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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香港海员工会的邀请，2月24-27日，我们赴港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90周年纪念研讨会。在港期间，我们在新界友人的陪同下，参观了新界的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元朗杨家祠、元朗达德学院旧址、西贡黄毛应村、西贡抗日英烈纪念碑等富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旧址，深受这里保家救国的英勇精神所教育，感慨万千。
24日早上，春雨绵绵，春风阵阵。我们开始了新界革命史迹之旅。一路上，新界友人为我们介绍了新界的情况。新界，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陌生。平时到香港，大家都是往港岛和九龙繁华大都市去。这次，深入到新界考察对于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从新界友人的介绍中我们得知，香港特别行政区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及260多个岛屿。新界很多地方都保留着自然的景致和风貌，很多香港人周末都到这里来度假、远足，吸取新鲜的空气。车子奔驰在四通八达的水泥盘山路上，两边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树木及远处绵延和缓的山谷，几栋矮小的村屋若隐若现地散落在山野，耳边不时可听见潺潺的溪流声。进入大埔，雨已经渐渐停了，车子经过风光如画的旅游胜地——新娘潭，一下子我们的视线开阔了：巨大的湖面象镜子一样跃然出现在眼前，路边的灌木和远方的青山白云倒映在湖中。微风吹过，挂在树梢上雨滴如同断线的珍珠散落湖面，激起阵阵的涟漪慢慢地扩散开去。平时看惯了香港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一下子身临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中，我们都有些惊喜。
沿着新娘潭道直入，我们很快就来到位于沙头角的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
香港第一座有红五星的纪念碑——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
乌蛟腾村又名乌蛟田，是新界东北的大村，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沙头角中队的根据地之一。这里是有名的英雄村，有不少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和爱国、爱港、爱乡的动人故事。日军在攻占香港期间，乌蛟腾村曾经被围攻10余次。不屈不挠的乌蛟腾村民和游击队一起浴血奋战，保卫家园。关于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的由来，有关史料是这样记载的：1942年9月25日，日军包围乌蛟腾村，强迫村民缴械，并且供出游击队队员的身份。村长李世藩、李源培与众多村民拒绝妥协，不怕水灌、火烧，不惧军马践踏，最终李世藩壮烈牺牲。村民为缅怀烈士发起兴建纪念碑，于1951年10月建成，这是当时香港第一座有红五星的纪念碑。1985年8月，纪念碑修葺工程正式动工。2010年，北区区议会拨款在乌蛟腾村口靠新娘潭路重建乌蛟腾烈士纪念园。
车子在乌蛟腾烈士纪念园外稳稳停下来了。大家下了车，首先看到的是纪念园入口处牌坊正中的红五星，映衬着下方题有“乌蛟腾烈士纪念园”黑底金字的匾额，格外醒目；左右两旁镌刻着老村长李源培遗墨的对联：“纪昔贤满腔热血，念先烈弥世功劳”。
看到我们走入纪念园，在一旁等候的老村民李汉热情地迎了上来。李汉曾经是一名游击战士，虽然已经80多岁，但神情矍铄，表达清晰。他为我们简要地介绍了纪念园的落成情况。接着，他带我们来到纪念碑的正面，纪念碑约五米高，顶部正中是红五星，正面刻着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刚健遒劲的亲笔题字“抗日英烈纪念碑”，底部基座则刻着“浩然正气”四字。看着纪念碑文，听着李老和新界友人的介绍，我们仿佛穿越血与火的历史云烟，对这些用不屈灵魂诠释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用坚强意志谱写生命壮歌、用血肉之躯构筑抗日堡垒的英雄们肃然起敬。大家恭恭敬敬地在纪念碑前鞠躬，表达了对抗日烈士的崇高敬意。
瞻仰了纪念碑后，我们沿着乡村小径进入乌蛟腾村。有意思的是在村的入口处竖立着几根旗杆，想不到在远离繁华都市的农村还有升旗仪式，看来爱国之心已遍及全港。乌蛟腾村引人注目的还有一座座修建完好的祠堂，村民仍然保留着祭祀先人的传统。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漫步在春风春雨中，大家心情格外舒畅。我们一边贪婪地呼吸着这新鲜的空气，一边沿着蜿蜒的村道前进。站在高处放眼望去，整个乌蛟腾村被群山环绕，村屋错落有致。雨后的乌蛟腾村格外秀气，山岚氤氲，给村庄披上一层薄纱。这里空气实在好！大家都由衷赞叹。旁边的新界友人说：“怎么样，这里环境不错吧？就算是广州也难找如此好的地方吧？多走一走啊。”我们也想在乌蛟腾村多呆一会，可是还要赶路，只好依依惜别乌蛟腾村。临走前，我们紧握李老的手，深情地说：“谢谢你啊，李老，要保重身体！”
告别李老之后，我们继续此行的第二站——元朗十八乡杨家祠。
秘密大营救中转站——元朗十八乡杨家祠
如果你翻开新界地图，看到最广阔的平原一带，就是元朗。我们这次要去的杨家祠就位于新界元朗十八乡大棠村。在这里，乡村色彩与现代化建筑和谐地并存着，既有现代的商业中心，也有纯朴的乡郊田野，不少民俗、食俗等乡村文化也都保留着。我们一路上就看到不少祠堂、丁屋、古庙和社坛。
来到十八乡大棠村，天空放晴，春日的阳光柔和地照射在大地上，平添了几分暖意。相比起闹市的人头涌涌，大棠村充满乡土气息，阡陌纵横的田野种满蔬菜；远处，一簇簇淡粉色的桃花挂满枝头，向日葵张开笑脸似乎在迎接我们的到来。这是一条漫长的乡间小径。大概走了10几分钟，经过竹林，养鸡场，还有很多村屋，七拐八弯，左旋右转，我们来到了杨家祠的门口。
杨家祠正门的横匾上写着“杨家村”，两边对联“杨开晋代，家派梅州”，道出了屋主渊远流长的家史。这是一座客家风格的堂横式围屋。屋子前面有一晒场，两只农家黑犬看见我们的到来，在铁笼里欢欣雀跃。客家堂横式围屋的造型特征，是以中轴线上的敞厅堂、敞廊和天井构成三位一体的厅井空间，左右有平衡对称的厢房。我们进入左堂的“迎祥”，中间是天井，靠近入门处有一水井。杨家祠的住户告诉我们，他们从井中抽水饮用，不用自来水，既环保又健康。杨家祠中堂的“适庐”为整个屋子的中心，入门可见到“敦敬堂”几个大字，前面摆着祭台，中间的天井摆着几盆花，阳光从天井上空照进来，满屋生辉。右堂同样是对称的厢房。这样的房子既完整又实用，住在里面冬暖夏凉，十分舒适。步出右堂，我们再次来到屋前的晒场，只见整座房子造型前低后高，堂屋高，横屋低。屋顶瓦面层层错落，成叠式瓦面，结构井然有序。
杨家祠，这座古朴的客家宅院，接待过众多知名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港九交通要道，实行宵禁，在香港进行地毯式搜查。当时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范长江、乔冠华、高士其、胡风等，被困在香港。他们随时都有被害的可能。1942年1月至5月，经过周密的部署和策划，港九大队和其它抗日游击队成功营救出被困香港的爱国人士。这次大营救被著名作家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而杨家祠，作为东江抗日游击队西线的重要交通站，成为这次大营救的中转站。很多被营救的人士先来到这里，然后再进入到东江游击区。
听完新界友人的介绍，望着杨家祠后面高低起伏的山地，再看看刚才走过“九曲十八弯”的乡间小路，我们不禁佩服游击队的英明，居然能够找到如此隐蔽的地方作为活动据点。
告别杨家祠时，我们沿着原路往回走，一步三回头，为的是再多看一眼这座有着不平凡历史的屋子。小路弯弯曲曲，杨家祠很快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可是我们都知道，杨家祠，它的名字和它的历史，已经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革命人才的摇篮——达德学院
我们匆匆用过午膳后，就直奔元朗屯门新墟。1946年10月，新墟青山脚下，在蔡廷锴将军的别墅“芳园”里，诞生了香港达德学院。这所学院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的关怀下，由中共广东区委（其后为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与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合作，在香港创办的一所正规学校。校名取自《礼记》中庸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著名爱国人士李济深、陈其瑗分别担任董事长和院长。香港达德学院凝聚了一批文化精英，如邓初民、沈志远、黄药眠、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等担任教授。此外，著名社会活动家章伯钧、何香凝，以及学者郭沫若、茅盾、夏衍、曹禺、周而复、冯乃超等都到过学院讲学。它的爱国、民主、进步、务实的教育方针和良好学风为时人所称道。
1949年2月23日，港英当局强行封闭达德学院。尽管达德学院只存在2年多，但它培养了8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走出去的，既有学者，又有革命者。学生离校参加武装斗争的人数在200名以上，他们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有18位师生英勇牺牲。可以说，达德学院是香港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战工作在教育战线上的硕果。
1952年伦敦传道会购入该建筑，改名为何福堂会所。1961年，传道会将之赠与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1962年，达德学院被改建为中华基督教会何福堂书院。2004年3月，香港特区政府将达德学院旧址，即今之马礼逊楼正式列为法定古迹。
我们看到的达德学院主楼旧址（马礼逊楼），是一座两层高、具有中西结合建筑风格的灰色洋楼。大楼约占地500平方米，屋顶是塔楼式结构，庑殿式的屋顶以青釉中式瓦片砌筑，两层髹上红漆挑出的椽子，构成周围绕着宽边的悬臂式屋檐，每个角落有模压的斗拱，四角饰以瑞龙，颇具殖民地时期的色彩。
马礼逊楼正门位于凹入的开间，两旁各有一向外伸展而上下两层均有突肚窗的开间。入口两侧设有三角形高身花槽，栽种了修剪整齐的灌木和似乎是诺福克松树的针叶木。奇怪的是位于大门外一左一右的松树形态迥异，左边的松树身形矍铄，针叶稀疏，而右边的松树则是体态丰满，针叶茂密。可能是阳光的照射的缘故，朝着阳光的松树枝繁叶茂，而稍微背对阳光的松树则显得相对婀娜多姿。蓝天白云下，这一胖一瘦的松树静静地守候着这座有着独特风格的小楼，见证了它的沧海桑田。
我们迫不及待地要进入马礼逊楼，想找寻当年达德学院的一些痕迹。遗憾的是经过岁月的变迁，马礼逊楼已经难觅当年作为学院的踪迹。打开大门，迎面看到的是摆放整齐的座椅和硕大的“十字架”，旁边古旧的书柜里存放着发黄的书籍。不过，大楼内部有很多别具一格的建筑物。里面墙壁和天花相当朴素，天花饰以简单的格子和穹窿。这里的地砖仍然沿用原有的地砖，而门窗也很少改建，大部分仍然保留着上世纪30年代的流行样式。由于二楼正在修整，所以我们只好在精致木楼梯前面止步。
60多年前屯门青山边一角，这里出现了香江教坛的明珠——达德学院；60年后的现在，马礼逊楼仍然在此驻足，历经岁月的洗礼容颜依旧，只是人事更替。但无论如何，达德学院，作为见证了香港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她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和重要的历史意义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港九大队成立地点——西贡黄毛应村
从达德学院出来，我们往西贡出发。西贡，这个越南胡志明市曾经使用的名字，因越战而被世人所知晓。不过，我们此行要去的西贡不是越南的西贡，而是位于新界东部，面向西贡海，风景宜人，被称为“香港后花园”的西贡。据介绍，西贡总面积将近12680公顷，涵盖西贡半岛南部、清水湾半岛、将军澳新市镇及调景岭和分布于西贡水域的70多个岛屿，是全港18区面积第二大行政区。
进入西贡，我们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种景象：两边狭窄的街巷里面是低矮的房屋，充满原始古朴的风情。周围的行人并不多，野牛休闲地在路上散步。由于这里禁止屠杀野牛，在这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野牛，懒洋洋地在路上徘徊着。远处，荡漾在海面的渔船与私家游艇，相映成趣，几分宜人的宁静与惬意散布在海面。难怪这里被称为“香港的后花园”，如此景致的确不枉此名。
车子奔驰在狭窄的公路上，穿越几座山头，我们来到了位于西贡鸡公山腰的黄毛应村。这里，曾经是港九大队活动的地方。尽管天空下着毛毛细雨，不过我们兴致颇高。
黄毛应村虽然偏远僻小，但却有着不寻常的过往。1941年底，日军攻占香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随即派出几支武装工作队秘密来港，开展敌后工作。为了统一指挥各支队伍，1942年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在黄毛应村宣告成立，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治委员。港九大队成立后，先后组建了沙头角中队、元朗中队、市区中队、西贡中队、大屿山中队、海上中队等6个中队，发展游击队员约600人。他们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创造性地开展城市和海上游击战，轰炸机场、炸断桥梁，偷袭舰艇，沉重打击了日寇。1945年9月28日，坚持抗战三年零八个月的港九大队胜利完成历史使命，撤出香港。
今天来到黄毛应村，已无处寻觅游击队的痕迹。黄色的外墙，金色的圣母像，还有银色的十字架，建于1923年的黄毛应村教堂现在已经成为童军的活动中心。教堂大门紧闭，我们无从得以内窥。据载：1944年秋，黄毛应村遭受日军大包围。凶残的日寇采用酷刑要村民供出游击队员的下落。村民在日军严刑下惨嚎声充满教堂，但不屈的村民至死亦不肯透露有关游击队员的行踪。听说，教堂内还保存着曾用作吊起村民的横梁。这段曲折而悲壮的历史，如果拍摄电影的话，相信会是上佳的题材。
新界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被花草灌木包围着的黄毛应村，新旧房屋参半，教堂外稍微陡峭狭小的山路两旁错落的村屋，沐浴在蒙蒙的细雨中。拾级而上，从山上往下看，这里的确位置隐蔽、人迹罕至，具有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村里许多原居民先后迁离，近年搬入的人们很多并不熟悉大半个世纪前这段轰轰烈烈的历史。
据报道，西贡区议会文化、康乐及体育委员会认为，西贡的黄毛应村天主教堂见证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及黄毛应村居民受日军迫害的惨况，他们建议把教堂改作抗日战争纪念馆，在教堂内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把这段历史介绍出来，以示对历史的尊重及教育下一代。他们已经把建议提交民政事务局审批，希望把教堂列为法定古迹，并由辖下的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古物及古迹办事处，协助成立并管理纪念馆。此提议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了下文。但无论如何，黄毛应村，西贡鸡公山腰这个细小而僻静的客家村落，因为抗战期间港九大队在此成立而加载史册、名垂千古已经成为不争的史实。
抗日丰碑——西贡抗日英烈纪念碑
到西贡寻访抗日遗址、缅怀先烈，西贡抗日英烈纪念碑是必到之处。因此，尽管从黄毛应村出来，雨稍微大了一些，但我们对于此行的最后一站仍然充满期待。
纪念碑园位于西贡斩竹湾西北方一处山岗上，四周种满木棉树、松树和柏树，环境清幽。碑园的对面就是大海，一阵海风吹来，树影婆娑，树叶沙沙作响。纪念碑园由牌楼、纪念碑、纪念亭和石碑组成。走进碑园，一尊高约20公尺、由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手书的“抗日英烈纪念碑”矗立在中央园区，气势雄伟壮观。纪念碑以步枪为形状，象征抗日的力量，外形则为平面梯形，碑的正面和两侧均向中心倾斜，这样纪念碑看起来有一股直冲云霄的气势，象征革命豪情气壮山河。碑面朝南，依山傍水，面对着三丫口避风塘及滘西洲，极具灵气。
纪念碑基座的“西贡抗日英烈纪念碑志”，以及碑园西侧巨大的石书，记载着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历史，从中我们可以追溯到纪念碑落成之缘起：日军占领香港期间，作为港九大队抗日活动主要区域的西贡，有众多的港九大队战士和西贡民众英勇捐躯。为了缅怀先烈，1983年至1984年间，游击队老战士和西贡民众发起筹建抗日英烈纪念碑，得到香港各界人士以及海内外西贡乡亲的支持，筹款100多万港元。纪念碑由广州华南工学院建筑设计院设计。1989年纪念碑园落成。2004年5月，展示全民族和海外侨胞抗日救亡的大型雕塑《赤子报国》在纪念碑园内竖起。
青山肃立，涛声依旧。雨越来越大，我们在碑文前仔细阅读：“抗战胜利, 倏忽四十余年, 往者已矣, 我辈每念往日游击战士与地下工作者, 抛头颅, 洒热血, 为国为民, 前赴后继, 献出生命。据可查考者已有七十人, 黄土长埋, 默默无闻者, 尚不止此数。抗日先烈以鲜红热血谱写壮烈史诗, 皆应铭记表彰,以慰英灵, 以昭后世。”
西贡抗日英烈纪念碑落成后，每年迎来成千上万的参观瞻仰者，但当年这批老战士的功绩在香港回归祖国前一直没有得到港英当局的承认。香港回归祖国后的次年，1998年重阳节，香港特区政府隆重举行的“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阵亡战士名册安放仪式”，将港九大队牺牲的115名烈士的名册安放在香港大会堂纪念龛，供市民凭吊；同时正式宣布：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是香港沦陷时期一支正式的武装部队，在保卫香港的战斗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后记：永远不会被遗忘的历史
新界，向来被称为“红色堡垒”、“港九大队的补给站”，有着众多的革命史迹。时间有限，我们只能择要参观这5个旧址和纪念地。感谢新界友人，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虽然在这里仅停留短短的一天，却恍如穿越时间的隧道，来到了几十年前的香港，在寻访那一段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之同时，我们在这里看到、感受到最纯朴，最真实，保留完好的旧日香港。
青山毓秀，浩气长存！新界每一处革命史迹，都能唤起人们心底不曾尘封的记忆，让每一个中国人永远记住这段历史，激励我们的子孙后代更好地热爱祖国、热爱香港、热爱家乡，并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达德岁月》编委会编：《达德岁月——香港达德学院纪念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2、《西贡教堂拟改抗日纪念馆》，载《文汇报》2003年4月27日。
3、《立法会参考资料保存前达德学院》，档案编号：HAB/CS/CR4/1/49。
4、《屯门马礼逊楼刊宪列古迹》，载《文汇报》2004年3月25日。
5、《陈其瑗》，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网：http://www.minge.gov.cn/txt/2008-09/27/content_2496669.htm。
6、中共深圳市委党史办公室、东纵港九大队队史征编组编：《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六个中队队史》，1986年12月。
7、马木池等：《西贡历史与风物》，西贡区议会2003年9月。
24日早上，春雨绵绵，春风阵阵。我们开始了新界革命史迹之旅。一路上，新界友人为我们介绍了新界的情况。新界，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陌生。平时到香港，大家都是往港岛和九龙繁华大都市去。这次，深入到新界考察对于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从新界友人的介绍中我们得知，香港特别行政区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及260多个岛屿。新界很多地方都保留着自然的景致和风貌，很多香港人周末都到这里来度假、远足，吸取新鲜的空气。车子奔驰在四通八达的水泥盘山路上，两边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树木及远处绵延和缓的山谷，几栋矮小的村屋若隐若现地散落在山野，耳边不时可听见潺潺的溪流声。进入大埔，雨已经渐渐停了，车子经过风光如画的旅游胜地——新娘潭，一下子我们的视线开阔了：巨大的湖面象镜子一样跃然出现在眼前，路边的灌木和远方的青山白云倒映在湖中。微风吹过，挂在树梢上雨滴如同断线的珍珠散落湖面，激起阵阵的涟漪慢慢地扩散开去。平时看惯了香港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一下子身临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中，我们都有些惊喜。
沿着新娘潭道直入，我们很快就来到位于沙头角的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
香港第一座有红五星的纪念碑——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
乌蛟腾村又名乌蛟田，是新界东北的大村，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沙头角中队的根据地之一。这里是有名的英雄村，有不少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和爱国、爱港、爱乡的动人故事。日军在攻占香港期间，乌蛟腾村曾经被围攻10余次。不屈不挠的乌蛟腾村民和游击队一起浴血奋战，保卫家园。关于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的由来，有关史料是这样记载的：1942年9月25日，日军包围乌蛟腾村，强迫村民缴械，并且供出游击队队员的身份。村长李世藩、李源培与众多村民拒绝妥协，不怕水灌、火烧，不惧军马践踏，最终李世藩壮烈牺牲。村民为缅怀烈士发起兴建纪念碑，于1951年10月建成，这是当时香港第一座有红五星的纪念碑。1985年8月，纪念碑修葺工程正式动工。2010年，北区区议会拨款在乌蛟腾村口靠新娘潭路重建乌蛟腾烈士纪念园。
车子在乌蛟腾烈士纪念园外稳稳停下来了。大家下了车，首先看到的是纪念园入口处牌坊正中的红五星，映衬着下方题有“乌蛟腾烈士纪念园”黑底金字的匾额，格外醒目；左右两旁镌刻着老村长李源培遗墨的对联：“纪昔贤满腔热血，念先烈弥世功劳”。
看到我们走入纪念园，在一旁等候的老村民李汉热情地迎了上来。李汉曾经是一名游击战士，虽然已经80多岁，但神情矍铄，表达清晰。他为我们简要地介绍了纪念园的落成情况。接着，他带我们来到纪念碑的正面，纪念碑约五米高，顶部正中是红五星，正面刻着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刚健遒劲的亲笔题字“抗日英烈纪念碑”，底部基座则刻着“浩然正气”四字。看着纪念碑文，听着李老和新界友人的介绍，我们仿佛穿越血与火的历史云烟，对这些用不屈灵魂诠释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用坚强意志谱写生命壮歌、用血肉之躯构筑抗日堡垒的英雄们肃然起敬。大家恭恭敬敬地在纪念碑前鞠躬，表达了对抗日烈士的崇高敬意。
瞻仰了纪念碑后，我们沿着乡村小径进入乌蛟腾村。有意思的是在村的入口处竖立着几根旗杆，想不到在远离繁华都市的农村还有升旗仪式，看来爱国之心已遍及全港。乌蛟腾村引人注目的还有一座座修建完好的祠堂，村民仍然保留着祭祀先人的传统。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漫步在春风春雨中，大家心情格外舒畅。我们一边贪婪地呼吸着这新鲜的空气，一边沿着蜿蜒的村道前进。站在高处放眼望去，整个乌蛟腾村被群山环绕，村屋错落有致。雨后的乌蛟腾村格外秀气，山岚氤氲，给村庄披上一层薄纱。这里空气实在好！大家都由衷赞叹。旁边的新界友人说：“怎么样，这里环境不错吧？就算是广州也难找如此好的地方吧？多走一走啊。”我们也想在乌蛟腾村多呆一会，可是还要赶路，只好依依惜别乌蛟腾村。临走前，我们紧握李老的手，深情地说：“谢谢你啊，李老，要保重身体！”
告别李老之后，我们继续此行的第二站——元朗十八乡杨家祠。
秘密大营救中转站——元朗十八乡杨家祠
如果你翻开新界地图，看到最广阔的平原一带，就是元朗。我们这次要去的杨家祠就位于新界元朗十八乡大棠村。在这里，乡村色彩与现代化建筑和谐地并存着，既有现代的商业中心，也有纯朴的乡郊田野，不少民俗、食俗等乡村文化也都保留着。我们一路上就看到不少祠堂、丁屋、古庙和社坛。
来到十八乡大棠村，天空放晴，春日的阳光柔和地照射在大地上，平添了几分暖意。相比起闹市的人头涌涌，大棠村充满乡土气息，阡陌纵横的田野种满蔬菜；远处，一簇簇淡粉色的桃花挂满枝头，向日葵张开笑脸似乎在迎接我们的到来。这是一条漫长的乡间小径。大概走了10几分钟，经过竹林，养鸡场，还有很多村屋，七拐八弯，左旋右转，我们来到了杨家祠的门口。
杨家祠正门的横匾上写着“杨家村”，两边对联“杨开晋代，家派梅州”，道出了屋主渊远流长的家史。这是一座客家风格的堂横式围屋。屋子前面有一晒场，两只农家黑犬看见我们的到来，在铁笼里欢欣雀跃。客家堂横式围屋的造型特征，是以中轴线上的敞厅堂、敞廊和天井构成三位一体的厅井空间，左右有平衡对称的厢房。我们进入左堂的“迎祥”，中间是天井，靠近入门处有一水井。杨家祠的住户告诉我们，他们从井中抽水饮用，不用自来水，既环保又健康。杨家祠中堂的“适庐”为整个屋子的中心，入门可见到“敦敬堂”几个大字，前面摆着祭台，中间的天井摆着几盆花，阳光从天井上空照进来，满屋生辉。右堂同样是对称的厢房。这样的房子既完整又实用，住在里面冬暖夏凉，十分舒适。步出右堂，我们再次来到屋前的晒场，只见整座房子造型前低后高，堂屋高，横屋低。屋顶瓦面层层错落，成叠式瓦面，结构井然有序。
杨家祠，这座古朴的客家宅院，接待过众多知名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港九交通要道，实行宵禁，在香港进行地毯式搜查。当时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范长江、乔冠华、高士其、胡风等，被困在香港。他们随时都有被害的可能。1942年1月至5月，经过周密的部署和策划，港九大队和其它抗日游击队成功营救出被困香港的爱国人士。这次大营救被著名作家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而杨家祠，作为东江抗日游击队西线的重要交通站，成为这次大营救的中转站。很多被营救的人士先来到这里，然后再进入到东江游击区。
听完新界友人的介绍，望着杨家祠后面高低起伏的山地，再看看刚才走过“九曲十八弯”的乡间小路，我们不禁佩服游击队的英明，居然能够找到如此隐蔽的地方作为活动据点。
告别杨家祠时，我们沿着原路往回走，一步三回头，为的是再多看一眼这座有着不平凡历史的屋子。小路弯弯曲曲，杨家祠很快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可是我们都知道，杨家祠，它的名字和它的历史，已经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革命人才的摇篮——达德学院
我们匆匆用过午膳后，就直奔元朗屯门新墟。1946年10月，新墟青山脚下，在蔡廷锴将军的别墅“芳园”里，诞生了香港达德学院。这所学院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的关怀下，由中共广东区委（其后为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与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合作，在香港创办的一所正规学校。校名取自《礼记》中庸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著名爱国人士李济深、陈其瑗分别担任董事长和院长。香港达德学院凝聚了一批文化精英，如邓初民、沈志远、黄药眠、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等担任教授。此外，著名社会活动家章伯钧、何香凝，以及学者郭沫若、茅盾、夏衍、曹禺、周而复、冯乃超等都到过学院讲学。它的爱国、民主、进步、务实的教育方针和良好学风为时人所称道。
1949年2月23日，港英当局强行封闭达德学院。尽管达德学院只存在2年多，但它培养了8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走出去的，既有学者，又有革命者。学生离校参加武装斗争的人数在200名以上，他们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有18位师生英勇牺牲。可以说，达德学院是香港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战工作在教育战线上的硕果。
1952年伦敦传道会购入该建筑，改名为何福堂会所。1961年，传道会将之赠与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1962年，达德学院被改建为中华基督教会何福堂书院。2004年3月，香港特区政府将达德学院旧址，即今之马礼逊楼正式列为法定古迹。
我们看到的达德学院主楼旧址（马礼逊楼），是一座两层高、具有中西结合建筑风格的灰色洋楼。大楼约占地500平方米，屋顶是塔楼式结构，庑殿式的屋顶以青釉中式瓦片砌筑，两层髹上红漆挑出的椽子，构成周围绕着宽边的悬臂式屋檐，每个角落有模压的斗拱，四角饰以瑞龙，颇具殖民地时期的色彩。
马礼逊楼正门位于凹入的开间，两旁各有一向外伸展而上下两层均有突肚窗的开间。入口两侧设有三角形高身花槽，栽种了修剪整齐的灌木和似乎是诺福克松树的针叶木。奇怪的是位于大门外一左一右的松树形态迥异，左边的松树身形矍铄，针叶稀疏，而右边的松树则是体态丰满，针叶茂密。可能是阳光的照射的缘故，朝着阳光的松树枝繁叶茂，而稍微背对阳光的松树则显得相对婀娜多姿。蓝天白云下，这一胖一瘦的松树静静地守候着这座有着独特风格的小楼，见证了它的沧海桑田。
我们迫不及待地要进入马礼逊楼，想找寻当年达德学院的一些痕迹。遗憾的是经过岁月的变迁，马礼逊楼已经难觅当年作为学院的踪迹。打开大门，迎面看到的是摆放整齐的座椅和硕大的“十字架”，旁边古旧的书柜里存放着发黄的书籍。不过，大楼内部有很多别具一格的建筑物。里面墙壁和天花相当朴素，天花饰以简单的格子和穹窿。这里的地砖仍然沿用原有的地砖，而门窗也很少改建，大部分仍然保留着上世纪30年代的流行样式。由于二楼正在修整，所以我们只好在精致木楼梯前面止步。
60多年前屯门青山边一角，这里出现了香江教坛的明珠——达德学院；60年后的现在，马礼逊楼仍然在此驻足，历经岁月的洗礼容颜依旧，只是人事更替。但无论如何，达德学院，作为见证了香港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她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和重要的历史意义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港九大队成立地点——西贡黄毛应村
从达德学院出来，我们往西贡出发。西贡，这个越南胡志明市曾经使用的名字，因越战而被世人所知晓。不过，我们此行要去的西贡不是越南的西贡，而是位于新界东部，面向西贡海，风景宜人，被称为“香港后花园”的西贡。据介绍，西贡总面积将近12680公顷，涵盖西贡半岛南部、清水湾半岛、将军澳新市镇及调景岭和分布于西贡水域的70多个岛屿，是全港18区面积第二大行政区。
进入西贡，我们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种景象：两边狭窄的街巷里面是低矮的房屋，充满原始古朴的风情。周围的行人并不多，野牛休闲地在路上散步。由于这里禁止屠杀野牛，在这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野牛，懒洋洋地在路上徘徊着。远处，荡漾在海面的渔船与私家游艇，相映成趣，几分宜人的宁静与惬意散布在海面。难怪这里被称为“香港的后花园”，如此景致的确不枉此名。
车子奔驰在狭窄的公路上，穿越几座山头，我们来到了位于西贡鸡公山腰的黄毛应村。这里，曾经是港九大队活动的地方。尽管天空下着毛毛细雨，不过我们兴致颇高。
黄毛应村虽然偏远僻小，但却有着不寻常的过往。1941年底，日军攻占香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随即派出几支武装工作队秘密来港，开展敌后工作。为了统一指挥各支队伍，1942年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在黄毛应村宣告成立，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治委员。港九大队成立后，先后组建了沙头角中队、元朗中队、市区中队、西贡中队、大屿山中队、海上中队等6个中队，发展游击队员约600人。他们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创造性地开展城市和海上游击战，轰炸机场、炸断桥梁，偷袭舰艇，沉重打击了日寇。1945年9月28日，坚持抗战三年零八个月的港九大队胜利完成历史使命，撤出香港。
今天来到黄毛应村，已无处寻觅游击队的痕迹。黄色的外墙，金色的圣母像，还有银色的十字架，建于1923年的黄毛应村教堂现在已经成为童军的活动中心。教堂大门紧闭，我们无从得以内窥。据载：1944年秋，黄毛应村遭受日军大包围。凶残的日寇采用酷刑要村民供出游击队员的下落。村民在日军严刑下惨嚎声充满教堂，但不屈的村民至死亦不肯透露有关游击队员的行踪。听说，教堂内还保存着曾用作吊起村民的横梁。这段曲折而悲壮的历史，如果拍摄电影的话，相信会是上佳的题材。
新界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被花草灌木包围着的黄毛应村，新旧房屋参半，教堂外稍微陡峭狭小的山路两旁错落的村屋，沐浴在蒙蒙的细雨中。拾级而上，从山上往下看，这里的确位置隐蔽、人迹罕至，具有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村里许多原居民先后迁离，近年搬入的人们很多并不熟悉大半个世纪前这段轰轰烈烈的历史。
据报道，西贡区议会文化、康乐及体育委员会认为，西贡的黄毛应村天主教堂见证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及黄毛应村居民受日军迫害的惨况，他们建议把教堂改作抗日战争纪念馆，在教堂内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把这段历史介绍出来，以示对历史的尊重及教育下一代。他们已经把建议提交民政事务局审批，希望把教堂列为法定古迹，并由辖下的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古物及古迹办事处，协助成立并管理纪念馆。此提议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了下文。但无论如何，黄毛应村，西贡鸡公山腰这个细小而僻静的客家村落，因为抗战期间港九大队在此成立而加载史册、名垂千古已经成为不争的史实。
抗日丰碑——西贡抗日英烈纪念碑
到西贡寻访抗日遗址、缅怀先烈，西贡抗日英烈纪念碑是必到之处。因此，尽管从黄毛应村出来，雨稍微大了一些，但我们对于此行的最后一站仍然充满期待。
纪念碑园位于西贡斩竹湾西北方一处山岗上，四周种满木棉树、松树和柏树，环境清幽。碑园的对面就是大海，一阵海风吹来，树影婆娑，树叶沙沙作响。纪念碑园由牌楼、纪念碑、纪念亭和石碑组成。走进碑园，一尊高约20公尺、由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手书的“抗日英烈纪念碑”矗立在中央园区，气势雄伟壮观。纪念碑以步枪为形状，象征抗日的力量，外形则为平面梯形，碑的正面和两侧均向中心倾斜，这样纪念碑看起来有一股直冲云霄的气势，象征革命豪情气壮山河。碑面朝南，依山傍水，面对着三丫口避风塘及滘西洲，极具灵气。
纪念碑基座的“西贡抗日英烈纪念碑志”，以及碑园西侧巨大的石书，记载着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历史，从中我们可以追溯到纪念碑落成之缘起：日军占领香港期间，作为港九大队抗日活动主要区域的西贡，有众多的港九大队战士和西贡民众英勇捐躯。为了缅怀先烈，1983年至1984年间，游击队老战士和西贡民众发起筹建抗日英烈纪念碑，得到香港各界人士以及海内外西贡乡亲的支持，筹款100多万港元。纪念碑由广州华南工学院建筑设计院设计。1989年纪念碑园落成。2004年5月，展示全民族和海外侨胞抗日救亡的大型雕塑《赤子报国》在纪念碑园内竖起。
青山肃立，涛声依旧。雨越来越大，我们在碑文前仔细阅读：“抗战胜利, 倏忽四十余年, 往者已矣, 我辈每念往日游击战士与地下工作者, 抛头颅, 洒热血, 为国为民, 前赴后继, 献出生命。据可查考者已有七十人, 黄土长埋, 默默无闻者, 尚不止此数。抗日先烈以鲜红热血谱写壮烈史诗, 皆应铭记表彰,以慰英灵, 以昭后世。”
西贡抗日英烈纪念碑落成后，每年迎来成千上万的参观瞻仰者，但当年这批老战士的功绩在香港回归祖国前一直没有得到港英当局的承认。香港回归祖国后的次年，1998年重阳节，香港特区政府隆重举行的“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阵亡战士名册安放仪式”，将港九大队牺牲的115名烈士的名册安放在香港大会堂纪念龛，供市民凭吊；同时正式宣布：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是香港沦陷时期一支正式的武装部队，在保卫香港的战斗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后记：永远不会被遗忘的历史
新界，向来被称为“红色堡垒”、“港九大队的补给站”，有着众多的革命史迹。时间有限，我们只能择要参观这5个旧址和纪念地。感谢新界友人，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虽然在这里仅停留短短的一天，却恍如穿越时间的隧道，来到了几十年前的香港，在寻访那一段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之同时，我们在这里看到、感受到最纯朴，最真实，保留完好的旧日香港。
青山毓秀，浩气长存！新界每一处革命史迹，都能唤起人们心底不曾尘封的记忆，让每一个中国人永远记住这段历史，激励我们的子孙后代更好地热爱祖国、热爱香港、热爱家乡，并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达德岁月》编委会编：《达德岁月——香港达德学院纪念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2、《西贡教堂拟改抗日纪念馆》，载《文汇报》2003年4月27日。
3、《立法会参考资料保存前达德学院》，档案编号：HAB/CS/CR4/1/49。
4、《屯门马礼逊楼刊宪列古迹》，载《文汇报》2004年3月25日。
5、《陈其瑗》，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网：http://www.minge.gov.cn/txt/2008-09/27/content_2496669.htm。
6、中共深圳市委党史办公室、东纵港九大队队史征编组编：《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六个中队队史》，1986年12月。
7、马木池等：《西贡历史与风物》，西贡区议会200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