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基辛格的新书《世界秩序》出版之际，正值奥巴马政府因处理乌克兰、伊拉克危机不力而饱受批评、苏格兰独立公投即将举行之时。世界乱象纷呈，似乎验证了基辛格的看法：二战后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世界秩序岌岌可危。
在《世界秩序》中，基辛格开门见山地指出，“根本就不曾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存在过”。“前人传递给我们这个时代的秩序是西欧在将近四个世纪以前举行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在几乎不知世上有其他文明存在的情况下协商而成的”。
基辛格认为，在战后得到广泛默认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正日益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欧洲在内部取消边界实为选择脱离旧有的主权国家原则。中东新的圣战分子在逊尼派—什叶派对垒的分界线上和解体国家的废墟中崛起，志在以秩序为名摧毁秩序。亚洲国家不能走出旧有的荣耀和历史的仇恨阴影，共同把分歧推向冲突的边缘。美国忙于重新衡量实力与外交原则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太情愿在世界上充当执法人和制衡者。
基辛格对“秩序”作了“世界秩序”、“国际秩序”、“地区秩序”三个层面的划分，进而从历史和现实角度逐一剖析欧洲、伊斯兰世界、伊朗、日本、印度、中国、美国的思想和战略源起，以印证不同的权力中心对世界秩序有着不同的理解，现行秩序未能把不同的价值观念有效聚合在一起，“没有谁认为自己是体系的天然维护者，一切正从内部发生着重大转换”。
对基辛格而言，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危机正是不同的战略意图和秩序观念碰撞的结果。“我们已进入一个由不受任何约束的力量来决定未来的阶段吗？”“怎样才能基于不同的历史经验、价值观和传统思维形成共同秩序？”“今天的领导者们能从琐碎而紧迫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实现新的战略均衡吗？”——这些是基辛格提出的核心问题。至于答案，老谋深算的他在作了洋洋洒洒360页深奥阐述后，只用不到7页纸的篇幅把解决之道归结为“合法性和权力的均衡”。
秩序的“合法性”就是各方认可和共守的国际规则。同时，基辛格坚持强调“均势”仍是不可或缺的——“仅靠均势平衡不能完全保障和平，但如果深思熟虑地加以组合调配，就可以限制根本性挑战发生的纬度和频率，减少引发冲突的机率”。“现实对世界秩序提出的要求是形成一整套连贯的战略，将不同地区的秩序观联系起来，在不同的地区秩序之间架设桥梁”。
基辛格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实践和宣扬地缘政治，但当人类进入21世纪，在知识界拥抱“全球化2.0”的热潮中，基辛格对地缘政治的“絮絮叨叨”一度遭遇冷嘲热讽，年轻的思想者们要把他的“陈辞滥调”扫进故纸堆，甚至在美国高层也有“基辛格老了”的感叹。而今，当证伪“世界是平的”成为时尚，美俄、美中关系呈现越来越多的对立迹象时，人们才在对“冷战重来”的恐惧中发现，属于基辛格的时代并没有成为过去。
在阅历太多的人间事后，基辛格难掩对国际关系前景的悲观，这在《世界秩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不认为国际社会已在着手用建设性的方式打扫旧的地缘政治碎片、构建新的可持续的世界秩序。基辛格试图赋予其地缘战略学说以新面貌，但91岁的高龄和国际局势的快速演变已让他来不及对“合法性和权力的均衡”作充分阐发。基辛格希望把这一命题留给后人思考，也许这正是他在鲐背之年仍笔耕不辍推出新巨著的源动力。
《世界秩序》一书的主要目的还是提醒美国人不要放弃“美国例外主义”，不要轻易退出自己所应承担的“全球责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美国的领导作用都不可或缺，即便当它自感困顿”。基辛格并指出，以“合法性和权力的均衡”构建世界秩序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在维护稳定和推广普遍原则之间、在美国经历的独特性和将其推而广之的理想主义情怀之间、在过份自信和过度自省两个极端之间达至平衡。
基辛格在书中没有直接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但却罕有地为小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决策开脱，称赞小布什是“最大胆的威尔逊主义者”。这样做固然有个人党派背景，但更是在劝说美国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美国正在新孤立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两股思潮的夹击下挣扎，知识界渐成共识：面对纷至沓来的挑战和自身影响力下滑的现状，美国需要新的大战略，换言之，需要新的基辛格。
《世界秩序》涉华部分论述摘译
中国是带着从历史中生成的矛盾心态参与威斯特伐利亚结构的。中国没有忘记，在一开始，它是以同其历史形象完全相左的方式被迫参与现行国际秩序的。当被要求遵从国际体系“游戏规则”和“责任意识”之时，许多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反应都受到一种意识的深刻影响，即：中国并没有参与这个体系的规则制订。他们期待——这种期待迟早会诉诸行动——国际秩序的演进把中国送入规则制订的中心位置，能够修改通行规则也可以。
在等待这一切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北京在世界舞台上日趋活跃。无论以何标准而言，中国都已经重新获得与其在过去数个世纪影响力曾经到达的、公认的、最远的地方相匹配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将怎样把它自己同探索世界秩序的当代潮流联系起来，特别是将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两国在历史上都对国际体系显示出矛盾心态，在作出承诺的同时对其原始设计持保留意见。中国被要求作为一个与其他大国共存的主要力量在21世纪秩序中发挥作用，这对中国来说并无例可循。美国也不曾拥有同一个与其规模、影响力和经济表现相当但维护国内秩序模式又如此不同的国家可持续相处的经验。
中美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存在差异。美国的政策制订务实而具体，中国则是抽象和概念性的。美国从来没有能对其构成威胁的邻国，中国从来不曾在边境上不面临强敌。美国人相信所有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认为每种解决办法都是通向新问题的门票。美国人热衷于勾勒实际“交付”项目的议程，中国人擅长为事物确定原则和进行分析。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受到共产主义理论和传统中国思想的影响，后者的作用力正在增强，但没有哪一种为美国人所熟知。
中国和美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都不算长。中国相信自己是独特的存在，但这种骄傲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它的现实状况。美国同样认为它自己是独特的——也就是“美国例外主义”，但却带着在世界上传播其价值观的道德使命感。两个伟大的社会都正经历着深刻的内部调整，不管这将导致敌意还是某种新型的伙伴关系，都将会对21世纪的世界秩序产生重要的塑造作用。 守成大国与上升大国间的潜在紧张关系并非新生事物。上升大国不可避免地会冲撞到某些被守成大国视为专属的利益。同样的，上升大国会怀疑其对手试图在一切都不算晚之前对它进行挤压。哈佛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在历史上曾有的15起守成大国遭遇上升大国的事例中，10次引发了战争。因此，两国战略思想者们纷纷采用行为方式和历史经验的模型来预测两个大国之间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中国，美国的许多行动被解读为蓄意阻挠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人权的促进被视为颠覆中国国内政治架构的计划。一些显要人物把美国所谓的“重返”战略描述为旨在使中国永居二流国家地位的最终摊牌的先导步骤。在美国，存在着对一个崛起的中国将系统性摧毁美国优势并挑战美国安全的恐惧。一些重要团体把中国同冷战时期的苏联类比，认为中国决心在其周边地区确立军事和经济主导地位，以最终建立霸权。
美中双方都在通过军事行动和防卫项目加深彼此的疑虑。即便它们是“正常的”、以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但也遭到了最坏的解读。双方都有责任避免其单边部署的行为升级为军备竞赛。双方应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当时的欧洲领导人被军事计划困住，无力辨别战术与战略，怀疑气氛逐渐积聚，潜在冲突升级为灾难。
人权问题助长了美中的紧张关系。美国也许可以调整促进人权在其战略议程当中的优先顺序，但有鉴于美国的历史和美国人民的信念，不可能放弃有关原则。美中在人权问题上的歧见不可能弥合，防止有关分歧螺旋上升便成为双方处理彼此关系的主要任务之一。
另一个紧迫问题与朝鲜有关。俾斯麦在19世纪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奇妙的时代，强者因为顾虑重重而变得虚弱，弱者因为胆大妄为而变得强势。”朝鲜并不拥有与美国展开正面战争的军事能力，但它建立起核设施，有胆量采取非对称的冒险主义，增加了朝鲜半岛再次爆发战争的危险。
对中国而言，朝鲜蕴涵着复杂的历史遗产。在许多中国人眼中，当年出兵朝鲜是中国终结“国家耻辱”、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的象征，但也提供了警示：卷入一场中国并不能在源头上加以控制的战争，可能导致长期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了相近的立场，要求朝鲜放弃而不是减少核计划。
对平壤来说，放弃核武器可能导致政治解体。但弃核恰恰是美国和中国在联合国有关决议中投票支持并公开阐明的要求。美中两国需要就他们公开强调的目标一旦获得实现之后将要采取的政策进行协调。有可能对美中在朝鲜半岛的目标进行整合吗？美中能商量出一个足以令所有相关方都更安全、更自由的旨在实现半岛无核化和统一的协同方案吗？如果能，这将是迈向“新型大国关系”的巨大一步。
中国的新领导层已经驶入一片未知水域。他们可能并不希望到境外冒险，但一定会抵御任何势力在他们所界定的核心利益问题上的侵入和染指，甚至可能采取比前任更为强硬的姿态，因为他们认为改革不应将国内、国际事务割裂开来，要加强对国家利益的强调。任何包含美国和中国的国际秩序必然围绕权力和力量均衡建立，而传统平衡术的负面作用则要靠在准则规则问题上的共识与合作因素的加强来减弱。
美国和中国的领导者们已就在亚太地区创建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这就要求在寻求均势平衡的同时减少蕴涵其中的相互军事威胁。但迄今为止，双方对各自意图的声明并不拥有与之相匹配的具体步骤。美中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强调是如此频繁，实现它的步伐又是如此缓慢。
伙伴关系的建立离不开意图的澄清。没有什么协议或共识能保证美国的国际地位永远不变。如果美国确实是一支衰落中的力量——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非命中注定——中国及其他国家将会继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绝大多数时间里发挥的绝大多数的全球领导作用，但这要经过一段起伏动荡的过渡期。
许多中国人可能把美国看作一个已经走下山巅的超级大国。但在中国领导层当中，显然存在认为美国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保持主要领导能力的判断。建立一个建设性的世界秩序的本质是，不应有哪个国家像美国在冷战终结后的短暂时光里曾经做到的那样单独领导世界。
在东亚，导致均衡的力量存在于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美国、俄罗斯和越南等参与者之间。美国是东亚平衡体系中的域内平衡者，而非域外平衡者。美国同时充当着日本的盟国和中国名义上的伙伴——这个局面与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相似，它与奥地利结盟，同时靠与俄国的协约加以平衡。荒唐的是，正是这种战略模糊一度维持着欧洲均势的灵活性，而以透明度之名放弃模糊则导致了冲突的增加，最终引发一战。
自美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和西奥多·罗斯福斡旋日俄战争起，阻止在亚洲生成霸权就是美国的固定政策。现实条件下，将潜在的敌对力量尽可能远地推离其边界是中国不可避免的选择。美中两国都在那片水域航行。对和平的守护有赖于双方在追寻战略目标时的克制，以及将竞争限定在政治和外交范畴之内的能力。
冷战时期，分界线由军事力量划定。但在当下，分界线不应主要由军事部署来界定。军事不应被认作定义均衡的唯一抑或主要元素。伙伴概念理应成为一种能够实现权力均衡的空前重要的方法，特别是在亚洲，这一原则具有普适意义。将均势战略与伙伴外交结合起来虽不能消除所有敌对因素，但可以减弱它们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可以为美中两国的领导者们提供开展建设性合作的经验，并向两国社会展示构建更为平和的未来之道。
秩序总是要求在克制、强力、合理性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在亚洲，秩序必须将权力均衡与伙伴概念结合起来。单靠军事手段寻求平衡将导致冲突，单靠心理办法空谈伙伴关系会增加霸权恐惧。明智的政治家必须在两者间找到平衡，否则，人们将听到灾难的召唤。
在《世界秩序》中，基辛格开门见山地指出，“根本就不曾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存在过”。“前人传递给我们这个时代的秩序是西欧在将近四个世纪以前举行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在几乎不知世上有其他文明存在的情况下协商而成的”。
基辛格认为，在战后得到广泛默认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正日益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欧洲在内部取消边界实为选择脱离旧有的主权国家原则。中东新的圣战分子在逊尼派—什叶派对垒的分界线上和解体国家的废墟中崛起，志在以秩序为名摧毁秩序。亚洲国家不能走出旧有的荣耀和历史的仇恨阴影，共同把分歧推向冲突的边缘。美国忙于重新衡量实力与外交原则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太情愿在世界上充当执法人和制衡者。
基辛格对“秩序”作了“世界秩序”、“国际秩序”、“地区秩序”三个层面的划分，进而从历史和现实角度逐一剖析欧洲、伊斯兰世界、伊朗、日本、印度、中国、美国的思想和战略源起，以印证不同的权力中心对世界秩序有着不同的理解，现行秩序未能把不同的价值观念有效聚合在一起，“没有谁认为自己是体系的天然维护者，一切正从内部发生着重大转换”。
对基辛格而言，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危机正是不同的战略意图和秩序观念碰撞的结果。“我们已进入一个由不受任何约束的力量来决定未来的阶段吗？”“怎样才能基于不同的历史经验、价值观和传统思维形成共同秩序？”“今天的领导者们能从琐碎而紧迫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实现新的战略均衡吗？”——这些是基辛格提出的核心问题。至于答案，老谋深算的他在作了洋洋洒洒360页深奥阐述后，只用不到7页纸的篇幅把解决之道归结为“合法性和权力的均衡”。
秩序的“合法性”就是各方认可和共守的国际规则。同时，基辛格坚持强调“均势”仍是不可或缺的——“仅靠均势平衡不能完全保障和平，但如果深思熟虑地加以组合调配，就可以限制根本性挑战发生的纬度和频率，减少引发冲突的机率”。“现实对世界秩序提出的要求是形成一整套连贯的战略，将不同地区的秩序观联系起来，在不同的地区秩序之间架设桥梁”。
基辛格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实践和宣扬地缘政治，但当人类进入21世纪，在知识界拥抱“全球化2.0”的热潮中，基辛格对地缘政治的“絮絮叨叨”一度遭遇冷嘲热讽，年轻的思想者们要把他的“陈辞滥调”扫进故纸堆，甚至在美国高层也有“基辛格老了”的感叹。而今，当证伪“世界是平的”成为时尚，美俄、美中关系呈现越来越多的对立迹象时，人们才在对“冷战重来”的恐惧中发现，属于基辛格的时代并没有成为过去。
在阅历太多的人间事后，基辛格难掩对国际关系前景的悲观，这在《世界秩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不认为国际社会已在着手用建设性的方式打扫旧的地缘政治碎片、构建新的可持续的世界秩序。基辛格试图赋予其地缘战略学说以新面貌，但91岁的高龄和国际局势的快速演变已让他来不及对“合法性和权力的均衡”作充分阐发。基辛格希望把这一命题留给后人思考，也许这正是他在鲐背之年仍笔耕不辍推出新巨著的源动力。
《世界秩序》一书的主要目的还是提醒美国人不要放弃“美国例外主义”，不要轻易退出自己所应承担的“全球责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美国的领导作用都不可或缺，即便当它自感困顿”。基辛格并指出，以“合法性和权力的均衡”构建世界秩序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在维护稳定和推广普遍原则之间、在美国经历的独特性和将其推而广之的理想主义情怀之间、在过份自信和过度自省两个极端之间达至平衡。
基辛格在书中没有直接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但却罕有地为小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决策开脱，称赞小布什是“最大胆的威尔逊主义者”。这样做固然有个人党派背景，但更是在劝说美国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美国正在新孤立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两股思潮的夹击下挣扎，知识界渐成共识：面对纷至沓来的挑战和自身影响力下滑的现状，美国需要新的大战略，换言之，需要新的基辛格。
《世界秩序》涉华部分论述摘译
中国是带着从历史中生成的矛盾心态参与威斯特伐利亚结构的。中国没有忘记，在一开始，它是以同其历史形象完全相左的方式被迫参与现行国际秩序的。当被要求遵从国际体系“游戏规则”和“责任意识”之时，许多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反应都受到一种意识的深刻影响，即：中国并没有参与这个体系的规则制订。他们期待——这种期待迟早会诉诸行动——国际秩序的演进把中国送入规则制订的中心位置，能够修改通行规则也可以。
在等待这一切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北京在世界舞台上日趋活跃。无论以何标准而言，中国都已经重新获得与其在过去数个世纪影响力曾经到达的、公认的、最远的地方相匹配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将怎样把它自己同探索世界秩序的当代潮流联系起来，特别是将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两国在历史上都对国际体系显示出矛盾心态，在作出承诺的同时对其原始设计持保留意见。中国被要求作为一个与其他大国共存的主要力量在21世纪秩序中发挥作用，这对中国来说并无例可循。美国也不曾拥有同一个与其规模、影响力和经济表现相当但维护国内秩序模式又如此不同的国家可持续相处的经验。
中美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存在差异。美国的政策制订务实而具体，中国则是抽象和概念性的。美国从来没有能对其构成威胁的邻国，中国从来不曾在边境上不面临强敌。美国人相信所有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认为每种解决办法都是通向新问题的门票。美国人热衷于勾勒实际“交付”项目的议程，中国人擅长为事物确定原则和进行分析。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受到共产主义理论和传统中国思想的影响，后者的作用力正在增强，但没有哪一种为美国人所熟知。
中国和美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都不算长。中国相信自己是独特的存在，但这种骄傲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它的现实状况。美国同样认为它自己是独特的——也就是“美国例外主义”，但却带着在世界上传播其价值观的道德使命感。两个伟大的社会都正经历着深刻的内部调整，不管这将导致敌意还是某种新型的伙伴关系，都将会对21世纪的世界秩序产生重要的塑造作用。 守成大国与上升大国间的潜在紧张关系并非新生事物。上升大国不可避免地会冲撞到某些被守成大国视为专属的利益。同样的，上升大国会怀疑其对手试图在一切都不算晚之前对它进行挤压。哈佛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在历史上曾有的15起守成大国遭遇上升大国的事例中，10次引发了战争。因此，两国战略思想者们纷纷采用行为方式和历史经验的模型来预测两个大国之间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中国，美国的许多行动被解读为蓄意阻挠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人权的促进被视为颠覆中国国内政治架构的计划。一些显要人物把美国所谓的“重返”战略描述为旨在使中国永居二流国家地位的最终摊牌的先导步骤。在美国，存在着对一个崛起的中国将系统性摧毁美国优势并挑战美国安全的恐惧。一些重要团体把中国同冷战时期的苏联类比，认为中国决心在其周边地区确立军事和经济主导地位，以最终建立霸权。
美中双方都在通过军事行动和防卫项目加深彼此的疑虑。即便它们是“正常的”、以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但也遭到了最坏的解读。双方都有责任避免其单边部署的行为升级为军备竞赛。双方应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当时的欧洲领导人被军事计划困住，无力辨别战术与战略，怀疑气氛逐渐积聚，潜在冲突升级为灾难。
人权问题助长了美中的紧张关系。美国也许可以调整促进人权在其战略议程当中的优先顺序，但有鉴于美国的历史和美国人民的信念，不可能放弃有关原则。美中在人权问题上的歧见不可能弥合，防止有关分歧螺旋上升便成为双方处理彼此关系的主要任务之一。
另一个紧迫问题与朝鲜有关。俾斯麦在19世纪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奇妙的时代，强者因为顾虑重重而变得虚弱，弱者因为胆大妄为而变得强势。”朝鲜并不拥有与美国展开正面战争的军事能力，但它建立起核设施，有胆量采取非对称的冒险主义，增加了朝鲜半岛再次爆发战争的危险。
对中国而言，朝鲜蕴涵着复杂的历史遗产。在许多中国人眼中，当年出兵朝鲜是中国终结“国家耻辱”、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的象征，但也提供了警示：卷入一场中国并不能在源头上加以控制的战争，可能导致长期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采取了相近的立场，要求朝鲜放弃而不是减少核计划。
对平壤来说，放弃核武器可能导致政治解体。但弃核恰恰是美国和中国在联合国有关决议中投票支持并公开阐明的要求。美中两国需要就他们公开强调的目标一旦获得实现之后将要采取的政策进行协调。有可能对美中在朝鲜半岛的目标进行整合吗？美中能商量出一个足以令所有相关方都更安全、更自由的旨在实现半岛无核化和统一的协同方案吗？如果能，这将是迈向“新型大国关系”的巨大一步。
中国的新领导层已经驶入一片未知水域。他们可能并不希望到境外冒险，但一定会抵御任何势力在他们所界定的核心利益问题上的侵入和染指，甚至可能采取比前任更为强硬的姿态，因为他们认为改革不应将国内、国际事务割裂开来，要加强对国家利益的强调。任何包含美国和中国的国际秩序必然围绕权力和力量均衡建立，而传统平衡术的负面作用则要靠在准则规则问题上的共识与合作因素的加强来减弱。
美国和中国的领导者们已就在亚太地区创建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这就要求在寻求均势平衡的同时减少蕴涵其中的相互军事威胁。但迄今为止，双方对各自意图的声明并不拥有与之相匹配的具体步骤。美中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强调是如此频繁，实现它的步伐又是如此缓慢。
伙伴关系的建立离不开意图的澄清。没有什么协议或共识能保证美国的国际地位永远不变。如果美国确实是一支衰落中的力量——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非命中注定——中国及其他国家将会继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绝大多数时间里发挥的绝大多数的全球领导作用，但这要经过一段起伏动荡的过渡期。
许多中国人可能把美国看作一个已经走下山巅的超级大国。但在中国领导层当中，显然存在认为美国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保持主要领导能力的判断。建立一个建设性的世界秩序的本质是，不应有哪个国家像美国在冷战终结后的短暂时光里曾经做到的那样单独领导世界。
在东亚，导致均衡的力量存在于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美国、俄罗斯和越南等参与者之间。美国是东亚平衡体系中的域内平衡者，而非域外平衡者。美国同时充当着日本的盟国和中国名义上的伙伴——这个局面与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相似，它与奥地利结盟，同时靠与俄国的协约加以平衡。荒唐的是，正是这种战略模糊一度维持着欧洲均势的灵活性，而以透明度之名放弃模糊则导致了冲突的增加，最终引发一战。
自美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和西奥多·罗斯福斡旋日俄战争起，阻止在亚洲生成霸权就是美国的固定政策。现实条件下，将潜在的敌对力量尽可能远地推离其边界是中国不可避免的选择。美中两国都在那片水域航行。对和平的守护有赖于双方在追寻战略目标时的克制，以及将竞争限定在政治和外交范畴之内的能力。
冷战时期，分界线由军事力量划定。但在当下，分界线不应主要由军事部署来界定。军事不应被认作定义均衡的唯一抑或主要元素。伙伴概念理应成为一种能够实现权力均衡的空前重要的方法，特别是在亚洲，这一原则具有普适意义。将均势战略与伙伴外交结合起来虽不能消除所有敌对因素，但可以减弱它们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可以为美中两国的领导者们提供开展建设性合作的经验，并向两国社会展示构建更为平和的未来之道。
秩序总是要求在克制、强力、合理性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在亚洲，秩序必须将权力均衡与伙伴概念结合起来。单靠军事手段寻求平衡将导致冲突，单靠心理办法空谈伙伴关系会增加霸权恐惧。明智的政治家必须在两者间找到平衡，否则，人们将听到灾难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