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喜爱电影的观众，特别是中老年电影爱好者，对于陈传熙这个名字必然十分熟悉，稍注意一下字幕就会发现“指挥陈传熙”。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解放后更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半壁江山，拍摄了无数人们喜闻乐见的电影，其中很多影片的音乐就是陈传熙指挥完成的。他指挥的配乐影片多达六百多部，在这里我仅举几部：《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李双双》《林则徐》《聂耳》《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美术影片《牧笛》《金色的海螺》《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还不包括他完成的大量科教片、电视剧。
　　陈传熙解放后出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他指挥演出的交响乐也多达六百多场，是我国著名的指挥家。他的风格清晰、流畅、严谨、准确，在音乐界享有好名声。
　　电影艺术是一门综合艺术，除了编导演，也离不开“化（妆）服（装）道（具）摄（影）录（音）美（工）”的和谐成功配合，再加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打动人的音乐（作曲）旋律，让人们为之动情，这中间就离不开乐队和指挥的功劳。还有插曲，如电影《英雄小八路》中的“少先队员之歌”，《红日》中的“谁不说俺家乡好”，《红色娘子军》中的“向前进”……有多多少少的电影插曲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曲，陪伴着几代人成长，至今人们还在传唱。而就是他，陈传熙，用他那熟练的指挥棒，把这些歌曲和音乐带给人们，成为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食粮。
　　陈传熙能有这样出色的成绩，和他从小喜爱音乐、奋发努力是分不开的。1916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是广西南宁人。当时家里有一架风琴，兄弟姐妹都不感兴趣，而他特别喜爱，这架风琴陪伴他成长，从小就练就了他十分敏锐的听力，辨音的悟性特别高。
　　1921年，七岁的陈传熙随父亲在越南凉山居住，当时法国驻军有一支管乐队，经常会集体演奏，调剂军中生活。那深厚、雄壮、华丽的乐声不仅把小小的陈传熙带进了一个美妙、广阔的音乐天地，更使他迷上了音乐。每当军乐队走出军营演奏时，他跟在队伍后面，不管多远都跟着听着，嘴里哼着，他记住军乐队演奏的进行曲，他能模仿不同的乐器哼出不同的声响，他能哼出乐曲的很多片段，那些旋律扎进他幼小的心灵之中。
　　1927年，因为随父亲移居海防市，陈传熙有幸进了一所华侨开办的中学。这个学校十分重视音乐教学，这给他打下了扎实音乐的基础知识，学会了五线谱，学会了吹小号，成为学校管乐队里最小的演奏员。由于他痴迷音乐，学得十分认真，小号能吹奏出不同的旋律，能掌握不同的声部。优美的音乐素养又形成了他一种十分平和的性格，心态特别好，所以他学习特别踏实，特别有成效。
　　1934年，19岁的陈传熙终于遇到了他人生中的伯乐。上海国立音专的校长萧友梅来到偏僻的西南，在这里招收官费待遇的音乐专门人才。陈传熙以第一名的成绩叩开了“上海国立音专”的大门。国立音专当时有20多名学生，酷爱音乐的陈传熙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坚持了下来，他以出色的成绩毕业于音专的钢琴系，双簧管又吹奏得特别出色，他的优异成绩使他很快进入了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任双簧管演奏员，并且还在国立音专教课，后来又成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就这样他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加上他的音乐天赋、潜质和对音乐的执着热爱，终于成为中国的音乐人才。解放后，作为新中国的交响乐团他曾多次出国参加演出，回国后不久就担任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1958年由于电影发展的需要，他正式调进上影乐团任指挥，一直干到1992年退休，退休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闲下来。
　　陈传熙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只要看到总谱，就能根据影片的长度准确制定出乐曲主旋律的节奏、时值，使乐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影片的配乐任务。很多电影导演和作曲家和他合作都十分愉快，他常常能在配乐过程中给作曲、导演提出一些极为宝贵的建议。这和他丰富的生活阅历有关，他看到电影画面会产生很多联想，从而充分发挥音乐的感人效应。他能给配唱电影插曲的歌唱演员以充分展示美妙歌喉和动情的乐感，从而帮助演员达到神情并茂的效果。著名歌唱家任桂珍曾对我说，和陈传熙指挥合作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在录音棚里十分耐心，给我们充分酝酿的时间，让我们情绪十分饱满时才录唱歌，即使时间非常紧，他总为演员创造条件，尽力帮助我们完成最佳的录音状态”。任桂珍提起陈传熙总是十分动情。
　　真没有想到，我这个晚辈也有幸和陈传熙这位老前辈合作了一把，让我不能忘怀。1987年是上译厂成立三十周年（上海译制片其实在1950年就成立了，当时附属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下属的一个翻译片组，直到1957年才独立建厂），为庆祝建厂三十周年，我写了一首长诗发表在《文汇电影时报》上。老厂长陈叙一看后决定让我在庆祝大会上朗诵这首诗。那天我去厂长办公室，老厂长对我说：“我现在打电话给上影乐团，请他们帮忙让乐团为你的朗诵诗伴奏配乐。”第二天我接到陈老（陈传熙，我以后一直称呼他陈老）的电话，让我把诗稿寄给他，他来设计配乐。我问陈老有《文汇电影时报》吗？就最近一期上发表的，他说有，别寄了。等哪天排练我再通知你。
　　排练那天，我骑车去上影乐团，一进排练厅让我大吃一惊，陈老指挥着六七十人的大乐队为我的朗诵伴奏，真让我又紧张，又兴奋。陈老让我歇一会儿，递给我一杯水，说：“呆会儿你先轻轻地给大家朗诵一次，让我们乐队感受一下。”我朗诵完陈老带头为我鼓掌，给我自信。他很快对乐队作了一些小小调整，我们就合作排练了。我诗中的内容回顾了译制片厂走过了三十多年的辉煌历程，表达了我们译制工作者对译制事业的热爱。我在音乐伴奏声中听到了我们译制的很多影片的音乐主旋律，不断地激发我朗诵的激情。排练很顺利，最后陈老向我提了些建议，中间有一处让我停顿略长一些，让音乐有个抒发的机会，最后结尾让我可以更昂扬些，音乐也将跟着我的情绪推向高潮，真让我受益匪浅，他的认真让我十分感动。庆祝大会是在上海美琪大剧院举行的，那天演出的节目都很成功，陈老指挥着乐团演奏了好些译制片的插曲，有《简爱》《红菱艳》《音乐之声》……在观众的不断掌声中连连加演。 　　那次演出后我和陈老的交往更多一些。他十分平易近人，每次影协活动，我们总会有很多的交谈，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他跟我讲述“文革”搞内参片时期为好多部译制片配音乐，“打补丁”的事儿。
　　“文革”时，我们译制厂完成了一大批内参片，其中很多影片是没有音效带的，音乐效果带都得重新制作，只有完成音乐效果带后才能和对白声带混合录音，完成译制片的配音工作。当时有很多影片，我们把片头片尾没有对话的那些音乐片段剪辑下来，重新制作一条音乐带。我和剪辑师多次合作过，音乐要连贯衔接好，这是件费时费工、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很多段的音乐，我们都在混录过程中采用淡入、淡出的蒙太奇手法来过渡，免得出太大的洋相。可是有好几部影片，中间缺的音乐在影片中无处可挖，这些重场戏必须有音乐，老厂长陈叙一只好求救于上影乐团，根据原片音乐风格配上去。先是请陈老来厂听原片的音乐，陈老很快记下总谱，回乐团后把乐曲分别用到各种乐器演奏上，重新组合乐队演奏。在陈老的指挥下，把影片中缺的音乐补了上去，当时我们听了觉得非常好，补得天衣无缝。陈老把这项工作称之为，用音乐为影片“打补丁”。这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老厂长陈叙一知道只有陈传熙能完成。陈老音准、节奏、力度都会把握得十分准确，又能完成得和原片风格相一致。特别是陈老经验丰富，对长度把握得十分准确，大家称他是“指挥家的秒表”。
　　有一次影协活动，我和陈老坐在一起吃饭，又聊起当年“打补丁”的事儿，陈老对我说：“小孙，这种为影片音乐‘打补丁’的事情只有我们中国人干，国外的指挥是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的。你想，每个乐队的乐器音质都不相同，演奏员的手法也各不相同，内行仔细一听就能听出来，而且每部交响乐的风格、细微之处都有所不同的。这种为影片‘打补丁’的活，严格讲是不可以的。‘文革’那时候我要提出来不干，肯定会挨批斗，工军宣队不会放过我，不扣大帽子才怪哪！我可不能自找倒霉，也不给你们老厂长陈叙一添乱，我们老哥儿们是多年的好朋友。说心里话那个年代生活多么枯燥，能参加这种工作才有机会看原版片，在当时可算是一种文化享受，你说对吗。”
　　“陈老你说得对，很对。当时我们根本不会想那么多，只要能完成影片译制任务就行，而且十分佩服你补丁打得天衣无缝，帮我们解决了大困难。对了，陈老，我觉得你身体特别棒，都耄耋之年了，还那么有精神，有什么养生之道可传授？”
　　“什么养生之道，自然灾害那会儿吃都吃不饱，后来又实行粮食定量，我是知识分子，每月只给28斤定量，我说我是指挥，是体力劳动，每月给32斤定量，我还是吃不饱。要说养生之道只有两条：一是心情好，以平和之心过平常生活。二是甩手疗法，我几十年的指挥生涯，就是每天甩手疗法，不停地在运动，所以至今还活的挺自在！”
　　这就是我们的指挥家，一个心态平和，干了一辈子电影，一辈子和音乐打交道的老艺术家。我深深地怀念他，凡是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的人，我们都应该怀念他们，他们的事迹都应该载入史册，让我们后辈们知道他们为中国电影事业所作出的辛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