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之下无新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学生邓伟领到了学校配发的海鸥205旁轴照相机。跟张艺谋、顾长卫等喜欢电影的同学不同，他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为文化名人拍照，理由很简单：这些人多生于清末，再不拍，就来不及了。
　　带着惶恐与崇敬，邓伟鼓起勇气敲开了一扇扇陌生的门，门后是一个个令人高山仰止的名字，也是一位位秉性各异的倔强老人。

一

　　邓伟镜头前的第一位文化老人是国画大家李可染。
　　因为表姐在积水潭医院工作，邓伟从小就见过很多名人，有事迹传遍全国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也有攀登珠峰的藏族登山运动员仁青平措。1976年5月的一天，医院住进来一位老画家，表姐知道邓伟爱画画，就让他带着速写去认个老师。
　　在一间狭小的病房里，邓伟见到了做完叠趾手术的老画家。见他来了，老头儿颤巍巍地站起来，从床头柜里摸出一个铝饭盒，说：“这里面有油炸饹馇，是北京全素斋做的，我最喜欢吃了。”说着自己吃了一块，还拿了一块往他嘴里送。
　　受宠若惊的邓伟一边给老人倒水递药，一边拿出自己的画。老人看了看他的速写，又问了两句家常，然后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行字递给邓伟：三里河三区61门8号。“等我出院了，欢迎你来做客。”
　　两个月后，邓伟敲开了老画家的门，老头儿开门看见他手里握着那张纸条，说了句“你是一个认真的人，我没看错你”。走进满墙挂着山水画的画室，邓伟看到了画上的署名，愣了一下，小声问老人：“您就是画家李可染？”老头儿看了看他，全然没有在医院时的憔悴，做了一个京剧演员亮相的姿势，声如洪钟地唱道：“正——啊——是！”邓伟觉得整间屋子都亮了起来。
　　两个人十几年的师徒情谊就此展开。

二

　　1980年秋，邓伟攥着父亲为他策划的拍摄名单来到三里河南沙沟，名单上的两个名字是钱锺书和杨绛。因为不知道钱老家的门牌号，他硬着头皮走进居委会。一个老大妈看了看他的学生证，问：“你在做毕业实习吗？”邓伟说：“不是实习，是艺术创作。”他认真得有点幼稚的样子打消了大妈的疑虑，她在厚厚的名册里，帮邓伟找到了钱老家的门牌号。
　　来到门前，邓伟感觉自己敲门的手都有点发抖，一位样子和善的妇人开了门。“您找谁呀？有什么事吗？”邓伟说明了来意，表示想给钱先生拍张照片。“这个事挺好的，不过钱先生不喜欢拍照，你说的名人录就更不感兴趣了。”妇人说完后客气地关上了门。

　　邓伟呆呆地站在门口，第二次敲响了门，开门的还是那位妇人，邓伟赶忙说：“钱先生不同意，我想找一下杨绛先生，我也想为她拍照。”妇人笑了，说：“我就是杨绛，小伙子，我也跟钱先生一样，不喜欢拍照。”
　　门再次关上了。邓伟静静地站在门外等待，不知过了多久，准备出门的杨绛吃惊地问他：“你怎么还站在这儿？”邓伟老实回答：“如果钱先生在家，我能不能跟他本人谈谈。”这时，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身穿蓝色对襟上衣的老人走了出来。“我就是钱锺书，我不愿意拍照，也不愿意见客人，你请回吧。”门“咣”的一声关上了，邓伟想走，但又觉得一旦离开，他将再也没有勇气回来。
　　站到中午十二点，四下里弥漫着各家炒菜的香气。这时，眼前的门又开了，钱锺书走了出来，说：“我们商量一下吧，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你的，你倒是要说服我了。”燃起希望的邓伟拿出相机和三腳架，说：“我只想用所学的技巧，为您拍一张照片。”钱先生点点头，说：“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诚意，我也就破一回例，下个星期天，你来我家拍照，只拍一张，好吗？”

　　一周后，邓伟如约而至。他走进钱先生的家，感觉屋内陈设简单朴素，水泥地擦得光亮，书房和过道里的书架上满满当当摆的都是书。钱老和杨绛先生穿着家常的衣服，在镜头前没有一丝矫揉造作。
　　看到照片后，钱老说：“这就是钱锺书，就是我。”照片里，是他很少向世人展露的一面，调皮而天真。
　　杨绛先生也很满意邓伟为她拍的照片，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笔补造化天无功。”

三

　　1981年2月，为了说服梁漱溟拍照，邓伟与父亲一同登门拜访了这位时年87岁的思想家。因为和邓伟的祖父有交往，老人最终还是同意了。
　　三个人聊起摄影的话题，梁漱溟说：“我不喜欢照相，更不情愿去照相馆，拍照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按快门的时候要求我笑笑，我天生就不会笑，这就是我的性格。”
　　邓伟请老人坐到一张座椅上，说“我要拍的正是您真实的性格”，说话间，他趁梁老思考问题的瞬间按下了快门。
　　邓伟拍过很多倔老头，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著名战地记者、沈从文的学生萧乾。
　　萧乾是唯一一位全程报道“二战”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这位战地硬汉在不堪羞辱的时刻选择了安眠药和红酒，倒地几小时后被同事送到医院，奇迹般地被救了回来。
　　当萧乾看到病床旁的爱妻文洁若时，他决定不死了。妻子俯下身子，凑在他的耳边用英文说：“We must outlive them all！”萧乾在心里不断重复这句话：“我们一定要比他们活得长！” 　　拍照那天，萧乾跟邓伟说了好多让人回味的话，他仿佛又回到了1939年。那年，英法對德宣战，29岁的《大公报》记者萧乾坐在开往伦敦的火车上，前方有一场惨烈的空袭在等着他。邻座的希腊大姐不停问他：“这仗打到哪年是个头啊？”萧乾说：“我从中国来，我家乡已经打了很多年的仗，如今还在打。侵略者要奴役我们，我们不肯，那就只好打仗。”
　　老人们的宽厚也感动着邓伟。他给住在后海北沿的作家萧军拍照时，老头儿要请他吃东西，“我给你两个肉夹烧饼吃吧”。广东的老漫画家廖冰兄则给他画了一只长着翅膀的飞猪，因为他知道邓伟是1959年生的，属猪。
　　想一次拍出大师的神采十分不易。邓伟为诗人艾青拍了3次才拍到满意的照片。第一次是在旅馆，摆拍了很多张，邓伟都觉得很一般。第二次在艾老的家中，还安排了专门的拍摄时间，仍是效果平平。第三次，邓伟在艾青的写字台前架好相机，艾老对他说：“我的脸不大好看，还是不拍了吧。”邓伟没说话，静待时机。一小时后，专心写稿的艾青忘了邓伟的存在，夹在手上的烟燃了一大截，就在停笔思考的瞬间，邓伟按下了快门。

　　为茅盾拍照时，久未露面的老作家一直在和访客交谈，再加上室内光线较暗，邓伟没有拍到传神的照片。他和茅老相约春天再拍，但天不遂人愿，这几张照片成为茅盾逝世前最后的留影。

四

　　从电影学院毕业后，邓伟留校任教。
　　1986年，邓伟出版了《中国文化人影录》，照片里那些身穿蓝色或灰色中山装的文化老人，触动了正随改革开放浪潮奔向商海的人们，邓伟收到了几大箱子的读者来信。

　　1988年中秋节，邓伟到李可染家看望，老头儿“啊”了一声，说：“你来了！有一年没见面了吧？你生我的气了吗？我还欠着你画呢。”邓伟说就是太忙，哪能因为画的事生老师的气。李可染说：“我也忙，要忙着画应酬画，不画不行啊！”
　　临近中午，有事在身的邓伟来不及在老师家吃饭，李可染抓起果篮里的4个大苹果塞给他，头一次把徒弟送到屋外。老人站在门口不住地招手，说：“我还欠着你画呢！我还答应给你画张画呢！”
　　这是师徒二人的最后一面。
　　1990年春，准备去英国拍摄世界名人的邓伟到钱锺书家告别，或许是感觉到他对前路的彷徨，钱老没有过多谈及邓伟的新计划。道别时，杨绛给了邓伟一个信封，说“穷家富路”，不善谈钱的邓伟没有打开。回到家后，他看到信封里是8张崭新的50元人民币。为出国花光积蓄的他用这400元买了一个铝制的摄影箱，一用就是十几年，陪他走遍了世界五大洲。

五

　　邓伟说过，自己可能会死在照相这件事上，就像好多画家死在绘画上那样。独行国外的那些年，他靠打工为生，饿了就吃一块能快速补充热量的巧克力。同学旧友们在国际影坛的成功，也没有动摇他拍摄世界名人的决心。
　　2013年2月，53岁的邓伟因病去世，他最后的工作是在古巴拍摄一组新作，镜头里是当地的民众。
　　邓伟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是一台海鸥205，那是在1978年。同一年，一个叫肖全的小伙子在北京前门花了169元钱，也买到了这款相机。两个人先后开始按照自己的风格拍摄人像：一个与时间赛跑，抢救行将故去的历史;另一个凭感觉漂流，寻找正在闪耀的后浪。
　　肖全记录了英勇，邓伟定格了脊梁。
　　（彼岸花开摘自微信公众号“叉烧往事”，邓 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