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家评〈史记〉》中说道：“（司马迁）把历史中人物特起的个性太显露的具体地描写出来，于是历史变成文学了。”《魏其武安侯列传》便是极为精彩的小说化了的史传，其故事时间从汉代孝文、孝景之交到武帝元狩年间，跨越了数十年。除了合传里重点刻画的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和颍川灌夫外，还涉及了数十个历史人物和事件，无怪乎李晚芳在《读史管见》中称赞它体现了太史公“笔大如椽”的功力。在叙事学中，当故事时间远超叙事时间时，如何精炼地提取主干，并对枝叶谋篇布局，在有限的篇幅里以小见大地体现传主的个性禀赋，正是《魏其武安侯列传》的叙事艺术给予我们的答案。
　　前传：实叙冲突，虚叙背景
　　《魏其武安侯列传》很明显是以窦婴和田蚡二人为经，灌夫为纬的形式搭建起整个故事的矛盾与冲突的，其中又可以细分为“几个短篇小说”。以灌夫的介入作为每次矛盾冲突的连接点，可以在这些连接点上将叙事时间分为三块：窦婴前传到“无势，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将军独不失故”;灌夫前传到使酒骂座;东朝廷辩（即营救灌夫）到武安免侯。其中，窦婴前传和田蚡前传都在第一部分，叙事策略也是相似的，都描述了二人的宦海沉浮。司马迁极擅长用代表性事件以及不可损益一字的笔力来凸显人物的禀赋。与窦婴相关的主要有：酒后立弟、吴楚平反、太子之争、尊儒被免。这四个事件可视为四个分界点，两两之间便是窦婴的举贬历程，比如：酒后立弟，因直言忠谏而被“太后除门籍，不得入朝请”，是为“贬”;吴楚平反，因为立功而“诸列侯莫敢与亢礼”，是为“举”。吴楚平反后窦婴位极人臣，武帝新政时窦婴再举丞相，一直到“尊儒被免”和“窦太后崩”，他才彻底没落。当大将军魏其侯如日中天时，司马迁引来了田蚡，后者一样是按照这个路径来谋划叙述的：“王太后贤之”（举）-“尊儒被免”（贬）-“窦太后崩”（举）。同样，在武安侯“权移主上”的政治高峰时，灌夫被引入叙述。
　　此时，可以发现，在灌夫前传之前，窦婴和田蚡已有交集，但还不足以称为“矛盾”。从田蚡假意让贤一事便可以看出，即将没落的魏其侯与不断爬升的武安侯尚处在“尊儒”的统一战线中。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他把窦田二者的冲突一直压在一个微妙的状态，待到充分蓄势后再借助灌夫予以点燃爆发。因此，在前传中他基本是以实叙冲突，虚叙背景的模式来分别展开窦婴和田蚡与其他人的冲突，在各个历史事件中定型人物的基本禀赋。李晚芳在《魏其武安侯列传》的总评中便说道：“序引酒却梁王，与受淮南金反对;陈金于廊，听军吏裁取，与益地请田反对;平吴楚受封，与日益贵幸反对，或虚叙，或实叙，无不入妙。”比如，“引酒却梁王”便是实处着眼，从与窦太后的冲突中体现窦婴的“贤”，而虚叙的便是帝后之争、吴楚七国之乱等背景事件。同样，“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实叙田蚡与少年皇帝的冲突，虚叙外戚集团权势熏天的背景。正是在这些交织之中，魏其侯和武安侯既从历史背景中汲取了作为历史人物的形象，又在文学叙述的笔下“一賢一奸，判若天渊”。
　　融合：两线小融合，三线大冲突
　　按照《牛运震史体建构的理想品格与价值》一文，牛运震关于史体叙事的总则“庄雅”中对于辞气典雅的论述，可以看出，从灌夫介入后的叙事，司马迁基本是“忙笔以闲笔参之，缓笔以急笔济之，在一张一弛之间，节制而优雅地表现一种泰然自若的修养和气度”。具体体现为，涉及窦、田二人的冲突往往因为灌夫的介入而激化。从上文可以看出，早在窦婴因吴楚平乱得势时，窦、田两条线已开始交织起来;可摆上台面的冲突主要是“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相较第一部分前传的书写，故事的“后半段时间节点的密集程度远高于前半段”，在交织融合的最密集处，则因导火索灌夫的出现而迅速爆发。
　　“两线小融合”可以以李晚芳所言的“叙武安始则服役魏其，继则比肩魏其，后则高驾魏其，地位随时变换，面孔声口，亦随时变换”为例，即通过二人地位上的高下变化来搭建叙事。其中，相位是核心，门客是旁支，帝后是背景，即“立主干，附枝叶”。窦太后生前，平乱有功的魏其侯，“诸游士宾客争归”，田蚡也是“往来侍酒，跪起如子姓”;窦太后去世后，王太后的弟弟田丞相“日益横”，“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连曾经显赫的窦婴也要把他的一句戏言当成赴宴的承诺，唯唯诺诺，无比包容。身份的转变正是“变化异常，令人失笑”，但其中还蕴含着第二重的性格，即吕思勉先生所谓贤臣“外高亢而内实势利，喜趋附”，而奸臣又有工于心计的一面。此时，灌夫的加入便将更深一层的人物性格给诱发出来——“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的窦婴的仗义与不谙时局;灌夫的鲁莽直率;诬陷“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的田蚡的用心险恶和睚眦必报。
　　当然，窦、田二人及灌夫的品性还可以从传中其他细节进行深挖，可围绕这些大冲突，已足以让他们成为一个统一故事里不可分割的角色而非三个并立的传主。对灌夫的叙述也是如此，从前传对其孝子和莽夫形象的刻画，再到并入窦、田二线后的仗义、不趋炎附势且放任宾客不加约束的描写，都是在融合中疏密有致地层层深入的。正如吴见思所言，“三人打成一片，水乳交融，毫无痕迹”。
　　枝叶：精妙之词与暗线巧叙
　　然而，史传传主必然要依托于历史原景才能从中展现个性。《史记》文学性虽强，但其本质仍是第一流的史书，这才能做到“骂尽满朝趋炎附势之徒”和“叙两人而有数十伯人”。“三人有一人单序处，两人双序处，三人合序处，竟有撇却三人于虚空别序处，不可不细看也。”当主干脉络业已清晰时，司马迁更着重于以小见大，以精妙之词语巧妙地把潜藏在时代背景里的暗线脉络勾勒出来。以一人单序的前传而言，作为功臣的魏其侯、倚仗椒房的武安侯、凭借吴地战役军功的灌夫;以两人双序而言，至少有外戚-皇帝、儒术-黄老之学、皇室-诸侯王等多重矛盾;至于三人合序，则满朝文武、异姓外戚、新旧皇帝间都充满着冲突。其中最主要的暗线，外戚-皇帝以及异姓外戚间的冲突仍以上文所划分的三个部分为纲：魏其侯盛，窦太后（景帝之母）掌权;魏其侯衰、武安侯兴，双太后（帝位更迭，少年天子汉武帝）共存;魏其侯败，武安侯盛，王太后（武帝之母）掌权。其他交织着的暗线也同样由司马迁以非凡的笔力写出：
　　写满朝趋炎附势，三次调停的籍福、明褒实贬窦婴的韩安国以及灌夫一个“贵人”之词，便彻底地把武安侯一辈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因为古代称宦者为“中贵人”，外戚为“外贵人”，灌夫意在嘲讽武安侯凭外戚身份攀上高位而无丞相之实。
　　写皇室内斗，吴楚平叛一笔带过，却捧了窦婴、灌夫，而孝景帝仍曰：“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难以为相持重。”淮南王谋反，司马迁只稍稍提及，用武安侯受贿一事埋下伏笔，呼应文末武安侯“不敬”及“族矣”之事。
　　写矫诏、弃市、族诛的悲剧，既是帝后之争的反复，又在“末一段，非惟接入灌将军，而魏其与灌将军两人，所以相引相激。得祸之故，亦藏此数句。”李晚芳旁批了“三字轻隽”的“立召入”既写出窦婴仗义果断而不谙对手醉翁之意不在于灌夫，又写出了自以为胜券在握但少年武帝最终还是迫于太后的压力而政治天平危矣，还预示了一种命定的结局。从前文错综复杂的插叙、附序、伏应、暗线等等铺垫中，构成了看似互有胜负的窦、田之争，但窦婴和灌夫却立刻一败涂地。其中，最主要的叙事暗线，“撇却三人于虚空别序处”的武帝与太后，仅一句“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便使东朝廷辩大势已定。这一句似乎又呼应了窦太后放逐窦婴的暗含之义，即官场险恶，一旦太后去世，窦氏必衰的结果;以及武帝真要“鱼肉”外戚的集权欲望。真的是如黄卓颖所言，“前后事件、人物、段落，通过照应、映带、勾连、影射等方式形成圆紧周密的呼应关系”。
　　结语
　　仅就三人故事而言，《魏其武安侯列传》的叙述艺术已极为精彩，而太史公又在其中设置了各种盘根交错的关系，驾驭人物及事件的叙述力真的是举重若轻。本文仅仅是分析了在前传叙背景、双线小融合、三人合序大冲突的叙述结构中《魏其武安侯列传》如何生动地展现人物性情和时代风貌，对于细致的叙述语言和手法的分析尚不及一毛。而正是在不断重读《史记》之中，我们不断加深着对这些名篇的理解，以此从阅读中照见足以为我们当下叙述写作的益处。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