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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学者程演生在《皖优谱》中说：“石牌镇，清季长枫司巡检驻焉，居皖水上游，山川蕴蓄雄浑。民多俊秀，音中宫声，即农人亦多能高歌者，故清一代产名伶最伙，盖习俗使然欤！”优越的地理位置，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进而为戏曲的萌芽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特别是近代以来这里为京、黄两剧的早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里也是当时大批名伶的诞生地和客居地，因此有了“梨园佳子弟，无石不成班”一说，对今后我国戏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对古镇石牌文化内涵的发掘有着积极意义。
关键词：戏曲；石牌；发源地
一、地理优势的孕育
石牌旧称宜塘，今石牌之名最早见于《宋史·樊知古传》载：“议者以谓江涛险壮，恐不能就，乃于石牌口试造之”。由此考证，石牌第一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是北宋建隆年间。河流孕育文明，长河、潜水和皖水相继交汇于石牌，其下游河道才謂为皖河，再向东流经江镇，经山口，于安庆市西郊流入长江。在古代，由于发达的水运交通，所以这里成为怀宁以及周边望江、宿松、太湖和潜山五邑通往省城安庆的中转站，也是皖西南地区农业产品的集散地。民国四年《怀宁县志》载：“栗布云集，货贿泉流，为怀宁诸镇之首”。石牌经济文化的繁荣，除了水运的发达，地势平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整个安庆地区基本处于大别山腹地，山系发达、丘陵密布，交通的不便，一定程度的阻碍了地区之间的交流。然而当时的石牌占尽了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皖河冲积平原土地平坦而肥沃，河渠密布，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整个石牌的核心区域处于皖河与麻塘湖之间，得到了旱季灌溉和雨季疏洪的双重优势。这为农业的生产和人口的增长以及整个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绝对的条件。这也吸引了石牌周边乡镇以及江西，福建和湖北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商人。更值得一提的是，据从皖河河道发现日本“宽永通宝”钱可以考证，当时已经有日本商人在石牌从事商业活动。据史料记载，到了清代中叶，石牌上下两镇出现了商铺八百，帆船千艘的盛况。镇上纷纷设立各省会馆和戏台，商业的兴盛，促进了地区文化之间的摩擦与碰撞。正是由于这种多元的环境，石牌的艺人一方面吸收和融合了各地区的素材和腔调，另一方面也催促着艺人们对传统戏曲的优选和改进。
二、移民文化对土著文化的冲击
清康熙年间，桐城派文人朱书在《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中明确提出：“吾安庆，古皖国也。灵秀所钟，扶舆郁积，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他用强烈的地域意识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皖江文化的概念，也首次界定了“皖人”与“古皖人”的范围。从中国历史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原文化的南移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从西晋时期人口的南迁大潮，到南宋时期中原文化的整体南移，基本奠定了长江中下游一带文化性格的基础，更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再从微观的角度来分析，安庆地区外来文化的冲击主要来自元末明初“江西瓦屑坝移民”一说。据清人史珥撰《续瓦屑坝考》载：“鄱地以瓦屑坝得名者，莫著于瓦屑坽。若瓦屑坝、瓦屑墩则传者盖寡焉。”具体位置在今江西上饶鄱阳县境内，然而瓦屑坝之名也不过是元末明初那场移民大潮的象征性地点而已。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应该在鄱阳湖流域。江西地区自古文风昌盛，更是江西诗派和程朱理学的核心之地，当代学者葛剑雄教授高度评价了移民对安庆文化的贡献：“明初迁入安庆地区的，是来自文化水准更高的徽州和江西籍移民。移民本身虽然没有产生突出的文化人物，却在二三百年后的明末清初造就了安庆地区的杰出人才。”也就是说，这场移民不止是人口的迁徙，更是文化的转移。他们在石牌扎根，与土著人民相互融合发展，使人口迅速增长，并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文化意识与教育传统。而从戏曲这一方面来讲，这批移民中不乏具备戏曲修养的民间艺人，他们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带来了家乡的唱腔和素材，可能包括最早的弋阳腔等地方唱调和南方的傩戏表演形式，这给石牌文化不只是补充更是一种冲击，就在这样的不断摩擦中，各个流派的唱腔戏法不断进行同化融合，在此后的几百年间演绎了一场无与伦比的绝美华章。
三、宗教文化对戏曲的影响
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考》中对于戏曲的起源提出了“当志巫、优二者出”的观点，这里只将“巫”提出来讨论，单纯从字形上来看，巫字上下两横代表天地，两个人在天地之间，意指能够沟通天地之人。《说文》曰：“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由此，从宏观角度来看，戏曲的最早来源于宗教祭祀活动。那么，从微观角度来看，石牌地区的戏曲是否发源发展于宗教活动呢？《怀宁县志》卷九“祭祠”序曰：“鬼神之故，难言矣。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此千古不易者也。”也就是说，在当时无论大小事宜都需要祭祀，后来也就演变成民间的做法事，其形式主要为丧事和“安龙奠土，大振家声”之类的驱邪祈福的法事。怀宁地区道教兴盛，基本都是由道士做法，做法的时候，道士身着道袍，手持金刚铃或者宝剑，用一种独特的唱腔念着超度经文，如：《十月怀胎》《取水》《关灯》等。后来直接用《关灯》这道法事来代指道士做法，由于道士做法有着很强的观赏性，看道士“关灯”也便成为一种风尚。毕竟做法只在特殊情况下进行，是否后来为了迎合和取悦人们的喜好，将这种唱腔形式改编成了有故事素材、有演员扮演的最初戏剧。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京剧的戏盔戏服和石牌地区菩萨神像所穿戴的服饰基本雷同，这也为石牌地区戏曲源于宗教文化提供了有力的证明。石牌有句民谚曰：“打醮做平安，演唱乐佛腔”，如果说，石牌地区戏曲来源于宗教没有十足的论据，那么由做法事的佛调道腔所衍变成的“乐佛调”（也就是后来的石牌高腔）这一观点是毋庸置疑的。
四、结语
内部的稳定与繁荣，加上外部的冲击与融合，为戏曲的生成提供了绝佳的温床。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用“徽班昳丽，始自石牌”高度评价了这里的辉煌，石牌镇是中国两大剧种的重要滥觞之地，公认的戏曲圣地。近年来更是得到了人们的关注与发掘，戏曲的发扬也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这也标志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新高度。
【参考文獻】
[1]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葛剑雄.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4]天柱外史氏.皖优谱[M].上海：世界书局，1939.
关键词：戏曲；石牌；发源地
一、地理优势的孕育
石牌旧称宜塘，今石牌之名最早见于《宋史·樊知古传》载：“议者以谓江涛险壮，恐不能就，乃于石牌口试造之”。由此考证，石牌第一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是北宋建隆年间。河流孕育文明，长河、潜水和皖水相继交汇于石牌，其下游河道才謂为皖河，再向东流经江镇，经山口，于安庆市西郊流入长江。在古代，由于发达的水运交通，所以这里成为怀宁以及周边望江、宿松、太湖和潜山五邑通往省城安庆的中转站，也是皖西南地区农业产品的集散地。民国四年《怀宁县志》载：“栗布云集，货贿泉流，为怀宁诸镇之首”。石牌经济文化的繁荣，除了水运的发达，地势平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整个安庆地区基本处于大别山腹地，山系发达、丘陵密布，交通的不便，一定程度的阻碍了地区之间的交流。然而当时的石牌占尽了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皖河冲积平原土地平坦而肥沃，河渠密布，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整个石牌的核心区域处于皖河与麻塘湖之间，得到了旱季灌溉和雨季疏洪的双重优势。这为农业的生产和人口的增长以及整个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绝对的条件。这也吸引了石牌周边乡镇以及江西，福建和湖北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商人。更值得一提的是，据从皖河河道发现日本“宽永通宝”钱可以考证，当时已经有日本商人在石牌从事商业活动。据史料记载，到了清代中叶，石牌上下两镇出现了商铺八百，帆船千艘的盛况。镇上纷纷设立各省会馆和戏台，商业的兴盛，促进了地区文化之间的摩擦与碰撞。正是由于这种多元的环境，石牌的艺人一方面吸收和融合了各地区的素材和腔调，另一方面也催促着艺人们对传统戏曲的优选和改进。
二、移民文化对土著文化的冲击
清康熙年间，桐城派文人朱书在《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中明确提出：“吾安庆，古皖国也。灵秀所钟，扶舆郁积，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他用强烈的地域意识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皖江文化的概念，也首次界定了“皖人”与“古皖人”的范围。从中国历史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原文化的南移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从西晋时期人口的南迁大潮，到南宋时期中原文化的整体南移，基本奠定了长江中下游一带文化性格的基础，更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再从微观的角度来分析，安庆地区外来文化的冲击主要来自元末明初“江西瓦屑坝移民”一说。据清人史珥撰《续瓦屑坝考》载：“鄱地以瓦屑坝得名者，莫著于瓦屑坽。若瓦屑坝、瓦屑墩则传者盖寡焉。”具体位置在今江西上饶鄱阳县境内，然而瓦屑坝之名也不过是元末明初那场移民大潮的象征性地点而已。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应该在鄱阳湖流域。江西地区自古文风昌盛，更是江西诗派和程朱理学的核心之地，当代学者葛剑雄教授高度评价了移民对安庆文化的贡献：“明初迁入安庆地区的，是来自文化水准更高的徽州和江西籍移民。移民本身虽然没有产生突出的文化人物，却在二三百年后的明末清初造就了安庆地区的杰出人才。”也就是说，这场移民不止是人口的迁徙，更是文化的转移。他们在石牌扎根，与土著人民相互融合发展，使人口迅速增长，并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文化意识与教育传统。而从戏曲这一方面来讲，这批移民中不乏具备戏曲修养的民间艺人，他们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带来了家乡的唱腔和素材，可能包括最早的弋阳腔等地方唱调和南方的傩戏表演形式，这给石牌文化不只是补充更是一种冲击，就在这样的不断摩擦中，各个流派的唱腔戏法不断进行同化融合，在此后的几百年间演绎了一场无与伦比的绝美华章。
三、宗教文化对戏曲的影响
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考》中对于戏曲的起源提出了“当志巫、优二者出”的观点，这里只将“巫”提出来讨论，单纯从字形上来看，巫字上下两横代表天地，两个人在天地之间，意指能够沟通天地之人。《说文》曰：“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由此，从宏观角度来看，戏曲的最早来源于宗教祭祀活动。那么，从微观角度来看，石牌地区的戏曲是否发源发展于宗教活动呢？《怀宁县志》卷九“祭祠”序曰：“鬼神之故，难言矣。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此千古不易者也。”也就是说，在当时无论大小事宜都需要祭祀，后来也就演变成民间的做法事，其形式主要为丧事和“安龙奠土，大振家声”之类的驱邪祈福的法事。怀宁地区道教兴盛，基本都是由道士做法，做法的时候，道士身着道袍，手持金刚铃或者宝剑，用一种独特的唱腔念着超度经文，如：《十月怀胎》《取水》《关灯》等。后来直接用《关灯》这道法事来代指道士做法，由于道士做法有着很强的观赏性，看道士“关灯”也便成为一种风尚。毕竟做法只在特殊情况下进行，是否后来为了迎合和取悦人们的喜好，将这种唱腔形式改编成了有故事素材、有演员扮演的最初戏剧。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京剧的戏盔戏服和石牌地区菩萨神像所穿戴的服饰基本雷同，这也为石牌地区戏曲源于宗教文化提供了有力的证明。石牌有句民谚曰：“打醮做平安，演唱乐佛腔”，如果说，石牌地区戏曲来源于宗教没有十足的论据，那么由做法事的佛调道腔所衍变成的“乐佛调”（也就是后来的石牌高腔）这一观点是毋庸置疑的。
四、结语
内部的稳定与繁荣，加上外部的冲击与融合，为戏曲的生成提供了绝佳的温床。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用“徽班昳丽，始自石牌”高度评价了这里的辉煌，石牌镇是中国两大剧种的重要滥觞之地，公认的戏曲圣地。近年来更是得到了人们的关注与发掘，戏曲的发扬也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这也标志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新高度。
【参考文獻】
[1]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葛剑雄.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4]天柱外史氏.皖优谱[M].上海：世界书局，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