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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诗歌是专门为儿童所创作，记录儿童的童真童趣，丰富儿童精神世界，为儿童所喜爱的诗歌。为了弥补童诗创作空缺，丰富国内童诗种类，中国引进了许多优秀的外国儿童诗歌，然而童诗翻译中问题不少，由于译者对原文的研究欠深刻，致使原作的思维风格在译文中缺失。在翻译童诗时，译者要深入研究作者的创作理念和背景，在翻译中力求体现诗人“儿童本位”的思维风格，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童诗;《一个孩子的诗园》翻译;思维风格;儿童本位
作者简介：李子君（1994-），女，山东济南人，中国海洋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1--03
童诗是以儿童为对象，感情丰富，语言凝练，富有韵律，用分行式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童诗是美的诗，培育儿童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对儿童的认知能力及审美能力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起步较晚，所以我国在童诗创作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创作质量良莠不齐，创作群体薄弱以及童诗创作成人化倾向严重等。
因此，为了弥补我国童诗创作的空缺，丰富我国童诗种类，让儿童体会童诗的乐趣，引进国外优秀的儿童诗歌很有必要。鉴于语言的差异，国外作品的中译本充当了两种文化交流的桥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童诗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了些许问题，主要问题之一便是：译文所展现的思维风格与原文不符，致使原文的情感观念传达有误。
本文从英国著名诗人罗伯特·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作品《一个孩子的诗园》（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简称《诗园》）的两首诗为例，试探究在童诗翻译中原诗的思维风格应如何再现。
一、思维风格与童诗翻译
（一）思维风格与翻译
作为风格的一个侧面，思维风格最早由英国文体学家Roger Fowler在其著作《语言学与小说》中提出：“一致的结构上的选择，把描述的世界切分成一个个模式，就产生了关于世界观的印象，我所称之为‘思维风格’”，“思维风格是一个人（作者或人物）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的特定方式。[5]”思维风格体现了作者的精神风貌。 Leech & Short认为通过语言的语法，词汇方面的形式结构来观察思维风格。概念变化受制于语义和手段，反过来又体现不同的思维风格。因此，译者首先要了解作者认识世界的方式，运用恰当的文字及手段，才能准确传达原作的思维风格。
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要考虑对原文的忠实，而忠实于原文“不仅是对浮面字义的忠实，对情感，思想，风格，声音节奏等必同时忠实。”翻译童诗尤为如此，童诗在节奏韵律，语言组织，风格传达等诸多方面的重现上有着更高的要求。诗人在创作时以他的儿童观为基础，自身体会与经历为依托，用文字重现儿童的天真与乐趣。因此译者重现的不仅是文字本身，更重要的是文字所呈现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所以译者在翻译童诗时，注重把握儿童的心理特征以及童诗的整体风格，尽可能避免翻译腔，使译文整体自然流畅，全然表现儿童天真无邪的行为和天马行空的想象，能够让小读者在诗中找到共鸣，从而拉近作者与读者的距离。
（二）《一个孩子的诗园》的思维风格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1850-1894）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儿童诗人，于1885年出版了儿童诗歌集《一个孩子的诗园》。这部诗集游戏性和趣味性十足，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作者的依旧未泯的童心“斯蒂文森他能把自己童年里的那些细枝末节完全保存在记忆中，又能用艺术的手法把它们重现在诗作中，他的本事就在于他能把童年的记忆诗化。”
成人该如何培养和教育儿童，如何去对待儿童的天性，斯蒂文森在诗行中表明了他的观点：给予其尊重，释放其天性，鼓励其发展，因势利导，给孩子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一个孩子的诗园》之所以能够成为“最优美的启蒙教材”，正是因为诗集中所传递的“儿童本位观”，它“既适合低龄的儿童，又是人类最高端的文学成果，对成人更有永恒的审美价值”。
本文拟挑选颇有特色的三个中译本，屠岸版本、文爱艺版本、漪然版本，下文拟统一简称屠译、文译、漪译。试图从《诗园》的两首诗歌Whole Duty of Children以及 Windy Nights的翻译入手，进行译本对照，通过分析原文以及译文的语言特点，挖掘出作品隐含的意义，试析译文该如何才能再现原诗的思维风格，才能较为完满地完成对原作的艺术传达。
二、童诗翻译中《诗园》的思维风格再现
翻译文学作品如同作画，作画讲究形神兼备，而翻译童诗更是如此。在“有形”—翻译忠实的基础上，加之“有神”—风格鲜明突出，译本才可称之为“形神兼备”的好译作。王佐良先生在评述严复的“信、雅、达”时谈到了风格的翻译：“雅是指通过艺术的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来吸引他们。吸引心目中预定的读者—这是任何译者所不能忽视的大事”。诗歌是词与韵的完美结合。因此，在衡量原文思维风格再现的众多标准之中，重中之重的便是词汇的选择与组合以及音韵的组织与排列。
（一）词汇层面
词汇作为体现思维风格的首要因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诗园》中斯蒂文森用词生活化，符合童诗浅显易懂的标准。因此，译者翻译童诗首先要认识到儿童读者的特殊性，考虑目标读者的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尽量选择儿童易懂的词语，使译文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用简单直白的生活用语来传达原诗所描绘的生动有趣的日常生活与奇妙想象。
Whole Duty of Children是一首教育短詩，讲的是大人对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的小小期望，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尊重孩子，爱护其天性的教育态度。从全诗的视角来看，原诗着重表达了对孩子的鼓励，并非训斥。其内容通俗，诗篇简短，词语为基础词汇，多为单音节与双音节词，易读易懂。 首先，关于题目“Whole Duty of Children”的翻译，三位译者分别译成“该做到的”“责任”和“义务”。三者相较，屠译较为口语化，词汇选择符合儿童的说话习惯和认知水平，通俗易懂。无论是儿童自己读诗或者听父母读诗，屠译版本的题目让儿童有进一步探索的欲望并且思考自己该做到的事是什么。漪译“责任”与文译“义务”一般用于成人之间的道德约束，两词与儿童并列过于正式，略显严肃，理解难度高于儿童自身水平，接受程度低。
其次，三位译者并未完全译出题目的含义，不约而同地省略了“whole”的翻译，而三位译者所省略的“whole”一词却是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全诗用四句诗写出了对儿童“全部”的三项要求：讲真话，有问有答，懂礼貌。这首诗里斯蒂文森把儿童当作一个完完整整的拥有独立意识的“个体”存在，而不是成人的附属品。这就是斯蒂文森的超前的儿童观，也是他诗歌当中最迷人的闪光点。
斯蒂文森儿童观的形成源于维多利亚这个特殊的时代，在这期间宗教主义盛行，原罪观把控着人们的思想，他们认为儿童生来有罪，因此需要严格管理并加以约束。为了使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更加符合道德规范，福音派在儿童的道德教育上极其关注，压制儿童的天性并阻碍其自然发展。他们认为儿童只有通过成人的严加管教，遵守社会和成人所规定的条例和规矩，才能逐渐远离本性之恶，成为符合社会规范的“好孩子”。所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斯蒂文森创作出了《一个孩子的诗园》，用文字和当时的社会规矩和清规条例做出抗争，对社会抑制儿童天性发展的不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诗人看来，儿童的天真单纯是他们最可贵的品质，而成人所需要去做的就是保护这种美好而不是用条条框框去扼杀它。
在他的意识当中，“儿童本位”的观念已经是清晰而独立的存在，而诗歌所体现的儿童观与朱自强教授所倡导的儿童观不谋而合：“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解放和发展儿童，并在这解放和发展儿童的过程中，将自身融入其中，以保持和丰富人性中可贵的品质。”因此在翻译整部诗集时，字里行间必须要体现出诗人的创作理念。“儿童本位”的创作理念是诗集的灵魂所在，而思维风格是创作理念的外在展现，思维风格如同这首诗的内在神韵，忽略或者不能深刻理解，都会翻译不当，使诗作的精髓缺失。
八十年代初，屠岸先生在翻译这本诗集时已近花甲之年，因此屠译版译文具有时代特色。屠译版本的诗歌，在选词上并未完全体现斯蒂文森的思维风格，“老实话”，“哑巴”等词具有典型的时代烙印。“哑巴”原意为因生理缺陷而不能讲话的人。然而，在当代社会，“哑巴”用于教导或指责的情况下，已然引申成一个贬义性的词汇，带有轻蔑之意，是不尊重他人的表现，此类词汇的出现与童诗所倡导“真善美”的主题不符，会给儿童带来负面影响。屠译版的思维风格与原著不符的原因，一是译者没有深入了解诗集的创作背景，二是与八十年代初的我国的“儿童观”有关。八十年代初期，我国的儿童观并未真正回归“儿童本位”，儿童被视为 “弱者”和“被动者”。童诗还存在着对政治热情的保留，过分强调“教育功能”。屠老在翻译这部诗集时，国内的“儿童本位”观念较为欠缺，“成人本位”观念较重。屠老从成人教育孩子的角度来翻译此诗，对孩子要求必须讲真话，别人讲话必须应答，饭桌吃饭有礼貌，要努力做到。这些话语情感表达上并没有把原作对孩子的包容，顺应自然发展的观点体现出来，导致了翻译时原作思维风格的表达不当。
文爱艺采取了直译的方式，译文如“当别人跟他说话” “定要好好应答”“注意餐桌礼仪”“起码尽其所能” “做到最好”等词句，翻译痕迹过重，致使语气生硬，文字缺乏温度，丧失了童诗该有的美感。在“当别人跟他说话定要好好应答” 一句中的“第三人称”的表达“别人”“他”亲切度弱于第二人称的表达方式，容易与小读者产生距离感。“起码尽其所能做到最好”这句译文是以一个成人的角度要求孩子应该做到的程度，对孩子的要求过于苛刻，曲解了斯蒂文森的本意，使得译文教育意味浓重，丢失了诗歌精髓，未体现原诗的思维风格。
漪然的版本是年近90高龄的屠岸先生与新生代翻译家漪然的联手之作。相较于前两版，这部译作较为完善也更加接近地传达了原诗的精华之处。节奏韵律上保留了原诗的音乐美，朗朗上口;语言简单易懂，清晰明了。尤其“能做多少，就去做吧”这句诗里，没有体现对孩子的强制要求，反而从尊重孩子的角度，考虑到孩子的成长阶段，对孩子的表现顺其自然就好。在这部译作里，译者在深刻理解斯蒂文森以“儿童本位”为创作理念的基础之上，紧跟时代新变化，结合新世纪的儿童观念，使译文无缝贴合斯蒂文森的思维风格，重新赋予这部百年诗作新的魅力，让家长和孩子一起阅读诗歌的过程中推翻固有的教育观念，重新定义孩子的成长，让孩子能够享受自由成长的快乐。
（二）音韵层面
节奏和韵律也是思维风格的表现手法之一。朱光潜先生曾说过：“情感的最直接的表现是声音节奏，而文学意义反在其次。文学意义所不能表现的情调常可以用声音节奏表现出来。”这一点在儿童诗歌中尤为明显。节奏能给人快感与美感，能满足人们生活和心理上的需求，每当节奏进行一次新的回环重复的时候，便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使人感到亲切愉快[20]。因此在翻译童诗时，译者应该把原诗的节奏韵律表现出来，尽量做到节奏明快，韵律流畅，使童诗呈现出自然和谐的状态，争取使诗歌的情感与韵律能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Windy Nights是诗集中描写儿童夜晚听见风声而奇思妙想的一首诗歌。
首先，原诗分为两小节，每行诗押尾韵，韵律为ab/ab/cc，分别为set， high/wet， by/ out， about，韵律齐整有序，语调轻松愉快，韵律的完美组合賦予诗歌一种活泼自由的基调。从全诗可以看出斯蒂文森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创作此诗，并且极其准确地捕捉到了小孩天马行空的想象，并且用艺术的手法让它们重现诗中，让儿童感同身受的同时，也让成人重新捡起并体会这份失去已久的童心。 屠译版本的译文在本质上抓住了这首诗的精髓，通过轻快跳跃的节奏感表现出了儿童的雀跃的童心以及他们丰富的想象力。这首诗无论是感情的传达还是思维风格的表现上，屠译版本的表达与原作的表达相差无几。屠译版本的译文分为对照的两节诗歌，三字句和叠词的使用比较符合儿童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如同耳闻能详的民间歌谣，不仅提升了全诗的感情基调，同时营造了一种俏皮欢乐的氛围。加之，儿化音的使用使译文更加贴近儿童的生活，增添了译文的熟悉感，拉近了与小读者的距离。
文爱艺版本的译文是以成人的视角来翻译此诗，选词造句“星云黯淡”“周而复始”等词成人化倾向严重，完全没有考虑到儿童读者的特殊性。整首诗的句群切分冗长，“月黑风高”“沉淀”/“暗淡”“经过”/“熄灭”“飞奔”等词韵脚杂乱，节奏韵律基本没有规律可寻。尤其在童诗当中，节奏是情感的符码，可以体现文字所不能体现的思想感情，诗歌丧失了节奏和韵律如同丢失了其血肉，只留下单纯的叙述，没有任何情感的渗透，致使全诗缺乏趣味性，难以激发小读者的阅读兴趣。节奏韵律亦能体现作者的思维风格，而文爱艺版本的译文所体现的思维风格与原作的思维风格大相径庭。袁行霈先生曾说：“诗歌与音乐都属于时间艺术。诗人既要用语言所包含的意义去影响读者的感情，又要调动语言的声音去打动读者的心灵，使诗歌产生音乐的效果。” 拗口晦涩译文使原文天真烂漫的氛围大打折扣，音乐感的缺失削弱了诗歌赏心怡情的作用。
漪然的版本，诗歌较为押韵，整体节奏有规律可寻，第一节一、三、五、六句押“i”韵，二、四句押“a”韵;第二节二、四、五、六句押“an”韻，一、三句“ao”韵，韵律上基本做到了一致，句式也较为工整。同时重复使用象声词“得得”使语言更加生动有趣，增添了动态感和画面感，整体节奏明朗轻快。屠译版本和漪然版本两个译本思维风格的还原度较高，译出了儿童诗应有的美感与情趣。译者从儿童视角出发，再现了想象的魅力以及想象所带给儿童的乐趣，还原了原诗该有的童趣也唤醒了译者心中沉睡已久的那颗童心。
三、结语
翻译儿童诗歌如同作画都讲究形神兼备。在“有形”—翻译忠实的基础上，加之“有神”—风格鲜明突出，才可称之为“形神兼备”的好译作。矛盾先生曾谈到风格的翻译：“譬如原作的文字是朴素的，译文却成了浓艳，原文的文字是生硬的，译文却成了流利;要有了这种情形，即使译得并没有错误，人人看得懂，可是实际上总也是歪曲了原作。”所以，译者要用儿童可接受的语言来打破原作的异域感，用富有联想充满韵律感的语言让儿童找到熟悉感;同时，译者要尽力重现原作的思维风格，体现其引进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可以让儿童们品味外文经典，丰富精神世界，也可以让成人有所启发，加以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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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童诗;《一个孩子的诗园》翻译;思维风格;儿童本位
作者简介：李子君（1994-），女，山东济南人，中国海洋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1--03
童诗是以儿童为对象，感情丰富，语言凝练，富有韵律，用分行式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童诗是美的诗，培育儿童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对儿童的认知能力及审美能力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起步较晚，所以我国在童诗创作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创作质量良莠不齐，创作群体薄弱以及童诗创作成人化倾向严重等。
因此，为了弥补我国童诗创作的空缺，丰富我国童诗种类，让儿童体会童诗的乐趣，引进国外优秀的儿童诗歌很有必要。鉴于语言的差异，国外作品的中译本充当了两种文化交流的桥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童诗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了些许问题，主要问题之一便是：译文所展现的思维风格与原文不符，致使原文的情感观念传达有误。
本文从英国著名诗人罗伯特·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作品《一个孩子的诗园》（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简称《诗园》）的两首诗为例，试探究在童诗翻译中原诗的思维风格应如何再现。
一、思维风格与童诗翻译
（一）思维风格与翻译
作为风格的一个侧面，思维风格最早由英国文体学家Roger Fowler在其著作《语言学与小说》中提出：“一致的结构上的选择，把描述的世界切分成一个个模式，就产生了关于世界观的印象，我所称之为‘思维风格’”，“思维风格是一个人（作者或人物）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的特定方式。[5]”思维风格体现了作者的精神风貌。 Leech & Short认为通过语言的语法，词汇方面的形式结构来观察思维风格。概念变化受制于语义和手段，反过来又体现不同的思维风格。因此，译者首先要了解作者认识世界的方式，运用恰当的文字及手段，才能准确传达原作的思维风格。
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要考虑对原文的忠实，而忠实于原文“不仅是对浮面字义的忠实，对情感，思想，风格，声音节奏等必同时忠实。”翻译童诗尤为如此，童诗在节奏韵律，语言组织，风格传达等诸多方面的重现上有着更高的要求。诗人在创作时以他的儿童观为基础，自身体会与经历为依托，用文字重现儿童的天真与乐趣。因此译者重现的不仅是文字本身，更重要的是文字所呈现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所以译者在翻译童诗时，注重把握儿童的心理特征以及童诗的整体风格，尽可能避免翻译腔，使译文整体自然流畅，全然表现儿童天真无邪的行为和天马行空的想象，能够让小读者在诗中找到共鸣，从而拉近作者与读者的距离。
（二）《一个孩子的诗园》的思维风格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1850-1894）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儿童诗人，于1885年出版了儿童诗歌集《一个孩子的诗园》。这部诗集游戏性和趣味性十足，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作者的依旧未泯的童心“斯蒂文森他能把自己童年里的那些细枝末节完全保存在记忆中，又能用艺术的手法把它们重现在诗作中，他的本事就在于他能把童年的记忆诗化。”
成人该如何培养和教育儿童，如何去对待儿童的天性，斯蒂文森在诗行中表明了他的观点：给予其尊重，释放其天性，鼓励其发展，因势利导，给孩子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一个孩子的诗园》之所以能够成为“最优美的启蒙教材”，正是因为诗集中所传递的“儿童本位观”，它“既适合低龄的儿童，又是人类最高端的文学成果，对成人更有永恒的审美价值”。
本文拟挑选颇有特色的三个中译本，屠岸版本、文爱艺版本、漪然版本，下文拟统一简称屠译、文译、漪译。试图从《诗园》的两首诗歌Whole Duty of Children以及 Windy Nights的翻译入手，进行译本对照，通过分析原文以及译文的语言特点，挖掘出作品隐含的意义，试析译文该如何才能再现原诗的思维风格，才能较为完满地完成对原作的艺术传达。
二、童诗翻译中《诗园》的思维风格再现
翻译文学作品如同作画，作画讲究形神兼备，而翻译童诗更是如此。在“有形”—翻译忠实的基础上，加之“有神”—风格鲜明突出，译本才可称之为“形神兼备”的好译作。王佐良先生在评述严复的“信、雅、达”时谈到了风格的翻译：“雅是指通过艺术的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来吸引他们。吸引心目中预定的读者—这是任何译者所不能忽视的大事”。诗歌是词与韵的完美结合。因此，在衡量原文思维风格再现的众多标准之中，重中之重的便是词汇的选择与组合以及音韵的组织与排列。
（一）词汇层面
词汇作为体现思维风格的首要因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诗园》中斯蒂文森用词生活化，符合童诗浅显易懂的标准。因此，译者翻译童诗首先要认识到儿童读者的特殊性，考虑目标读者的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尽量选择儿童易懂的词语，使译文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用简单直白的生活用语来传达原诗所描绘的生动有趣的日常生活与奇妙想象。
Whole Duty of Children是一首教育短詩，讲的是大人对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的小小期望，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尊重孩子，爱护其天性的教育态度。从全诗的视角来看，原诗着重表达了对孩子的鼓励，并非训斥。其内容通俗，诗篇简短，词语为基础词汇，多为单音节与双音节词，易读易懂。 首先，关于题目“Whole Duty of Children”的翻译，三位译者分别译成“该做到的”“责任”和“义务”。三者相较，屠译较为口语化，词汇选择符合儿童的说话习惯和认知水平，通俗易懂。无论是儿童自己读诗或者听父母读诗，屠译版本的题目让儿童有进一步探索的欲望并且思考自己该做到的事是什么。漪译“责任”与文译“义务”一般用于成人之间的道德约束，两词与儿童并列过于正式，略显严肃，理解难度高于儿童自身水平，接受程度低。
其次，三位译者并未完全译出题目的含义，不约而同地省略了“whole”的翻译，而三位译者所省略的“whole”一词却是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全诗用四句诗写出了对儿童“全部”的三项要求：讲真话，有问有答，懂礼貌。这首诗里斯蒂文森把儿童当作一个完完整整的拥有独立意识的“个体”存在，而不是成人的附属品。这就是斯蒂文森的超前的儿童观，也是他诗歌当中最迷人的闪光点。
斯蒂文森儿童观的形成源于维多利亚这个特殊的时代，在这期间宗教主义盛行，原罪观把控着人们的思想，他们认为儿童生来有罪，因此需要严格管理并加以约束。为了使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更加符合道德规范，福音派在儿童的道德教育上极其关注，压制儿童的天性并阻碍其自然发展。他们认为儿童只有通过成人的严加管教，遵守社会和成人所规定的条例和规矩，才能逐渐远离本性之恶，成为符合社会规范的“好孩子”。所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斯蒂文森创作出了《一个孩子的诗园》，用文字和当时的社会规矩和清规条例做出抗争，对社会抑制儿童天性发展的不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诗人看来，儿童的天真单纯是他们最可贵的品质，而成人所需要去做的就是保护这种美好而不是用条条框框去扼杀它。
在他的意识当中，“儿童本位”的观念已经是清晰而独立的存在，而诗歌所体现的儿童观与朱自强教授所倡导的儿童观不谋而合：“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解放和发展儿童，并在这解放和发展儿童的过程中，将自身融入其中，以保持和丰富人性中可贵的品质。”因此在翻译整部诗集时，字里行间必须要体现出诗人的创作理念。“儿童本位”的创作理念是诗集的灵魂所在，而思维风格是创作理念的外在展现，思维风格如同这首诗的内在神韵，忽略或者不能深刻理解，都会翻译不当，使诗作的精髓缺失。
八十年代初，屠岸先生在翻译这本诗集时已近花甲之年，因此屠译版译文具有时代特色。屠译版本的诗歌，在选词上并未完全体现斯蒂文森的思维风格，“老实话”，“哑巴”等词具有典型的时代烙印。“哑巴”原意为因生理缺陷而不能讲话的人。然而，在当代社会，“哑巴”用于教导或指责的情况下，已然引申成一个贬义性的词汇，带有轻蔑之意，是不尊重他人的表现，此类词汇的出现与童诗所倡导“真善美”的主题不符，会给儿童带来负面影响。屠译版的思维风格与原著不符的原因，一是译者没有深入了解诗集的创作背景，二是与八十年代初的我国的“儿童观”有关。八十年代初期，我国的儿童观并未真正回归“儿童本位”，儿童被视为 “弱者”和“被动者”。童诗还存在着对政治热情的保留，过分强调“教育功能”。屠老在翻译这部诗集时，国内的“儿童本位”观念较为欠缺，“成人本位”观念较重。屠老从成人教育孩子的角度来翻译此诗，对孩子要求必须讲真话，别人讲话必须应答，饭桌吃饭有礼貌，要努力做到。这些话语情感表达上并没有把原作对孩子的包容，顺应自然发展的观点体现出来，导致了翻译时原作思维风格的表达不当。
文爱艺采取了直译的方式，译文如“当别人跟他说话” “定要好好应答”“注意餐桌礼仪”“起码尽其所能” “做到最好”等词句，翻译痕迹过重，致使语气生硬，文字缺乏温度，丧失了童诗该有的美感。在“当别人跟他说话定要好好应答” 一句中的“第三人称”的表达“别人”“他”亲切度弱于第二人称的表达方式，容易与小读者产生距离感。“起码尽其所能做到最好”这句译文是以一个成人的角度要求孩子应该做到的程度，对孩子的要求过于苛刻，曲解了斯蒂文森的本意，使得译文教育意味浓重，丢失了诗歌精髓，未体现原诗的思维风格。
漪然的版本是年近90高龄的屠岸先生与新生代翻译家漪然的联手之作。相较于前两版，这部译作较为完善也更加接近地传达了原诗的精华之处。节奏韵律上保留了原诗的音乐美，朗朗上口;语言简单易懂，清晰明了。尤其“能做多少，就去做吧”这句诗里，没有体现对孩子的强制要求，反而从尊重孩子的角度，考虑到孩子的成长阶段，对孩子的表现顺其自然就好。在这部译作里，译者在深刻理解斯蒂文森以“儿童本位”为创作理念的基础之上，紧跟时代新变化，结合新世纪的儿童观念，使译文无缝贴合斯蒂文森的思维风格，重新赋予这部百年诗作新的魅力，让家长和孩子一起阅读诗歌的过程中推翻固有的教育观念，重新定义孩子的成长，让孩子能够享受自由成长的快乐。
（二）音韵层面
节奏和韵律也是思维风格的表现手法之一。朱光潜先生曾说过：“情感的最直接的表现是声音节奏，而文学意义反在其次。文学意义所不能表现的情调常可以用声音节奏表现出来。”这一点在儿童诗歌中尤为明显。节奏能给人快感与美感，能满足人们生活和心理上的需求，每当节奏进行一次新的回环重复的时候，便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使人感到亲切愉快[20]。因此在翻译童诗时，译者应该把原诗的节奏韵律表现出来，尽量做到节奏明快，韵律流畅，使童诗呈现出自然和谐的状态，争取使诗歌的情感与韵律能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Windy Nights是诗集中描写儿童夜晚听见风声而奇思妙想的一首诗歌。
首先，原诗分为两小节，每行诗押尾韵，韵律为ab/ab/cc，分别为set， high/wet， by/ out， about，韵律齐整有序，语调轻松愉快，韵律的完美组合賦予诗歌一种活泼自由的基调。从全诗可以看出斯蒂文森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创作此诗，并且极其准确地捕捉到了小孩天马行空的想象，并且用艺术的手法让它们重现诗中，让儿童感同身受的同时，也让成人重新捡起并体会这份失去已久的童心。 屠译版本的译文在本质上抓住了这首诗的精髓，通过轻快跳跃的节奏感表现出了儿童的雀跃的童心以及他们丰富的想象力。这首诗无论是感情的传达还是思维风格的表现上，屠译版本的表达与原作的表达相差无几。屠译版本的译文分为对照的两节诗歌，三字句和叠词的使用比较符合儿童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如同耳闻能详的民间歌谣，不仅提升了全诗的感情基调，同时营造了一种俏皮欢乐的氛围。加之，儿化音的使用使译文更加贴近儿童的生活，增添了译文的熟悉感，拉近了与小读者的距离。
文爱艺版本的译文是以成人的视角来翻译此诗，选词造句“星云黯淡”“周而复始”等词成人化倾向严重，完全没有考虑到儿童读者的特殊性。整首诗的句群切分冗长，“月黑风高”“沉淀”/“暗淡”“经过”/“熄灭”“飞奔”等词韵脚杂乱，节奏韵律基本没有规律可寻。尤其在童诗当中，节奏是情感的符码，可以体现文字所不能体现的思想感情，诗歌丧失了节奏和韵律如同丢失了其血肉，只留下单纯的叙述，没有任何情感的渗透，致使全诗缺乏趣味性，难以激发小读者的阅读兴趣。节奏韵律亦能体现作者的思维风格，而文爱艺版本的译文所体现的思维风格与原作的思维风格大相径庭。袁行霈先生曾说：“诗歌与音乐都属于时间艺术。诗人既要用语言所包含的意义去影响读者的感情，又要调动语言的声音去打动读者的心灵，使诗歌产生音乐的效果。” 拗口晦涩译文使原文天真烂漫的氛围大打折扣，音乐感的缺失削弱了诗歌赏心怡情的作用。
漪然的版本，诗歌较为押韵，整体节奏有规律可寻，第一节一、三、五、六句押“i”韵，二、四句押“a”韵;第二节二、四、五、六句押“an”韻，一、三句“ao”韵，韵律上基本做到了一致，句式也较为工整。同时重复使用象声词“得得”使语言更加生动有趣，增添了动态感和画面感，整体节奏明朗轻快。屠译版本和漪然版本两个译本思维风格的还原度较高，译出了儿童诗应有的美感与情趣。译者从儿童视角出发，再现了想象的魅力以及想象所带给儿童的乐趣，还原了原诗该有的童趣也唤醒了译者心中沉睡已久的那颗童心。
三、结语
翻译儿童诗歌如同作画都讲究形神兼备。在“有形”—翻译忠实的基础上，加之“有神”—风格鲜明突出，才可称之为“形神兼备”的好译作。矛盾先生曾谈到风格的翻译：“譬如原作的文字是朴素的，译文却成了浓艳，原文的文字是生硬的，译文却成了流利;要有了这种情形，即使译得并没有错误，人人看得懂，可是实际上总也是歪曲了原作。”所以，译者要用儿童可接受的语言来打破原作的异域感，用富有联想充满韵律感的语言让儿童找到熟悉感;同时，译者要尽力重现原作的思维风格，体现其引进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可以让儿童们品味外文经典，丰富精神世界，也可以让成人有所启发，加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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