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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地人拥至香港消费、生子、上学逆流而动的是，港人到内地揾工意愿呈上升趋势。2011年香港青联学生交流网络调查本港大学生的就业意向时，调查结果显示，近九成学生肯定北京、上海等中国主要城市的发展潜力，同时亦有八成看好重庆、大连等二线城市的未来发展。
其中“事业前景佳”、“晋升空间大”、“薪酬高”，使得内地成为吸引港人北上揾工的主要因素。
根据香港统计处2011年10月出版的最新数据，截至2010年，在内地工作的港人达到了17.5万（2004年达至最高峰，为24.4万），占香港就业人口7%。
数据显示，这群港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香港本地人高。
在内地，有32%的港人拥有学位教育，高于香港本地的23.9%。他们主要在三个热门而多金的领域就职：制造、贸易、金融；职位上，半数是“经理及行政级人员”（Managers and administrators）。
留下扎根长期发展，由香港人成为“半个内地人”，是部分来内地工作的港人的最终选择。
“内地工作经验”走俏
3年前，毕业没多久的Tom主动申请到内地工作，原因很简单：可以升职，机会也更多。
当时，Tom在香港某外企从事审计类工作，而另一港资公司正在招一名派驻四川及贵州公司的集团财务分析师。这个职位不仅比以前职位要高，涉及的内容也更广泛，包括企业并购以及投资相关的工作，对自己的未来发展会更有帮助。于是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在内地的工作机会。
“如果我在香港工作的话，可能往上晋升的机会会少很多。”与Tom同期进入香港公司做审计的同事目前还在做审计，“工资和我差不多，但出路变得很窄。”而Tom在内地工作半年后，则升为公司集团的助理总监及合资公司董事。
其实这次选择是Tom“蓄谋已久”的国内发展计划。
上大学时，Tom就发现有关内地经济迅猛的信息多了起来，“未来将是内地的时代”，于是他着手为到内地工作做准备。
大一时，Tom报名参加了学校的普通话培训班。大二时，Tom交换到内地的大学学习。交换的半年里，Tom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中学时练就的简体字让他迅速获得内地人的好感，融入到内地生活里。
后来跳槽去的那间公司对派往内地职位的要求为“有内地经验，懂两文三语（也即懂中文和英文，广州话、英语和普通话）”，大学这些经历成为了Tom初次进军内地的敲门砖。
据香港理工大学200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44%的受访雇主考虑将普通话水平纳入人事升迁条件，超过85%的受访雇主认为所有雇员都需要提升普通话听说能力。截至2009年，香港已经有超过5万人次参加了普通话水平测试。
去年，Tom辞职去英国深造。今年八月份，刚从英国读研归来的Tom再次选择了一家外资公司在上海的职位。而这次就职与其说是Tom的“选择”不如说是“被选择”。
“我觉得我回香港的话那些公司也是会把我派到内地去，毕竟在内地久了。”他在香港跟一些猎头聊天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未来的发展地是内地，香港成了其次的选择。
截至2010年，香港人在内地的数目约为 175万，占香港就业人口的7%。随着香港和内地的经济融合紧密，内地经验在香港越来越受欢迎。
内地是一块跳板
2002年，香港人才管理协会会长刘湘华就曾表示，由于内地劳工法例及税制等都与香港存在差异，随着部分港人北上在内地发觉无法适应，预料2至3年后，相当部分人会像数年前拥去加拿大一样，结果回流香港。
事实确如她所预言。据香港统计处数据，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从2004年的24万多人，回落至2011年的17万多人。
Wyvern Chan便是折返的港人之一。
90年代末，香港企业纷纷迁往内地，需要一批香港人到内地建厂。因为被委派到内地就可以由基层变成管理层，1998年，22岁的Wyvern没有犹豫就加入了“北上开荒”的大军。
先后被公司委派到南昌、深圳、广州、东莞和珠海之后，36岁的Wyvern 如今已经做上了该港资IT公司的IT Manager。如果没有来内地发展，他估计要多花5年才能晋升到现在的职位。
回忆起13年北上的工作经历，他用“假释”形容每一次回港时的心态。“落后”、“不自由”、“家人不在身边”，令他觉得在内地工作就像“坐牢”。
1998年，得知Wyvern要北上到南昌，家人都非常担心他的安危：“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内地都是一个很乱的地方。只要有一点点钱，就会被人盯上。”他的母亲亦觉得内地的飞机不安全，“每次Wyvern坐飞机，她都会去拜神”。
当时，这个毕业不久的后生仔没有对亲友口中的“乱”顾虑太多。不过后来，Wyvern渐渐发现港人对内地不安全、罔顾法纪的刻板印象并不是无知——他曾遇过供货厂商无理要求加价，最后还出动黑社会；亦有工头卷走资金，工人拿不到工资，直接找他的客户要钱。
相比起香港职场的规范和专业，内地职场给他留下的印象是“过于追求个人利益、讲关系、公私不分”。
曾经有内地职员因为误信互联网、不懂从官网获取信息而订错货。
“要由头盯到尾，每一个细节都要跟他们说得清清楚楚”，这是Wyvern对内地同事的评价。他认为正因如此，香港人在内地才有了生存空间。
“好多以为是基本常识性的东西都要自己跟，少看一眼就会出纰漏……那些手下居然有胆子跟你说：你不早说。”
内地的劳工法和税收制度的不够明晰也是让他常常很郁闷： “就单单问有关男士的侍产假问题。他们就会说政府规定有，但在劳动合同法上是没有的；还有就是他们的工资、年终奖所得税，他们都不能说出是怎样算；税金的速算是怎样算出来，也不知道。”
不能带家人在身边，是他将北上工作比喻成坐牢的另一个原因。
在2009至2010年曾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中，34.3%觉得北上工作的困难在于与家人分隔两地。
和其他企业的香港主管一样，Wyvern花了三年在珠海培训了一名当地助手。2011年，助手接班，Wyvern成功“越狱”。现在，他只需要坐在香港的办公室，就可以通过助手远程管理内地的事务。
其中“事业前景佳”、“晋升空间大”、“薪酬高”，使得内地成为吸引港人北上揾工的主要因素。
根据香港统计处2011年10月出版的最新数据，截至2010年，在内地工作的港人达到了17.5万（2004年达至最高峰，为24.4万），占香港就业人口7%。
数据显示，这群港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香港本地人高。
在内地，有32%的港人拥有学位教育，高于香港本地的23.9%。他们主要在三个热门而多金的领域就职：制造、贸易、金融；职位上，半数是“经理及行政级人员”（Managers and administrators）。
留下扎根长期发展，由香港人成为“半个内地人”，是部分来内地工作的港人的最终选择。
“内地工作经验”走俏
3年前，毕业没多久的Tom主动申请到内地工作，原因很简单：可以升职，机会也更多。
当时，Tom在香港某外企从事审计类工作，而另一港资公司正在招一名派驻四川及贵州公司的集团财务分析师。这个职位不仅比以前职位要高，涉及的内容也更广泛，包括企业并购以及投资相关的工作，对自己的未来发展会更有帮助。于是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在内地的工作机会。
“如果我在香港工作的话，可能往上晋升的机会会少很多。”与Tom同期进入香港公司做审计的同事目前还在做审计，“工资和我差不多，但出路变得很窄。”而Tom在内地工作半年后，则升为公司集团的助理总监及合资公司董事。
其实这次选择是Tom“蓄谋已久”的国内发展计划。
上大学时，Tom就发现有关内地经济迅猛的信息多了起来，“未来将是内地的时代”，于是他着手为到内地工作做准备。
大一时，Tom报名参加了学校的普通话培训班。大二时，Tom交换到内地的大学学习。交换的半年里，Tom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中学时练就的简体字让他迅速获得内地人的好感，融入到内地生活里。
后来跳槽去的那间公司对派往内地职位的要求为“有内地经验，懂两文三语（也即懂中文和英文，广州话、英语和普通话）”，大学这些经历成为了Tom初次进军内地的敲门砖。
据香港理工大学200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44%的受访雇主考虑将普通话水平纳入人事升迁条件，超过85%的受访雇主认为所有雇员都需要提升普通话听说能力。截至2009年，香港已经有超过5万人次参加了普通话水平测试。
去年，Tom辞职去英国深造。今年八月份，刚从英国读研归来的Tom再次选择了一家外资公司在上海的职位。而这次就职与其说是Tom的“选择”不如说是“被选择”。
“我觉得我回香港的话那些公司也是会把我派到内地去，毕竟在内地久了。”他在香港跟一些猎头聊天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未来的发展地是内地，香港成了其次的选择。
截至2010年，香港人在内地的数目约为 175万，占香港就业人口的7%。随着香港和内地的经济融合紧密，内地经验在香港越来越受欢迎。
内地是一块跳板
2002年，香港人才管理协会会长刘湘华就曾表示，由于内地劳工法例及税制等都与香港存在差异，随着部分港人北上在内地发觉无法适应，预料2至3年后，相当部分人会像数年前拥去加拿大一样，结果回流香港。
事实确如她所预言。据香港统计处数据，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从2004年的24万多人，回落至2011年的17万多人。
Wyvern Chan便是折返的港人之一。
90年代末，香港企业纷纷迁往内地，需要一批香港人到内地建厂。因为被委派到内地就可以由基层变成管理层，1998年，22岁的Wyvern没有犹豫就加入了“北上开荒”的大军。
先后被公司委派到南昌、深圳、广州、东莞和珠海之后，36岁的Wyvern 如今已经做上了该港资IT公司的IT Manager。如果没有来内地发展，他估计要多花5年才能晋升到现在的职位。
回忆起13年北上的工作经历，他用“假释”形容每一次回港时的心态。“落后”、“不自由”、“家人不在身边”，令他觉得在内地工作就像“坐牢”。
1998年，得知Wyvern要北上到南昌，家人都非常担心他的安危：“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内地都是一个很乱的地方。只要有一点点钱，就会被人盯上。”他的母亲亦觉得内地的飞机不安全，“每次Wyvern坐飞机，她都会去拜神”。
当时，这个毕业不久的后生仔没有对亲友口中的“乱”顾虑太多。不过后来，Wyvern渐渐发现港人对内地不安全、罔顾法纪的刻板印象并不是无知——他曾遇过供货厂商无理要求加价，最后还出动黑社会；亦有工头卷走资金，工人拿不到工资，直接找他的客户要钱。
相比起香港职场的规范和专业，内地职场给他留下的印象是“过于追求个人利益、讲关系、公私不分”。
曾经有内地职员因为误信互联网、不懂从官网获取信息而订错货。
“要由头盯到尾，每一个细节都要跟他们说得清清楚楚”，这是Wyvern对内地同事的评价。他认为正因如此，香港人在内地才有了生存空间。
“好多以为是基本常识性的东西都要自己跟，少看一眼就会出纰漏……那些手下居然有胆子跟你说：你不早说。”
内地的劳工法和税收制度的不够明晰也是让他常常很郁闷： “就单单问有关男士的侍产假问题。他们就会说政府规定有，但在劳动合同法上是没有的；还有就是他们的工资、年终奖所得税，他们都不能说出是怎样算；税金的速算是怎样算出来，也不知道。”
不能带家人在身边，是他将北上工作比喻成坐牢的另一个原因。
在2009至2010年曾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中，34.3%觉得北上工作的困难在于与家人分隔两地。
和其他企业的香港主管一样，Wyvern花了三年在珠海培训了一名当地助手。2011年，助手接班，Wyvern成功“越狱”。现在，他只需要坐在香港的办公室，就可以通过助手远程管理内地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