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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者向来比较注重对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空间的结构要素进行分析和归纳，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空间的结构要素表现为报刊、学会和学堂。这种归纳方式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它更侧重于从实体性空间形态入手，对公共舆论空间进行静态描述，从而忽略了公共舆论空间的虚拟性和动态性。本文从公共舆论空间的实体性和虚拟性特征入手，把其结构要素归纳为：公共议题、舆论主体、对话场所和信息传播体系，并以戊戌维新时期为倒对结构要素相互关系进行研究。
关键词：公共舆论空间 结构要素 虚拟性和动态性特征
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形成的公共舆论空间，是一个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其结构要素表现为公共议题，传播者与受众，对话场所，以及信息传播体系。
公共议题
近代，由于大众传媒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报刊的形式，因而报刊理所当然地成为凝聚公共议题的最初场域，凝聚公共议题也是大众传媒进行舆论引导的重要手段。“在许多场合，报刊在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想’时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是惊人地成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课题，充当舆论“急先锋”的维新派报刊，围绕这一时代课题凝聚了六个方面的公共议题：
揭示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近代是一个多灾多难、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时代。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部分国家主权丧失。近代报刊深刻揭示出亡国灭种的危机，大量转载外报叫嚣瓜分中国的舆论，引起国人的警觉。
反思洋务运动。开展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洋务运动，给国人带来了充足的信心和无限希望，但在甲午战争中却遭遇如此惨败，这给国人的打击和震惊远远超过战争本身。人们在遭受沉痛打击之余开始反思战败的原因，反思洋务运动的得失。
抨击时弊。公共议题首先抨击的时弊就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专制政权，封建专制体制压制个性；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禁锢人心；发展到晚清的科举制度，其弊端已非常明显，成为牢笼天下的工具。这些社会弊端成为公共议题抨击的主要对象。
关注重大事件。维新派报刊对戊戌维新时期国际国内重大事件进行跟踪报道，刊登新闻，发表评论，给予足够的关注。因此，关注重大事件成为近代公共舆论空间的议题之一。
探索救亡之法。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争的惨败而灰飞烟灭，国人在遭受巨大的打击后开始探索新的救亡之法，在救亡之法的探索过程中，近代知识分子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公共舆论空间将这些意见凝聚成公共议题。
思想的辩论和交锋。近代公共舆论空间中公共议题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就是各种思想的冲突与交流。维新派与洋务派的辩论围绕“变法的根本是什么”展开，由此延伸了“西学中源”与“中西会通”的辩论。维新派内部也充盈着激烈的思想交锋，进化论与三世说的辩论，激进还是渐进变革方式的争论，使公共舆论空间内思想的辩论蔚然成风。
传播者和受众
传播者和受众是公共舆论空间结构中最活跃的要素，传播者主要是指生产公共话题的报刊主笔，如梁启超、严复、汪康年、谭嗣同等，他们通常被称为知识分子精英。与传播者直接对应的就是受众，根据信息的来源渠道，受众又可分为直接受众和间接受众，“有效的传播媒介往往是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结合，即既有通过阅读获得讯息，也有通过人际的交谈、通信等方式间接获得媒介的传播内容”。
近代报刊的受众主要由各级官员、士绅、新式知识分子、在校学生和商人构成。张之洞在饬令全省官销《时务报》札中，明令全省县级以上的文武衙门均购阅《时务报》：“所有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文职至各州县各学止，武职至实缺都司止，每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计二百八十八分。”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指出：“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虽然，国民者其说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指的是新式知识分子，即公共舆论的主体构成。近代报刊把读者对象主要定位于官绅和知识分子，虽然也试图影响普通大众，但不是很成功。《国闻报》创刊的初衷是创办日报和旬报阿种，日报的读者对象是“商贾百执事之人”，旬报的读者对象是“士大夫读书之人”。但在《国闻报》的受众构成中，普通大众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有限的。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维新派报刊在受众之间引起的反响也是多元复杂的，这一复杂性体现了受众的观点、价值取向以及审视视角之间的差异。
近代知识分子借助公共舆论空间培育民众的主体意识和批判意识，引导民众理性参与。封建社会君主家天下的传统，以及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导致底层民众缺乏主体意识。在近代，民众所缺乏的主体意识主要表现为，独立的人格意识，自由平等的权利意识和民族救亡的责任意识，近代知识分子对民众主体意识的培育主要依照这三个维度展开。另外，对民众批判意识的培育。传统社会民众不仅缺乏主体意识，同时也缺乏批判意识，因此批判意识的培育成为传播者与受众之间重要的关系形式之一。
对话场所
对话场所即发表公共意见的场所，报刊在生产公共舆论的同时，也是公共舆论表达场所之一。在维新运动时期，除了报刊这一重要的公共舆论表达场所之外，众多的学会、学校和社团无疑也是公共舆论表达的场所，它们与报刊共同构成公共舆论空间中的对话场所。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详细讨论了学校、学会和报纸的重要性。谭嗣同也明确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觉醒士民之道有三：一是创学堂，改书院，二是学会，三是报纸。
报刊作为对话场所为公众沟通意见搭建平台。戊戌维新时期两大最有影响力的报刊《时务报》与《国闻报》南北遥相呼应，两报之间除了报刊业务和人事关系的联络外，还频繁地相互转载信息、援引观点。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和编者按等作为传播信息和表达意见的先导，向大众传达信息的同时，引导他们进行理性分析。阅读公众对于先导内容的响应方式表现为，读者来稿和阅读公众人数的急剧增加。维新派设立的“时务会课”和“阅报所”，是搭建公众讨论平台的具体形式，拓展了公共舆论空间。
由于特殊的历史使命，中国近代的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和培养人才的场所，同时也是表达公共舆论的空间，学会、学校、社团的作用在于延伸了报刊的公共讨论，是中国近代传播公共舆论的社会网络。《时务报》的创办，使一些“新学士子……群相呼应，起而组织学会，讨论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因此，学会、学堂和社团“直接地扩展着公共舆论空间，承担起哈贝马斯关注的‘沙龙、咖啡馆、俱乐部’等‘对话场所’的角色”。
信息传播体系
维新派报刊着力从六个方面建立力全覆盖全国性的信息传播网络。首先是时务文体，梁启超摆脱桐城派文体的束缚，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时务文体。由于时务文体所特有的平易畅达的行文使得信息能够迅速传播，第二是报刊的版式设计，维新派报刊通常采用政论板块与新闻板块互补的方式。这样的版式设计能够吸引不同的阅读群体，扩大舆论的影响力。第三是传播视角的调整，传播视角直接影响到受众的范围。维新派报刊所采用的精英视角与平民视角的结合，希望最大限度地影响到大众。第四是报刊、学会、学堂“三位一体”的传输模式。第五是广设派报处，广泛设立的派报处很快建立起覆盖全国性的社会传输网络。第六是获得维新官员对报刊发行的支持也是建立信息传播体系的重要渠道。
近代报刊围绕救亡图存的时代课题凝聚了变法自强的公共议题，公共议题为公众的舆论提供了聚集的焦点；舆论主体是公共舆论空间中最活跃的因素，在戊戌维新时期，舆论主体主要是那些生产公共话题的报刊主笔如梁启超、严复、汪康年、谭嗣同等和向报刊投稿的官绅、新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话场所即发表和交流意见的场所，在近代，学会、学校、社团和报刊共同构成公共舆论空间中的对话场所；平易畅达的“时务文体”，报刊、学会、学堂“三位一体”的传输模式，再加上广设派报处，从而建立了覆盖全国性的社会传输网络。
关键词：公共舆论空间 结构要素 虚拟性和动态性特征
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形成的公共舆论空间，是一个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其结构要素表现为公共议题，传播者与受众，对话场所，以及信息传播体系。
公共议题
近代，由于大众传媒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报刊的形式，因而报刊理所当然地成为凝聚公共议题的最初场域，凝聚公共议题也是大众传媒进行舆论引导的重要手段。“在许多场合，报刊在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想’时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是惊人地成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课题，充当舆论“急先锋”的维新派报刊，围绕这一时代课题凝聚了六个方面的公共议题：
揭示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近代是一个多灾多难、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时代。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部分国家主权丧失。近代报刊深刻揭示出亡国灭种的危机，大量转载外报叫嚣瓜分中国的舆论，引起国人的警觉。
反思洋务运动。开展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洋务运动，给国人带来了充足的信心和无限希望，但在甲午战争中却遭遇如此惨败，这给国人的打击和震惊远远超过战争本身。人们在遭受沉痛打击之余开始反思战败的原因，反思洋务运动的得失。
抨击时弊。公共议题首先抨击的时弊就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专制政权，封建专制体制压制个性；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禁锢人心；发展到晚清的科举制度，其弊端已非常明显，成为牢笼天下的工具。这些社会弊端成为公共议题抨击的主要对象。
关注重大事件。维新派报刊对戊戌维新时期国际国内重大事件进行跟踪报道，刊登新闻，发表评论，给予足够的关注。因此，关注重大事件成为近代公共舆论空间的议题之一。
探索救亡之法。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争的惨败而灰飞烟灭，国人在遭受巨大的打击后开始探索新的救亡之法，在救亡之法的探索过程中，近代知识分子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公共舆论空间将这些意见凝聚成公共议题。
思想的辩论和交锋。近代公共舆论空间中公共议题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就是各种思想的冲突与交流。维新派与洋务派的辩论围绕“变法的根本是什么”展开，由此延伸了“西学中源”与“中西会通”的辩论。维新派内部也充盈着激烈的思想交锋，进化论与三世说的辩论，激进还是渐进变革方式的争论，使公共舆论空间内思想的辩论蔚然成风。
传播者和受众
传播者和受众是公共舆论空间结构中最活跃的要素，传播者主要是指生产公共话题的报刊主笔，如梁启超、严复、汪康年、谭嗣同等，他们通常被称为知识分子精英。与传播者直接对应的就是受众，根据信息的来源渠道，受众又可分为直接受众和间接受众，“有效的传播媒介往往是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结合，即既有通过阅读获得讯息，也有通过人际的交谈、通信等方式间接获得媒介的传播内容”。
近代报刊的受众主要由各级官员、士绅、新式知识分子、在校学生和商人构成。张之洞在饬令全省官销《时务报》札中，明令全省县级以上的文武衙门均购阅《时务报》：“所有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文职至各州县各学止，武职至实缺都司止，每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计二百八十八分。”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指出：“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虽然，国民者其说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指的是新式知识分子，即公共舆论的主体构成。近代报刊把读者对象主要定位于官绅和知识分子，虽然也试图影响普通大众，但不是很成功。《国闻报》创刊的初衷是创办日报和旬报阿种，日报的读者对象是“商贾百执事之人”，旬报的读者对象是“士大夫读书之人”。但在《国闻报》的受众构成中，普通大众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有限的。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维新派报刊在受众之间引起的反响也是多元复杂的，这一复杂性体现了受众的观点、价值取向以及审视视角之间的差异。
近代知识分子借助公共舆论空间培育民众的主体意识和批判意识，引导民众理性参与。封建社会君主家天下的传统，以及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导致底层民众缺乏主体意识。在近代，民众所缺乏的主体意识主要表现为，独立的人格意识，自由平等的权利意识和民族救亡的责任意识，近代知识分子对民众主体意识的培育主要依照这三个维度展开。另外，对民众批判意识的培育。传统社会民众不仅缺乏主体意识，同时也缺乏批判意识，因此批判意识的培育成为传播者与受众之间重要的关系形式之一。
对话场所
对话场所即发表公共意见的场所，报刊在生产公共舆论的同时，也是公共舆论表达场所之一。在维新运动时期，除了报刊这一重要的公共舆论表达场所之外，众多的学会、学校和社团无疑也是公共舆论表达的场所，它们与报刊共同构成公共舆论空间中的对话场所。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详细讨论了学校、学会和报纸的重要性。谭嗣同也明确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觉醒士民之道有三：一是创学堂，改书院，二是学会，三是报纸。
报刊作为对话场所为公众沟通意见搭建平台。戊戌维新时期两大最有影响力的报刊《时务报》与《国闻报》南北遥相呼应，两报之间除了报刊业务和人事关系的联络外，还频繁地相互转载信息、援引观点。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和编者按等作为传播信息和表达意见的先导，向大众传达信息的同时，引导他们进行理性分析。阅读公众对于先导内容的响应方式表现为，读者来稿和阅读公众人数的急剧增加。维新派设立的“时务会课”和“阅报所”，是搭建公众讨论平台的具体形式，拓展了公共舆论空间。
由于特殊的历史使命，中国近代的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和培养人才的场所，同时也是表达公共舆论的空间，学会、学校、社团的作用在于延伸了报刊的公共讨论，是中国近代传播公共舆论的社会网络。《时务报》的创办，使一些“新学士子……群相呼应，起而组织学会，讨论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因此，学会、学堂和社团“直接地扩展着公共舆论空间，承担起哈贝马斯关注的‘沙龙、咖啡馆、俱乐部’等‘对话场所’的角色”。
信息传播体系
维新派报刊着力从六个方面建立力全覆盖全国性的信息传播网络。首先是时务文体，梁启超摆脱桐城派文体的束缚，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时务文体。由于时务文体所特有的平易畅达的行文使得信息能够迅速传播，第二是报刊的版式设计，维新派报刊通常采用政论板块与新闻板块互补的方式。这样的版式设计能够吸引不同的阅读群体，扩大舆论的影响力。第三是传播视角的调整，传播视角直接影响到受众的范围。维新派报刊所采用的精英视角与平民视角的结合，希望最大限度地影响到大众。第四是报刊、学会、学堂“三位一体”的传输模式。第五是广设派报处，广泛设立的派报处很快建立起覆盖全国性的社会传输网络。第六是获得维新官员对报刊发行的支持也是建立信息传播体系的重要渠道。
近代报刊围绕救亡图存的时代课题凝聚了变法自强的公共议题，公共议题为公众的舆论提供了聚集的焦点；舆论主体是公共舆论空间中最活跃的因素，在戊戌维新时期，舆论主体主要是那些生产公共话题的报刊主笔如梁启超、严复、汪康年、谭嗣同等和向报刊投稿的官绅、新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话场所即发表和交流意见的场所，在近代，学会、学校、社团和报刊共同构成公共舆论空间中的对话场所；平易畅达的“时务文体”，报刊、学会、学堂“三位一体”的传输模式，再加上广设派报处，从而建立了覆盖全国性的社会传输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