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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乱收费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教育界，可以说已经到了屡禁不止的地步。虽然国家相关部门对教育乱收费也一直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整治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时至今日，教育乱收费这——“顽症”仍未得到彻底根除，以至成为政府、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教育收费乱象丛生
教育乱收费是指政府文件规定之外的收费。在我国，从上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大学等各类学校，尤其是稍有名望的重点学校，普遍存在着乱收费现象。
1、乱收费主体多、名目多。根据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等七部门关于开展全国教育收费专项检查的通知要求，从2005年9月开始，湖南省物价局认真治理教育乱收费，加强对教育乱收费的监管，共派出近千名检查人员，组成232个检查组，对69个教育行政机关及所属单位、80所大中专院校、1475所中小学进行了检查。
通过检查发现，教育部门乱收费情况惊人，在2003年到2005年9月的两年多时间里，被查出涉案金额达4.0941亿元，涉及到中小学校、高等学校和教育行政等相关部门。中小学校乱收费金额达1.6246亿元。教育行政等部门乱收费金额达9126万元。高等院校(含职业学院)乱收费金额达1.5569亿元。
在广州市物价局关于中小学校“一费制”听证会上，一位校长列出他们学校的收费项目就有几十项。浙江某中学在已按规定标准收取代管费的情况下，又向初一至初三学生收取代管费10.8万元人民币。福建某中学在向初三至高三的学生收取复习印刷费1.3万元人民币的同时，又向初中毕业生收取补考费4万元人民币。
如今各地出现甲型H1N1流感，可令人想不到的是，有的学校竟把甲流也当成了一次“发财”的时机。有一个学校兜售一本防治甲流小册子，要学生掏8元钱。河南苟堂学校也抓住了这一“商机”，强制学生购买防甲流药，如果不买连校门都不让进。
2、乱收费数额高得惊人。2004年，有教育专家保守测算，10年来我国教育乱收费总额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中国青年报》2005年6月29日报道，国家审计署审计报告中披露教育乱收费数字：18所被审计的高校一个年度共被查出各种违规、乱收费总计高达8.68亿元，每校年平均接近5000万元——全国共有高校2000多所，背后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2009年6月24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做审计报告时指出，2006年至2007年，19个城市的教育部门和学校违规收取择校、补课、赞助等费用5.02亿元。
教育乱收费的数额从宏观看是惊人的，从微观看也同样惊人。具体到每一个学生，教育乱收费有几元几十元的，也有几万元几十万元的。例如“择校费”、“赞助费”、“建设费”是最为普遍的乱收费项目，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
高昂的教育收费不仅严重地存在于大中小学，连幼儿园也未能幸免。
北京市不少幼儿园的赞助费最低每年3000元，最高可达10万元。除了“赞助费”，各幼儿园的月托费也是从400元到1200元不等。
郑州市李俊杰幼儿园以打造神童为高价卖点，每年收费10万元。
南京恒海外国语幼儿园以95％的外籍教师、多语种教学为高价卖点，每年收费10万元。
难怪有人感叹，幼儿园收费高过大学收费。
3、乱收费成无奈的自愿。教育部1991年就印发了《关于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的规定》，其中明确指出：“学校不得因学生家长不缴不合理的费用而拒绝学生入学”。2006年浙江省教育厅出台的《关于教育乱收费责任追究办法》也特别提到，以各种名义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费”、“赞助费”的将被追究责任。然而，每每开学之时，这种名义上已经消亡的择校费现象往往死灰复燃。
而普通老百姓最痛苦的还在于“被自愿”，为了让孩子上个好学校，家长们除了花精力托关系，还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学校收了你的钱，你还得感恩戴德，承认是“自愿”捐助的。假如你不自愿，学校就会歧视你、限制你，让你吃苦头。因为单个的学生无疑处于弱势地位，面对的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
这种“被自愿”并不仅仅表现在“择校费”上，其他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例如补课费，就让学生写所谓的自愿补课申请书。
4、乱收费屡禁不止。乱收费是一个老问题了，国家有关部门不是没有禁止过。
近十几年来，为切实做好学校收费管理工作，制止教育乱收费行为，减轻学生家庭经济负担，政府每年都要明令禁止教育乱收费，从而掀起一轮轮指向教育乱收费的治理风暴。
2004年3月，教育部等七个部委就联合下发了《关于2004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禁止向学生收取‘转专业费’、‘赞助费’、‘扩招费’、‘定向费’、‘跨地区建设费’、‘专升本费’、‘假期住宿费’、‘补考费’等国家统一规定项目之外的费用”。
2005年8月，教育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禁止学校违规收费。
2006年2月22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强调，要坚持“从严治教，规范管理”，严格按照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有关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部署，继续加大治理工作力度，进一步严格规范学校收费管理。对学校发生的乱收费行为，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决不姑息迁就。
2009年8月，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监察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审计署和新闻出版总署七部委下发了《关于2009年规范教育收费进一步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依照这份《实施意见》，教育部要在2009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的政策措施。各省(区、市)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解决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的实施办法，并向社会公示。七部委希望能通过对教育乱收费的治理，防止教育乱收费反弹。依照《实施意见》，各地严禁任何部门和单位截留、平调、挤占、挪用义务教育保障经费，严禁“一边免费，一边乱收费”。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以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先后下达了关于禁止学校乱收费的文件就有近300份。这些禁令将各种乱收费一网打尽，但最终好像都成了“稻草人”。
教育乱收费的危害
教育乱收费的社会危害性极大。主要表现在：
1、家长难以承受。在GDP保持了二十多年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增大。零点调查公司与指标数据网合作完成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
人民网2009年11月10日报道，国家统计局黑龙江调查总队一项最新调查显示，高昂的教育费用已成为有适龄子女居民家庭中一项沉重的负担，有七成的家长觉得难以承受。
此次调查的范围为黑龙江省16个市县的1220户家庭。受访家长工作类型很均衡，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私企 的员工都有，个体户也有。这些家长的文化层次和收入也不低，近85％是高中、中专、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在2万元以上的占73.2％。
此次调查显示，有70％的受访者认为教育费用支出过高。子女平均每人每月消费金额在600元以内的占37.4％；600元至800元的占23.8％，800元至1000元的占18.9％；1000元以上的占19.8％。家庭子女平均每月消费的金额占整个家庭收入的比重最多达四分之一以上。
试想一下，一个子女从上幼儿园到大学毕业，要花去家长多少金钱，恐怕没有个十几万几十万是拿不下来的。这么巨大的教育费用，一个中低收入家庭怎能不被压垮。在宁夏，甚至发生了一名13岁少女被10万元择校费逼死的惨剧。这绝非个案。
2、腐蚀学生。学校本是教书育人、培养高尚道德之所，如今却变成利用权力强迫向学生敛财的“赢利机构”，这样的学校还能把教学放在第一位、尽心尽职地为学生的成才服务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长期在这样的氛围里学习，还可能使原本纯洁的学生不沾染铜臭气吗?学校虽得到了一时的小利，付出的代价却是众多学生的前途与未来，搭上的还有整个中国教育的形象和信誉。
3、造成教育不公。“择校费”是乱收费中的一个主要项目。
“择校费”人为制造了义务教育的不平等，高额的“择校费”，就像一道高高的门槛，把农村和城市贫困家庭的孩子，排斥在优质教育资源之外，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第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有学者曾经做了这样的计算：中部地区一般重点中学“择校费”都在1—3万元左右，发达地区更高。高额的“择校费”，实际上已经使免费义务教育变成了高收费教育——除非父母完全不关心子女的前途。我们源远流长的“有教无类”的传统，也因此变成了“择富而教”的势利行为，至于“均衡”、“平等”云云，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的原因
教育乱收费因何屡禁不止呢?
1、财政投入不足。政府投入不足是导致教育乱收费、高收费的原因之一。
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2005年8月29日在有关国家助学贷款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我调查的结果是，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他表示，目前许多地方以收费代替政府对教育的投人，是造成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问题的症结。
许多地方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严重不足。有的地方即使有安排，但是不能及时到位。有的地方不但不能落实公用经费自筹比例任务，还要从财政拨付比例中进行截留、挪用。如，有的地方政府把学校收上来的书杂费统筹使用，当工资发了。而书杂费原本是用来保证学校正常运转的经费。有的地方对学校不按实际能力规划建设，超前消费，寅吃卯粮，负债累累，影响了学校的正常运转。在义务制学校民办改制问题上，有的地方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多收费，而不是如何更好地履行责任。
2、学校利益驱动。当然，把板子完全打在某些地方政府身上也有失偏颇，因为一些学校本身就充斥着利益驱动。
教育乱收费在外部被叫骂不停，但在学校内部却乐此不疲。学校不正当的收费到手之后，有的可能用于改善学校的硬件，有的则变相地成了学校的小金库或福利之源，这样的乱收费，学校内部人员还能拒之门外吗?
当某些高校胡乱花钱，甚至连“洗脚费”都要报销时；当某些高校人浮于事、“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时；当学校基建、采购和招生领域成为高校腐败的三大病灶时；当某些学校沉迷于浮夸、大兴土木工程时；当某些高校把学府变为学店、一切都待价而沽时……这些唯利是图的学校已经由因材施教变为因“财”施教，他们自然需要处心积虑地巧立名目，狮子大开口般地乱收费了。
3、办学水平差异。多数家长为了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不惜出大钱择校，造成“择校大战”愈演愈烈。好学校“卖”高价，如今在很多地方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也曾经有人比作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即使“择校费”收之有度，用之合理，但“择校费”确属教育乱收费之列，几乎是人人喊打的。不过从另—个方面看，“择校费”是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所致。在城市，为把子女送进好学校，托关系、找门路，父母们使尽浑身解数；而在农村较富裕的家庭，或进城经商、打工户的子女，入学的目光也同样盯上了条件较好的市区学校。尽管国家多次出台条文严禁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不允许学校收取“赞助费”、“择校费”，并要求不要把捐资助学同入学挂钩，但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择校的现象仍呈上升趋势。
主管部门管理乏力、政出多门也助长了择校热。主要表现在该管的管不起来，基层学校自由裁量权过大。因为目前中小学招生的原则是“划片就近入学”，社会知名度高的学校受利益驱动，钻主管部门管理的漏洞，尽可能缩小本学区的“计划生”，扩招“择校生”。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主管部门之间、校际之间不能顾全大局，不为群众的方便考虑招生工作、处理争端问题，而是有利可图的千方百计插一手，无利可图的互相推诿。
4、学校集权。缺乏制衡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政治权力如此，经济权力也是如此。一个小小的收费权，其实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权能资源分立：收多少钱，怎么收钱，应该是有规则的，那么由谁来制定收费的规则呢?这是收费中的规制权；由谁来执行收费的任务呢?这是收费中的执行权；最后是收费的收益权，也就是收来的钱由谁获益——这三权类似于政治体制中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
教育乱收费问题的症结正在于收费中规制权、执行权和收益权这三权的过度集中，集中到学校这个单一的部门手中。
管理学上有著名的“分苹果的规则”：两个人分苹果，如何保证两人尽可能分得同样大的一半呢?最好的安排是让一个人切，另外一个人分。这也就是执行权和收益权的分立与制衡所带来的公正。教育收费是同样的道理，如何能保证收费不乱、不出现腐败呢?最公正的安排应该是让制定规则的、执行收费的、最终收益的不是同一个人。如果三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手中，一个人既是定规者，又是执行者，又是收益者，必然的结果就是他制定出尽可能多收钱的规则。
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对策措施
遏制教育乱收费，是一场攻坚战，必须综合治理，方可奏效。
1、依法治教。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陈鹏认为，只靠监督力度不够，要实行“重典治乱，依法治教”。对于教育乱收费，如果不明确规定违法者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不给违法者以具体、明确的法律制裁，教育法律规范所规定的内容就会变成一纸空文。
加大查处力度。一是教育主管部门要深入学校，明查暗访，掌握真实情况，对学生、家长的投诉，要组织人力迅速查处，并监督学校向学生、家长退还违规收取的费用，防止学校弄虚作假、明退暗不退，欺骗学生、家长和新闻媒体。二是纪检、教育主管部门要对违规收费负有主要责任的校长和相关责任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使其丢掉乌纱帽。三是财 政、审计部门如果发现学校利用乱收费违规发放奖金、补贴、实物及组织出外旅游的，一律追回，并追究有关领导责任。对借机贪污、中饱私囊、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样，使乱收费者从中得不到好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教育乱收费就能得到有效禁止。
家长作为教育乱收费的受害者，应该积极参与监督和进行诉讼。目前绝大多数家长因为种种心理负担而没有抗争和进行投诉。
2、加大投入。要根治教育乱收费，教育投入必须加大，各级政府一定要担负起对教育投入的责任，用更大的财力来保证教育优先发展，而不是逼得学校去违规收费，拆东墙补西墙。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劳凯声认为，基础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大头，但是其经费主要由县级财政投入，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这个责任该如何承担?最关键、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发展经济，只有发展壮大地方经济，增强政府财力，才能有资本确保教育经费的投入；也只有经济发展了，地方政府才不会去打教育的主意。
3、均衡教育。专家们认为，要把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与教育结构改革结合起来，优化教育资源，均衡学校发展。
2009年11月6日至7日，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在河北省邯郸市召开，2009年10月31日上任的教育部长袁贵仁出席大会并发言，他特别提到，要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要努力实现2012年义务教育区域内初步均衡、2020年区域内基本均衡的新目标。袁贵仁不仅提出这一新目标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而且还提出了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5个重点环节。其中包括，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以县域内实现均衡为工作重点，大力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强队伍建设，均衡配置校长和教师资源，加大义务教育阶段校长和教师的培训、交流力度；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广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希望在这样的教育体制改革进程中能真正解决教育乱收费问题。
广东省教育厅纪工委书记陈韩晓说，如果我们把学校布局调整好，孩子们都可以就近入学，再运用多种措施缩小校际间办学水平的差距，使每一所学校的教育质量都处于同等水平，那么高价择校的情况也就不存在了。
4、收费分权。针对收费学校集权问题，要做的应该是对收费的分权，在体制上将规制权、执行权和收益权分开。如果一种制度安排让收费的规制权在中央，收费的执行权在学校，校长和老师的收益与收费无关——教育乱收费问题就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
此外，针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政困局，需要各个政府部门齐抓共管。特别是那些能管地方官员升迁的中央部门，不能任由地方官员将教育部的要求当作耳边风。只有各个政府部门通力协作，齐抓共管，包括教育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关于禁止教育乱收费的指令，才有可能做到令行禁止。
教育收费乱象丛生
教育乱收费是指政府文件规定之外的收费。在我国，从上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大学等各类学校，尤其是稍有名望的重点学校，普遍存在着乱收费现象。
1、乱收费主体多、名目多。根据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等七部门关于开展全国教育收费专项检查的通知要求，从2005年9月开始，湖南省物价局认真治理教育乱收费，加强对教育乱收费的监管，共派出近千名检查人员，组成232个检查组，对69个教育行政机关及所属单位、80所大中专院校、1475所中小学进行了检查。
通过检查发现，教育部门乱收费情况惊人，在2003年到2005年9月的两年多时间里，被查出涉案金额达4.0941亿元，涉及到中小学校、高等学校和教育行政等相关部门。中小学校乱收费金额达1.6246亿元。教育行政等部门乱收费金额达9126万元。高等院校(含职业学院)乱收费金额达1.5569亿元。
在广州市物价局关于中小学校“一费制”听证会上，一位校长列出他们学校的收费项目就有几十项。浙江某中学在已按规定标准收取代管费的情况下，又向初一至初三学生收取代管费10.8万元人民币。福建某中学在向初三至高三的学生收取复习印刷费1.3万元人民币的同时，又向初中毕业生收取补考费4万元人民币。
如今各地出现甲型H1N1流感，可令人想不到的是，有的学校竟把甲流也当成了一次“发财”的时机。有一个学校兜售一本防治甲流小册子，要学生掏8元钱。河南苟堂学校也抓住了这一“商机”，强制学生购买防甲流药，如果不买连校门都不让进。
2、乱收费数额高得惊人。2004年，有教育专家保守测算，10年来我国教育乱收费总额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中国青年报》2005年6月29日报道，国家审计署审计报告中披露教育乱收费数字：18所被审计的高校一个年度共被查出各种违规、乱收费总计高达8.68亿元，每校年平均接近5000万元——全国共有高校2000多所，背后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2009年6月24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做审计报告时指出，2006年至2007年，19个城市的教育部门和学校违规收取择校、补课、赞助等费用5.02亿元。
教育乱收费的数额从宏观看是惊人的，从微观看也同样惊人。具体到每一个学生，教育乱收费有几元几十元的，也有几万元几十万元的。例如“择校费”、“赞助费”、“建设费”是最为普遍的乱收费项目，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
高昂的教育收费不仅严重地存在于大中小学，连幼儿园也未能幸免。
北京市不少幼儿园的赞助费最低每年3000元，最高可达10万元。除了“赞助费”，各幼儿园的月托费也是从400元到1200元不等。
郑州市李俊杰幼儿园以打造神童为高价卖点，每年收费10万元。
南京恒海外国语幼儿园以95％的外籍教师、多语种教学为高价卖点，每年收费10万元。
难怪有人感叹，幼儿园收费高过大学收费。
3、乱收费成无奈的自愿。教育部1991年就印发了《关于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的规定》，其中明确指出：“学校不得因学生家长不缴不合理的费用而拒绝学生入学”。2006年浙江省教育厅出台的《关于教育乱收费责任追究办法》也特别提到，以各种名义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费”、“赞助费”的将被追究责任。然而，每每开学之时，这种名义上已经消亡的择校费现象往往死灰复燃。
而普通老百姓最痛苦的还在于“被自愿”，为了让孩子上个好学校，家长们除了花精力托关系，还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学校收了你的钱，你还得感恩戴德，承认是“自愿”捐助的。假如你不自愿，学校就会歧视你、限制你，让你吃苦头。因为单个的学生无疑处于弱势地位，面对的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
这种“被自愿”并不仅仅表现在“择校费”上，其他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例如补课费，就让学生写所谓的自愿补课申请书。
4、乱收费屡禁不止。乱收费是一个老问题了，国家有关部门不是没有禁止过。
近十几年来，为切实做好学校收费管理工作，制止教育乱收费行为，减轻学生家庭经济负担，政府每年都要明令禁止教育乱收费，从而掀起一轮轮指向教育乱收费的治理风暴。
2004年3月，教育部等七个部委就联合下发了《关于2004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禁止向学生收取‘转专业费’、‘赞助费’、‘扩招费’、‘定向费’、‘跨地区建设费’、‘专升本费’、‘假期住宿费’、‘补考费’等国家统一规定项目之外的费用”。
2005年8月，教育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禁止学校违规收费。
2006年2月22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强调，要坚持“从严治教，规范管理”，严格按照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有关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部署，继续加大治理工作力度，进一步严格规范学校收费管理。对学校发生的乱收费行为，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决不姑息迁就。
2009年8月，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监察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审计署和新闻出版总署七部委下发了《关于2009年规范教育收费进一步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依照这份《实施意见》，教育部要在2009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的政策措施。各省(区、市)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解决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的实施办法，并向社会公示。七部委希望能通过对教育乱收费的治理，防止教育乱收费反弹。依照《实施意见》，各地严禁任何部门和单位截留、平调、挤占、挪用义务教育保障经费，严禁“一边免费，一边乱收费”。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以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先后下达了关于禁止学校乱收费的文件就有近300份。这些禁令将各种乱收费一网打尽，但最终好像都成了“稻草人”。
教育乱收费的危害
教育乱收费的社会危害性极大。主要表现在：
1、家长难以承受。在GDP保持了二十多年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增大。零点调查公司与指标数据网合作完成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
人民网2009年11月10日报道，国家统计局黑龙江调查总队一项最新调查显示，高昂的教育费用已成为有适龄子女居民家庭中一项沉重的负担，有七成的家长觉得难以承受。
此次调查的范围为黑龙江省16个市县的1220户家庭。受访家长工作类型很均衡，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私企 的员工都有，个体户也有。这些家长的文化层次和收入也不低，近85％是高中、中专、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在2万元以上的占73.2％。
此次调查显示，有70％的受访者认为教育费用支出过高。子女平均每人每月消费金额在600元以内的占37.4％；600元至800元的占23.8％，800元至1000元的占18.9％；1000元以上的占19.8％。家庭子女平均每月消费的金额占整个家庭收入的比重最多达四分之一以上。
试想一下，一个子女从上幼儿园到大学毕业，要花去家长多少金钱，恐怕没有个十几万几十万是拿不下来的。这么巨大的教育费用，一个中低收入家庭怎能不被压垮。在宁夏，甚至发生了一名13岁少女被10万元择校费逼死的惨剧。这绝非个案。
2、腐蚀学生。学校本是教书育人、培养高尚道德之所，如今却变成利用权力强迫向学生敛财的“赢利机构”，这样的学校还能把教学放在第一位、尽心尽职地为学生的成才服务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长期在这样的氛围里学习，还可能使原本纯洁的学生不沾染铜臭气吗?学校虽得到了一时的小利，付出的代价却是众多学生的前途与未来，搭上的还有整个中国教育的形象和信誉。
3、造成教育不公。“择校费”是乱收费中的一个主要项目。
“择校费”人为制造了义务教育的不平等，高额的“择校费”，就像一道高高的门槛，把农村和城市贫困家庭的孩子，排斥在优质教育资源之外，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第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有学者曾经做了这样的计算：中部地区一般重点中学“择校费”都在1—3万元左右，发达地区更高。高额的“择校费”，实际上已经使免费义务教育变成了高收费教育——除非父母完全不关心子女的前途。我们源远流长的“有教无类”的传统，也因此变成了“择富而教”的势利行为，至于“均衡”、“平等”云云，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的原因
教育乱收费因何屡禁不止呢?
1、财政投入不足。政府投入不足是导致教育乱收费、高收费的原因之一。
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2005年8月29日在有关国家助学贷款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我调查的结果是，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他表示，目前许多地方以收费代替政府对教育的投人，是造成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问题的症结。
许多地方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严重不足。有的地方即使有安排，但是不能及时到位。有的地方不但不能落实公用经费自筹比例任务，还要从财政拨付比例中进行截留、挪用。如，有的地方政府把学校收上来的书杂费统筹使用，当工资发了。而书杂费原本是用来保证学校正常运转的经费。有的地方对学校不按实际能力规划建设，超前消费，寅吃卯粮，负债累累，影响了学校的正常运转。在义务制学校民办改制问题上，有的地方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多收费，而不是如何更好地履行责任。
2、学校利益驱动。当然，把板子完全打在某些地方政府身上也有失偏颇，因为一些学校本身就充斥着利益驱动。
教育乱收费在外部被叫骂不停，但在学校内部却乐此不疲。学校不正当的收费到手之后，有的可能用于改善学校的硬件，有的则变相地成了学校的小金库或福利之源，这样的乱收费，学校内部人员还能拒之门外吗?
当某些高校胡乱花钱，甚至连“洗脚费”都要报销时；当某些高校人浮于事、“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时；当学校基建、采购和招生领域成为高校腐败的三大病灶时；当某些学校沉迷于浮夸、大兴土木工程时；当某些高校把学府变为学店、一切都待价而沽时……这些唯利是图的学校已经由因材施教变为因“财”施教，他们自然需要处心积虑地巧立名目，狮子大开口般地乱收费了。
3、办学水平差异。多数家长为了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不惜出大钱择校，造成“择校大战”愈演愈烈。好学校“卖”高价，如今在很多地方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也曾经有人比作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即使“择校费”收之有度，用之合理，但“择校费”确属教育乱收费之列，几乎是人人喊打的。不过从另—个方面看，“择校费”是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所致。在城市，为把子女送进好学校，托关系、找门路，父母们使尽浑身解数；而在农村较富裕的家庭，或进城经商、打工户的子女，入学的目光也同样盯上了条件较好的市区学校。尽管国家多次出台条文严禁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不允许学校收取“赞助费”、“择校费”，并要求不要把捐资助学同入学挂钩，但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择校的现象仍呈上升趋势。
主管部门管理乏力、政出多门也助长了择校热。主要表现在该管的管不起来，基层学校自由裁量权过大。因为目前中小学招生的原则是“划片就近入学”，社会知名度高的学校受利益驱动，钻主管部门管理的漏洞，尽可能缩小本学区的“计划生”，扩招“择校生”。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主管部门之间、校际之间不能顾全大局，不为群众的方便考虑招生工作、处理争端问题，而是有利可图的千方百计插一手，无利可图的互相推诿。
4、学校集权。缺乏制衡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政治权力如此，经济权力也是如此。一个小小的收费权，其实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权能资源分立：收多少钱，怎么收钱，应该是有规则的，那么由谁来制定收费的规则呢?这是收费中的规制权；由谁来执行收费的任务呢?这是收费中的执行权；最后是收费的收益权，也就是收来的钱由谁获益——这三权类似于政治体制中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
教育乱收费问题的症结正在于收费中规制权、执行权和收益权这三权的过度集中，集中到学校这个单一的部门手中。
管理学上有著名的“分苹果的规则”：两个人分苹果，如何保证两人尽可能分得同样大的一半呢?最好的安排是让一个人切，另外一个人分。这也就是执行权和收益权的分立与制衡所带来的公正。教育收费是同样的道理，如何能保证收费不乱、不出现腐败呢?最公正的安排应该是让制定规则的、执行收费的、最终收益的不是同一个人。如果三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手中，一个人既是定规者，又是执行者，又是收益者，必然的结果就是他制定出尽可能多收钱的规则。
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对策措施
遏制教育乱收费，是一场攻坚战，必须综合治理，方可奏效。
1、依法治教。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陈鹏认为，只靠监督力度不够，要实行“重典治乱，依法治教”。对于教育乱收费，如果不明确规定违法者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不给违法者以具体、明确的法律制裁，教育法律规范所规定的内容就会变成一纸空文。
加大查处力度。一是教育主管部门要深入学校，明查暗访，掌握真实情况，对学生、家长的投诉，要组织人力迅速查处，并监督学校向学生、家长退还违规收取的费用，防止学校弄虚作假、明退暗不退，欺骗学生、家长和新闻媒体。二是纪检、教育主管部门要对违规收费负有主要责任的校长和相关责任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使其丢掉乌纱帽。三是财 政、审计部门如果发现学校利用乱收费违规发放奖金、补贴、实物及组织出外旅游的，一律追回，并追究有关领导责任。对借机贪污、中饱私囊、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样，使乱收费者从中得不到好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教育乱收费就能得到有效禁止。
家长作为教育乱收费的受害者，应该积极参与监督和进行诉讼。目前绝大多数家长因为种种心理负担而没有抗争和进行投诉。
2、加大投入。要根治教育乱收费，教育投入必须加大，各级政府一定要担负起对教育投入的责任，用更大的财力来保证教育优先发展，而不是逼得学校去违规收费，拆东墙补西墙。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劳凯声认为，基础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大头，但是其经费主要由县级财政投入，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这个责任该如何承担?最关键、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发展经济，只有发展壮大地方经济，增强政府财力，才能有资本确保教育经费的投入；也只有经济发展了，地方政府才不会去打教育的主意。
3、均衡教育。专家们认为，要把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与教育结构改革结合起来，优化教育资源，均衡学校发展。
2009年11月6日至7日，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在河北省邯郸市召开，2009年10月31日上任的教育部长袁贵仁出席大会并发言，他特别提到，要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要努力实现2012年义务教育区域内初步均衡、2020年区域内基本均衡的新目标。袁贵仁不仅提出这一新目标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而且还提出了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5个重点环节。其中包括，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以县域内实现均衡为工作重点，大力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强队伍建设，均衡配置校长和教师资源，加大义务教育阶段校长和教师的培训、交流力度；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广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希望在这样的教育体制改革进程中能真正解决教育乱收费问题。
广东省教育厅纪工委书记陈韩晓说，如果我们把学校布局调整好，孩子们都可以就近入学，再运用多种措施缩小校际间办学水平的差距，使每一所学校的教育质量都处于同等水平，那么高价择校的情况也就不存在了。
4、收费分权。针对收费学校集权问题，要做的应该是对收费的分权，在体制上将规制权、执行权和收益权分开。如果一种制度安排让收费的规制权在中央，收费的执行权在学校，校长和老师的收益与收费无关——教育乱收费问题就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
此外，针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政困局，需要各个政府部门齐抓共管。特别是那些能管地方官员升迁的中央部门，不能任由地方官员将教育部的要求当作耳边风。只有各个政府部门通力协作，齐抓共管，包括教育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关于禁止教育乱收费的指令，才有可能做到令行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