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明夷待访录·学校》篇看儒家政治哲学的内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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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最特别的一部著作,是站在传统文化的"末端"对于整个中国政治传统的"回望".《学校》篇中的制度设计是为了将政治参与的主体由传统的皇权、官僚拓展到整个士人阶层,但并未包括普通民众.这体现了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双重面相,既保护民众利益,又不允许民众参与政治决策.因此,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并不是现代民主思想,而是基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探索.重新审视儒家对于政治问题的处理方式,在当代仍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他文献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而言,青年恩格斯研究和青年马克思研究同等重要.在青年恩格斯转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过程中,其对谢林哲学的批判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节点.针对谢林关于否定哲学和实证哲学的划分方式,恩格斯批评谢林在意图和目的上不是纯粹哲学的,且其所秉持的纯粹哲学的理论依据是错误的;针对谢林的否定哲学,恩格斯批评谢林既抽象地理解理性,又曲解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使其成为融抽象与表象于一体的混乱不堪的"大杂烩";针对谢林的实证哲学,恩格斯批评谢林违背了使"信仰和知识达成和解"的诺言,将"完全没有理解的东西"作为理论出发点
从政治哲学视域重新审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是近年来学界出现的新的研究动态."市民与公民的分裂"这一现代人所遭遇的政治困境,是黑格尔与马克思所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打破古典的"公民(市民)"整体模式的基础上,近代自由主义塑造了"市民-公民"分裂模式,这意味着个体的公民身份沦为其市民身份的外在工具与手段,意味着个体沉溺于私人性而放弃了公共性,由此所展示的是一种片面的人的生存状态.为此,黑格尔与马克思致力于重建"市民?公民"的融合模式.具体而言,黑格尔设计了以"市民上升为公民"为核心的等级中介方案;马
李存山(1951-),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一届本科生,后来接着读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17年,200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暨学术委员会主任.1986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期刊
斯派洛提出,如果AI能够通过所谓“图灵分类测试”,那么它就能够获得与人类相仿的道德地位.他认为即使AI能够具有与我们相同的认知能力,它也无法通过该测试,因为我们不能合理地将内在生活归赋给机器.其理由在于,用于归赋内在生活的“指向灵魂的态度”仅仅适用于人类.但斯派洛的论证存在缺陷.尽管我们的道德情绪确实只对某些生物起特定反应,但这只是一个或然事实.通过思考一些反事实状况可以看出,具有特定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对于具有内在生活而言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斯派洛的错误在于错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看作了逻辑关系.
黄宗羲批评"有治人无治法"而宣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这并非"人治"与"法治"之争,而是论证"法"在任何社会政体中具有比"人"更重要和更根本的作用,因此,政治的改善应该首先从变革"法"着手.在"治法"方面,黄宗羲批评"祖宗之法",认为"三代以下"的历代王朝之"法"均基于"私天下"的原理,因此"祖宗之法"并不足以成为善政之根本原则,并会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在"治人"方面,黄宗羲所想象的新的统治格局是君臣上下的"群工".他明确将君臣与父子分割,前者是以"天下"为目的的后天的约定,后者则是先天的血缘的自然关系.由
印度《往世书》系列文献以及伐罗诃密希罗《广集》均记载了“七圣仙星”(中国称“北斗七星”)在各月站之间的“游移”.现代印度学研究认为“七圣仙星游移”主要具有神话和年代学意义,与天文学关系疏远.《比鲁尼印度志》为该问题提供了新材料,揭示印度中世纪天文学家婆蒂湿婆罗曾为“七圣仙星游移”构造数理化模型,折射出该问题具有更为复杂的历史与文化背景.比鲁尼将“七圣仙星游移”误解为印度岁差理论,主要是因为他对岁差现象的认知遵循托勒密“恒星天球运动”理论.该误解导致比鲁尼错误地评价了印度中世纪天文学对岁差现象的认识.
百年工业化历程推动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与现代化发展,促使人们对工业的认知、价值判断形成工业救国、工业立国和工业强国工业观.在三种工业观交替演进中,系统观、生态观、平衡观更成为有效处理长期发展与短期生存、生态保护与经济收益、局部与整体工业布局的重要方法论基础.通过对近代中国工业现代化发展模式、论争与实践、趋势与未来等进行全面反思,积极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挑战,为推动我国工业良性、可持续发展,构建科学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通过"另一条道路"得出了与他相同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这"另一条道路"即是一条通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验的社会批判道路,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过程中,并未因恩格斯的研究方向发生变化而终结和消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它上升为高阶的"真正的实证科学"道路,并以此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建构.在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这条道路转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道路.马克思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从而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黄宗羲与《明夷待访录》对章太炎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章太炎对黄宗羲的评价总体上经历了从充分肯定到有所质疑再到激烈批评三个阶段.其早期对《明夷待访录》的肯定主要基于公天下、正君职的传统理念以及为学校张本的渐进民主设想.章太炎之后的思想变化一方面由于其政治立场从维新转向革命,另一方面在于学理上对代议政治的反思.尽管章太炎对黄宗羲的评价态度前扬后抑,但其中存在某种一以贯之的线索,即对以学校论为蓝本的政学精英政治理念的强调与发展.在章太炎对黄宗羲的继承与批评之间,正透露出传统政治思想的近现代转型轨迹,由此亦折
紧缩真理论认为“真”是非实质的概念,并得出保守性承诺,即真理论不能比基础理论证明更多的不包含真概念的事实.已有结论则表明,大部分充分的公理化真理论对作为基础理论的形式算术是不保守的,因此紧缩论陷入了保守性困境.但事实上,紧缩论的反对者将讨论局限在形式算术的句法保守性,且做了跳跃论证.通过分析,“PA系统是一致的”和“哥德尔语句G”并不能被视作新的实质算术知识.因此,如果将对句法的保守性扩展到对算术知识的保守性上,可以给夏皮罗论证有力的反驳,那么真理论对算术知识来说依然是保守的,已有困境将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