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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路走来，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现在有专家认为，其实存在着一个贯穿古今的玉器时代，那么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有一个绵延七千年的漆器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几个阶段并行着。
在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最先被东方民族使用的加工材料，除了石与木，就是生漆了。沈从文在研究漆文化时认为，新时期时代彩陶罐的纹饰，青铜器上的车饰，箭镞，以及兽骨龟甲上的刻镂，竹木简札上的书写，其实都离不开漆。他还说，漆，在日常器物上，是最能把劳动与艺术结合到应用方面的一种，比瓷器更容易见地方性和创造性，是在更便利条件下产生的。
1978年，考古部门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件朱漆木碗和一件朱漆筒，器型虽然笨拙，但经分析后确定其涂料为天然生漆。这两件漆器证明在七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漆器制造技术并开始使用漆器。
关于漆的理论和漆的历程，在此就没法展开谈了，我能做的，就是将我亲历的场景与人物以最简短明了的信自传播给公众。并告诉大家，有一个收藏家，正在与艺术家一起为推动中国漆文化而努力着，是的，他就是刘国斌。
初探漆园，他与中国的漆文化牢牢地胶在了一起
刘国斌在十多年前作为某跨国集团公司的代表被派驻到福州，是统领华南三省市场的总经理。为开拓市场、协调关系，需要与当地人打交道，风尘仆仆的很是辛苦，刘国斌在外当差，妻儿留在上海守望，如何打发工余时间呢？好在他喜欢读书，对书画艺术也很有研究，一手隶书写得很见功底。除了商务需要，一般情况下他尽可能地躲避朋友的宴请和娱乐。与文化界人士到是很投缘，喝喝铁观音，谈谈艺术，结交了不少儒雅的朋友。
2004年的某一天，刘国斌与几位一起做外贸生意的朋友，为一位即将移居加拿大的朋友践行。这位朋友名叫余闻荣，北大高材生，对历史与考古很有研究。酒过三巡，刘国斌请他出国后常去拍卖行转转，帮国内的兄弟们回购几件中国流散文物。余闻荣说“在国外拍卖会露面的文物也不一定都是真品啊，有些就是中国人仿制后流出去的“埋地雷”赝品，就等不懂行的中国人来上钩。如果是真品的话，价格也被国内藏家炒得很高了，没有多少升值空间，倒不如关注一下漆器和漆画，这路东西现在的价格处于谷底，但据我判断，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在福州待得时间长了，刘国斌当然知道漆器之于福州这座城市的渊源与意义，不过他在旅游纪念品商店里看到的漆器，不是做得粗糙简陋，就是式样陈旧，提不起一丝一毫的兴趣，余闻荣启发他说：“你要欣赏真正的漆器，应该直接找漆艺家本人。”事后余闻荣将刘国斌引荐给福州漆艺家唐明修，从此提升了他对中国漆文化的认识。
唐明修是新中国福州漆器漆艺的第三代标志性人物，中国美术家协会漆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后来他不满足于传统漆器的工艺局限与表现方式，转向更具创造性和表现力的漆画艺术。为了探索漆画创作的更大可能性，他甚至效仿古人，屏蔽红尘，大隐于市，在有“福州后花园”之称的北峰，盖了一幢房子，用最原始的材料布置了简单却天趣盎然的闽南园林，并命名为“漆园”。
唐明修在山上远离尘嚣地住了好多年，独自与大漆对话，潜心投身于创作。刘国斌去拜访他，看到了满屋子的古陶器、旧木器、旧漆器及斑斓多彩的民俗器物，异常兴奋，最后站在他大气磅礴、风格鲜明的作品前不忍离去，深为感动，从此结为挚友。
回归原点，是对传统的鞠躬致敬
2008年7月7日，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日本洞爷湖召开，在欢迎晚宴上，各国首脑举杯庆贺，盛酒的就是一个石川县的轮岛漆器酒杯，杯壁绘有樱花，会后各国首脑可以带走留作纪念。这个很小的高脚漆杯，被日本人看作是极贵重的礼品了。
另外还有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获得些许安慰；抗日战争前，在美国芝加哥举办万国博览会，福州脱胎漆器与日本漆器同列一个展厅，中日两国的漆器看上去均绚丽古雅，难分伯仲，令来自西方的评委们无法评判，后来有人提议，将两国的漆器一同放入锅中，蒸煮三小时。结果，日本漆器化为一滩污浊的“泥浆”，而福州脱胎漆器“出浴”后完好无损，金奖理所应当地属于中国。
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日本的漆器是世界最好的，在我们目光所及的地方，比如日本料理店，比如首饰店，比如日本风格的会所，经常可以看到日本漆器以奢华绚丽的外边翩翩登场，而中国的漆器几乎不见踪影，这一令人沮丧的现实也是导致误解的原因。
所以，我在杭州与唐明修对话时，他真诚地说：“中国漆文化的根在这里，余杭河姆渡文化遗址发掘出第一只漆碗，证明中国是漆的故乡，现在中国第一个漆艺专业也设在这里，这是一次文化上的回溯，我们是回归原点，重新出发”。
同样是为了回归原点，同样是对传统漆器的尊重，刘国斌也收藏传统风格的福州脱胎漆器。但是很奇怪，在福州已很难找到一件老旧的脱胎漆器了。他跑了好几家文物商店也没看到。有人告诉他；在福州，这路东西在过去几乎家家都有，并不当回事，用坏了就丢弃，现在发现值钱已来不及了。后来刘国斌在上海文物商店倒是意外发现过几次，有一次在那里看到柜顶上搁着一件漆器梅瓶，他请营业员取下看，那件梅瓶已经落满了灰尘，营业员笑着说，这路东西没人关注，但刘国斌一看不得了，底款上的落款告诉他，这原来是沈绍安的遗珍。
沈绍安是福州脱胎漆器的创始人，其后代一直在三坊七巷的双抛桥开铺子做漆器、卖漆器，族传家承至第五代时，沈正镐、沈正循成功地利用真金白银和矿物颜料调制出好几种天然漆色，大大增加了漆器的观赏性，从此，脱胎薄料绘漆器产品机会占据清末以后福州漆器的半壁江山。
有个梦想，只为漆艺而美丽
也因为福州的漆艺家只顾关起门来搞创作，很少考虑市场运作，相当一段时间内，漆器和漆画在全国艺术市场的关注度并不高，而同出福建的寿山石，这几年的价格一路狂飙，令人瞠目，就因为文化人与收藏家的共同关注与造势，有鉴于此，刘国斌与他的朋友就希望联络一批优秀漆艺家，设计制作一批产品，或与国内企业家、收藏家联手推向国内外市场。
日本的漆器之所以成为国宝而且至今还活跃在日常生活中，就因为生活化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比如2010年4月，被誉为“人间国宝”的漆艺家室濑和美在四款VERTU手机上以大漆装饰，每只售价高达2000万日元，而在福州，一件传统工艺生产的大漆描金花瓶，才卖350元。我们只有提升中国漆的品质，才能提升它的价格，再通过价格来确定他的艺术地位，而这里，艺术家与收藏家要一起努力。
《髹饰录》说：漆坚牢于质，光彩于文。现在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中国漆艺的质，就是中国文化的繁荣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上世纪60年代，沈从文曾在《漆工艺问题》一书中很无奈地说：“漆之为物，在文化史或工艺美术史方面的重要贡献，一般人即少深刻认识，求作有计划有步骤研究，当然无可希望。”假如沈从文活到今天，想必他一定会改变这个让人惆怅的文章结语，因为漆在今天，在一群漆艺家和收藏家的携手努力下，可望重新焕发出迷人的光彩。
在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最先被东方民族使用的加工材料，除了石与木，就是生漆了。沈从文在研究漆文化时认为，新时期时代彩陶罐的纹饰，青铜器上的车饰，箭镞，以及兽骨龟甲上的刻镂，竹木简札上的书写，其实都离不开漆。他还说，漆，在日常器物上，是最能把劳动与艺术结合到应用方面的一种，比瓷器更容易见地方性和创造性，是在更便利条件下产生的。
1978年，考古部门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件朱漆木碗和一件朱漆筒，器型虽然笨拙，但经分析后确定其涂料为天然生漆。这两件漆器证明在七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漆器制造技术并开始使用漆器。
关于漆的理论和漆的历程，在此就没法展开谈了，我能做的，就是将我亲历的场景与人物以最简短明了的信自传播给公众。并告诉大家，有一个收藏家，正在与艺术家一起为推动中国漆文化而努力着，是的，他就是刘国斌。
初探漆园，他与中国的漆文化牢牢地胶在了一起
刘国斌在十多年前作为某跨国集团公司的代表被派驻到福州，是统领华南三省市场的总经理。为开拓市场、协调关系，需要与当地人打交道，风尘仆仆的很是辛苦，刘国斌在外当差，妻儿留在上海守望，如何打发工余时间呢？好在他喜欢读书，对书画艺术也很有研究，一手隶书写得很见功底。除了商务需要，一般情况下他尽可能地躲避朋友的宴请和娱乐。与文化界人士到是很投缘，喝喝铁观音，谈谈艺术，结交了不少儒雅的朋友。
2004年的某一天，刘国斌与几位一起做外贸生意的朋友，为一位即将移居加拿大的朋友践行。这位朋友名叫余闻荣，北大高材生，对历史与考古很有研究。酒过三巡，刘国斌请他出国后常去拍卖行转转，帮国内的兄弟们回购几件中国流散文物。余闻荣说“在国外拍卖会露面的文物也不一定都是真品啊，有些就是中国人仿制后流出去的“埋地雷”赝品，就等不懂行的中国人来上钩。如果是真品的话，价格也被国内藏家炒得很高了，没有多少升值空间，倒不如关注一下漆器和漆画，这路东西现在的价格处于谷底，但据我判断，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在福州待得时间长了，刘国斌当然知道漆器之于福州这座城市的渊源与意义，不过他在旅游纪念品商店里看到的漆器，不是做得粗糙简陋，就是式样陈旧，提不起一丝一毫的兴趣，余闻荣启发他说：“你要欣赏真正的漆器，应该直接找漆艺家本人。”事后余闻荣将刘国斌引荐给福州漆艺家唐明修，从此提升了他对中国漆文化的认识。
唐明修是新中国福州漆器漆艺的第三代标志性人物，中国美术家协会漆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后来他不满足于传统漆器的工艺局限与表现方式，转向更具创造性和表现力的漆画艺术。为了探索漆画创作的更大可能性，他甚至效仿古人，屏蔽红尘，大隐于市，在有“福州后花园”之称的北峰，盖了一幢房子，用最原始的材料布置了简单却天趣盎然的闽南园林，并命名为“漆园”。
唐明修在山上远离尘嚣地住了好多年，独自与大漆对话，潜心投身于创作。刘国斌去拜访他，看到了满屋子的古陶器、旧木器、旧漆器及斑斓多彩的民俗器物，异常兴奋，最后站在他大气磅礴、风格鲜明的作品前不忍离去，深为感动，从此结为挚友。
回归原点，是对传统的鞠躬致敬
2008年7月7日，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日本洞爷湖召开，在欢迎晚宴上，各国首脑举杯庆贺，盛酒的就是一个石川县的轮岛漆器酒杯，杯壁绘有樱花，会后各国首脑可以带走留作纪念。这个很小的高脚漆杯，被日本人看作是极贵重的礼品了。
另外还有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获得些许安慰；抗日战争前，在美国芝加哥举办万国博览会，福州脱胎漆器与日本漆器同列一个展厅，中日两国的漆器看上去均绚丽古雅，难分伯仲，令来自西方的评委们无法评判，后来有人提议，将两国的漆器一同放入锅中，蒸煮三小时。结果，日本漆器化为一滩污浊的“泥浆”，而福州脱胎漆器“出浴”后完好无损，金奖理所应当地属于中国。
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日本的漆器是世界最好的，在我们目光所及的地方，比如日本料理店，比如首饰店，比如日本风格的会所，经常可以看到日本漆器以奢华绚丽的外边翩翩登场，而中国的漆器几乎不见踪影，这一令人沮丧的现实也是导致误解的原因。
所以，我在杭州与唐明修对话时，他真诚地说：“中国漆文化的根在这里，余杭河姆渡文化遗址发掘出第一只漆碗，证明中国是漆的故乡，现在中国第一个漆艺专业也设在这里，这是一次文化上的回溯，我们是回归原点，重新出发”。
同样是为了回归原点，同样是对传统漆器的尊重，刘国斌也收藏传统风格的福州脱胎漆器。但是很奇怪，在福州已很难找到一件老旧的脱胎漆器了。他跑了好几家文物商店也没看到。有人告诉他；在福州，这路东西在过去几乎家家都有，并不当回事，用坏了就丢弃，现在发现值钱已来不及了。后来刘国斌在上海文物商店倒是意外发现过几次，有一次在那里看到柜顶上搁着一件漆器梅瓶，他请营业员取下看，那件梅瓶已经落满了灰尘，营业员笑着说，这路东西没人关注，但刘国斌一看不得了，底款上的落款告诉他，这原来是沈绍安的遗珍。
沈绍安是福州脱胎漆器的创始人，其后代一直在三坊七巷的双抛桥开铺子做漆器、卖漆器，族传家承至第五代时，沈正镐、沈正循成功地利用真金白银和矿物颜料调制出好几种天然漆色，大大增加了漆器的观赏性，从此，脱胎薄料绘漆器产品机会占据清末以后福州漆器的半壁江山。
有个梦想，只为漆艺而美丽
也因为福州的漆艺家只顾关起门来搞创作，很少考虑市场运作，相当一段时间内，漆器和漆画在全国艺术市场的关注度并不高，而同出福建的寿山石，这几年的价格一路狂飙，令人瞠目，就因为文化人与收藏家的共同关注与造势，有鉴于此，刘国斌与他的朋友就希望联络一批优秀漆艺家，设计制作一批产品，或与国内企业家、收藏家联手推向国内外市场。
日本的漆器之所以成为国宝而且至今还活跃在日常生活中，就因为生活化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比如2010年4月，被誉为“人间国宝”的漆艺家室濑和美在四款VERTU手机上以大漆装饰，每只售价高达2000万日元，而在福州，一件传统工艺生产的大漆描金花瓶，才卖350元。我们只有提升中国漆的品质，才能提升它的价格，再通过价格来确定他的艺术地位，而这里，艺术家与收藏家要一起努力。
《髹饰录》说：漆坚牢于质，光彩于文。现在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中国漆艺的质，就是中国文化的繁荣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上世纪60年代，沈从文曾在《漆工艺问题》一书中很无奈地说：“漆之为物，在文化史或工艺美术史方面的重要贡献，一般人即少深刻认识，求作有计划有步骤研究，当然无可希望。”假如沈从文活到今天，想必他一定会改变这个让人惆怅的文章结语，因为漆在今天，在一群漆艺家和收藏家的携手努力下，可望重新焕发出迷人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