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死亡本来是自然规律，但作为特殊公民的罪犯的死亡，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监狱作为在押人员最为庞大、密集的监管场所，在依法治国和公民权利意识日益强烈的今天，服刑罪犯的死亡更是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监狱处理服刑罪犯死亡的问题上越来越困难，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就会引发群体性事件，更容易被人误传误导，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非常容易引起社会的责难，造成恶劣的影响。
　　在司法实践中，服刑罪犯死亡后，监狱一般是这样操作的：首先通知人民检察院的驻监检察室和罪犯亲属，配合检察院的调查，向家属如实说明该犯死亡的原因和监狱前期对其进行的治疗、抢救等情况，并根据监狱法的规定告知家属相应的权利。等待人民检察院调查后，确认监狱不存在违法，属于正常死亡的，检察院就会向罪犯家属说明调查情况，在家属接受并同意检察院的调查情况后监狱才能按正常程序处理。检察院在调查情况后，会根据调查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但在具体操作上，罪犯死亡的处理由于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条文为依据，也没有明确和统一的政策，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定势思维是普通人死亡属于正常现象，罪犯死亡就是国家执法机关迫害致死的，那怕是真正因病死亡的都要声讨。特别是在这两年发生在拘押场所的“躲猫猫”、“洗脸死”、“喝水死”等事件的出现，更是把关押罪犯和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机关推到了风口浪尖，罪犯死亡的处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实际上，罪犯死亡在监狱是重大事件，从直接管理该罪犯的普通警察到监狱长都会认真对待。但有的罪犯家属，根本不管监狱、人民检察院的解释，无视《监狱法》的规定，辱骂监狱警察，集众哄闹，甚至冲击监狱机关和殴打警察等暴力行为，或者乘机耍泼撒赖、漫天要价，如果达不到他们的无理要求，就上网炒作或采取“上访”等形式来向监狱施压，严重的影响了监狱的正常工作秩序，特别是个别罪犯家属利用其具有宗教背景的条件，打着民族政策和宗教的旗号闹得尤其凶。他们的理由是一个大活人送到监狱是好好的，怎么偏偏就在监狱里死亡了，不是监狱搞死的还能是谁。即使人民检察院调查后作出的结论，他们都不认可，劝解也置之不理，甚至提出无理要求。
　　笔者以前曾经在监狱工作过，亲自组织处理过多起罪犯死亡的事情，作为亲历者，感触最深的是对罪犯死亡的处理非常棘手，压力也特别大，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
　　在网络发达的今天，罪犯死亡更是各种媒体的关注重点，但有的媒体唯恐天下不乱，大肆渲染，把本来正常的事情复杂化、妖魔化，给监狱形象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例如2010年3月6日，楚雄监狱一名罪犯突发疾病死亡，3月9日家属向新闻媒体发表偏离事实的言论，10日凌晨，云南信息报刊登了《川籍男子死于楚雄监狱—该监狱称死者因脑溢血突发抢救无效死亡》的文章，搜狐、新浪、网易等多家网站转载报道，网易一定数量的网民跟帖评论，造成了不良影响。
　　服刑罪犯死亡善后处理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法律规定过于简单、原则
　　正如上文所述的我国监狱法只有第55条和第73条有规定。作为专门的监狱法律，在对待服刑罪犯生死的重要问题上，仅仅2条简单的法律规定，监狱在处理善后时亦是力不从心，显然不足以适应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发展。除此之外，全国统一的专门规定没有，只散见于个别省市有相关规定，
　　二、监狱法第55条中内容特别值得商榷
　　监狱法第55条中“罪犯因病死亡的，由监狱作出医疗鉴定。”这在客观上符合司法实践，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服刑罪犯都是在监狱自己的医院里治疗，死亡鉴定由治疗的监狱医院来做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医院隶属于监狱，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疑，而且明显违背了“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法理原理，难以让罪犯亲属和社会接受。
　　三、缺乏通知程序的规定
　　在服刑罪犯死亡后，监狱法规定“监狱应当立即通知罪犯家属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实践中，监狱通知检察院不存在任何问题，但通知罪犯家属有时就特别困难，比如家住边疆偏远而又通信不畅农村的罪犯亲属，或者已经通知到亲属，但亲属不愿意来处理，甚至没有任何表示的情况，以致监狱难以处理，事后家属却不承认，到监狱缠闹不休。
　　鉴于以上实体和程序上都存在问题，笔者强烈呼吁国家立法机关修改监狱法，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司法解释，至少由司法部制定部门规章来明确罪犯死亡的善后处理制度，该制度应该包括：1.监狱在处理服刑罪犯死亡时的职权和义务；2.死亡罪犯罪犯亲属的权利义务；3.死亡罪犯遗体的保存和通知程序。包括通知不到罪犯亲属，或者通知到罪犯亲属，但他们没有明确表示如何处理死亡罪犯的尸体的该怎么办？不同意处理怎么办；4.死亡鉴定的机构；5.死亡罪犯遗物的处理；6.丧葬费支付；7.监狱所在地政府和公、检、法机关的作为义务。例如，罪犯亲属到监狱无理取闹，甚至殴打监狱警察和扰乱监狱机关正常工作时，当地的政府和公、检、法机关应当采取什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