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熟悉现、当代新诗状况的读者来说，很容易发现当代诗技艺的成熟、领域的拓展及观念的更新。在当代，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诗人，包括70、80以后的青年诗人，在远离现代语境之后，他们的写作显示出新的风度、新的追求。传统或西化的焦虑几乎已不存在，诗体建构的焦虑也已淡化，而网络所提供的丰富的写作资源和便捷的交流途径，更是加快了他们的成长。他们姿态轻松、技艺熟稔、满怀兴趣的写作，标志着新诗在当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70后的诗人李清荷正是其中的一位。读她的诗歌既可以感受到摆脱了新诗写作焦虑后的自由作风，也能体味到她对生活细节的敏感性以及对生命存在的反思与觉悟。虽然，她并不常见于评论家的笔下，但确是一位值得细读的诗人。因此，以下笔者将从三个方面谈谈她的诗歌。
　　一、轻松的姿态
　　回顾百年新诗，不论是民族、文化的自救和复兴，还是新诗自身的开创和建构，都赋予新诗写作以重负，在政治、道德、主义的话语漩涡中，新诗总难逃脱诗之责任的摆布。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诗坛流派林立，看似进入了一个创作的自由期，新诗写作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回归诗歌本体，但各种流派的诗学主张实际上又为流派诗人的创作自设了本体性的藩篱。九十年代后，各种流派几乎名存实亡，但世纪末又兴起了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之争，焦点集中于新诗的语言问题，就创作而言，近乎无谓的意气之争。口语化或雅语化，原本是诗的自由，在新诗建设的责任意识中，却变成了诗的限制。历来的纷争，不论聚焦于诗之功能层面，还是“新诗之为诗”的本体层面，在创作上皆体现为新诗建设的责任意识。倘若诗人在实际的写作中坚持站队，责任意识也就外化为写作的纪律和压力，为创作人为地制定了种种边界的限制。近十多年来，诗坛相对平静。各种诗学主张相对于过去而言，开放性、建议性逐渐取代了封闭性和纪律性。什么是新诗，新诗应该怎样等本体性的思考，已经不再是写作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一批批更年轻的诗人实践中，新诗写作的传统（古今中外）焦虑也已经大大减弱，“新诗”的写作正演化为“诗”的写作，并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
　　作为70后的诗人，李清荷正是这样一位无焦虑、无压力的“诗”的写作者。翻阅她的新诗集《布景者》，便立即感受到新诗写作的变化。其轻松的写作姿态，率性的诗语表达，诗歌写作的生活化倾向，显示了新诗进入新时代以来的转型。
　　在李清荷轻松的书写姿态的背后，读者总能感受到在“诗想解放”的自由。政治、道德意识已经不再作为问题出现在诗歌中，它既非中心也非边缘；诗之为诗的界限意识，也在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作风中淡化、消失。她的诗完全呈现出一种近乎诗本能的风格，不拘于流派，不拘于观念，甚至不拘于新旧（有论者曾讨论李清荷诗歌的女性意识，但我确信，倘若有，它首先也是表现为一种诗的意识）。但在自由中同时又谨守诗的限度，表现出鲜明的个人辨识度。这使得诗的写作成为一种需要而不是目的，而诗的阅读成了诗的享受，而不是诗的教化或诗的反思。比如《屈原在何处》，看诗题，很难想象能写成一首轻松、有趣的诗。“屈原”这个文化符号承载了太多沉重的内涵，人们提起“屈原”（这个人和这个文化符号）便会肃然起敬，倘若不想刻意冒犯传统，和屈原开玩笑总是不够明智的。但是，在李清荷的笔下，“我”爱上了屈原，还要嫁给他，写法活泼、幽默、大胆，绝非无厘头的消解和冒犯。作者通过对屈原儿时生活的虚构，使得屈原的高大形象中多出了亲切的一面；又借“我”与屈原恋爱与结婚的想象，把我对屈原的热爱抒写得格外深挚：
　　我能想象你小时候骑弄竹马的小样：
　　唱着一些乡野俚调和童谣
　　小小的手掌，握不住一只粗管和狼毫
　　你抓住不放的那只乌不溜秋的麻雀
　　叫个不停，真烦死个人
　　……
　　你的胡子花白，隐喻了什么
　　银河长长的，许多人祝我幸福
　　他们站在那里，一声声咳嗽、催促
　　拜天地的时辰早过了，槐树上叶子
　　绿了黄，黄了落，经过了好多个
　　轮回了。你该出来了
　　“小样”、“叫个不停，真烦死个人”不仅情态生动，也包含无限的爱意，丝毫无损于“伟大”，而“你该出来了”看似轻佻，实则有深深的仰慕。更关键的是，假如把这首诗看做一种隐喻，我们可以借此看出新诗与传统诗歌之间的关系。早期新诗的敌意与拒绝被消解了，生动的恋爱与结婚预示了新诗的自信、独立与成熟。在我们看多了诸如“当你老了，我也老了”、“澡盆里的拿破仑将军”、“上海像伤害般多羞”之类解构和讽拟，对于这种没有对抗、没有重负、又生动、机趣的诗歌，不免要生出阅读的喜悦来。同样，在以历史人物如项羽、小乔、燕青等为题材的诗歌中，类似的处理方法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写给项羽的11封情书》开篇写到：“我还不够蒙昧，霸王/从山上回来，收下晾干的衣服，我是你的”，通过虚构的方式，首先把“我”与项羽之间的时空拉近，解除后世仰望历史英雄的视角限制，再以书信的叙述语气，陈述日常的生活场景与所思所想，重构历史人物的风神，并借此抒写个人心中之块垒。诗中既写“我洗你的内衣，很重的体味”，“大雨打湿了你的衣裳，你脱下来烘烤，皮肤/在欲望里发烫，泪光闪闪，白发又增添了几根”等隐私性的细节，也多次直呼“清荷”，从叙述策略上制造似真似幻的错觉，在现实和历史的双重虚构中，完成对沉重现实的批判和超越，抵达诗的审美之境。虽然这些诗带有浓浓的悲剧气息，风格严肃，但在艺术处理的方式却又是轻盈的、放松的。我以为，这是当代新诗写作应有的姿态。在百年历史之后，新诗作者也实在该养成一些自信了，不能总是焦灼于如何抗争传统、如何继承传统、如何跟上西方潮流、如何标新立异。更应该把责任心和警惕心暂时放一放，以一种放松的心态写作，选择自然、正常的姿态面对过去与未来，东方和西方，面对现实和理想，社会与内心，让才华在无焦虑的状态中充分施展。
　　对日常生活题材的处理上，李清荷同样是自由与放松的。诗集《桃色三千丈》收录的全部是与桃花有关的诗。“桃花”意象的书写面临两种压力，一是传统的，诗经以来，古人写桃花的诗不可胜数，诸如写美色（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欲笑不笑桃花然、桃花百媚如欲语）、感春（桃花满地春牢落、碧桃花下感流年）、情愁（桃花依旧笑春风、桃花别路长、桃花落、闲池阁）以及桃花源的联想（辞我隐桃花、武陵桃花笑杀人）等。再由“桃花”中推陈出新，难度可想而知。二是当下的桃花之俗，亦如古人所写，“世间俗桃千百数，溪谷往往蒸成霞。”时代风气使然，催生出许多以桃花为主题的旅游盛景与流俗的文字，“桃花”一词的诗意向度也遭到消解。但是，李清荷笔下的一百多首桃花诗虽不免也有瑕疵，却常常能别出心裁，既不刻意呼应传统，也无意迎合世俗人情，而是在风景的审美与个人体验之间，架构一条新的诗意蹊径。诸如： 　　整个上午，我都心不在焉
　　望见窗外那棵粗壮的银杏树
　　昨天，还像披了一件金黄色外衣
　　经过一个晚上冷雨的侵淋
　　从早晨开始，就显出了疲惫
　　我看到的大多数叶子都不言不语
　　只是簌簌地，不断地往花坛里掉落
　　扫地的人，总是不停地去将这些
　　在潮湿的阴雨天里，张着明晃晃的眼睛
　　有些炫耀的小扇子
　　一一收拢
　　我知道，世界上的一些秘密
　　随着这些漂亮的叶子的归去，或已尘封
　　树木发出的声音，曾经是多么让人不能释怀啊
　　现在不得不失去，鸟鸣消散
　　根蒂也将慢慢地腐烂
　　这首诗“缘事而发”，避开了那些一触及诗之思便蹈空逞辩的做法，在习以为常的落叶中，发掘出“消逝”的秘密。虽然它不像《边缘》那样在辩证中获得“客喜而笑，洗盏更酌”的超越，但对于秘密的发现本身就赋予陈旧生活以崭新的面貌，同样实现了“艺术与世界的关联”。比起已经奉为经典的“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这样的诗似乎更能贴近人的生活和心灵。当然，这种写法在不少优秀诗人的作品中都可以发现，但作为70后诗人，李清荷的发挥如此得心应手，总令人不由得要击节赞叹。
　　翻阅诗集《布景者》，这样的诗随处可见。诸如《初一高速路上见雪》、《路过》、《在一片油菜田和麦田之间》、《春天，啊，春天》等短篇都是佳作。在长诗中，日常生活语境，被置换为一种特定的生活语境，常常具有指涉现实与历史的双重功能，诗中的女性形象也同时兼具历史人物和“李清荷”的双重身份。《布景者》中以写项羽、小乔的两首长诗，都是这样的写法，这使得诗中人物形象的历史面貌既熟悉又陌生，有很强的现实隐喻性，也使得这些诗摆脱了宏大的历史感怀之套路，从咏史诗或叙事诗跃升为具体可感的生活之诗。
　　李清荷的生活之诗带有很强的即兴特征，车行道上，触目成诗，人在山中，随遇感发。这种基于对生活的敏感性的即兴之作，不仅赋予生活以激情和活力、破除现实对生命的压制和束缚，也是对精致化的审美主义传统的抵制。虽然，不少诗歌在语言或结构上显得粗砺，但正是这粗砺产生了生命的活力。在传统汉语诗歌中，向来有精致化的审美倾向，传为练字美谈的“推敲”故事，便是典型的例子，在脱离个人的生活体验后，在“推”和“敲”之间的艰难抉择显得颇为迂腐、可叹。审美主义者常常会背离生活场景的真实，沉浸于字词的雕琢之中，诗歌因此变得精致而狭隘，唯美而虚无。新诗诞生以后，类似的审美主义倾向依然广泛存在，从早期的实验之作，到后来的新月派、现代派都不曾消失过。戴望舒曾深刻反思新诗的音乐性问题，并否定自己的名篇《雨巷》，本质上也是对审美主义间接的批评。在当代，这种倾向并未绝迹，而许多旧体诗写作者常常一落笔便入窠臼，竟不知“我们也得用/自己的眼睛，看山高月小”（陈东东诗）。审美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将诗歌写作趣味化。不论处理什么题材，总会要从现实中超脱出来，不食人间烟火，进入唯美、唯我的幻觉之中。诗人臧棣曾经写过一首歌叫《单单成为审美主义者还是不够的丛书》，结尾不无讽刺地写道：“每样东西都有待于美和政治的融合/但是，茶比咖啡好喝，却怎么都不入流。”
　　李清荷的诗，特别是大部分短诗都是即兴写作的成果，以直觉代替推敲，以瞬间闪现永恒。它们饱含着生命的律动，不论哀伤还是喜悦、躁动还是沉思，都富于生活的质感，总能和现实生命发生实质性的关联，对人之存在提供有意义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