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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全会，是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做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即将开展的新中国建设事业，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原局改为华中局。12月，又改为中南局，林彪任第一书记，罗荣桓任第二书记，邓子恢任第三书记。钱瑛先任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后任中南局组织部部长兼人事部部长等职。
钱瑛认真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结合中南地区实际，抓好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在《长江日报》发表了《发扬党的光荣传統，继续提高党的战斗力》《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等文章，深刻分析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必须扩大党的队伍，加强党在各项建设事业中的领导作用。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党的组织长期处在分散的游击战争和秘密的地下工作情况下，不能经常得到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党员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因之未能有系统的提高”，“少数党员……对中国革命长期性认识不足，对共产党的最终目的的认识模糊，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全部革命事业的成功”。现在，党的地位变了，“这些党员，自以为对革命劳苦功高，应该享受革命果实，……不愿再做艰苦的工作”，这样下去，我们党将会蜕化变质，政权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就根本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文章还指出，有的地方基层党组织在大量发展党员时将一些未经考验、教育的普通群众和一般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降低了共产党员的标准，甚至个别投机分子也乘机混入党的队伍。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钱瑛提出中南地区“党的组织必须加强和整顿”，要结合当前各项中心任务，采取严肃慎重的方针，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一次普遍
整党工作。在1951年下半年开始的全国性整党中，她积极领导中南地区的整党工作，并收到了显著成效。
1952年2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整党工作必须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相结合的指示。钱瑛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强调“绝对不许党内有两种纪律存在的现象。党的纪律对任何党员，上至高级领导干部，下至一般党员，都是平等的，任何人不能有特殊”。钱瑛在领导整党和“三反”运动中，很快把群众发动起来，严肃查处党员干部中的违法乱纪问题。当运动发展到高潮时，她又多次告诫干部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要实事求是，要认真吸取当年延安“抢救运动”和洪湖“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不要热衷于大哄大嗡地抓“大老虎”。在一次汇报“三反”案件的会议上，有一个领导汇报说他们单位抓了一只“大老虎”，是个大贪污犯，贪污了一船盐。钱瑛听后马上追问：“他把盐存放在什么地方？”这位领导答不出来，案子最终被否定了，一起冤假错案得以避免。“三反”运动过后，钱瑛又把中南地区县以上有问题的500多名干部集中到中南局党校，进行长达半年的复审，确保中南地区“三反”运动的健康发展。
钱瑛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1952年7月16日，钱瑛在中南局直属机关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根据新的形势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直属机关党的基础。中南解放3年来，各种社会改革运动业己基本完成，今后的任务就是大规模地、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主要是进行工业建设。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须扩大党的队伍，加强党在各项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否则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因此，在各部门和各大专学校中积极发展新党员，加强并扩大党的基础是十分必要的。”钱瑛还强调指出，吸收新党员要积极慎重，为了坚持党员标准，只有积极地创造发展党的条件，才能顺利完成发展党的任务。
针对中南地区人才使用存在的问题，1952年7月18日，钱瑛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公开谈话，指出中南某些机关在使用技术人才方面存在着极不合理的现象，是人事工作上必须纠正的错误。例如中南农业部竟使用7个大学农艺系和园艺系毕业的学生做人事、会计、资料、缮写和收发工作；中南财委的秘书处用了4个大学土木工程系和农业经济系毕业生做秘书和人事工作。这就出现一方面在各种经济建设中技术岗位上极端缺乏技术人才，另一方面许多人才又被极不合理地使用的现象。钱瑛指出此类情况在中南各省、市普遍存在。这些严重现象，固然和解放初期干部缺乏，分配从革命大学或其他训练班中出来的人到急需岗位应急是有关系的，但在3年以后，这些情况仍然存在就不能不说是一种错误。我们虽然提出过要“技术干部回到技术岗位上去”的号召，但由于若干部门的领导同志思想未能打通，因此未能贯彻实现。钱瑛明确表示：“我们已经决定3年内除挑选5000名老干部外，还挑选3000名大学生程度的在职青年干部，到经济建设战线上去。这样将使各种有技术知识的干部都能充分运用专长。不但这样，我们还决定在原有的老干部中凡是曾经学过各种专门知识的，即使他们已经做了多年其他工作，在必须的情况下，也将尽可能使他们回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去。我们己指示中南地区各级人事部门进行调查登记工作，务使不合理者必须调整，做到人尽其才。”
中华人共和国成立后，钱瑛一如既往地在严于自律方面做表率。她常说：“我是做党的工作的，正人必先正己，不正己如何正人？”钱瑛从来不允许自己的亲属利用她的关系谋取特殊照顾，她告诉侄子们：“我是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国民党的官，你们对外不要谈我和你们的关系，不要要求照顾。”她还多次叮嘱秘书说：“不要因为是我的亲戚就瞒着我去帮忙。”钱瑛很重亲情，但是在她心中党性永远高于亲情。钱瑛和二姐钱轩的感情很深，当年她从洪湖突围，在沔阳通海口镇被敌人扣留后，是钱轩冒着很大风险掩护她脱离虎口的。钱瑛被捕入狱后，钱轩还给她寄去人参。1950年春，钱轩提着一只大皮箱来到武汉钱瑛家里，钱瑛严肃问道：“箱内装的是什么？”钱轩只好老实说：“装的是田地、山林、房产等契约，现在农村要土改了，你看怎么办？”钱瑛一听火冒三丈，严厉地说：“你赶快提回去，交给贫农协会，一件都不准留，你现在就走。否则，我要给公安部门打电话了。”钱轩连茶也没有喝一口，提着箱子转身就走了。回乡后主动交出全部家产，贫协给她评了一个守法分子。钱瑛处处严以自律，在中南局工作时，按规定国家要给她配两个秘书、两个警卫员，她坚持只要一个秘书和一个警卫员。 二十
1952年底，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钱瑛奉调进京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时任中央纪委书记的朱德工作繁忙，作为唯一专职副书记的钱瑛主持中央纪委的日常工作。当时中央纪委仅有1个处，下设3个科，一共只有29个人。钱瑛紧紧围绕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纪检工作，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及时准确地向党中央报告真实情况。
1953年3月25日，钱瑛向党中央呈报了《关于广东方面发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的报告》，指出广东存在的严重问题：（1）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不调查研究，不了解下情，不关心群众疾苦，乱订计划，滥发指示……广东省卫生厅根据中央卫生部分配的任务发以指示，要求每个区完成捕鼠5万只，并规定把老鼠尾巴砍下来，浸在酒精中逐级上报。下面执行时按户摊派，结果群众着急，捉不到老鼠只得花钱买。（2）公安部门的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主要表现在只向下布置任务，要数字，不交代政策，不检查工作，助长了下面单纯的任务观点，乱抓乱捕，以致发生肉刑逼供等违法乱纪的现象，结果在“镇反”中产生很多假案。（3）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不能开展。少数领导干部公开地压制民主、打击批评，甚至对批评者进行陷害报复。
钱瑛的报告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一个月后批转了这份报告，要求“根据此件加以检查……（钱瑛同志的报告要给各司、局长同志看），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务必迅速加以检查，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纠正各项不能容忍的错误”。
1954年六七月间，钱瑛带领中央纪委工作组到东北地区，考察了3个省、6个市、20多个重要工矿企业的纪律检查工作，分别向中央写了两份报告。报告指出，一些工矿企业党委包办代替厂长的行政工作，忽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使党的政策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钱瑛建议加强党在工矿企业中的政治思想领导，改进工矿企业党组织的工作方法。这两份报告再次引起党中央的重视，很快批转全党。
1954年9月，根据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国务院监察部。钱瑛任监察部首任部长，兼任中央纪委副书记。1955年7月26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钱瑛就一些企业和单位存在的严重浪费现象提出尖锐批评，她指出：沈阳重型机器厂1954年全年废品达2800余吨，净损失152.5万余元，影响到89个兄弟厂矿的生产建设。粮食部有些单位，因加工和仓储保管不善，造成粮食损失严重。辽宁省监察厅1955年上半年检查的14个县、市粮食仓库里生虫的粮食1亿余斤，霉烂不可食用的1.8万余斤。湖南省1955年1月至3月发生粮食被盗事件375起，被盗粮食4.6万余斤，失火52起，烧毁粮食15.45万余斤。钱瑛指出造成上述浪费和损失，有些是由于制度不健全，领导上疏于督促检查；有些则是由于工作人员思想作风不纯，严重不负责任；也有的是反动分子的破坏所致。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97名，钱瑛与邓颖超、蔡畅、陈少敏4名女性当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之初，女性职业革命家人才济济，有建党初期参加革命的，有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钱瑛当选为中央委员，充分说明她对党的特殊贡献和她在全党的威望。
在大会上，钱瑛在发言中指出：目前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中间，滋长着官僚主义的倾向，给我们的事业带来许多危害，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深刻警惕的。要看到国家机关许多工作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造成了国家财力、物力、人力的严重浪费和政治上的不良影响。在列举了大量事实之后，她总结说，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中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要克服这种现象，必须坚持长期不懈的斗争。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国家机关、企业的领导，要在一定时期内采取整风的方法，使官僚主义的作风受到深刻的揭发和批判。钱瑛的发言既不夸大成绩，也不隐瞒错误，在据实反映情况方面做出了榜样。
1959年4月，因国家管理体制调整，监察部被撤销。钱瑛接替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部长，兼任中央监委副书记。上任两个月后，她就组织召开“全国烈属、军属和残废军人、复员军人、退伍军人、转业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发扬革命传统，鼓足更大干劲，永远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的报告，她充分肯定这个群体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关心这个群体的疾苦，鼓励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发挥聪明才智。3个月后，第五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召开，钱瑛主持会议并作总结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一些地区放松救灾救济和优抚安置工作，再提陈毅关于民政工作“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指示，部署下半年的民政工作。这两个会议对加强全国民政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1960年夏，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钱瑛赶赴兰州，解决甘肃与青海两省边界纠纷问题，召集两省人民政府负责人在兰州开会，耐心听取双方的汇报和意见，强调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要求两省顾全大局，最终圆满解决了这个棘手问题。
这年7月，辽宁本溪地区爆发特大洪水灾害，钱瑛立即将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及時调拨大批救灾物资和款项。她冒着酷暑，亲临灾区第一线，坐着小木船，仔细察看灾情，慰问灾民，检查救灾款和救灾物资的发放，布置民政部门组织群众生产自救。
钱瑛高度重视救灾工作，她认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救灾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灾害程度减轻了，但是气候变化难以控制，救灾工作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她多次到灾区视察，听取重灾区民政厅（局）长的汇报，要求一定要如实反映情况，并强调这是对党和人民负责的表现。她将一份关于《春荒情况有好转》的灾情简报上报后，毛泽东批示：此件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请他们对这个问题务必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钱瑛常说孤、老、残、疾是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党和政府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和帮助。她每到一个地区检查指导工作，总要去看看福利院的孩子和农村敬老院的五保老人，不仅要看工作和生活条件，还要到每个房间去看望慰问，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她特别关心社会福利工厂和盲聋哑学校的发展情况，让内务部会同国家计委联合下发通知，将福利工厂的产供销纳入地方的计划。 1960年冬，钱瑛调离内务部，任中央监委专职副书记。11月下旬，钱瑛率领由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公安部组成的中央工作组，到甘肃省检查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贯彻情况。她率工作组直接深入张掖、酒泉地区的公社、大队和小队，到食堂揭开锅盖，看群众吃什么，吃多少，能不能吃饱。到社员家中访贫问苦，了解社员的困难和要求，找队干部谈话，了解生产、征购和口粮供应情况。在了解到当地群众生活十分困难、肿病死人很严重的情况后，钱瑛痛心疾首，当机立断向党中央发电报，请求紧急调拨救灾粮食。钱瑛的电报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中央采取特殊措施，迅速调拨粮食，派出飞机空投，拯救了一大批群众的生命。
在认真调查核实的基础上，钱瑛向党中央报告了《关于甘肃省天水地区反右倾斗争中大批干部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天水地区的反右倾斗争发生了严重混乱，少数坏分子篡夺了党的领导权，捕风捉影，捏造材料，诬陷好人，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迫害。全地区共搞了103个“反革命和反党集团"，成员多达700多人。以秦安县委书记宇文荣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成员竟达103人。经查明，这些“反党集团”或“反革命集团”都是假的。钱瑛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作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钱瑛下基层总是深入最艰苦的地区。在胶东半岛的偏僻乡村，她走家串户进行访问。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病危卧床，弥留之际还惦记着处于灾荒之中的群众。当钱瑛登门探望的时候，他拉住钱瑛的手，气语艰难地一再叮嘱，千万要把这里的真实情况向党中央汇报。钱瑛泣不成声地点头允诺。为了不辜负这位党支部书记的重托，钱瑛向党中央汇报，迅速调拨粮食赈济灾民，积极协助当地党政领导整顿组织，整肃作风，组织群众生产自救。
1961年1月1 5日，钱瑛与邓颖超、帅孟奇等人一同重游黄埔军校旧址，抚今追昔，思绪万千。她深情缅怀在峥嵘岁月里英勇牺牲的革命战友，并当即赋诗一首：
新年旧地又重游，岁月如驰似水流。
往事难忘空怅怅，故人何处思悠悠。
几多忠骨埋青冢，无数英雄掷头颅。
漫谈昔日仇和恨，喜庆今朝争上游。
二十一
钱瑛有一句口头禅：“不怕鬼！"为了严肃纪律、监察高官，她不畏权势，鄙视逢迎，刚直不阿，坚持真理，敢于碰硬。1958年以后，中央监委对党内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高征购等“五风"进行了坚决抵制和严肃查纠。
从1959年冬天开始，安徽不断有人给党中央和中央监委写信，反映安徽打击迫害干部和群众生活困难问题。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和钱瑛对这些人民来信高度重视，先后4次派检查组到安徽调查情况。1960年11月，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监委的建议，决定派中央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带领中央检查组到安徽调查情况。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结束后，中央监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中央检查组的汇报，基本掌握了安徽的问题。
当时，安徽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1957年7月12日，安徽文艺界召开反右派座谈会，会上许多人对《江淮文学》编辑部的办刊方向和有关工作人员提出尖锐批评。安徽文艺界又连续召开4次反右派座谈会，遭受批判的人越来越多，言辞越来越激烈。安徽省委文教部部长魏心一和文教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戴岳因对《安徽日报》发表的《是什么思想在领导<江淮文学>编辑部》的文章持有不同意见，据理反驳，被指控为结成了“魏心一、戴岳右派反党集团”。魏心一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戴岳被开除党籍、撤职、降级、留用察看，以后又送去劳动教养。在40余人的省文联机关，有16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另外还有一些被株连。
接着，安徽又发生了震驚全国的“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反党集团"错案。这一案件的起因是安徽在农业合作化迅速发展的浪潮中，由于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许多地方发生了强迫命令现象，严重挫伤了基层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干群关系，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少地方发生农民闹“退社”“偷青”（偷尚未成熟的农作物）乃至公开“抢粮"事件。在对这些事件的性质认定和处置上，从省委领导到基层干部意见不统一。有人将之定性为“骚乱”，并对相关人员采取了拘捕批斗措施。当时分管政法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椿，副检察长李锐认为：这些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错当成敌我矛盾。他们反对随便捕人，主张政法部门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依法办事，坚决纠正乱捕乱斗偏向。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李世农、杨效椿、李锐等人的正确观点被认定为“右派”言论，受到严肃批判。
1 9 58年1月2 7日，历时40余天的安徽省委一届六次全会扩大会议结束。会议错误地做出了《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定》，并把3人定为“李世农反党集团”，分别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公职的处分，并被送往农场监督劳动。两个月后，中央批准了安徽省委一届六次全会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反党集团”错案株连人数众多，其中被直接株连的中央和省管干部达110人，全省政法和监察系统有3000人受到批评和处分，全省15.5%的监察干部被打成右派。在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2877人，安徽共划右派分子31472人，占全国的5.7%，是划右派最多的省份之一。
1959年至1961年，安徽全省城乡有很多人处在饥饿线上，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出现了极为罕见的低出生率、高死亡率状况。随着农村饥荒的蔓延，安徽一些党员干部从思想抵触发展到行动抵制，出现了一些敢说真话、敢于抵制错误的党的高级干部，代表人物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和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宣传部部长、副省长陆学斌。
1959年7月，张恺帆到无为检查工作。他发现该县“五风”等“左”的问题十分严重。7日上午，张恺帆召开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尖锐批评了“大跃进"中存在的“五风"，特别是其中的浮夸风。随后，张恺帆还就解散食堂做了大量工作。到15日，全县大部分食堂被解散。 这时，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发动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随后，安徽省委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对张恺帆进行批判。由于在批判张恺帆时，陆学斌坚持说无为县问题严重，也一同受到批判，被认定为与张恺帆结成“反党联盟”，会议通过了《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张恺帆、陆学斌分别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送往农场监督劳动。此案株连无为县的县、社、队干部28741人。
时任江苏省委常务副书记的刘顺元密切注视着安徽发生的这一切。抗日战争期间，刘顺元任皖东工委书记、淮南区党委副书记，与李世农、杨效椿同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战友。正是因为这段工作经历，刘顺元与安徽的干部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了解安徽问题的真相，一直在等待着向党中央反映情况的机会。
1960年9月，第一次全国改造右派工作会议召开后，刘顺元悄悄托人带信给李世农，约他到南京附近的安徽滁县琅琊山见面，一看到骨瘦如柴的李世农，刘顺元的泪水夺眶而出。李世农谈了自己被打成右派的来龙去脉，刘顺元深表同情和气愤，决心尽快向党中央反映真实情况。
刘顺元想到了钱瑛，这不仅因为中央监委主管全国的右派甄别平反，而且钱瑛与李世农相识，更重要的是钱瑛铁骨铮铮，刚正不阿。于是，刘顺元邀请钱瑛到江苏来考察。钱瑛一到南京，刘顺元与江苏省省长惠浴宇、江苏省常务副省长刘士英就去看她，4个人都曾坐过国民党监狱，聊起在狱中的斗争，谈得“简直不想散了”。谈到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钱瑛对刘顺元说：“你一向是敢讲话的人，为什么不能多提些意见？”刘顺元便介绍了李世农错案的情况，希望钱瑛建议中央把安徽的“盖子”揭开，帮助李世农等人平反。钱瑛回到北京后，很快向刘少奇作了详细汇报。这时距离召开七千人大会不到半年时间。
二十二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史称七干人大会）。会议第一阶段讨论和修改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会议原定1月30日结束，至迟3 1日结束。1月29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宣布延长会期，参会人员都在北京过春节。毛泽东说：“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毛泽东说：“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就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毛泽东讲话后，会议转入第二阶段，即“出气会”阶段。
转入“出气会”后，刘少奇率领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华东局第三书记李葆华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用10天时间，亲自调查和处理安徽问题。
安徽组会议在发扬民主、贯彻“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基础上，对省委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评，特别是对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进行了严肃深刻的批评，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月7目，七千人大会闭幕，由于安徽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央决定安徽代表团继续留在北京开会。2月9日晚，曾希圣第二次在安徽组会上作深刻检查，并请求调离安徽。
在听取曾希圣检查后，刘少奇指出：“有几个案子，张恺帆、李世农、牛樹才、杨效椿、陆学斌，这只是几个人，这几个人下面还有一大批这些案件……根据现在的观点，大家的认识，重新审查。中央准备派人到安徽，华东局也要派人去和省委一起审查、研究这些案件。受过处分、批判、打击的人，需要重新作出结论的话，可以重新做出结论。”最后，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宣布将曾希圣调离安徽，派李葆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会后，钱瑛根据党中央指示，带领中央监委和华东局工作组到安徽，指导改组后的安徽省委做好甄别工作。首先审查李世农、杨效椿、张恺帆、陆学斌等几位省级领导的3大案件。钱瑛不轻信、不苟同、不妄断，重调查、重事实、重证据。她要求原结论认定的问题一律重新核实；有关当事人要逐一谈话；重要证人由她亲自约谈，耐心听取原专案组领导人和办案人的意见：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分别召集座谈会。经过认真审查，终于搞清楚这3大案件都是错案。
当时纠正反右派斗争中的大量错划问题，还没有列入工作日程。李世农、张恺帆曾受到毛泽东极为严厉的批评，他俩人的案子一直被视为“铁案”。钱瑛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坚定不移地指导安徽省委做好甄别平反工作。
为了慎重起见，钱瑛先采取甄别示范的办法。1962年5月18日，安徽省委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用一天时间审查了《关于杨效椿同志问题的甄别报告》，会议决定给予平反，然后以安徽省委名义上报中央监委审批。6月16日，中央监委批复：“中央同意你们对杨效椿同志的甄别处理意见，取消原定右派分子的结论和开除党籍的处分，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和级别。”
在甄别示范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钱瑛指导安徽省委先后召开第五、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委全体会议，对李世农、张恺帆、魏心一等重大案件进行讨论。7月20日，省委印发关于对李世农、张恺帆等人问题的甄别结论和中央监委的批复，撤销省委一届六次全委会《关于开除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定》和《关于开除魏心一党籍的决定》，撤销省委1959年9月《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恢复李世农、张恺帆等人的党籍、名誉、职务和待遇。不久，李世农、张恺帆复任省委书记处书记，陆学斌复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效椿担任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魏心一复任省委文教部部长。因上述案件被无辜株连的大批错案同时得到平反。 到1 963年7月，安徽全省己甄别案件占应甄别案件的99%，其中全错全平的占60%，部分错部分平的占21%，不错不平的占19%。平反冤假错案增强了党内团结，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安徽形势迅速好转。从1963年到196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5.1%，轻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7.3%，重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2.5%。
钱瑛在安徽组织指导甄别平反工作，在新中国的纪检监察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受到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高度评价。刘少奇表扬她“是有领导能力的，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好同志"，周恩来赞扬她“铁面無私”，邓小平肯定她“大公无私，能坚持原则”，干部群众称赞她为“女包公”。
在一片赞扬声中，钱瑛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谈到安徽的甄别平反工作，她强调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从来不讲个人的贡献和功劳。
1962年7月，钱瑛离开安徽后，将安徽的甄别平反方法概括为“一件件、一串串、一片片”。她认为，3个大案一件件解决了，受这3个大案株连的一串串案件也就失去了立案的依据，像摘葡萄似的被“摘”掉了，进而推动一片片案件的解决。钱瑛明确提出所有案件都只抓大是大非问题，不纠缠枝节琐事，不留尾巴。
8月12日，中央监委就案件甄别工作向党中央作了专题报告：“尤其是对一些重大案件，如安徽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河南潘复生（省委第一书记），福建江一真（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魏金水（省委书记处书记、省监委书记），山东李广文（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卓如（省委常委、副省长）等案件甄别平反以后，效果更为显著。这些案件甄别过程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的过程。同时，也是深刻教育干部，总结党内斗争经验教训的过程。”
此后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9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右倾错案平反被指责为“右倾翻案风”，全国的甄别平反工作停下来了。尽管如此，钱瑛和中央监委的领导同志都主张甄别工作应该继续搞，要善始善终，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1962年12月，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央监委关于善始善终地做好甄别工作的意见》。1963年、1964年，钱瑛先后到江西、福建、上海、辽宁、宁夏、内蒙古等地检查全国监察工作会议贯彻情况，强调甄别工作一定要善始善终。钱瑛还要求加强党的纪律教育，着力研究处理“五风"问题的政策界限。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全会，是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做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即将开展的新中国建设事业，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原局改为华中局。12月，又改为中南局，林彪任第一书记，罗荣桓任第二书记，邓子恢任第三书记。钱瑛先任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后任中南局组织部部长兼人事部部长等职。
钱瑛认真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结合中南地区实际，抓好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在《长江日报》发表了《发扬党的光荣传統，继续提高党的战斗力》《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等文章，深刻分析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必须扩大党的队伍，加强党在各项建设事业中的领导作用。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党的组织长期处在分散的游击战争和秘密的地下工作情况下，不能经常得到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党员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因之未能有系统的提高”，“少数党员……对中国革命长期性认识不足，对共产党的最终目的的认识模糊，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全部革命事业的成功”。现在，党的地位变了，“这些党员，自以为对革命劳苦功高，应该享受革命果实，……不愿再做艰苦的工作”，这样下去，我们党将会蜕化变质，政权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就根本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文章还指出，有的地方基层党组织在大量发展党员时将一些未经考验、教育的普通群众和一般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降低了共产党员的标准，甚至个别投机分子也乘机混入党的队伍。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钱瑛提出中南地区“党的组织必须加强和整顿”，要结合当前各项中心任务，采取严肃慎重的方针，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一次普遍
整党工作。在1951年下半年开始的全国性整党中，她积极领导中南地区的整党工作，并收到了显著成效。
1952年2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整党工作必须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相结合的指示。钱瑛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强调“绝对不许党内有两种纪律存在的现象。党的纪律对任何党员，上至高级领导干部，下至一般党员，都是平等的，任何人不能有特殊”。钱瑛在领导整党和“三反”运动中，很快把群众发动起来，严肃查处党员干部中的违法乱纪问题。当运动发展到高潮时，她又多次告诫干部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要实事求是，要认真吸取当年延安“抢救运动”和洪湖“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不要热衷于大哄大嗡地抓“大老虎”。在一次汇报“三反”案件的会议上，有一个领导汇报说他们单位抓了一只“大老虎”，是个大贪污犯，贪污了一船盐。钱瑛听后马上追问：“他把盐存放在什么地方？”这位领导答不出来，案子最终被否定了，一起冤假错案得以避免。“三反”运动过后，钱瑛又把中南地区县以上有问题的500多名干部集中到中南局党校，进行长达半年的复审，确保中南地区“三反”运动的健康发展。
钱瑛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1952年7月16日，钱瑛在中南局直属机关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根据新的形势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直属机关党的基础。中南解放3年来，各种社会改革运动业己基本完成，今后的任务就是大规模地、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主要是进行工业建设。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须扩大党的队伍，加强党在各项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否则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因此，在各部门和各大专学校中积极发展新党员，加强并扩大党的基础是十分必要的。”钱瑛还强调指出，吸收新党员要积极慎重，为了坚持党员标准，只有积极地创造发展党的条件，才能顺利完成发展党的任务。
针对中南地区人才使用存在的问题，1952年7月18日，钱瑛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公开谈话，指出中南某些机关在使用技术人才方面存在着极不合理的现象，是人事工作上必须纠正的错误。例如中南农业部竟使用7个大学农艺系和园艺系毕业的学生做人事、会计、资料、缮写和收发工作；中南财委的秘书处用了4个大学土木工程系和农业经济系毕业生做秘书和人事工作。这就出现一方面在各种经济建设中技术岗位上极端缺乏技术人才，另一方面许多人才又被极不合理地使用的现象。钱瑛指出此类情况在中南各省、市普遍存在。这些严重现象，固然和解放初期干部缺乏，分配从革命大学或其他训练班中出来的人到急需岗位应急是有关系的，但在3年以后，这些情况仍然存在就不能不说是一种错误。我们虽然提出过要“技术干部回到技术岗位上去”的号召，但由于若干部门的领导同志思想未能打通，因此未能贯彻实现。钱瑛明确表示：“我们已经决定3年内除挑选5000名老干部外，还挑选3000名大学生程度的在职青年干部，到经济建设战线上去。这样将使各种有技术知识的干部都能充分运用专长。不但这样，我们还决定在原有的老干部中凡是曾经学过各种专门知识的，即使他们已经做了多年其他工作，在必须的情况下，也将尽可能使他们回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去。我们己指示中南地区各级人事部门进行调查登记工作，务使不合理者必须调整，做到人尽其才。”
中华人共和国成立后，钱瑛一如既往地在严于自律方面做表率。她常说：“我是做党的工作的，正人必先正己，不正己如何正人？”钱瑛从来不允许自己的亲属利用她的关系谋取特殊照顾，她告诉侄子们：“我是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国民党的官，你们对外不要谈我和你们的关系，不要要求照顾。”她还多次叮嘱秘书说：“不要因为是我的亲戚就瞒着我去帮忙。”钱瑛很重亲情，但是在她心中党性永远高于亲情。钱瑛和二姐钱轩的感情很深，当年她从洪湖突围，在沔阳通海口镇被敌人扣留后，是钱轩冒着很大风险掩护她脱离虎口的。钱瑛被捕入狱后，钱轩还给她寄去人参。1950年春，钱轩提着一只大皮箱来到武汉钱瑛家里，钱瑛严肃问道：“箱内装的是什么？”钱轩只好老实说：“装的是田地、山林、房产等契约，现在农村要土改了，你看怎么办？”钱瑛一听火冒三丈，严厉地说：“你赶快提回去，交给贫农协会，一件都不准留，你现在就走。否则，我要给公安部门打电话了。”钱轩连茶也没有喝一口，提着箱子转身就走了。回乡后主动交出全部家产，贫协给她评了一个守法分子。钱瑛处处严以自律，在中南局工作时，按规定国家要给她配两个秘书、两个警卫员，她坚持只要一个秘书和一个警卫员。 二十
1952年底，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钱瑛奉调进京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时任中央纪委书记的朱德工作繁忙，作为唯一专职副书记的钱瑛主持中央纪委的日常工作。当时中央纪委仅有1个处，下设3个科，一共只有29个人。钱瑛紧紧围绕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纪检工作，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及时准确地向党中央报告真实情况。
1953年3月25日，钱瑛向党中央呈报了《关于广东方面发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的报告》，指出广东存在的严重问题：（1）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不调查研究，不了解下情，不关心群众疾苦，乱订计划，滥发指示……广东省卫生厅根据中央卫生部分配的任务发以指示，要求每个区完成捕鼠5万只，并规定把老鼠尾巴砍下来，浸在酒精中逐级上报。下面执行时按户摊派，结果群众着急，捉不到老鼠只得花钱买。（2）公安部门的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主要表现在只向下布置任务，要数字，不交代政策，不检查工作，助长了下面单纯的任务观点，乱抓乱捕，以致发生肉刑逼供等违法乱纪的现象，结果在“镇反”中产生很多假案。（3）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不能开展。少数领导干部公开地压制民主、打击批评，甚至对批评者进行陷害报复。
钱瑛的报告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一个月后批转了这份报告，要求“根据此件加以检查……（钱瑛同志的报告要给各司、局长同志看），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务必迅速加以检查，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纠正各项不能容忍的错误”。
1954年六七月间，钱瑛带领中央纪委工作组到东北地区，考察了3个省、6个市、20多个重要工矿企业的纪律检查工作，分别向中央写了两份报告。报告指出，一些工矿企业党委包办代替厂长的行政工作，忽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使党的政策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钱瑛建议加强党在工矿企业中的政治思想领导，改进工矿企业党组织的工作方法。这两份报告再次引起党中央的重视，很快批转全党。
1954年9月，根据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国务院监察部。钱瑛任监察部首任部长，兼任中央纪委副书记。1955年7月26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钱瑛就一些企业和单位存在的严重浪费现象提出尖锐批评，她指出：沈阳重型机器厂1954年全年废品达2800余吨，净损失152.5万余元，影响到89个兄弟厂矿的生产建设。粮食部有些单位，因加工和仓储保管不善，造成粮食损失严重。辽宁省监察厅1955年上半年检查的14个县、市粮食仓库里生虫的粮食1亿余斤，霉烂不可食用的1.8万余斤。湖南省1955年1月至3月发生粮食被盗事件375起，被盗粮食4.6万余斤，失火52起，烧毁粮食15.45万余斤。钱瑛指出造成上述浪费和损失，有些是由于制度不健全，领导上疏于督促检查；有些则是由于工作人员思想作风不纯，严重不负责任；也有的是反动分子的破坏所致。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97名，钱瑛与邓颖超、蔡畅、陈少敏4名女性当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之初，女性职业革命家人才济济，有建党初期参加革命的，有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钱瑛当选为中央委员，充分说明她对党的特殊贡献和她在全党的威望。
在大会上，钱瑛在发言中指出：目前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中间，滋长着官僚主义的倾向，给我们的事业带来许多危害，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深刻警惕的。要看到国家机关许多工作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造成了国家财力、物力、人力的严重浪费和政治上的不良影响。在列举了大量事实之后，她总结说，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中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要克服这种现象，必须坚持长期不懈的斗争。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国家机关、企业的领导，要在一定时期内采取整风的方法，使官僚主义的作风受到深刻的揭发和批判。钱瑛的发言既不夸大成绩，也不隐瞒错误，在据实反映情况方面做出了榜样。
1959年4月，因国家管理体制调整，监察部被撤销。钱瑛接替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部长，兼任中央监委副书记。上任两个月后，她就组织召开“全国烈属、军属和残废军人、复员军人、退伍军人、转业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发扬革命传统，鼓足更大干劲，永远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的报告，她充分肯定这个群体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关心这个群体的疾苦，鼓励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发挥聪明才智。3个月后，第五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召开，钱瑛主持会议并作总结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一些地区放松救灾救济和优抚安置工作，再提陈毅关于民政工作“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指示，部署下半年的民政工作。这两个会议对加强全国民政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1960年夏，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钱瑛赶赴兰州，解决甘肃与青海两省边界纠纷问题，召集两省人民政府负责人在兰州开会，耐心听取双方的汇报和意见，强调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要求两省顾全大局，最终圆满解决了这个棘手问题。
这年7月，辽宁本溪地区爆发特大洪水灾害，钱瑛立即将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及時调拨大批救灾物资和款项。她冒着酷暑，亲临灾区第一线，坐着小木船，仔细察看灾情，慰问灾民，检查救灾款和救灾物资的发放，布置民政部门组织群众生产自救。
钱瑛高度重视救灾工作，她认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救灾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灾害程度减轻了，但是气候变化难以控制，救灾工作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她多次到灾区视察，听取重灾区民政厅（局）长的汇报，要求一定要如实反映情况，并强调这是对党和人民负责的表现。她将一份关于《春荒情况有好转》的灾情简报上报后，毛泽东批示：此件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请他们对这个问题务必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钱瑛常说孤、老、残、疾是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党和政府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和帮助。她每到一个地区检查指导工作，总要去看看福利院的孩子和农村敬老院的五保老人，不仅要看工作和生活条件，还要到每个房间去看望慰问，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她特别关心社会福利工厂和盲聋哑学校的发展情况，让内务部会同国家计委联合下发通知，将福利工厂的产供销纳入地方的计划。 1960年冬，钱瑛调离内务部，任中央监委专职副书记。11月下旬，钱瑛率领由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公安部组成的中央工作组，到甘肃省检查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贯彻情况。她率工作组直接深入张掖、酒泉地区的公社、大队和小队，到食堂揭开锅盖，看群众吃什么，吃多少，能不能吃饱。到社员家中访贫问苦，了解社员的困难和要求，找队干部谈话，了解生产、征购和口粮供应情况。在了解到当地群众生活十分困难、肿病死人很严重的情况后，钱瑛痛心疾首，当机立断向党中央发电报，请求紧急调拨救灾粮食。钱瑛的电报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中央采取特殊措施，迅速调拨粮食，派出飞机空投，拯救了一大批群众的生命。
在认真调查核实的基础上，钱瑛向党中央报告了《关于甘肃省天水地区反右倾斗争中大批干部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天水地区的反右倾斗争发生了严重混乱，少数坏分子篡夺了党的领导权，捕风捉影，捏造材料，诬陷好人，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迫害。全地区共搞了103个“反革命和反党集团"，成员多达700多人。以秦安县委书记宇文荣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成员竟达103人。经查明，这些“反党集团”或“反革命集团”都是假的。钱瑛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作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钱瑛下基层总是深入最艰苦的地区。在胶东半岛的偏僻乡村，她走家串户进行访问。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病危卧床，弥留之际还惦记着处于灾荒之中的群众。当钱瑛登门探望的时候，他拉住钱瑛的手，气语艰难地一再叮嘱，千万要把这里的真实情况向党中央汇报。钱瑛泣不成声地点头允诺。为了不辜负这位党支部书记的重托，钱瑛向党中央汇报，迅速调拨粮食赈济灾民，积极协助当地党政领导整顿组织，整肃作风，组织群众生产自救。
1961年1月1 5日，钱瑛与邓颖超、帅孟奇等人一同重游黄埔军校旧址，抚今追昔，思绪万千。她深情缅怀在峥嵘岁月里英勇牺牲的革命战友，并当即赋诗一首：
新年旧地又重游，岁月如驰似水流。
往事难忘空怅怅，故人何处思悠悠。
几多忠骨埋青冢，无数英雄掷头颅。
漫谈昔日仇和恨，喜庆今朝争上游。
二十一
钱瑛有一句口头禅：“不怕鬼！"为了严肃纪律、监察高官，她不畏权势，鄙视逢迎，刚直不阿，坚持真理，敢于碰硬。1958年以后，中央监委对党内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高征购等“五风"进行了坚决抵制和严肃查纠。
从1959年冬天开始，安徽不断有人给党中央和中央监委写信，反映安徽打击迫害干部和群众生活困难问题。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和钱瑛对这些人民来信高度重视，先后4次派检查组到安徽调查情况。1960年11月，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监委的建议，决定派中央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带领中央检查组到安徽调查情况。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结束后，中央监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中央检查组的汇报，基本掌握了安徽的问题。
当时，安徽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1957年7月12日，安徽文艺界召开反右派座谈会，会上许多人对《江淮文学》编辑部的办刊方向和有关工作人员提出尖锐批评。安徽文艺界又连续召开4次反右派座谈会，遭受批判的人越来越多，言辞越来越激烈。安徽省委文教部部长魏心一和文教部副部长兼省文联主席戴岳因对《安徽日报》发表的《是什么思想在领导<江淮文学>编辑部》的文章持有不同意见，据理反驳，被指控为结成了“魏心一、戴岳右派反党集团”。魏心一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戴岳被开除党籍、撤职、降级、留用察看，以后又送去劳动教养。在40余人的省文联机关，有16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另外还有一些被株连。
接着，安徽又发生了震驚全国的“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反党集团"错案。这一案件的起因是安徽在农业合作化迅速发展的浪潮中，由于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许多地方发生了强迫命令现象，严重挫伤了基层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干群关系，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少地方发生农民闹“退社”“偷青”（偷尚未成熟的农作物）乃至公开“抢粮"事件。在对这些事件的性质认定和处置上，从省委领导到基层干部意见不统一。有人将之定性为“骚乱”，并对相关人员采取了拘捕批斗措施。当时分管政法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椿，副检察长李锐认为：这些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错当成敌我矛盾。他们反对随便捕人，主张政法部门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依法办事，坚决纠正乱捕乱斗偏向。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李世农、杨效椿、李锐等人的正确观点被认定为“右派”言论，受到严肃批判。
1 9 58年1月2 7日，历时40余天的安徽省委一届六次全会扩大会议结束。会议错误地做出了《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定》，并把3人定为“李世农反党集团”，分别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公职的处分，并被送往农场监督劳动。两个月后，中央批准了安徽省委一届六次全会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反党集团”错案株连人数众多，其中被直接株连的中央和省管干部达110人，全省政法和监察系统有3000人受到批评和处分，全省15.5%的监察干部被打成右派。在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2877人，安徽共划右派分子31472人，占全国的5.7%，是划右派最多的省份之一。
1959年至1961年，安徽全省城乡有很多人处在饥饿线上，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出现了极为罕见的低出生率、高死亡率状况。随着农村饥荒的蔓延，安徽一些党员干部从思想抵触发展到行动抵制，出现了一些敢说真话、敢于抵制错误的党的高级干部，代表人物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和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宣传部部长、副省长陆学斌。
1959年7月，张恺帆到无为检查工作。他发现该县“五风”等“左”的问题十分严重。7日上午，张恺帆召开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尖锐批评了“大跃进"中存在的“五风"，特别是其中的浮夸风。随后，张恺帆还就解散食堂做了大量工作。到15日，全县大部分食堂被解散。 这时，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发动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随后，安徽省委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对张恺帆进行批判。由于在批判张恺帆时，陆学斌坚持说无为县问题严重，也一同受到批判，被认定为与张恺帆结成“反党联盟”，会议通过了《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张恺帆、陆学斌分别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送往农场监督劳动。此案株连无为县的县、社、队干部28741人。
时任江苏省委常务副书记的刘顺元密切注视着安徽发生的这一切。抗日战争期间，刘顺元任皖东工委书记、淮南区党委副书记，与李世农、杨效椿同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战友。正是因为这段工作经历，刘顺元与安徽的干部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了解安徽问题的真相，一直在等待着向党中央反映情况的机会。
1960年9月，第一次全国改造右派工作会议召开后，刘顺元悄悄托人带信给李世农，约他到南京附近的安徽滁县琅琊山见面，一看到骨瘦如柴的李世农，刘顺元的泪水夺眶而出。李世农谈了自己被打成右派的来龙去脉，刘顺元深表同情和气愤，决心尽快向党中央反映真实情况。
刘顺元想到了钱瑛，这不仅因为中央监委主管全国的右派甄别平反，而且钱瑛与李世农相识，更重要的是钱瑛铁骨铮铮，刚正不阿。于是，刘顺元邀请钱瑛到江苏来考察。钱瑛一到南京，刘顺元与江苏省省长惠浴宇、江苏省常务副省长刘士英就去看她，4个人都曾坐过国民党监狱，聊起在狱中的斗争，谈得“简直不想散了”。谈到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钱瑛对刘顺元说：“你一向是敢讲话的人，为什么不能多提些意见？”刘顺元便介绍了李世农错案的情况，希望钱瑛建议中央把安徽的“盖子”揭开，帮助李世农等人平反。钱瑛回到北京后，很快向刘少奇作了详细汇报。这时距离召开七千人大会不到半年时间。
二十二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史称七干人大会）。会议第一阶段讨论和修改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会议原定1月30日结束，至迟3 1日结束。1月29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宣布延长会期，参会人员都在北京过春节。毛泽东说：“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毛泽东说：“我相信能够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就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毛泽东讲话后，会议转入第二阶段，即“出气会”阶段。
转入“出气会”后，刘少奇率领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华东局第三书记李葆华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用10天时间，亲自调查和处理安徽问题。
安徽组会议在发扬民主、贯彻“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基础上，对省委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评，特别是对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进行了严肃深刻的批评，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月7目，七千人大会闭幕，由于安徽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央决定安徽代表团继续留在北京开会。2月9日晚，曾希圣第二次在安徽组会上作深刻检查，并请求调离安徽。
在听取曾希圣检查后，刘少奇指出：“有几个案子，张恺帆、李世农、牛樹才、杨效椿、陆学斌，这只是几个人，这几个人下面还有一大批这些案件……根据现在的观点，大家的认识，重新审查。中央准备派人到安徽，华东局也要派人去和省委一起审查、研究这些案件。受过处分、批判、打击的人，需要重新作出结论的话，可以重新做出结论。”最后，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宣布将曾希圣调离安徽，派李葆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会后，钱瑛根据党中央指示，带领中央监委和华东局工作组到安徽，指导改组后的安徽省委做好甄别工作。首先审查李世农、杨效椿、张恺帆、陆学斌等几位省级领导的3大案件。钱瑛不轻信、不苟同、不妄断，重调查、重事实、重证据。她要求原结论认定的问题一律重新核实；有关当事人要逐一谈话；重要证人由她亲自约谈，耐心听取原专案组领导人和办案人的意见：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分别召集座谈会。经过认真审查，终于搞清楚这3大案件都是错案。
当时纠正反右派斗争中的大量错划问题，还没有列入工作日程。李世农、张恺帆曾受到毛泽东极为严厉的批评，他俩人的案子一直被视为“铁案”。钱瑛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承担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坚定不移地指导安徽省委做好甄别平反工作。
为了慎重起见，钱瑛先采取甄别示范的办法。1962年5月18日，安徽省委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用一天时间审查了《关于杨效椿同志问题的甄别报告》，会议决定给予平反，然后以安徽省委名义上报中央监委审批。6月16日，中央监委批复：“中央同意你们对杨效椿同志的甄别处理意见，取消原定右派分子的结论和开除党籍的处分，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和级别。”
在甄别示范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钱瑛指导安徽省委先后召开第五、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委全体会议，对李世农、张恺帆、魏心一等重大案件进行讨论。7月20日，省委印发关于对李世农、张恺帆等人问题的甄别结论和中央监委的批复，撤销省委一届六次全委会《关于开除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定》和《关于开除魏心一党籍的决定》，撤销省委1959年9月《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恢复李世农、张恺帆等人的党籍、名誉、职务和待遇。不久，李世农、张恺帆复任省委书记处书记，陆学斌复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效椿担任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魏心一复任省委文教部部长。因上述案件被无辜株连的大批错案同时得到平反。 到1 963年7月，安徽全省己甄别案件占应甄别案件的99%，其中全错全平的占60%，部分错部分平的占21%，不错不平的占19%。平反冤假错案增强了党内团结，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安徽形势迅速好转。从1963年到196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5.1%，轻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7.3%，重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2.5%。
钱瑛在安徽组织指导甄别平反工作，在新中国的纪检监察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受到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高度评价。刘少奇表扬她“是有领导能力的，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好同志"，周恩来赞扬她“铁面無私”，邓小平肯定她“大公无私，能坚持原则”，干部群众称赞她为“女包公”。
在一片赞扬声中，钱瑛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谈到安徽的甄别平反工作，她强调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从来不讲个人的贡献和功劳。
1962年7月，钱瑛离开安徽后，将安徽的甄别平反方法概括为“一件件、一串串、一片片”。她认为，3个大案一件件解决了，受这3个大案株连的一串串案件也就失去了立案的依据，像摘葡萄似的被“摘”掉了，进而推动一片片案件的解决。钱瑛明确提出所有案件都只抓大是大非问题，不纠缠枝节琐事，不留尾巴。
8月12日，中央监委就案件甄别工作向党中央作了专题报告：“尤其是对一些重大案件，如安徽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河南潘复生（省委第一书记），福建江一真（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魏金水（省委书记处书记、省监委书记），山东李广文（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卓如（省委常委、副省长）等案件甄别平反以后，效果更为显著。这些案件甄别过程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的过程。同时，也是深刻教育干部，总结党内斗争经验教训的过程。”
此后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9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右倾错案平反被指责为“右倾翻案风”，全国的甄别平反工作停下来了。尽管如此，钱瑛和中央监委的领导同志都主张甄别工作应该继续搞，要善始善终，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1962年12月，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央监委关于善始善终地做好甄别工作的意见》。1963年、1964年，钱瑛先后到江西、福建、上海、辽宁、宁夏、内蒙古等地检查全国监察工作会议贯彻情况，强调甄别工作一定要善始善终。钱瑛还要求加强党的纪律教育，着力研究处理“五风"问题的政策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