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贪官的贪污是如何得手的？对外逃贪官是如何失察的？外逃贪官是如何成功出逃的？凡此等等，都值得细究和反思。
　　
　　有关部门的一份调查表明，近几年来，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元。
　　这两个惊人的数字，让人有两个没想到：一是人数竟如此之多，二是携走的资金平均每人高达1250万元！
　　一直以来，人们对外逃贪官事件的关注点，包括媒体炒作得最多的，主要是追缴和追逃，即如何追回被侵吞的国家财产，以及如何通过国际合作，遣返外逃贪官。
　　不久前，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贪污案的两名主要嫌疑人许超凡、许国俊外逃4年后，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引起广泛关注，就是这么一起典型事件。人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二许”有可能像他们的同伙、开平支行另一负责人余振东两年前那样，在美受审判监，之后美国又将其驱逐出境并押送至中国，而这将再次开启“中美两国司法领域就打击外逃贪官的又一次重要合作”。
　　按说，重视追逃和追缴，完全可以理解。特别是通过国际合作遣返这一方式，震慑的不仅是已经成功外逃的贪官，应该还有那些抱有外逃幻想尚在国内的贪官，至少让他们感觉到，外逃不再是一种完全保险的方式。
　　可是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我们从携款外逃的贪官们身上应吸取哪些教训？
　　外逃贪官的贪污是如何得手的。以开平支行为例，有报道说，“许超凡1994年至1998年任开平支行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各种方式窃取巨额银行资金；并通过运作，让余振东、许国俊先后就任开平分行的行长，继续和掩盖罪行”，直至2001年10月事发。巨额银行资金，到底利用什么样的“职务之便”就可窃取？先后让两人接班就任行长，又是通过什么样的“运作”？后任的行长为何能掩盖罪行，并还能继续作案？由美国政府出资为许国俊聘请的律师就表示，“两许案件”的发生“主要源自中国当时金融制度的管理漏洞”。
　　对外逃贪官是如何失察的。还是以开平案为例，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巨额银行资金被窃取，难道就真的没人察觉？据报道，“2001年10月12日，随着审计署对中行广东分行审计的深入进行，审计报告即将出台，许等人的行为已无法继续隐藏；另一方面，此日亦是中国银行联行资金系统上线的时间，开平资金盗窃即将大白于天下。”这报道让人留下很多疑问：如果审计署不审计广东分行，或者审计报告不出台，以及中国银行联行系统不上线，开平行的事，是不是就可以隐藏下来？另外，除了开平分行的几位负责人要“隐藏”外，是否还有其他人也要“隐藏”？既然审计广东分行就可查出开平行的问题?
　　外逃贪官是如何成功出逃的。开平案正式立案时，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等人已举家外逃，像其他外逃贪官一样，他们都是持有效护照和签证出逃的。此次美国针对余振东的第四和第五项指控为“编造虚假个人身份并获取美国签证，涉嫌用虚假陈述获取护照罪和用欺骗手段获取签证罪”。这虽然是美国司法部门针对余振东的指控，可是，护照却是在中国办的，为什么用“虚假陈述”就能获取护照？甚至可以查一下，4000外逃贪官中，又有几人不是用“虚假陈述获取护照”的？即使办证机关是被“虚假陈述”所蒙蔽，也要负上责任，何况是否都是被蒙蔽，着实可疑。
　　亡羊补牢，可能比努力挽回和减少直接损失更为重要。从4000多名外逃贪官事件本身，我们现需追究的责任还不少，需总结的教训还有很多，特别是需通过这些事件，从机制和制度上找出问题的症结，堵塞漏洞，调整完善，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