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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桂林抗战文化城期间，许多国画家用手中的画笔坚持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投身到全民抗战的行列中。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在继承与发展传统国画上进行了艰苦的努力，除了创作出许多优秀画作之外，在绘画理论上也作了认真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可以载入史册的重大成就，对今天的国画教学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桂林文化城期间国画理论建设的丰硕成果
抗战时期国画理论的建构是在与抗战时期国画创作的互动中进行的。八年间它取得了丰硕成果。表现如下：
1、确立了国画艺术的现实主义发展方向
自民国以后到抗战爆发之前，国画的发展阻力重重。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画家们因袭传统，旧文人积习较重，在士大夫趣味的审美程式中走不出来。徐悲鸿就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当时存在于国画界的守旧与泥古的观念之不正确。他批评清代以来就很流行的国画范本《芥子园画谱》说：“尤其是芥子园画谱，害人不浅。要画山水，谱上有山水，要画花鸟，谱上有花鸟，要仿某某笔，它有某某笔的样本。大家都可以依样画葫芦，谁也不用自己的观察能力。结果每况愈下毫无生气了！”①
传统的绘画发展到今天已在走下坡路。而导致下坡的原因则是严重地脱离现实生活，尤其是脱离了抗战的现实生活：后方民众的苦难与前方殊死的战斗。在当年的桂林文化界，这一问题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支持这一观点的文章不少。
如有一个女评论家叫谢曼萍的，写了一篇题为《谈国画改革》的文章，直截了当地把国画存在的问题摆出来。她说：“中国的国画，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照理应该有着更惊人的发展和进步。然而相反地，给予人们无限的失望，它只有日趋于消亡。”②
问题尽管提得非常尖锐，但作者并非危言耸听。当时桂林绘画界的许多有识者如画家丰子恺，也痛切指出：“现今多数的中国画，所犯的弊病，第一是‘泥古’。”“如今画家不肯写生，一味抄袭古本，或想象古代，根本上已违背了古代大画家的教训。”③
面对这些问题，应该怎样改革呢？徐悲鸿先生以他对传统绘画和西方绘画的深入了解和他融汇中西的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为基础，从理论的高度，明确提出要“走写实主义的路”。他说：“所以艺术应当走写实主义的路，写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既是骗人，又是骗自己。前人的佳作和传统的遗产，固然应该加以尊敬，加以研究和吸收，但不能一味因袭模仿。”④这个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它的提出无论对当时还是后来国画的改革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2、国画要为抗战服务
国画家要用自己的画笔作武器，参加到对日寇的战斗中去。这是在发展道路问题上获得了共识、明确了方向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然而国画该怎样做呢？
摆在当时的国画面前有两个问题：一是国画要反映现实，但不等于直接为抗战服务。那么，国画要不要为抗战服务？二是国画能不能为抗战服务？
要不要为抗战服务的问题其实是国画艺术与当前政治的关系问题。在那个历史阶段，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最大最直接的政治任务。其实，这也就是传统的国画观念能不能加以改造，以适应时代的需要的问题。有的人担心国画一旦为抗日战争服务，就会失掉了国画的特色，沦落到街头张贴的宣传画那样的地步。这顾虑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千百年来国画（尤其是国画中的文人画）是在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中创作与发展的。它面对的现实生活也多半是山川日月、花鸟虫鱼；即令画人物，也是历史生活中蟒袍玉带的帝王将相，或柳眉纤腰的闺阁女子。市井生活与市民形象入画的虽也有，但并不多。而即使是画市井生活与市井平民，也与当前的战火硝烟、战场上的杀伐相去很远。因此，对于大多数国画家，他们的艺术思维能否适应这急遽变化的时代以及时代对艺术所提出的新的要求，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实践证明，国画是能够为抗战服务的。国画营造的意境、意象，国画的传统题材、技法，是有无限生命力的，它完全能够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与需要。如徐悲鸿画的奔马、漓江美景、雄鸡，黄独峰、关山月画的山水，张安治的梅花，尹瘦石画的人物，等等，在抗战宣传中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们增强了人们的爱国热情，鼓舞了人们抗战的斗志，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二、对当今国画教学的启示：走现实主义道路
今天从当年的评论中，不难理解到国画为抗战服务这一问题的另一层意义。即这不仅是国画家为抗战尽一份责任，出一把力的问题，同时也是国画自身的改革、改良的问题。作为传统文化之一的国画，与整个传统文化一样，要与新的时代生活与精神相契合，总要经历一个由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要永葆此画种的青春和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走现实主义的道路。
所谓“现实主义”，是西方美术史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范畴。它既是一种艺术思想，也是一种艺术方法；既是西方的一个艺术流派，也是艺术家审美的追求。“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思想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应该说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1855年法国巴黎举办世界博览会，美术展厅收到了画家库尔贝送来的两幅作品：《画室》和《奥尔南的葬礼》。由于这两幅画所体现出来的艺术理念不为主办展览的官方艺术界所接纳，所以画被拒绝了。库尔贝是个很有胆识的画家，他不但认定自己的艺术追求正确，而且大胆地向官方艺术界提出挑战。他在展览馆的近旁搭起一个木棚，自办一个画展。他给自己的这个画展取了一个名称，叫“写实主义，库尔贝，他四十件作品展览”。其中展览中就摆着那幅被官方拒绝的《画室》。《画室》一画是库尔贝自己的画室的真实写照。库尔贝说：“像我所见到的那样，如实地表现我那个时代的风俗、思想和它的面貌。一句话，创造活的艺术，这就是我的目的。”
现实生活是广阔的，它有不同的领域；生活现象是复杂的，它有不同的侧面。面对同一个生活现象，既可以肯定它，又可以否定它，可以讴歌它，也可以谴责它。究竟要怎样对待，这不能不涉及画家的情感态度问题。而情感态度又取决于立场与观点。因此，作为当年进步的艺术理论界，要求艺术家们要站在抗日的立场上，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去描绘现实，反映生活。今天的艺术家们，虽已远离战火，但同样要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去描绘现实，反映生活。在今天国画的教学中，始终要贯彻这样的观点，在学习国画的道路上，学古、摹古如影随形，但惟有胸怀祖国以及祖国的大好河山，热爱现实生活，对古人才能有一个更清醒、更客观的认识，才能从学古、摹古中进退自如。
综上所论，可以认为在桂林抗日文化城期间，国画艺术不仅在创作上获得丰硕成果，创作出了一大批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画作，而且在国画理论上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索，理论上的成果同样丰硕。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努力和进步，使今天的国画艺术较之当年有了更大的发展与长足的进步，但是，前人那在艰苦环境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值得后人珍惜与发扬。
注释：
①徐悲鸿《中国艺术的贡献及其趋向》，见《当代文艺》第1卷第3期。
②谢曼萍《谈国画改革》，见《音乐与美术》（桂林）第2卷第1、2期合刊。
③丰子恺《评中国的画风》，见《文化杂志》（桂林）第2卷第1期。
④徐悲鸿《中国艺术的贡献及其趋向》，见《当代文艺》第1卷第3期。
一、桂林文化城期间国画理论建设的丰硕成果
抗战时期国画理论的建构是在与抗战时期国画创作的互动中进行的。八年间它取得了丰硕成果。表现如下：
1、确立了国画艺术的现实主义发展方向
自民国以后到抗战爆发之前，国画的发展阻力重重。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画家们因袭传统，旧文人积习较重，在士大夫趣味的审美程式中走不出来。徐悲鸿就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当时存在于国画界的守旧与泥古的观念之不正确。他批评清代以来就很流行的国画范本《芥子园画谱》说：“尤其是芥子园画谱，害人不浅。要画山水，谱上有山水，要画花鸟，谱上有花鸟，要仿某某笔，它有某某笔的样本。大家都可以依样画葫芦，谁也不用自己的观察能力。结果每况愈下毫无生气了！”①
传统的绘画发展到今天已在走下坡路。而导致下坡的原因则是严重地脱离现实生活，尤其是脱离了抗战的现实生活：后方民众的苦难与前方殊死的战斗。在当年的桂林文化界，这一问题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支持这一观点的文章不少。
如有一个女评论家叫谢曼萍的，写了一篇题为《谈国画改革》的文章，直截了当地把国画存在的问题摆出来。她说：“中国的国画，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照理应该有着更惊人的发展和进步。然而相反地，给予人们无限的失望，它只有日趋于消亡。”②
问题尽管提得非常尖锐，但作者并非危言耸听。当时桂林绘画界的许多有识者如画家丰子恺，也痛切指出：“现今多数的中国画，所犯的弊病，第一是‘泥古’。”“如今画家不肯写生，一味抄袭古本，或想象古代，根本上已违背了古代大画家的教训。”③
面对这些问题，应该怎样改革呢？徐悲鸿先生以他对传统绘画和西方绘画的深入了解和他融汇中西的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为基础，从理论的高度，明确提出要“走写实主义的路”。他说：“所以艺术应当走写实主义的路，写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既是骗人，又是骗自己。前人的佳作和传统的遗产，固然应该加以尊敬，加以研究和吸收，但不能一味因袭模仿。”④这个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它的提出无论对当时还是后来国画的改革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2、国画要为抗战服务
国画家要用自己的画笔作武器，参加到对日寇的战斗中去。这是在发展道路问题上获得了共识、明确了方向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然而国画该怎样做呢？
摆在当时的国画面前有两个问题：一是国画要反映现实，但不等于直接为抗战服务。那么，国画要不要为抗战服务？二是国画能不能为抗战服务？
要不要为抗战服务的问题其实是国画艺术与当前政治的关系问题。在那个历史阶段，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最大最直接的政治任务。其实，这也就是传统的国画观念能不能加以改造，以适应时代的需要的问题。有的人担心国画一旦为抗日战争服务，就会失掉了国画的特色，沦落到街头张贴的宣传画那样的地步。这顾虑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千百年来国画（尤其是国画中的文人画）是在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中创作与发展的。它面对的现实生活也多半是山川日月、花鸟虫鱼；即令画人物，也是历史生活中蟒袍玉带的帝王将相，或柳眉纤腰的闺阁女子。市井生活与市民形象入画的虽也有，但并不多。而即使是画市井生活与市井平民，也与当前的战火硝烟、战场上的杀伐相去很远。因此，对于大多数国画家，他们的艺术思维能否适应这急遽变化的时代以及时代对艺术所提出的新的要求，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实践证明，国画是能够为抗战服务的。国画营造的意境、意象，国画的传统题材、技法，是有无限生命力的，它完全能够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与需要。如徐悲鸿画的奔马、漓江美景、雄鸡，黄独峰、关山月画的山水，张安治的梅花，尹瘦石画的人物，等等，在抗战宣传中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们增强了人们的爱国热情，鼓舞了人们抗战的斗志，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二、对当今国画教学的启示：走现实主义道路
今天从当年的评论中，不难理解到国画为抗战服务这一问题的另一层意义。即这不仅是国画家为抗战尽一份责任，出一把力的问题，同时也是国画自身的改革、改良的问题。作为传统文化之一的国画，与整个传统文化一样，要与新的时代生活与精神相契合，总要经历一个由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要永葆此画种的青春和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走现实主义的道路。
所谓“现实主义”，是西方美术史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范畴。它既是一种艺术思想，也是一种艺术方法；既是西方的一个艺术流派，也是艺术家审美的追求。“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思想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应该说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1855年法国巴黎举办世界博览会，美术展厅收到了画家库尔贝送来的两幅作品：《画室》和《奥尔南的葬礼》。由于这两幅画所体现出来的艺术理念不为主办展览的官方艺术界所接纳，所以画被拒绝了。库尔贝是个很有胆识的画家，他不但认定自己的艺术追求正确，而且大胆地向官方艺术界提出挑战。他在展览馆的近旁搭起一个木棚，自办一个画展。他给自己的这个画展取了一个名称，叫“写实主义，库尔贝，他四十件作品展览”。其中展览中就摆着那幅被官方拒绝的《画室》。《画室》一画是库尔贝自己的画室的真实写照。库尔贝说：“像我所见到的那样，如实地表现我那个时代的风俗、思想和它的面貌。一句话，创造活的艺术，这就是我的目的。”
现实生活是广阔的，它有不同的领域；生活现象是复杂的，它有不同的侧面。面对同一个生活现象，既可以肯定它，又可以否定它，可以讴歌它，也可以谴责它。究竟要怎样对待，这不能不涉及画家的情感态度问题。而情感态度又取决于立场与观点。因此，作为当年进步的艺术理论界，要求艺术家们要站在抗日的立场上，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去描绘现实，反映生活。今天的艺术家们，虽已远离战火，但同样要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去描绘现实，反映生活。在今天国画的教学中，始终要贯彻这样的观点，在学习国画的道路上，学古、摹古如影随形，但惟有胸怀祖国以及祖国的大好河山，热爱现实生活，对古人才能有一个更清醒、更客观的认识，才能从学古、摹古中进退自如。
综上所论，可以认为在桂林抗日文化城期间，国画艺术不仅在创作上获得丰硕成果，创作出了一大批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画作，而且在国画理论上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索，理论上的成果同样丰硕。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努力和进步，使今天的国画艺术较之当年有了更大的发展与长足的进步，但是，前人那在艰苦环境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值得后人珍惜与发扬。
注释：
①徐悲鸿《中国艺术的贡献及其趋向》，见《当代文艺》第1卷第3期。
②谢曼萍《谈国画改革》，见《音乐与美术》（桂林）第2卷第1、2期合刊。
③丰子恺《评中国的画风》，见《文化杂志》（桂林）第2卷第1期。
④徐悲鸿《中国艺术的贡献及其趋向》，见《当代文艺》第1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