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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中国作家笔下，不同时期的中国式“娜拉”们的经历各不相同，并且中西方“娜拉”们在出走之后的命运也不尽相同，这也就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式“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问题的关注。本文将通过对不同作品中“娜拉”们形象的比较分析，探讨中国式“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问题。
1918年6月15日，在《新青年》杂志出版的“易卜生”专号上，胡适发表了《易卜生主义》一文，这是国内第一篇系统介绍易卜生的文字，同期发表的还有胡适和罗家伦翻译的易卜生的名剧《娜拉》，从此，中国文学界的“娜拉时代”开始了。
一、中国传统式“娜拉”形象分析
在文学作品中，第一位中国式的“娜拉”形象应当是胡适的《终身大事》中的女主人公田亚梅，她的独立宣言“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暂时告辞了”说出了中国传统女性寻求自由和解放的决心和勇气，她最终跟随陈先生私奔的行为也是对于封建礼教的有力反抗，但是对于田亚梅的结局，胡适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之后出现的文学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娜拉”还有鲁迅笔下的子君，《伤逝》中出现的这位女性勇敢地走出家门，但是最终迎接她的是悲凉死去的结局。造成子君悲惨命运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子君和涓生在经济上的窘迫;子君和涓生在精神上的隔膜;涓生灵魂深处的自私与懦弱;子君根深蒂固的传统旧思想;封建传统势力的阻挠。但是无论如何，子君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觉醒意识，也付诸了实践，虽然结果如此，但是仍旧让人敬佩、欣慰。
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则是意识进一步觉醒的“娜拉”，相比于子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白流苏知道自己绝无退回封建家庭的可能，明白了回去即是毁灭;二是对于爱情，白流苏相比于子君的天真，更多的是理性意识。虽然同样出身于封建大家族，但是白流苏宁愿放手一搏也绝不“腐烂”在深宅大院中，她有这样的清醒认识和勇气：“流苏何尝不知道，她这一次回来，更不比往日，她和这家庭早是恩断义绝了。她未尝不想出去找个小事，胡乱混一碗饭吃，再苦些，也强如在家里受气。但是寻了个低三下四的职业，就失去了淑女的身份。那身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尤其是现在，她对范柳原还没有绝望，她不能先自贬身价，否则他更有了借口，拒绝和她结婚了。因此她无论如何得忍些时。”所以，即使她没有与范柳原在一起，人们也可以推测她会继续寻找下一个“范柳原”而绝不回头，但是子君选择回家，这是导致她死亡的直接原因。看待爱情，白流苏也是较为功利的，她与范柳原在恋爱的同时又相互算计，虽然两人之间有爱情的存在，但是一切的基础都是经济和物质，不完全天真而又基于现实的思想让白流苏最终如愿以偿：“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虽然成为范太太的她并没有收获纯粹的爱情，但她赢得了地位和生存，子君却活在自己的童话世界里，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一味地追求纯粹的爱情，最后在绝望的心态中走回了封建家庭，也走向了死亡。可以说子君是为了恋爱而离家出走，流苏则是为了获得一个家而恋爱。但是，白流苏也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她虽然赢得生命的延续，却失去了自由。所以，总的来说，中国传统式的“娜拉”都不是彻底的“娜拉”，因为她们的思想和经济都不够独立。
西方“娜拉”形象以《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为典型代表，她的独立宣言“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先学做一个人”表达出了她追求完全独立的思想意识和决心。相比于《伤逝》中的子君，她的思想要成熟很多，因为子君所追求的只是恋爱自由，娜拉所要追求的却是作为一个人的独立的自我价值。子君追求着恋爱自由，从封建家庭的牢笼走向了另一个封建家庭的牢笼，她出走的结果是走进了“娜拉”式的牢笼，最终将所有生存期望押在男性身上的她，在涓生也放弃自己的情况下，只能走回封建父权家庭。所以，相比于西方的“娜拉”，子君的思想没有脱离“男权中心主义”，她们虽然都说出了“我是我自己的”宣言，但是子君的人生目标和认识程度都达不到娜拉的高度，她的出走和娜拉相比，是非常不彻底的。
除了自身的原因以外，她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也对她们的选择造成了很大影响。西方式的“娜拉”生活在19世纪的西欧社会，这时的西欧社会，民主化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经济层面也相对富裕，所以出走的娜拉并不为生存发愁，更多地考虑自我尊严和人格的问题，而子君生活在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一个连人的权利都被忽略的时代，女权意识和女权主义变得更加遥不可及，生存成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也是从封建父权家庭走进了封建男权家庭中，相比于子君，在思想上相对独立，所处时代相对进步的她，也没有彻底地完成“出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娜拉”。所以，对于中国的“娜拉”们来说，“出走”代表的不一定是解放，反而有可能是隐忍或是灭亡。
二、中国式“娜拉”的出路
“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留给现代中国的一个深刻的命题。
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基于时代的要求，大多数作家都鼓励女性“出走”，并且都简单地将“出走”等同于解放，鲁迅却否认了这个命题的乌托邦色彩。1923年12月26日，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演讲中就提到，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还深刻地提出“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伤逝》中的子君便是鲁迅创作出来的典型代表。子君的悲剧有自身和时代的原因，但是涓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者说以涓生为代表的男性世界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男性世界也就是男权社会，編造了现代爱情神话，却又打着解放的旗帜将男性的意志强加给女性，一方面要求女性做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女性做好“家庭主妇”，在女性无法兼顾其二的情况下便抛弃了女性。涓生将爱情的失败归咎于子君的不进步而不是自己的不成熟和能力欠缺，在这个世界里，“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女人”，作为男人的附庸，她们的行为受制于男权社会价值标准的评判，她们朝着男人的价值标准来要求自己，塑造自己，所以她们永远也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但是在当代作家亦舒的笔下，子君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在她的作品《我的前半生》中，做了多年家庭主妇的子君，在遭到丈夫遗弃的致命打击之后，被迫改变了一直以来依赖丈夫、缺乏独立意志的生活习惯，依照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一步一步地重新站了起来。在谋求职业、争取独立社会地位的拼搏过程中，子君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焕发出了她的青春，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最后在事业和爱情上获得了幸福而美满的结果。
新时期的子君相比于旧时代的“娜拉”们，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所处时代不同;二是思想意识不同。新时期的子君生活在新时代的香港社会，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富裕，民主化也趋于完善，所以物质条件相对优越，男女地位也趋于平等，子君有了同西方“娜拉”出走时相近的时代背景条件，所以子君出走之后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奋斗和生存。并且在这个时期，女权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女性意识普遍觉醒，男权主义思想已经不再能影响和控制女性，女性有了相对意义上的自由。
在个人思想意识方面，子君也有了很大进步。第一，有了自省意识：“我又叹口气，‘其实史涓生也不是奸人’。我撑着头想很久，‘大概我也有失职的地方’。”《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也说过类似的话：“其实你的话没说错。我不配教育孩子。要想教育孩子，先得教育我自己。”这就表现出了新时代子君和西方娜拉思想意识上的一致性和相比于《伤逝》中的子君所表现出的进步性。
第二，独立性较强。《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表现出强烈的要独立的坚定立场，拒绝了海尔茂的经济援助：“不必，我不接受陌生人的帮助。”而新时代的子君则对自己稍带信心：“小说名叫《伤逝》，到结尾，涓生和子君分手，子君回去，死在家中。我跟子君说：那是以前的子君，现在的子君不一样，没有涓生，也可以生存。”即便没有完全达到西方娜拉的纯粹思想，但也较之《伤逝》中的子君和《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具有很大的进步性，旧时代的子君和白流苏是完全依附于男性而生存的。
第三，看待恋爱和婚姻的关系问题时，子君也表现出一种自由的婚恋观。在她看来，婚姻与爱情无关：“我不管了，只要回到干地上，安全地过日子，我不再苛求，快乐是太复杂的事，我亦不敢说我不快乐。”这种观念相比于子君天真的恋爱观增加了适当的理性思想，相比于白流苏和西方的娜拉又增加了一些释然。
第四，之后在涓生被变化后的子君所吸引，想要复合的时候，这个请求被子君一口回绝。这是子君对于变相的“封建家庭”的绝不回头的态度，体现出子君相比于《伤逝》中的子君以及《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所表现出的进步性。在这一点上，西方的娜拉亦有同感：“那就是说，咱们都得改变到——喔，托伐，我现在不信世界上有奇迹了。”所以综上，中国式“娜拉”想要达到真正意義上的解放，时代和个人思想意识都要发展到一定阶段，彻底的社会变革再加上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才能让中国“娜拉”们走向真正的独立和自由。
三、结语
无论在西方抑或是在中国，在普遍的男权意识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女性至今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完全自由。但是正因为如此，无数的知识分子、作家和女权主义者仍在为之而奋斗。人们可以看到，在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作家们笔下的“娜拉”正在不断地觉醒、进步和发展，中国式的“娜拉”也逐渐追上了西方“娜拉”们的脚步，日渐成长。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式的“娜拉”会自己探索出一条完全解放的道路，到那时，中国式的“娜拉”将会成为全世界女性模仿和追求的目标。
（伊犁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刘璐（1995-），女，甘肃定西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1918年6月15日，在《新青年》杂志出版的“易卜生”专号上，胡适发表了《易卜生主义》一文，这是国内第一篇系统介绍易卜生的文字，同期发表的还有胡适和罗家伦翻译的易卜生的名剧《娜拉》，从此，中国文学界的“娜拉时代”开始了。
一、中国传统式“娜拉”形象分析
在文学作品中，第一位中国式的“娜拉”形象应当是胡适的《终身大事》中的女主人公田亚梅，她的独立宣言“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暂时告辞了”说出了中国传统女性寻求自由和解放的决心和勇气，她最终跟随陈先生私奔的行为也是对于封建礼教的有力反抗，但是对于田亚梅的结局，胡适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之后出现的文学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娜拉”还有鲁迅笔下的子君，《伤逝》中出现的这位女性勇敢地走出家门，但是最终迎接她的是悲凉死去的结局。造成子君悲惨命运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子君和涓生在经济上的窘迫;子君和涓生在精神上的隔膜;涓生灵魂深处的自私与懦弱;子君根深蒂固的传统旧思想;封建传统势力的阻挠。但是无论如何，子君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觉醒意识，也付诸了实践，虽然结果如此，但是仍旧让人敬佩、欣慰。
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则是意识进一步觉醒的“娜拉”，相比于子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白流苏知道自己绝无退回封建家庭的可能，明白了回去即是毁灭;二是对于爱情，白流苏相比于子君的天真，更多的是理性意识。虽然同样出身于封建大家族，但是白流苏宁愿放手一搏也绝不“腐烂”在深宅大院中，她有这样的清醒认识和勇气：“流苏何尝不知道，她这一次回来，更不比往日，她和这家庭早是恩断义绝了。她未尝不想出去找个小事，胡乱混一碗饭吃，再苦些，也强如在家里受气。但是寻了个低三下四的职业，就失去了淑女的身份。那身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尤其是现在，她对范柳原还没有绝望，她不能先自贬身价，否则他更有了借口，拒绝和她结婚了。因此她无论如何得忍些时。”所以，即使她没有与范柳原在一起，人们也可以推测她会继续寻找下一个“范柳原”而绝不回头，但是子君选择回家，这是导致她死亡的直接原因。看待爱情，白流苏也是较为功利的，她与范柳原在恋爱的同时又相互算计，虽然两人之间有爱情的存在，但是一切的基础都是经济和物质，不完全天真而又基于现实的思想让白流苏最终如愿以偿：“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虽然成为范太太的她并没有收获纯粹的爱情，但她赢得了地位和生存，子君却活在自己的童话世界里，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一味地追求纯粹的爱情，最后在绝望的心态中走回了封建家庭，也走向了死亡。可以说子君是为了恋爱而离家出走，流苏则是为了获得一个家而恋爱。但是，白流苏也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她虽然赢得生命的延续，却失去了自由。所以，总的来说，中国传统式的“娜拉”都不是彻底的“娜拉”，因为她们的思想和经济都不够独立。
西方“娜拉”形象以《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为典型代表，她的独立宣言“现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先学做一个人”表达出了她追求完全独立的思想意识和决心。相比于《伤逝》中的子君，她的思想要成熟很多，因为子君所追求的只是恋爱自由，娜拉所要追求的却是作为一个人的独立的自我价值。子君追求着恋爱自由，从封建家庭的牢笼走向了另一个封建家庭的牢笼，她出走的结果是走进了“娜拉”式的牢笼，最终将所有生存期望押在男性身上的她，在涓生也放弃自己的情况下，只能走回封建父权家庭。所以，相比于西方的“娜拉”，子君的思想没有脱离“男权中心主义”，她们虽然都说出了“我是我自己的”宣言，但是子君的人生目标和认识程度都达不到娜拉的高度，她的出走和娜拉相比，是非常不彻底的。
除了自身的原因以外，她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也对她们的选择造成了很大影响。西方式的“娜拉”生活在19世纪的西欧社会，这时的西欧社会，民主化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经济层面也相对富裕，所以出走的娜拉并不为生存发愁，更多地考虑自我尊严和人格的问题，而子君生活在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一个连人的权利都被忽略的时代，女权意识和女权主义变得更加遥不可及，生存成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也是从封建父权家庭走进了封建男权家庭中，相比于子君，在思想上相对独立，所处时代相对进步的她，也没有彻底地完成“出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娜拉”。所以，对于中国的“娜拉”们来说，“出走”代表的不一定是解放，反而有可能是隐忍或是灭亡。
二、中国式“娜拉”的出路
“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留给现代中国的一个深刻的命题。
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基于时代的要求，大多数作家都鼓励女性“出走”，并且都简单地将“出走”等同于解放，鲁迅却否认了这个命题的乌托邦色彩。1923年12月26日，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演讲中就提到，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还深刻地提出“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伤逝》中的子君便是鲁迅创作出来的典型代表。子君的悲剧有自身和时代的原因，但是涓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者说以涓生为代表的男性世界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男性世界也就是男权社会，編造了现代爱情神话，却又打着解放的旗帜将男性的意志强加给女性，一方面要求女性做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女性做好“家庭主妇”，在女性无法兼顾其二的情况下便抛弃了女性。涓生将爱情的失败归咎于子君的不进步而不是自己的不成熟和能力欠缺，在这个世界里，“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女人”，作为男人的附庸，她们的行为受制于男权社会价值标准的评判，她们朝着男人的价值标准来要求自己，塑造自己，所以她们永远也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但是在当代作家亦舒的笔下，子君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在她的作品《我的前半生》中，做了多年家庭主妇的子君，在遭到丈夫遗弃的致命打击之后，被迫改变了一直以来依赖丈夫、缺乏独立意志的生活习惯，依照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一步一步地重新站了起来。在谋求职业、争取独立社会地位的拼搏过程中，子君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焕发出了她的青春，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最后在事业和爱情上获得了幸福而美满的结果。
新时期的子君相比于旧时代的“娜拉”们，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所处时代不同;二是思想意识不同。新时期的子君生活在新时代的香港社会，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富裕，民主化也趋于完善，所以物质条件相对优越，男女地位也趋于平等，子君有了同西方“娜拉”出走时相近的时代背景条件，所以子君出走之后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奋斗和生存。并且在这个时期，女权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女性意识普遍觉醒，男权主义思想已经不再能影响和控制女性，女性有了相对意义上的自由。
在个人思想意识方面，子君也有了很大进步。第一，有了自省意识：“我又叹口气，‘其实史涓生也不是奸人’。我撑着头想很久，‘大概我也有失职的地方’。”《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也说过类似的话：“其实你的话没说错。我不配教育孩子。要想教育孩子，先得教育我自己。”这就表现出了新时代子君和西方娜拉思想意识上的一致性和相比于《伤逝》中的子君所表现出的进步性。
第二，独立性较强。《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表现出强烈的要独立的坚定立场，拒绝了海尔茂的经济援助：“不必，我不接受陌生人的帮助。”而新时代的子君则对自己稍带信心：“小说名叫《伤逝》，到结尾，涓生和子君分手，子君回去，死在家中。我跟子君说：那是以前的子君，现在的子君不一样，没有涓生，也可以生存。”即便没有完全达到西方娜拉的纯粹思想，但也较之《伤逝》中的子君和《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具有很大的进步性，旧时代的子君和白流苏是完全依附于男性而生存的。
第三，看待恋爱和婚姻的关系问题时，子君也表现出一种自由的婚恋观。在她看来，婚姻与爱情无关：“我不管了，只要回到干地上，安全地过日子，我不再苛求，快乐是太复杂的事，我亦不敢说我不快乐。”这种观念相比于子君天真的恋爱观增加了适当的理性思想，相比于白流苏和西方的娜拉又增加了一些释然。
第四，之后在涓生被变化后的子君所吸引，想要复合的时候，这个请求被子君一口回绝。这是子君对于变相的“封建家庭”的绝不回头的态度，体现出子君相比于《伤逝》中的子君以及《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所表现出的进步性。在这一点上，西方的娜拉亦有同感：“那就是说，咱们都得改变到——喔，托伐，我现在不信世界上有奇迹了。”所以综上，中国式“娜拉”想要达到真正意義上的解放，时代和个人思想意识都要发展到一定阶段，彻底的社会变革再加上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才能让中国“娜拉”们走向真正的独立和自由。
三、结语
无论在西方抑或是在中国，在普遍的男权意识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女性至今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完全自由。但是正因为如此，无数的知识分子、作家和女权主义者仍在为之而奋斗。人们可以看到，在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作家们笔下的“娜拉”正在不断地觉醒、进步和发展，中国式的“娜拉”也逐渐追上了西方“娜拉”们的脚步，日渐成长。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式的“娜拉”会自己探索出一条完全解放的道路，到那时，中国式的“娜拉”将会成为全世界女性模仿和追求的目标。
（伊犁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刘璐（1995-），女，甘肃定西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