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视科学，重视文化，重视知识和技术的风气，正在形成。努力学习，讲究实效，力求为四化做出贡献，——借用鲁迅的一句话，这是“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这个新风尚的出现，有舆论界的一份功劳。
　　精益求精，好上加好。所以我仍想对宣传工作提一点意见。
　　《人民日报》二月二十一日第一版登载了一篇新华社记者的新闻报道，题目是《张榜招贤挑所长》。报道说，有一个无线电厂，准备成立民用品设计所，建立民用品生产线，张榜招贤：谁提出最佳方案，就任命谁为设计所和生产线的负责人。
　　方案提出来了，举行了答辩会，进行了审查，评出了结果。于是党委开会讨论：是不是要任命最佳方案的作者为设计所的所长。有人不赞成，理由两条：一，这个人资历浅；二，不是党员。
　　厂长兼党委副书记“听了摇摇头”。他认为应该按照招贤榜上写得明明白白的办法做，解放思想，讲话算数。他的意见通过了，最佳方案的作者担任了设计所的所长，党委还“让他自己挑选副手和管理干部”。这一处置，振奋人心，原有的生产线迅速得到改造。报道最后一句话是：“这条生产线去年只生产了三千部电唱机，现在，它的生产能力已猛增到年产十万部。”
　　当我们听到党委会上那些反对的理由的时候，大概会一齐跟着那位厂长兼党委副书记摇摇头的。但我们是不是就能跟着这位厂长兼党委副书记举手赞成招贤榜定下的做法呢？领导人应该是生产里手，是技术的内行；但是，反过来说，是不是一个专家就该担任领导工作，就是最适当的领导者呢？
　　领导职务不是学衔，不同于评研究员或技师。除掉精通业务之外，他应该有领导艺术，能够团结人，善于做组织工作，还必须能坚持原则。如果仅仅把一个设计方案的质量当作选拔领导干部的唯一根据，这只能说是一种片面性，至少是不能宣传推广的。
　　我们的确有一段创钜痛深的经历，蔑视知识分子，蔑视实干家，读书无用，生产有罪。现在拨乱反正，一定要反四人帮之道而行之，而且一定要大声疾呼，身体力行。但这并不是说就应该矫枉过正。
　　矫枉过正是一种弹性力学的物理现象。如果把它抽象化，将它当做指导工作的方针，效果必然恰好相反。“治乱世，用重典”，这句话听起来最象是“矫枉过正”了，其实，“用重典”正是说明依法、执法而不是枉法、越法，也就是说是“返正”而不是“过正”。纠正一种错误，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用真理来说服。如果无限上纲，决不能使人口服心服。这个道理一定是大家都能同意的。
　　关于用人问题，前几年曾经特别称道“法家”曹操。曹操有过三个著名的命令，这就是建安十五年的《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建安十九年的《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提出“士有偏短，庸可废乎”；以及建安二十二年的《举贤勿拘品行令》，要求大家荐举“负汗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曹操这些著名的告令，都是说的不要埋没人才，要发挥真才实学的作用，不要让有短处的、犯过错误的人背一世包袱，永远出头无日。他那些话的实质，恰好是告诫人们不要把片面当做全体。——而且他也不是说的如何挑选领导干部。
　　上面这条报道的最后一句话，也稍有夸张之嫌。当时还是年初，所谓“年产十万部”的生产能力还是设计方案里的文章。当然，即使仅就设计方案来说，从年产三千部到年产十万部，也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值得庆贺；但当我们进行宣传报道的时候，仍须注意选辞用语的分寸。我们的报刊在群众中是有威望的，这就要求宣传工作者加强责任感，在行文落笔时考虑得更为周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