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方人是日神精神，中国人是酒神精神。
日神精神代表理性、沉稳、坚韧、静态，酒神精神代表感性、迷醉、喜悦、浪漫。在酒神精神的主宰下，中国人都像喝了酒一样精神亢奋、情绪激动、眉开眼笑，又怎么创作出悲剧呢？
“东坡：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
舞台上没有悲剧，我们似乎也没有了悲剧心理。
苏东坡先后被贬到黄州、惠州、崖州，这些地方经济凋敝、荒凉僻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老少边穷之地，东坡喝冷水，吃芋头，亲自开荒种地，过得十分艰苦。但东坡晚年却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路上迷了路，叫子路去问长沮、桀溺，没想到没问到，反而被挖苦一番。孔子没感到很丢面子，还自我解嘲道，天下有道的话，我也不会去改变人间了。庄子夫人死的时候，他没哭成泪人，却是鼓盆而歌，像在庆祝节日。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哭，他说，人的生死本来就像春夏秋冬一样，是自然现象；死就像躺在天地这个大房间里，我何必哭呢？如此的另类和达观是西方人无法企及的。
至于老百姓，他们的乐观比起文人有过之而无不及。遇到砍头，不是哭天抢地，而是说出一句豪情万丈的话：“掉脑袋不过是一个碗大的疤。”遇到失败，不是长吁短叹，而是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损失了钱财，则说：“就当花钱交学费呗。”如果换做西方人，恐怕先要声泪俱下地控诉，再发泄一腔愤怒，最后来一个慷慨激昂的反抗总动员。
《周易》：“乐天知命故不忧”
乐天、豁达、达观，凡事看得开，想得通，少忧愁，绝焦虑，不钻牛角尖，不作绝望之想，奉行中庸之道，即使遇到坏事，也尽量考虑到其好处，苦中作乐，瑕中见瑜，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我们的天性中充满了欢乐与豁朗。早在几千年前，《周易》便说“乐天知命故不忧”，似乎我们天生就流着乐天的血液，不知悲伤为何物。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这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使我们对万事万物都是“哀而不伤”，这种性格反映到戏剧上，就变成几乎清一色是喜剧，即便过程悲惨，也要将结局处理为喜剧，做个平衡。其实古人重视戏剧的娱乐功能，白天忙忙碌碌，诸多烦恼，自然要把戏写得欢乐些，让观众释放心中的郁闷，开怀大笑，消除烦恼；把主角写得高大上，让观众将自己代入其中，将自己幻想成完美无缺、智慧与美貌兼具的人物，弥补现实中的缺失。于是，悲剧寥若晨星，中国戏剧没有了产生悲剧的土壤，也就出不了《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这等经典的悲剧了。
老子：“祸兮，福所倚
舞台上没有悲剧并不等于现实中没有悲剧。中国人用乐天和达观来消解悲剧，面对苦难时人们会说“怕什么，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依靠这种顽强的生命力，中国文化才能绵延千年。其他文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古巴比伦早已不见踪影，只留下两条河与一块碑；埃及早已伊斯兰化，自己的历史却要让西方人来书写；希腊不是那个创造辉煌文明的希腊，而是一个文化平庸、濒临破产的三流国家，此希腊非彼希腊。美国传教士罗斯曾盛赞中国人的生命力，他说：“中国人身上却带有一种很强的生命力基因……即使白种人的孩子与中国孩子出生时具有相同的生命力，但在所有的幸存者中，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总比西方人强。”这种由乐天造就的生命力使中国文化获得了长寿基因。
没有悲剧的性格也使中国人早早地掌握了辩证法，当西方人还在探索世界本源时，中国人就能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好东西中看出缺点，坏东西中看出优点，不偏不倚，不把问题绝对化。《庄子》中关于樗（臭椿）的故事：惠施说，我有一棵大樗树，树枝长得很弯，竖立在路边，连木匠都不看一眼，一点用都没有。庄子说，你既然觉得它没用，何不把栽种在广漠的原野，悠然地徘徊在树旁，逍遥地睡在下面。大樗不会被砍，不会受到伤害，没有用处，哪里还会有困苦呢。对一个充满负能量的东西，中国人也会发现其正能量，就连人人都憎恨的灾祸，老子也要说“祸兮，福所倚”，似乎世界根本就没有悲剧存在。
一味缺乏悲剧感便容易形成精神胜利法，明明已经受损失，却偏偏要自我安慰，说一些苍白无力、空虚无用的话，妄想以精神上的满足来代替现实中的损失，活在虚幻中，这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
长期运用精神胜利法，会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悲剧感也容易让人遗忘历史，尤其是血泪史。以色列人有一面哭墙，每到安息人便去哀悼，铭记犹太人流离而惨痛的历史，而南京大屠杀2014年才成为公祭日。乐天是一种美德，不过，“物忌太盛”，永远都没有悲剧也许不是好事。
日神精神代表理性、沉稳、坚韧、静态，酒神精神代表感性、迷醉、喜悦、浪漫。在酒神精神的主宰下，中国人都像喝了酒一样精神亢奋、情绪激动、眉开眼笑，又怎么创作出悲剧呢？
“东坡：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
舞台上没有悲剧，我们似乎也没有了悲剧心理。
苏东坡先后被贬到黄州、惠州、崖州，这些地方经济凋敝、荒凉僻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老少边穷之地，东坡喝冷水，吃芋头，亲自开荒种地，过得十分艰苦。但东坡晚年却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路上迷了路，叫子路去问长沮、桀溺，没想到没问到，反而被挖苦一番。孔子没感到很丢面子，还自我解嘲道，天下有道的话，我也不会去改变人间了。庄子夫人死的时候，他没哭成泪人，却是鼓盆而歌，像在庆祝节日。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哭，他说，人的生死本来就像春夏秋冬一样，是自然现象；死就像躺在天地这个大房间里，我何必哭呢？如此的另类和达观是西方人无法企及的。
至于老百姓，他们的乐观比起文人有过之而无不及。遇到砍头，不是哭天抢地，而是说出一句豪情万丈的话：“掉脑袋不过是一个碗大的疤。”遇到失败，不是长吁短叹，而是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损失了钱财，则说：“就当花钱交学费呗。”如果换做西方人，恐怕先要声泪俱下地控诉，再发泄一腔愤怒，最后来一个慷慨激昂的反抗总动员。
《周易》：“乐天知命故不忧”
乐天、豁达、达观，凡事看得开，想得通，少忧愁，绝焦虑，不钻牛角尖，不作绝望之想，奉行中庸之道，即使遇到坏事，也尽量考虑到其好处，苦中作乐，瑕中见瑜，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我们的天性中充满了欢乐与豁朗。早在几千年前，《周易》便说“乐天知命故不忧”，似乎我们天生就流着乐天的血液，不知悲伤为何物。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这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使我们对万事万物都是“哀而不伤”，这种性格反映到戏剧上，就变成几乎清一色是喜剧，即便过程悲惨，也要将结局处理为喜剧，做个平衡。其实古人重视戏剧的娱乐功能，白天忙忙碌碌，诸多烦恼，自然要把戏写得欢乐些，让观众释放心中的郁闷，开怀大笑，消除烦恼；把主角写得高大上，让观众将自己代入其中，将自己幻想成完美无缺、智慧与美貌兼具的人物，弥补现实中的缺失。于是，悲剧寥若晨星，中国戏剧没有了产生悲剧的土壤，也就出不了《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这等经典的悲剧了。
老子：“祸兮，福所倚
舞台上没有悲剧并不等于现实中没有悲剧。中国人用乐天和达观来消解悲剧，面对苦难时人们会说“怕什么，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依靠这种顽强的生命力，中国文化才能绵延千年。其他文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古巴比伦早已不见踪影，只留下两条河与一块碑；埃及早已伊斯兰化，自己的历史却要让西方人来书写；希腊不是那个创造辉煌文明的希腊，而是一个文化平庸、濒临破产的三流国家，此希腊非彼希腊。美国传教士罗斯曾盛赞中国人的生命力，他说：“中国人身上却带有一种很强的生命力基因……即使白种人的孩子与中国孩子出生时具有相同的生命力，但在所有的幸存者中，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总比西方人强。”这种由乐天造就的生命力使中国文化获得了长寿基因。
没有悲剧的性格也使中国人早早地掌握了辩证法，当西方人还在探索世界本源时，中国人就能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好东西中看出缺点，坏东西中看出优点，不偏不倚，不把问题绝对化。《庄子》中关于樗（臭椿）的故事：惠施说，我有一棵大樗树，树枝长得很弯，竖立在路边，连木匠都不看一眼，一点用都没有。庄子说，你既然觉得它没用，何不把栽种在广漠的原野，悠然地徘徊在树旁，逍遥地睡在下面。大樗不会被砍，不会受到伤害，没有用处，哪里还会有困苦呢。对一个充满负能量的东西，中国人也会发现其正能量，就连人人都憎恨的灾祸，老子也要说“祸兮，福所倚”，似乎世界根本就没有悲剧存在。
一味缺乏悲剧感便容易形成精神胜利法，明明已经受损失，却偏偏要自我安慰，说一些苍白无力、空虚无用的话，妄想以精神上的满足来代替现实中的损失，活在虚幻中，这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
长期运用精神胜利法，会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悲剧感也容易让人遗忘历史，尤其是血泪史。以色列人有一面哭墙，每到安息人便去哀悼，铭记犹太人流离而惨痛的历史，而南京大屠杀2014年才成为公祭日。乐天是一种美德，不过，“物忌太盛”，永远都没有悲剧也许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