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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三个阶段：动物阶段、植物阶段、矿物阶段
我手头上是一本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的第一本《昨天的云》，这本不到二十万字的小书，讲述了他在故乡兰陵的少年经历。在序中，王鼎钧说：“我听说作家的第一本书是写他自己，最后一本书也是写他自己。‘第一本书’是指自传式的小说，‘最后一本书’指作家的回忆录。我曾经想写‘第一本书’，始终没写出来。现在，我想写‘最后一本书’了。”
他用诗人痖弦的名句“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做题，书写自己的过去。他称自己不是写历史，而是写出一个时代的忧伤，他被称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
这位17岁便离开故乡的作家，一生漂泊，却始终未还乡。
王鼎钧出生在兰陵一个日渐没落的地主家庭，在那里度过了17年的岁月。“七七事变以前的乡村生活和平安宁，我在父母的庇护下过着与自然相伴、与书香共处的日子。1938年，日本人打过来了，那年我13岁，正是求知求识的年纪，跟着父母逃难，向南一直逃到宿迁，在基督教会的庇护下做难民。”
这期间，他不但经历了宿迁大轰炸，甚至学做乞丐出门要饭。“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势真危险。一个在天地间无以自存的家庭，几枚在覆巢下滚动不停的卵。”
战争打乱了一切，国民政府迁移，军队退守，百姓无处可避，一家人又回到兰陵。王鼎钧和小伙伴一起跟着大户人家的长工学做农活，还跟着游击队抗日。1942年，17岁的他离开家乡去往安徽阜阳国立二十二中学（李仙洲创办的流亡中学）读书。随着战火的蔓延，二十二中迁移到陕西汉阴，他也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流亡学生。
王鼎钧抗战末期初中毕业即辍学从军，经南京、上海、沈阳、秦皇岛、天津、青岛。1949年到台湾，1978年又辗转到美国。
辗转半个地球，他曾在梦中做过一千次的回乡梦，梦见“在金黄色的麦浪上滑行而归，不折断一根芒尖。月光下，危楼蹒跚起步迎我，一路上洒着碎砖。柳林全飘着黑亮的细丝，有似秀发……”
他说，1978年以前在台湾，两岸隔绝，不可回去。1978年来美国，居留没办好，生活不安定，没有余力回去。这段时间之内他慢慢了解故乡，理性对待乡愁，逐渐不想回去。最后，健康出了问题，也就不能回去了。
短短几句话，把一生荡气回肠的乡愁表达得让人唏嘘。
他还说，对他而言，人生的三个阶段可以换个说法：动物的阶段、植物的阶段、矿物的阶段。“我曾经在全国各省跋涉6700公里，再渡过台湾海峡，飞越太平洋，横跨新大陆，脚不点地，马不停蹄，那时候我是动物。”然后实在不想跑了，也跑不动了，在纽约市五分之一的面积上摇摇摆摆，只能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时候，是植物。
将来最圆满的结果就是变成矿物，“也就是说，一个作家的作品，他的文学生命，能够结晶，能够成为化石，能够让后人放在手上摩挲，拿着放大镜仔细看，也许配一个底座，摆上去展示一番。”
“王鼎钧写回忆录，水准不输给齐邦媛；写散文，水准不输给龙应台”
抗日游击队员、流亡学生、国民党宪兵、解放军俘虏、台湾报社主编……他的履历是如此丰富。作为风靡台湾近半个世纪的散文大师，著作近四十种，销量超过数百万册。
从1992年到2009年，王鼎钧历时十七年陆续发表“回忆录四部曲”。这四卷书融入人生经历，审美观照与深刻哲思于一体，显示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这些回忆录，第一本《昨天的云》描写幼年在山东的生活；第二本《怒目少年》讲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经历；第三本《关山夺路》是关于在内战时期的遭遇。台湾30年的生活，因篇幅所限，只取文学的角度来写，辑成《文学江湖》。
对于很多大陆读者来讲，最感兴趣的也许是四部曲的第四部《文学江湖》，它记录的是作者1949年到1978年在台湾近三十年的亲历亲闻，描述了期间台湾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1949年，王鼎钧从上海到基隆，在基隆港码头，他要了几张公文纸写文章。“当时想的就是稿费，因为我一文钱也没有了。写完文章，我到邮局用公文纸糊了一个信封，装在里头。那时候，我不知道台湾有什么发表的地方。我想，台北一定有个《中央日报》，它一定有个副刊。我就请邮差按欠资投递。结果几天后就有了回音。”那时候一千字10块钱，一个山东大馒头、一碗稀饭、一碟花生米，一块五毛钱。这样算来，10块钱他可以活一个星期。
1950年，他进入（台湾）中国广播公司，之后曾主编《扫荡报》副刊，《公论报》副刊，担任《中国时报》主笔和“人间”副刊主编。如杨照所说：“王鼎钧具备了局内、局外双重身份，他可以在局内观察理解这些文艺政策执行者的真实关怀与具体困扰，也可以从局外洞悉各方势力交错产生的矛盾紧张。”
在台湾，王鼎钧的《文学江湖》、齐邦媛的《巨流河》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同年出版，表达了类似的情感。三部书席卷文坛，可谓盛况空前。
王鼎钧拿这三本书有一比：“如果把‘海’字半边看成两只联结的‘口’，这三本书的书名都有‘水’与‘口’。‘水’代表‘逝者如斯’，‘口’象征‘有话要说’。以风格而言，我形容《巨流河》是‘欲说还休’，《文学江湖》是‘欲休还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则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著文称：“王鼎钧写回忆录，水准不输给齐邦媛；写散文，水准不输给龙应台。龙应台固然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散文家，几乎可以称作‘散文圣手’，但王鼎钧是散文大师，是散文‘崛起的山梁’。”
一个华语作家的独立人格
在海南举办的“在场主义”散文颁奖典礼现场，远在美国的王鼎钧——这位带着浓重山东口音的老人，通过视频一字一字地念着准备好的获奖感言：“我是作家，写的是人间的小人物，写出来的东西必须是文学，必须被人承认是文学。”
1978年到美国后，赶上大陆的伤痕文学兴起。他订了很多杂志，除了《人民文学》、《收获》，还有各地的刊物及《长江文艺》。“在纽约可能是我第一个注意《红高粱》，因为写的是我山东老家的事，是我把《红高粱》复印了寄到台湾去，告诉他们注意这个作家。”
他的写作也逐渐被大陆接受。第一个讯息来自于厦门大学的徐学教授，他在海禁未开之时就评论了王鼎钧的《单身汉的体温》（后来书名改为《单身温度》）。后来海南师范大学以他的作品为主题，举办了第一届研讨会，他的故乡苍山（现兰陵）县政府举办第二届研讨会。
王鼎钧现住在纽约，一直用中文写作。他说：“我可能是在美国唯一一个用中文投稿维生的人。一个作家要保持独立写作并不困难，比如说现在法拉盛有一种饭盒，三块九毛九一个，我说：我只要一天能赚三块九毛九，我就维持独立写作的人格。如果没有三块九毛九，就不行了，我要出卖灵魂了。我的意思是说，要做作家就要降低物欲，能过简朴的生活。”
回忆自己的一生，王鼎钧说：“这些年，咱们中国一再分成两半，日本军一半，抗日军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一半；传统一半，西化一半；农业社会一半，商业社会一半：有人只看见一半，我亲眼看见两半。”
一个与民族命运纠结一生的作家，以他自己的毕生经历为代价，向我们展示了上一个世纪发生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一系列变故。他的视角独特，却字字带血。
在他看来，历史如云，“片云再现，就是这本书的情义所在”。而作家杨照认为：“王鼎钧写出的，是从那个时代走出来后，留在身体里，永远的伤疤与恐惧。”
我手头上是一本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的第一本《昨天的云》，这本不到二十万字的小书，讲述了他在故乡兰陵的少年经历。在序中，王鼎钧说：“我听说作家的第一本书是写他自己，最后一本书也是写他自己。‘第一本书’是指自传式的小说，‘最后一本书’指作家的回忆录。我曾经想写‘第一本书’，始终没写出来。现在，我想写‘最后一本书’了。”
他用诗人痖弦的名句“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做题，书写自己的过去。他称自己不是写历史，而是写出一个时代的忧伤，他被称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
这位17岁便离开故乡的作家，一生漂泊，却始终未还乡。
王鼎钧出生在兰陵一个日渐没落的地主家庭，在那里度过了17年的岁月。“七七事变以前的乡村生活和平安宁，我在父母的庇护下过着与自然相伴、与书香共处的日子。1938年，日本人打过来了，那年我13岁，正是求知求识的年纪，跟着父母逃难，向南一直逃到宿迁，在基督教会的庇护下做难民。”
这期间，他不但经历了宿迁大轰炸，甚至学做乞丐出门要饭。“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势真危险。一个在天地间无以自存的家庭，几枚在覆巢下滚动不停的卵。”
战争打乱了一切，国民政府迁移，军队退守，百姓无处可避，一家人又回到兰陵。王鼎钧和小伙伴一起跟着大户人家的长工学做农活，还跟着游击队抗日。1942年，17岁的他离开家乡去往安徽阜阳国立二十二中学（李仙洲创办的流亡中学）读书。随着战火的蔓延，二十二中迁移到陕西汉阴，他也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流亡学生。
王鼎钧抗战末期初中毕业即辍学从军，经南京、上海、沈阳、秦皇岛、天津、青岛。1949年到台湾，1978年又辗转到美国。
辗转半个地球，他曾在梦中做过一千次的回乡梦，梦见“在金黄色的麦浪上滑行而归，不折断一根芒尖。月光下，危楼蹒跚起步迎我，一路上洒着碎砖。柳林全飘着黑亮的细丝，有似秀发……”
他说，1978年以前在台湾，两岸隔绝，不可回去。1978年来美国，居留没办好，生活不安定，没有余力回去。这段时间之内他慢慢了解故乡，理性对待乡愁，逐渐不想回去。最后，健康出了问题，也就不能回去了。
短短几句话，把一生荡气回肠的乡愁表达得让人唏嘘。
他还说，对他而言，人生的三个阶段可以换个说法：动物的阶段、植物的阶段、矿物的阶段。“我曾经在全国各省跋涉6700公里，再渡过台湾海峡，飞越太平洋，横跨新大陆，脚不点地，马不停蹄，那时候我是动物。”然后实在不想跑了，也跑不动了，在纽约市五分之一的面积上摇摇摆摆，只能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时候，是植物。
将来最圆满的结果就是变成矿物，“也就是说，一个作家的作品，他的文学生命，能够结晶，能够成为化石，能够让后人放在手上摩挲，拿着放大镜仔细看，也许配一个底座，摆上去展示一番。”
“王鼎钧写回忆录，水准不输给齐邦媛；写散文，水准不输给龙应台”
抗日游击队员、流亡学生、国民党宪兵、解放军俘虏、台湾报社主编……他的履历是如此丰富。作为风靡台湾近半个世纪的散文大师，著作近四十种，销量超过数百万册。
从1992年到2009年，王鼎钧历时十七年陆续发表“回忆录四部曲”。这四卷书融入人生经历，审美观照与深刻哲思于一体，显示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这些回忆录，第一本《昨天的云》描写幼年在山东的生活；第二本《怒目少年》讲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经历；第三本《关山夺路》是关于在内战时期的遭遇。台湾30年的生活，因篇幅所限，只取文学的角度来写，辑成《文学江湖》。
对于很多大陆读者来讲，最感兴趣的也许是四部曲的第四部《文学江湖》，它记录的是作者1949年到1978年在台湾近三十年的亲历亲闻，描述了期间台湾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1949年，王鼎钧从上海到基隆，在基隆港码头，他要了几张公文纸写文章。“当时想的就是稿费，因为我一文钱也没有了。写完文章，我到邮局用公文纸糊了一个信封，装在里头。那时候，我不知道台湾有什么发表的地方。我想，台北一定有个《中央日报》，它一定有个副刊。我就请邮差按欠资投递。结果几天后就有了回音。”那时候一千字10块钱，一个山东大馒头、一碗稀饭、一碟花生米，一块五毛钱。这样算来，10块钱他可以活一个星期。
1950年，他进入（台湾）中国广播公司，之后曾主编《扫荡报》副刊，《公论报》副刊，担任《中国时报》主笔和“人间”副刊主编。如杨照所说：“王鼎钧具备了局内、局外双重身份，他可以在局内观察理解这些文艺政策执行者的真实关怀与具体困扰，也可以从局外洞悉各方势力交错产生的矛盾紧张。”
在台湾，王鼎钧的《文学江湖》、齐邦媛的《巨流河》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同年出版，表达了类似的情感。三部书席卷文坛，可谓盛况空前。
王鼎钧拿这三本书有一比：“如果把‘海’字半边看成两只联结的‘口’，这三本书的书名都有‘水’与‘口’。‘水’代表‘逝者如斯’，‘口’象征‘有话要说’。以风格而言，我形容《巨流河》是‘欲说还休’，《文学江湖》是‘欲休还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则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著文称：“王鼎钧写回忆录，水准不输给齐邦媛；写散文，水准不输给龙应台。龙应台固然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散文家，几乎可以称作‘散文圣手’，但王鼎钧是散文大师，是散文‘崛起的山梁’。”
一个华语作家的独立人格
在海南举办的“在场主义”散文颁奖典礼现场，远在美国的王鼎钧——这位带着浓重山东口音的老人，通过视频一字一字地念着准备好的获奖感言：“我是作家，写的是人间的小人物，写出来的东西必须是文学，必须被人承认是文学。”
1978年到美国后，赶上大陆的伤痕文学兴起。他订了很多杂志，除了《人民文学》、《收获》，还有各地的刊物及《长江文艺》。“在纽约可能是我第一个注意《红高粱》，因为写的是我山东老家的事，是我把《红高粱》复印了寄到台湾去，告诉他们注意这个作家。”
他的写作也逐渐被大陆接受。第一个讯息来自于厦门大学的徐学教授，他在海禁未开之时就评论了王鼎钧的《单身汉的体温》（后来书名改为《单身温度》）。后来海南师范大学以他的作品为主题，举办了第一届研讨会，他的故乡苍山（现兰陵）县政府举办第二届研讨会。
王鼎钧现住在纽约，一直用中文写作。他说：“我可能是在美国唯一一个用中文投稿维生的人。一个作家要保持独立写作并不困难，比如说现在法拉盛有一种饭盒，三块九毛九一个，我说：我只要一天能赚三块九毛九，我就维持独立写作的人格。如果没有三块九毛九，就不行了，我要出卖灵魂了。我的意思是说，要做作家就要降低物欲，能过简朴的生活。”
回忆自己的一生，王鼎钧说：“这些年，咱们中国一再分成两半，日本军一半，抗日军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一半；传统一半，西化一半；农业社会一半，商业社会一半：有人只看见一半，我亲眼看见两半。”
一个与民族命运纠结一生的作家，以他自己的毕生经历为代价，向我们展示了上一个世纪发生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一系列变故。他的视角独特，却字字带血。
在他看来，历史如云，“片云再现，就是这本书的情义所在”。而作家杨照认为：“王鼎钧写出的，是从那个时代走出来后，留在身体里，永远的伤疤与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