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经济学差不多成为中国大陆第一显学，一系列影响巨大的改革举措，离不开主流经济学家的鼎力擎画。那么，作为很多重大改革措施的设计者、推动者和观察者，他们对自己、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到底是如何认识和反思的?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中国改革目前这种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尴尬?读罢《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一书，笔者对以上问题终于有了一些感悟。
　　作者马国川采访了改革开放30年来影响巨大的10位经济学家：杜润生、于光远、王珏、吴敬琏、厉以宁、周其仁、林毅夫、樊纲、张维迎、钱颖一。和一般经济学家访谈侧重观点的呈现不同，作者的问题围绕着10位经济学家的个人经历展开，以个人的经历和学术成长带出30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前因后果，有个体在大时代里的风云际会，也有围绕着改革路径、民主、法治等根本问题的观点激荡。
　　杜润生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理论的主要贡献者，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有两个问题放心不下：怎样减少农村人口?农民没有自己的代言人。他认为中国不但要过“市场关”，也要过“民主关”；于光远曾经力促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写入中央文件，他认为今天的改革应该更激进些，不但要深化而且要加快；王珏对改革处于胶着状态忧心忡忡，呼吁“继续解放思想”；吴敬琏认为政府改革的目的是为市场经济提供法治环境，呼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
　　厉以宁说，改革不能走回头路；周其仁对改革和腐败赛跑的现实忧心忡忡；林毅夫坚持改革应该渐进推进；樊纲认为中国的改革仍处于初级阶段，即便在经济领域，仍然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张维迎认为制度最重要，赚钱要靠歪门邪道，是制度出了问题；钱颖一认为不存在所谓“中国奇迹”、“北京共识”，中国改革并没有违反“华盛顿共识”。
　　纵览全书，并未发现艰涩的理论铺陈，文字非常浅显，观点也不复杂，甚至可以说，经济学家们的核心观点都是被千百次重复过的常识：改革走到今天来之不易，中国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路线，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造成目前经济问题堆积如山、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根本原因；“好的市场经济”需要民主法治来保驾护航。只是，这样一些看起来略显“大路货”的常识，依然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稀缺品。面对纷杂的现象和零乱的信息，我们在做出重大决策时经常忘记的正是这些最基本的“常识”。
　　
　　面对困难，人们大多会有一种迫切的心态，希望有能人横空出世，拿出一套全新的、革命性的方案，挽狂澜于即倒，立竿见影地扭转颓势。只是，纵观人类历史，这样的突变和跃进少之又少，更多的时候，人们被貌似强大的、新奇的终极解决方案所迷惑，付出了进一步退两步的代价。而真理往往是很朴素简单的，但因为形式上缺乏卖点，很难获得人们的青睐，经济学家们老生常谈式的重复，反映的也许并不是他们理论上的贫困，而是因为老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现实在原地踏步而已。
　　中国今天遭遇的很多困难，并不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案，而是缺乏实施这些方案的政治勇气和魄力。腐败的肆虐，官员“腐化堕落、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只是表面现象，缺乏来自人民的切实有效的监督才是更为根本的原因，这是常识；对于垄断行业的改革，当务之急在于打破垄断，引入竞争，这也是常识。只是这些常识，总是遭到有意无意的忽略和漠视。
　　造成这种状况最根本的原因，归根到底在于，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仍然是一种行政权主导下的改革，行政权力系统的利益在改革取向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各类改革措施或建议，凡有助于行政权力部门减轻甚至摆脱其经济责任和风险的，都能得到积极有力的贯彻和尝试，而有可能削弱行政控制权力或缩小政府干预自由度的，则大多要么被长期搁置，要么在实行中走样。
　　这正是经济学家们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次原因。政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30年后的今天，也已经是社会各界的共识和常识，学者们设计了各种“稳妥推进”的方案，苦口婆心地进行着劝说和诱导，但是，旧体制和旧思维的惯性，使政改进展缓慢、举步维艰，甚至成为一种禁忌。在这种情况下，对常识的重复和强调并非没有意义。
　　30年前改革开放的起步，得益于决策者和民众向常识的回归：改革开放的历程，正是一步步找回常识并使常识合法化的过程。而中国的未来，也和我们对常识的理解和接受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