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文化角度谈思维模式对语篇翻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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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通过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发表的祝酒词的译文与原文对比发现,由于受不同思维模式的影响,译文对尼克松的形象已经做了“中国化的”处理,这是无形中受到了翻译目标语传统文化的制约和社会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的必然结果。本文尝试从跨文化角度探讨东西方思维模式对语篇翻译的影响,目的在于揭示译文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差异,理解思维模式在语篇翻译中的作用。
  关键词:思维模式 语篇翻译 跨文化 “中国化的”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对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语言决定论”(以W.Humboldt,E.Sapir,B.L.Whorf为代表),另外一种是“思维决定论”(以J.Watson,E.Jakobson为代表)。两种观点对于语言和思维孰先孰后的争论旷日持久,但语言和思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观点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脱离了语言的思维“无以定其形,无以约其式,无以证其实”,而“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是语言生成的哲学机制”(李瑞华,1999:40-41)。由于受历史发展、文化背景、生活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各民族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模式,这主要体现在语言表现形式上,特别是在语篇的组织和结构上。翻译作为将一国文字转化为另一国文字的媒介,是不同文化交流的桥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受本民族语言文化和思维模式的影响,从而在翻译目标语中渗透本民族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这样难免会造成交际的失误。
   二 汉英思维模式差异及其语言表现形式
   众所周知,由于受东西方不同的哲学、世界观的影响,汉英思维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在语言观上,就形成了东方整体性哲学观与西方分析性哲学观映现下的中西方不同的语言观,即二元补衬的辩证思维与二元对立的机械思维。这种语言观必然会反映在语篇翻译中,因为翻译就是不同语言的转换。
   中国传统哲学讲求对立前提下的和谐统一。在哲学思维上,中国强调“天人合一”、重“和谐”,求整合,重直觉,偏重感情和集体主义观念,是一种二元补衬的辩证思维。这种思维模式反映在语言上,便是汉语以“意”统领全文语篇,注重结构和功能的投射和整合。相比之下,西方的哲学主张“天人两分”,重对立,重理性,重个体,求独立,形成了从整体到个体的分析思维模式,分析到极其细微的程度,但往往忽略事物的整体联系,是二元对立的机械思维,这反映在语言的表达上就是英语句子体现了西方思维模式的精确性、严密性和逻辑性。
   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会导致各自语篇组织结构的差异。译者往往在不同语篇的翻译中,由于受本民族思维模式的影响,把本民族的思维模式无意识地移植到目标语篇中,译者“在理解原文时,可能有刻意的偏差,也可能受到潜意识的影响……即使是理解原文的过程,本土文化的拉力仍然要比一般人想象中来得强烈。”但是,“文本一旦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就可以让意义随意扭曲,进而使读者接受(作)译者的意识形态。于是文本的历史语境遭到了忽略,原作者的意图就边缘化了。”(孔慧怡,1999:10;孙艺风,2003:4)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思维模式不仅影响语篇的组织结构,还潜意识地影响着语篇翻译。我们可以从表达习惯、价值观念和权力距离这三个方面清楚地比较出东方思维模式价值观参照下的语篇表达与西方思维模式价值观参照下的语篇表达的差异:在表达习惯上,东方注重集体主义的表达习惯,用“我们”来思维,用高语境的方式进行交流;而西方注重个体主义的表达习惯,用“我”来思维,用低语境的方式进行交流。在价值观念上,东方以群体的价值观来思考问题,重集体的观念、突出领导的作用;而西方注重个体的价值观念,以个体价值观来考虑问题,重个人的独立、突出个人的作用。在权力距离上,东方权力距离上差异较大,以感情为取向,重直觉;而西方在权力距离上差异较小,体现民主平等的思想,重理性。
   下面就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发表的祝酒词的译文与原文对比分析为案例,来探讨不同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在语篇翻译中的地位,揭示思维模式在语篇翻译中的作用。
   三 尼克松访华讲话的祝酒词翻译个案分析
   尼克松访华时的讲话已经被作为第一手的语言文献资料出现在大学文史类科目教科书中,其现实影响和历史意义是不容忽视的。若仔细分析尼克松访华时的讲话原文和译文,就会发现尼克松讲话中的一些内容已经被当时的专业人员译成中文之后悄然改写,尼克松的形象很显然已被“中国化”,从而出现了意义上的“失真”(这里的失真并不是内容上的表达失真,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失真)。
   原文:On behalf of all of your American guests,I wish…I particularly want to pay tribute,not only to those who have prepared the magnificent dinner,but also to those who have provided the splendid music.
   译文:我谨代表你们的所有的美国客人向你们表示感谢……我们不仅要特别赞扬那些准备了这次盛大晚宴的人,而且还要赞扬那些为我们演奏美好音乐的人。
   如果将原文与译文稍作比较,可以发现有一处明显的变化,即原文明明是第一人称单数主语“I”始终贯彻在整个段落中,而汉语译文却把中间的单数改为复数译为:“我们不仅要特别赞扬……美好音乐的人”,很明显这不是译者当时一时的疏忽造成的,而是对原文有意的改写。译者在进行汉英语篇翻译转换的时候,一方面要考虑原语篇与目标语篇在组织上的差异,另一方面还要考虑不同的思维模式在语言上的表达形式。就尼克松的讲话的翻译而言,译者是为了翻译给中国读者,就难免不被他本民族的思维模式影响,这反映在译文上就是把原文的主语扩大,因为中国人总是注重和谐统一,求全、求圆满、求和谐、求对称平衡的思维模式。试比较,如果把译文中的“我们”改为“我”的话,那么译文给读者造成的尼克松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思维模式误解就会被消除,这样一来,原语文化中的个体主义价值观的思维模式就会被传达,从而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际活动。
   如果说上文的变化比较明显的话,下面的变化就比较隐蔽了,这就是:“those who have prepared the magnificent dinner”,被译成了“准备了这次盛大晚宴的人”。另外,尼克松为什么会将“those who have prepared the magnificent dinner”和“those who have provided the splendid music”并列为两类同时需要感谢的群体?杜争鸣认为,将“those who have prepared the magnificent dinner”译为“准备了这次盛大晚宴的人”并不是指尼克松心中所想到的那些人。他从篇章语言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并肯定尼克松实际上要感谢的第一类人就是准备晚宴的人,也就是做饭的人或厨师。这样,它才能与演奏音乐的人合理并列在一起,因此,“不仅……而且……”的结构才具有更严密的逻辑性。(杜争鸣,2004)这样也更符合汉语的语篇结构特点。如果按照译文所传达的信息,尼克松所说的中国专业厨师这一特殊群体也就自然地被理解为“所有为宴会活动做准备工作的人”这一无特定指向的一般群体,从而尼克松也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符合中国人当时思维模式的“考虑周到”、“集体主义”的领导典范。很明显这种意义上的失真既有译者有意的操纵,也兼有无意识受思维模式的影响。
   原文:The world watches.In a personal sense,I think of my eldest daughter whose birthday is today.As I think of her,I think of all the children in the world,in Asia,in Africa,in Europe,in the Americas,most of whom were born since the date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译文:全世界在注视着……就我个人而言,我想到我的大女儿,今天是她的生日。当我想到她的时候,就想到全世界所有的儿童,亚洲,非洲,欧洲以及美洲的儿童,他们大多数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
   假如不加仔细分析,只看中文译文很难看懂尼克松到底在讲什么,这里面的“全世界”、“我女儿”还有“儿童”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仔细分析一下原文,我们会发现原文讲话中,尼克松是以一个慈父——他心中装着自己的女儿,没有忘记女儿的生日——还关心着人类的下一代的领导人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在尼克松看来,个人是出发点,是与整个人类前途密切相关的。这是以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为背景的,尼克松的讲话不仅是对中国人展现其作为美国领导人的胸怀,而且也在向美国人表达出自己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形象,因为这符合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形象。而再对比译文,汉语的译文所要强调表现的是尼克松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和成人心中装着全世界的“儿童”,而不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父亲和个人所具有的亲情的形象出现。结合有关文献,得知毛主席在1972年曾经接见过尼克松的二女儿和她的丈夫,据此可推知尼克松的大女儿当时也早已不是“儿童”。原文“children”在这里显然应该是与父母相对的“下一代”或“孩子”,而不是与“成人”相对的“儿童”。还有原文中的“the world”并不是空间概念,但是结合汉语语篇结构特点,译者在这里做了转换,把汉语语篇重“时空顺序、圆式、逐步达到高潮式”的特点运用在这里了。试想,假如译者在这种关系到世界上两个大国关系的重要讲话翻译中表露出了个人的家庭感情,国内的读者也会感到意外。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在特别强调“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中,个人主义必然会遭到封杀。因此,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就根据不同的思维模式进行了转换。
   尼克松讲话的祝酒辞的译文还有其它好多译者潜意识转换的地方,上面只是探讨了几个有代表的例子,通过对原文与译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虽然受到目的语语言、文化、意识以及思维模式的制约,但实际上对语篇翻译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则是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正是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决定了译者在翻译时所采取的文化姿态和对翻译本身的跨文化交际含义的取向。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思维模式在语篇翻译中的地位,这样不仅能对英汉语篇结构的差异有所把握,还有利于我们熟知不同文化的思维模式,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丰富本族文化,拓宽本族的思维方式。
   四 结语
   本文探讨了东西方不同思维模式的差异以及思维模式对语篇翻译的影响。从跨文化交际学的角度探讨了东西方思维模式对尼克松访华祝酒词翻译的影响,发现译者受本民族思维模式及价值观的影响,译文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原文的转换。本文目的在于揭示译文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及思维模式的差异,从而理解思维模式在语篇翻译中发挥的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丰富本民族语言表达方式及拓宽本民族思维方式,在跨文化交际中促进本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杜争鸣:《论意译、直译、不译的社会语言学与跨文化交际涵义》,郭建中:《文化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版。
   [2] 杜争鸣:《是谁准备了这盛大的晚宴?——“隐形的译者”与“中国化”的美国前总统》,《中国翻译》,2004年第6期。
   [3]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4] 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 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 孙艺凤:《翻译研究与意识形态,拓展跨文化对话空间》,《中国翻译》,2003年第2期。
   [7] 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刘稳良,男,1970—,陕西西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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