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发展让很多街道改变了面貌。北京的南城有个叫铁匠营的地方，这名字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好像那地方曾经有几个做铁器的铺面房，从此便留下这个名字。到我记事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里一条长长的三环路横贯东西通向很远的地方。路的南北两边有一些工厂，周围散落着一些萧索的村落，每到冬天这样的景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那地方却与我们家有着不解之缘。我母亲从河北农村走进京城的几十年，工作生活都没离开过那里。她在北京电池厂上班，工厂在路北紧邻着三环路边上。她从19岁就走进了那家工厂一直干到退休。而我们家曾经住过的几个地方：铁匠营、蒲黄榆、龙潭湖、方庄都离那里不远。

　　我母亲有一张一寸照片，她说：“那是贴工作证后留下来的。”那时她很年轻漂亮，那年她二十岁。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张母亲少女时代照片。母亲年长我二十岁，直到我上小学时都记事了母亲还是很年轻的。她说：“那会儿我已经在北京电池厂上班了，也已经有了你。”母亲的青春岁月蛰伏在那张照片里，也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20世纪50年代后期，北京工业快速发展，印象中母亲那一代人应该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城市女工。刚从河北农村走进北京的她，和很多年轻的城市女工一样，为了北京轻工业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因为我从儿童时代起就常去母亲的工厂，一直到我中学毕业，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还曾在母亲的工厂里当过几个月的临时工。几十年间，认识了母亲的很多同事，他们的年龄都与我母亲相仿。我与他们也都彼此熟悉。我甚至知道电池厂的李德武书记是从京城一家私人小工厂里的学徒工成长起来的干部。翟平华厂长是新四军老战士，参加过著名的黄桥战役，为民族的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立过功。走进北京后又被党组织委派到工厂里当了厂长，又为北京工业的发展再立新功。
　　北京电池厂是1957年公私合营后成立的工厂，一开始只有一个很大的车间，车间顶部朝南是通风的天窗，从远处看三角形的一排排很像一艘艘帆船航行在大海，偌大的车间里则是一条条流水线和一台台机器设备，后来在工厂的北边又盖了一个特电车间。车间的南边是一排平房，那是工厂的办公区。厂里大部分是女职工，每天临到上班的时候，那些年轻漂亮的女职工三五成群，说说笑笑地走进车间换好工作服。所有一线工人一律都是深蓝色的工作服，是纯粹蓝领阶层，但她们是自豪的。在那个人们还不能充分就业的年代里，能够走进一家国营企业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本身就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很多年之后，我作为在城市里长大的新一代，接受了小学和中学的教育之后，又耳濡目染地看到母亲工作的情景。也明白电池是一种化工产品。做电池的原料锌饼在冲压机上被砸成一个个锌桶，然后将碳锌棒与锰粉砸在一起放在锌桶里，一根碳锌在中间，就可以形成电化学反应。碳锌棒和锰粉都是比煤还黑的东西。再用富强粉浇铸在一起，用烤化的沥青冷却固定，然后再加上红色的塑料封盖，裹上商标的包装，就成为电池产品。北京电池的商标我到现在都记得：明黄色的商标纸上印着天安门的华表图案。

　　20世纪70年代初，傍晚本来是母亲该下班回家的时候，但她经常回来得很晚，说是加班。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母亲在特电车间，专门生产一种很大的方形电池。这是一种军工电池，在高射炮上使用，属于国家的战备物资。“文革”期间全国很多行业都不抓生产，闹“革命”去了，但北京电池厂的特电电池因为国防的需要，工人始终坚持着保质保量的生产。当时的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为了保卫祖国，工厂里从来没停过工，反而是经常加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不同的形式承担着各种社会责任，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道理。
　　当时手电车间的工人也不轻松，50岁以上的北京市民都记得，20世纪70年代北京是一个缺电的城市，每到夜晚常有一片片街道除了路灯、机关、学校、工厂是亮的。居民楼里或平房则是一片黑暗，几乎每户居民家中都备有蜡烛和手电筒，这时候人们只能点起一支昏暗的蜡烛或打开手电。远远地望去，街道的人家像有很多的萤火虫一样，烛光闪耀伴着一个个光柱。有些淘气的小学生也以此为借口不完成作业，连老师们都有些无可奈何。很多人也因此记住了北京电池，那是能给人们的生活带去光明的东西。但每天都与比煤还黑的锰粉和碳锌棒打交道的工人们，其实工作很辛苦，必须每天都洗澡。
　　1978年我高中毕业后，曾在北京电池厂当过多半年的临时工，亲自体验了工厂的生活。这个时候北京电池厂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技术革新，已经安装一套流水作业的机器，但工作环境还是挺艰苦的。我记得冬天和夏天的日子，因为季节的不同，工作环境也迥然不同。冬天的早晨女工们从京城的各地来到工厂，换好工装来到工作台前。随着第一声机器的轰鸣，几分钟前还显得高大空旷甚至是阴冷的车间立刻就有了温暖的感觉。工人们开始了忙碌的一天，冬日严寒便被挡在了车间的外面。而到了夏天，尽管车间里所有的天窗都开着，几台大功率的电扇嗡嗡地转着，排出车间不断蓄积的热量。车间里依旧是高温难耐，因为在富强粉浇铸沥青固定的工序过程中，离不开高温高热。再加上机器本身所散发出来的热量，给人一种炙烤难耐的感觉。而女工们又因为生理特点，除了厚厚的工作服，还要穿胸衣、戴工作帽，整个夏天那种难耐煎熬是很难向人诉说的。工人们脸上布满汗珠，表情却是轻松愉快的，间或在忙碌中还能听到她们说出一两个让人开心的笑话。因为每个人的工作量都是有指标的，这期间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一个人进度的快慢会影响全班组的奖金，而奖金又关系到工人生活的富裕程度，甚至人际关系。几十年间工人们都处在这种状态之中，而工厂里那些工人的音容笑貌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几年后我曾看过一部日本电影《啊，野麦岭》，故事讲述的是日本工业化进程中一群来自农村的女工的事。其中很多情景与我母亲工作经历很相似，我曾冲动过也想写母亲这一代城市女工的故事，但最终因为自己的能力有限放弃了这个想法。或许那是那个时代留给人们的特殊记忆。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电力事业的发展，京城的电力供应也越来越充足，逐渐告别了缺电少电的时代，我们的城市一天天亮起来。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思考，更科学的选择。很多年里，人们曾经普遍使用的电池是一种化工产品，当电池里的电量耗尽后，废旧电池的回收利用和它对环境的污染就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有几年的时间，新闻媒体曾经广泛讨论过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城市的环保建设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环境保护和城市的发展形成了新矛盾。北京电池厂的北边和东边原来是村落和大片的农田，后来开始建设方庄小区。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那里崛起了一幢幢幾十层的高楼大厦。楼房一幢紧挨一幢，后来那里完全变成一座新城。此时，北京在新的历史格局中有了新的定位，建成国际大都市。2002年，北京电池厂迁址到大兴区。在我的记忆里，原来的厂址只留下那座四层楼的大厂房，楼房的中间有“北京电池厂”五个绿色大字。因为我父母住在方庄，离那里不远，我有时也会路过那里。如今三环路边每一个地段都已是热闹非凡、商贸云集。2017年，我又一次路过那里，北京电池厂的最后一座建筑也被拆除了，盖起了一座更高的商业大楼。
　　站在繁华热闹的街头，望着北京电池厂的旧址上盖起的大楼。我感慨：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还能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多少记忆呢？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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