生救治病人、多做好事，才会远离一些不必要的纷扰，也不枉国家提供了和平稳定的条件。为了让我安心读书，哥哥挑起了家里的重担。我深感读大学来之不易，于是暗自下决心要做一名好医生。这一转眼，60年就过去了。
问邓小平游泳多长时间
我最初是一名血管外科医生，上世纪60年代末，周总理号召医疗界为攻克癌症而努力，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医生，理应响应国家号召，于是我年近40放弃了血管外科研究，转而投身抗癌事业。那时候，医学界对肝癌有个6字评语：“走进去，抬出来。”100个患者里只有3个能存活5年，病房里每天都有人死去。记得有个晚上，5分鐘内就有两个肝癌患者死去，我用一部推车推了两具尸体。要知道，他们生前都是敬业工作的好同志啊！可是患了肝癌，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无能为力。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我和同事都在思想上产生极大矛盾，没有人愿意在肝癌病房里工作。劳累是次要的，关键是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仍然无法挽救生命。但也正是这一点促使我下决心终生抗癌，因为这件事总要有人去做。
那时，我们确诊的肝癌患者大多都是晚期，来不及救治，于是我想试着早发现早诊治。恰好苏联科学家发现甲胎蛋白与肝癌有关，为了研究它们的关系，我去江苏启东肝癌告发现场做了调研，发现在某种情况下，甲胎蛋白升高到一定程度的人，后来多数能被证实为肝癌患者。但此时无法诊断出肝癌症状，要对患者进行手术就变得很困难，因为可能开刀后什么都看不到。我们说服疑似病患进行手术时，当地的卫生院会在医院的后门停一辆车，以免疑似病患的家属闹事，让我们从后门“逃走”。
这是创新所带来的必然风险，好在经过大量研究后，证明这个办法可以在病人出现症状前的6—12个月诊断出肝癌，此时的肝癌只有枣子大小，切除后的5年生存率能够超过60%，改变了过去“肝癌是不治之症”的传统概念。很荣幸的是，这个研究成果在1979年获得了美国癌症研究所“早诊早治”金牌奖，并获得1985年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也由此提出“亚临床肝癌”学说。
讲到美国的这枚奖牌，我记起了一件事。在颁发这枚奖牌的前一年，阿根廷举办了4年一次的第十二届国际癌症大会，这是世界最大的癌症大会。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10人之一，飞行34小时，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从东半球到西半球，经历了季节和昼夜的颠倒，却没想到，我的论文竟被安排在最后一天的下午，而且只能讲5分钟。由此可见，当时我国的肝癌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但听完别国专家的发言后，我发现他们并没有新东西，我又想把肝癌的研究成果介绍出去，于是不得不请求主动参与讨论，他们却以为我是日本人。 不过，这个“挤进去”的讨论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发言完毕，在座的几名权威科学家纷纷邀请我一同进餐，并提议吃中国菜。我心想糟糕了，既然是吃中国菜，我又是中国人，就得我点菜，我点菜就得我付账。但那次出国，我们每人只有20美元补助，于是我赶紧找团长借了一些，最后给这些科学家每人点了一碗馄饨，他们也吃得津津有味。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国家要想让人看得起，就要有人家没有的东西，招待得好不好人家不在乎。面子不重要，重要的是里子。3年后，我受邀成为国际肝癌会议的主席团成员，第一次坐到了最高层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主席台上。
也是因为在肝癌方面做了些许工作，1987年，我有幸以“为四化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的身份，受到了邓小平的亲切接见，14个人里面，医学界只有我一个。邓小平给我们说了三句话：“国家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合影时，我站在邓小平的右边，他的左边站着一位研究原子能的科学家，我心里想，小肝癌怎么能跟原子能相比呢？
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时任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就坐在我旁边。我看他精神矍铄，保养得很好，就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夏天游泳，每次一个钟头，冬天便爬山。我夸他厉害，老当益壮，他笑着说“小平比我厉害，他游兩个钟头”。我问邓小平，听说您每次游泳都是一个钟头，他马上说“不止不止”，可见两个钟头应该是准确的。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都爱游泳，说明游泳对身体确有助益。
虽说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是非常荣幸的事，但作为医生，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荣誉，而是看到自己的病人病情有所好转。两个月前，我去昆明开会，发现一位102岁的老人，竟然是42年前在我这儿做过肝癌手术的人，我太开心了，延续他人生命，这正是我工作的全部意义所在。今年中秋节，我也收到一位东莞病人寄给我的一盒月饼，术后有12年了，身体还很不错。
这些成果，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中国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医疗水平提高得太多了，这也是支撑我们做研究的很好的保障。过去“走进去，抬出来”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变成了现在的“走进去，走出来”，我想，情况会越来越好的。
少用手机有利于防癌
《环球人物》：您预计癌症的治疗水平在未来的多少年内能够再上一个台阶，有无根治的可能？
汤钊猷：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的，都是相对的，这次感冒治好了下次还是会感冒，只能说控制在适当范围内。癌症也是，不可能根治，但可以控制在适当范围内。控癌不是解决一两个问题就可以的，而是系统工程，比如空气污染和食品问题不解决的话，一样不行。百年以后控癌技术或许会有大的飞跃。
《环球人物》：大家需要避免对癌症的什么误解？
汤钊猷：不要寄希望于科学家突然研发出什么灵丹妙药。美国之前声称发明了一种药物，折合人民币要300万元，打一针就能治好癌症，结果有60%的癌症患者病情复发了。况且这么贵的药，很少有家庭用得起。还是要防微杜渐，多发挥主观能动性。
《环球人物》：分享一下您自己的抗癌心得吧。
汤钊猷：身体方面多运动，肯定没错。美国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各种原因的死亡率，不运动的最高。跑步后的死亡率很低，游泳后的死亡率最低。我很推荐游泳，适当游泳会提高多巴胺，它有助于抗癌、调节免疫功能。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我建议多买菜，挑挑拣拣、蹲下站立，总比傻乎乎地走路要好。精神方面要心胸开阔，多用脑子。饮食方面多吃蔬菜。
《环球人物》：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汤钊猷：戒烟戒酒是重中之重。其次，现在的中青年人要注意休息，不要劳累过度，要少熬夜。另外，现在手机功能多了，很多人手机不离手。我多年前写的《现代肿瘤学》里，脑瘤还未在十大肿瘤之列，现在已经成为第九大肿瘤了。手机还是会有辐射的，不要老把手机放在耳边、头附近。
将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由3%提高到60%以上
汤钊猷（口述）
目前，世界每年新发现恶性肿瘤病人约635万例，其中肝癌占26万例。在26万例肝癌中，42.5%发生在中国。作为全球肝癌高发区，中国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肝癌，占全球肝癌死亡人数的一半。
有着“癌中之王”之称的肝癌，曾是死刑般的存在，患者多在3个月内死亡。上世纪60年代末，一位年近不惑的医生毅然决然地踏入这一领域，在他的努力下，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由此前的3%跃升到60%以上，在人类抗击肝癌史上创下“世界奇迹”，蜚声海内外。这位医生就是我国著名肿瘤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
再过两个月就要88岁的汤钊猷，现在仍笔耕不辍，在不久前出版的新书《控癌战，而非抗癌战》中，阐述了自己对于癌症的新见解：“癌症不同于传染病，后者由内外失衡导致，前者是正常细胞变化而来，所以不能像以前一样，完全采取消灭方针，而应该消灭与改造并举。”
《环球人物》记者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见到汤老时，他正在电脑前修改研究生提交的论文，桌子上用来写字的纸张，另一面已经被打印使用过。偌大的办公室里没有挂钟和石英钟，只有电脑旁一个手掌大小的简易塑料闹钟，这是十几年前的旧款了。而他携带了几十年的笔记本也早已破旧泛黄，上面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字迹新旧交织。身为上海肝癌研究所所长的汤钊猷，生活里处处透着节俭之风，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他“挥霍无度”地将半个世纪的生命投放在攻克肝癌诊治的难题里。
此时的汤钊猷西装革履，和蔼而不失庄重，端着一杯热咖啡，戴上助听器，在上海冬日的阳光下，回忆起自己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
知道什么叫“落后挨打”
我在医学上所取得的进步，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正面用过的纸，翻过来再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这样，太穷了。抗战爆发时我刚刚7岁，父亲带着一家七口迁到澳门避难。我小学时穿的鞋子，脚趾是露在外面的，中饭通常是一个小山芋，出门前用报纸包好放在裤兜里；如果是吃饭，就自己用油灯煮。那时候，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每天早晨上学路上，经过澳门镜湖医院的后门，总有几车饿死的尸体运走，骨瘦如柴，远看就像一堆柴板；二是葡萄牙小孩也敢欺负中国大人。什么叫“落后挨打”？这就是，国力衰弱，就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抗战胜利后，父亲带着我们乘轮船转到上海。那天的外滩，天灰蒙蒙的，一眼望去，马路上有两个字最大，一是酱油店的“酱”，二是当铺的“铺”，正是旧中国经济落后、民不聊生的写照。后来内战爆发，我父亲失业了，他曾是一个留美学生，现在却沦落到摆摊卖豆为生。上中学时，我和哥哥开始做肥皂赚钱养家，去十里堡买点牛油和碱，放在桶里用棍子搅拌就好了。那时候雄心大志，给肥皂起了个名字，叫“巨人牌”肥皂。刚开始生意好得不行，不多久人家陆续找上门来，原来肥皂碱性太重，把衣服洗坏了，我们只好歇业。但那么多肥皂舍不得丢，就自己用来洗洗手洗洗碗，用了二十几年。那段时间我还给一家外汇公司打过杂，白天送合同，一上午要在外滩走上六七个来回，下午做账，晚上用打字机打下来；星期天替老板收房租，挨骂是常事。
这些经历很艰难，但也教会了我一生受用的道理：什么都来之不易。我身体瘦弱，吃苦却让我意志变得坚定；从小受欺负，让我懂得发愤图强；没有任何条件，明白什么都要自力更生、努力创造。现在回头想想，更能体会到国家强大有多么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我才得以报考大学。选择上海第一医学院（即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是我父亲的意思，他觉得我太老实，只有做医生救治病人、多做好事，才会远离一些不必要的纷扰，也不枉国家提供了和平稳定的条件。为了让我安心读书，哥哥挑起了家里的重担。我深感读大学来之不易，于是暗自下决心要做一名好医生。这一转眼，60年就过去了。
问邓小平游泳多长时间
我最初是一名血管外科医生，上世纪60年代末，周总理号召医疗界为攻克癌症而努力，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医生，理应响应国家号召，于是我年近40放弃了血管外科研究，转而投身抗癌事业。那时候，医学界对肝癌有个6字评语：“走进去，抬出来。”100个患者里只有3个能存活5年，病房里每天都有人死去。记得有个晚上，5分鐘内就有两个肝癌患者死去，我用一部推车推了两具尸体。要知道，他们生前都是敬业工作的好同志啊！可是患了肝癌，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无能为力。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我和同事都在思想上产生极大矛盾，没有人愿意在肝癌病房里工作。劳累是次要的，关键是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仍然无法挽救生命。但也正是这一点促使我下决心终生抗癌，因为这件事总要有人去做。
那时，我们确诊的肝癌患者大多都是晚期，来不及救治，于是我想试着早发现早诊治。恰好苏联科学家发现甲胎蛋白与肝癌有关，为了研究它们的关系，我去江苏启东肝癌告发现场做了调研，发现在某种情况下，甲胎蛋白升高到一定程度的人，后来多数能被证实为肝癌患者。但此时无法诊断出肝癌症状，要对患者进行手术就变得很困难，因为可能开刀后什么都看不到。我们说服疑似病患进行手术时，当地的卫生院会在医院的后门停一辆车，以免疑似病患的家属闹事，让我们从后门“逃走”。
这是创新所带来的必然风险，好在经过大量研究后，证明这个办法可以在病人出现症状前的6—12个月诊断出肝癌，此时的肝癌只有枣子大小，切除后的5年生存率能够超过60%，改变了过去“肝癌是不治之症”的传统概念。很荣幸的是，这个研究成果在1979年获得了美国癌症研究所“早诊早治”金牌奖，并获得1985年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也由此提出“亚临床肝癌”学说。
讲到美国的这枚奖牌，我记起了一件事。在颁发这枚奖牌的前一年，阿根廷举办了4年一次的第十二届国际癌症大会，这是世界最大的癌症大会。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10人之一，飞行34小时，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从东半球到西半球，经历了季节和昼夜的颠倒，却没想到，我的论文竟被安排在最后一天的下午，而且只能讲5分钟。由此可见，当时我国的肝癌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但听完别国专家的发言后，我发现他们并没有新东西，我又想把肝癌的研究成果介绍出去，于是不得不请求主动参与讨论，他们却以为我是日本人。 不过，这个“挤进去”的讨论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发言完毕，在座的几名权威科学家纷纷邀请我一同进餐，并提议吃中国菜。我心想糟糕了，既然是吃中国菜，我又是中国人，就得我点菜，我点菜就得我付账。但那次出国，我们每人只有20美元补助，于是我赶紧找团长借了一些，最后给这些科学家每人点了一碗馄饨，他们也吃得津津有味。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国家要想让人看得起，就要有人家没有的东西，招待得好不好人家不在乎。面子不重要，重要的是里子。3年后，我受邀成为国际肝癌会议的主席团成员，第一次坐到了最高层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主席台上。
也是因为在肝癌方面做了些许工作，1987年，我有幸以“为四化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的身份，受到了邓小平的亲切接见，14个人里面，医学界只有我一个。邓小平给我们说了三句话：“国家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合影时，我站在邓小平的右边，他的左边站着一位研究原子能的科学家，我心里想，小肝癌怎么能跟原子能相比呢？
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时任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就坐在我旁边。我看他精神矍铄，保养得很好，就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夏天游泳，每次一个钟头，冬天便爬山。我夸他厉害，老当益壮，他笑着说“小平比我厉害，他游兩个钟头”。我问邓小平，听说您每次游泳都是一个钟头，他马上说“不止不止”，可见两个钟头应该是准确的。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都爱游泳，说明游泳对身体确有助益。
虽说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是非常荣幸的事，但作为医生，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荣誉，而是看到自己的病人病情有所好转。两个月前，我去昆明开会，发现一位102岁的老人，竟然是42年前在我这儿做过肝癌手术的人，我太开心了，延续他人生命，这正是我工作的全部意义所在。今年中秋节，我也收到一位东莞病人寄给我的一盒月饼，术后有12年了，身体还很不错。
这些成果，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中国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医疗水平提高得太多了，这也是支撑我们做研究的很好的保障。过去“走进去，抬出来”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变成了现在的“走进去，走出来”，我想，情况会越来越好的。
少用手机有利于防癌
《环球人物》：您预计癌症的治疗水平在未来的多少年内能够再上一个台阶，有无根治的可能？
汤钊猷：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的，都是相对的，这次感冒治好了下次还是会感冒，只能说控制在适当范围内。癌症也是，不可能根治，但可以控制在适当范围内。控癌不是解决一两个问题就可以的，而是系统工程，比如空气污染和食品问题不解决的话，一样不行。百年以后控癌技术或许会有大的飞跃。
《环球人物》：大家需要避免对癌症的什么误解？
汤钊猷：不要寄希望于科学家突然研发出什么灵丹妙药。美国之前声称发明了一种药物，折合人民币要300万元，打一针就能治好癌症，结果有60%的癌症患者病情复发了。况且这么贵的药，很少有家庭用得起。还是要防微杜渐，多发挥主观能动性。
《环球人物》：分享一下您自己的抗癌心得吧。
汤钊猷：身体方面多运动，肯定没错。美国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各种原因的死亡率，不运动的最高。跑步后的死亡率很低，游泳后的死亡率最低。我很推荐游泳，适当游泳会提高多巴胺，它有助于抗癌、调节免疫功能。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我建议多买菜，挑挑拣拣、蹲下站立，总比傻乎乎地走路要好。精神方面要心胸开阔，多用脑子。饮食方面多吃蔬菜。
《环球人物》：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汤钊猷：戒烟戒酒是重中之重。其次，现在的中青年人要注意休息，不要劳累过度，要少熬夜。另外，现在手机功能多了，很多人手机不离手。我多年前写的《现代肿瘤学》里，脑瘤还未在十大肿瘤之列，现在已经成为第九大肿瘤了。手机还是会有辐射的，不要老把手机放在耳边、头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