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总体而言还仅走到半途，伴随着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和民主化、法治化历史进程，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和最大人口规模的市场，在今后数十年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将释放出巨大的需求与发展潜力，并在全面开放的WTO框架下以经济手段配置资源取得来自全世界的有效供给。
　　客观地说，中国仍处在黄金发展期和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当然，中国同时已处于矛盾凸显期，加快发展方式转化势在必行，改革攻坚尚未完成，虽仍面临着诸多困难和矛盾，包括某些中长期不确定性的问题，但如果坚持改革创新，积极稳妥处理好各种矛盾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后来居上的潜力，中国完全能够对冲和抑制那些导致经济下行的因素，再争取20年左右的“黄金发展”高速增长期。
　　在阴云密布的世界经济中，中国是最大的亮点、表现最好的经济体。“危机”的背后，中国的机遇、继续“风景这边独好”的要素与潜力，不可不察。
　　首先是城市化率的上升带来的成长效应。据统计，虽然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的标志性临界点，但根据其他经济体的经验，城市化要一直上升到70%-80%的区间才会相对稳定下来。城市化率的继续上升，必然会带动物质产出与金融资产结合的潜力释放，其中人力资本潜力的释放，对于经济的继续上行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其次，贯彻科学发展观、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走创新型国家道路必将落实到一系列的运行机制和重大项目中，使新兴产业发展带有明显的高科技化、技术密集等特征，并促进传统产业实现必要的升级换代。其中，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者三大生产力要素与科技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乘数关系，即科技以乘数作用使生产力升级换代，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这显然也是一个能够对冲下行因素的重要力量，体现的正是后发优势。
　　第三，中国现实生活里的政治周期因素。党的十八大，将解决中国决策当局的高层人事安排问题，这可为全面优化中长期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其正面效应将会维护发展局面和支持新一轮改革创新。
　　第四，“顶层设计”上下互动取得配套改革的红利。这是最值得我们积极争取的、可使中国经济继续成长、全要素生产率继续提高的重要因素。例如，仅就新一轮“价税财连动”改革中的资源税改革而言，其效应绝不能仅从财税视角来考虑，而需要将其上升到整个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资源税改革虽只是诸多改革任务中的一项，但它具有多重正面效应，即形成长期、可持续的节能降耗杠杆，构建科学发展机制，助益地方税体系建设和省以下分税制落实，等等。同时，它还将引发行政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配套改革，从而产生缓解矛盾、对冲经济制约因素的力量。房地产税等直接税领域的改革，对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和促进社会公平，正面效应更是多方面的。诸如此类的配套改革的红利，将在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大量出现，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
　　第五，“社会管理红利”。在攻坚克难的配套改革中，决策主体、管理主体与社会公众更为有效地互动，通过不同利益集团在“共和”概念下良性博弈，寻求最大公约数，这方面显然具有目前尚未发掘的巨大空间。充分利用这种空间，将能化解矛盾以提升和谐度、可持续性和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十分值得努力争取的一种“社会管理红利”。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本文只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