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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这个群体比记者想象中难。“朝鲜仍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商业处女地。”在丹东，这几乎是所有边贸商人的固定开场白。他们更愿意谈论市场、商机、各种财富传奇。的确，隔江相望就是朝鲜最大的边境城市新义州。过去二十多年，各种物资经由这些边贸商人之手穿过中朝友谊大桥抵达新义州，换回的，是矿产、木材、海产品、药材，甚至最直接的美元。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然而鲜为人知亦被人避而不谈的是，即便在他们最风光的时代，他们也很难摆脱“讨债”的命运。
——讨债就意味着生意失败、困于朝鲜、求告无门？不，事实上，那些讨债无路甚至被朝鲜方面扫地出门的中国投资者，包括本刊曾经报道过的西洋集团，仅仅是这个朝鲜讨债人群体的冰山一角。
这是对朝贸易中一个独特的群体。变幻莫测的朝鲜政治、经济风云，让这个“几十、上百人”的群体并不独立，也不固定。它如同边贸商人圈子里的一道阴影，徘徊在所有人的身后。不管你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不管你是“急先锋”、“关系户”，还是“中间人”，似乎都逃脱不开这道阴影。于是，当边贸商人们前仆后继地开垦“商业处女地”时，讨债人的故事也在不断更新。
2013年8月，记者经人介绍来到丹东，试图走近这个群体，从侧面一窥对朝边境贸易与投资的独特生态。
闹而不僵
尽管中朝贸易降低至历史“新低”的报道此起彼伏，但在中国最重要的对朝贸易口岸——丹东，对朝贸易与投资仍然是边贸商人们生活的重心。
与很多边贸商人一样，李扬的公司设在丹东市紧邻鸭绿江的佳地广场。记者见到他的时候，据说他刚刚接待了辽宁某企业派来的代表。这个企业之前在朝鲜投资了上亿元的矿产生意，因“合同纠纷”与朝鲜方面闹得沸沸扬扬，如今讨债无门，“他们想尽了办法，现在却连朝鲜大门都进不去。”李扬告诉记者，“现在他们只求收回一点成本。”
事实上，这样的遭遇，在中朝边贸商人中屡见不鲜。大小都有。李扬明白对方找上门来，多半是期望他出手接管生意一毕竟在朝鲜，李扬关系更熟，路子更多，通过这种转让的方式，这个企业也许还能收回部分投资。
但是李扬拒绝了。他只给对方提了几点建议，让他们考虑放弃大宗投资，改做小额投资，“这段时间朝鲜房地产放得开，投建材厂就不错，见好就收。”李扬预计，如不出意外，他们也能在一两年内赚回损失。不过，“对方虽然满口感谢，表情却很失望”，李扬感叹说，“他们要不放弃，老像这样想玩大的，我看债是永远收不回来了。”
李扬这样说，并非落井下石。作为硕果仅存的丹东早期边贸商人之一，李扬与朝鲜的政府、商社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算是成功者，他如今在朝鲜境内的投资项目包括了船舶运输、服装厂、矿厂等，多达10个，金额都在千万元级别。
但同时，他也是朝鲜方面的“大债主”之一，“九几年对朝贸易的高峰时期，朝鲜对李扬的欠账超过了2000万美元。”李扬的合伙人周斌告诉记者，20多年来，李扬一直在清账，但现在他手上的欠款总额仍然高达1亿元。仅仅几天前，李扬还前往平壤与一家商社的会长大吵了一架，就是为了“讨债”。
据说，由于李扬安排的中方负责人监管不力，这家商社将双方“合资合作”矿厂的前期收入全部拿走上交给了国家。“别说我们的投资回报，连再生产的钱也没留下”，再加上设备损坏，现在李扬在朝鲜投资数百万美元的这个矿厂已完全停产。
“这笔钱是肯定拿不回来了，”李扬说，他基本不抱拿回这笔钱的希望，与人争执纯粹是为争取下一步全面的管理权，“停产对双方都没好处，只有继续生产，损失才有可能收回。”可以说，“闹而不僵”，是李扬“讨债”多年总结下来的有效经验。
1997年前后，李扬的讨债生涯最为激荡，这个搞文化工作出身的斯文商人甚至还动过武。当然打架也是有讲究的。李扬说，当年因为朝鲜某银行不承认他一笔上千万元的担保，他得人指点，带着十几个工人到银行“闹事”——事先自己人都通了气，“气势上要过激，但打得要有分寸”。
说起这段经历，李扬不禁苦笑。“当时我率先冲进银行，操起一个烟灰缸就砸，其他工人配合着大呼小叫，一边打砸停在银行门口的一台车，一边跟银行员工互相推搡。后来看闹得差不多了，立马撤退。结果朝鲜安全部门和商务部都纷纷向上写报告，说中国人打架要债。一层层上报，终于给我争取到了还款计划。”
还款计划，其实才是在朝鲜讨债的核心。按照朝鲜方面的制度，不管是商社还是银行，都没有权力“私自”还款，债务一旦形成，要让他们拿出钱来，必须争取到朝鲜方面国家的还款计划。否则一切都是“浮云”。
赌
在朝鲜做生意，难免“被欠债”，这跟朝鲜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但是，二十多年来，依附于朝鲜的边贸商人却始终前仆后继，就像李扬所说。因为朝鲜的机会实在太多了。
90年代初，朝鲜信息与经济发展极度滞后的封闭特点，对应着极简单的贸易方式和超高额的利润率。在中国销不出去的货，拿到朝鲜便可以五倍、十倍，甚至更多利润的价格销售；而如果朝鲜方面付不出钱提出以货易货，则更加划算。如铁矿粉，在国际均价为每吨200美元时，朝鲜的价格只需50美元。转手之间，利润便涨了三倍。如果再把钢材销回去，标价又变回了国际标准。
“谁都停不下来，简直就像在比赛。”如今在丹东朝韩风情街拥有一个小食店的田允浩回忆着当时的疯狂。他在辽宁的粮食局有路子，便常常有朝鲜的商社找上门来。每到春天朝鲜就很缺粮，往往头一批玉米刚刚运过鸭绿江，另一家商社又来求购面粉，“即使报高价他们也认”。按惯例，商社会先付清20%-30%的货物，剩下则“等有货了再补上”。当时谁也没空在意这个漏洞，因为一夜致富的例子正鲜活又接连不断地上演着。
据2001年中国驻朝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的一份报告，朝鲜贸易公司（均为国营）对我国公司拖欠的欠款，自1992年到1996年上半年累计达2.3亿美元左右。而另一方面，丹东的商人还在不断加大投资和借贷，逻辑很简单：在一个看似稳赢的赌局上，筹码越大才赢得越多。 可如果说这是一个赌局，赌局的另一边毕竟坐着庄家。1997年，朝鲜停止废钢材出口。热火朝天的钢材生意戛然而止，丹东的边贸圈子立即哀鸿遍野。“原本朝鲜运出来的都是完好的设备，却被当作废钢材卖，只要转手就能净赚几十倍，很多人都投了大钱进去，也都自此被‘套牢’了。”
这一次政策变动形成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讨债人，而此后类似的变动还有更多。当时，对朝最有实力的一批边贸企业接连倒闭。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至今仍被视为对朝边贸“标杆”的朝鲜族商人崔秀镇，有知情人透露，朝鲜方面对他的欠款高达10亿元。而他在中国境内的借贷是4000多万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赌局，全看你资金链是否撑得住，是否撑得到收回欠债。
如同崔秀镇一样的朝鲜族边贸商人还有很多，因语言便利，他们多是早年对朝贸易的主力，而现在也是讨债人的主体，同时，他们也多在中国举债，纠缠于中朝“双面债务”。
林文敏是北京某运输公司派驻到丹东进行对朝贸易先锋队的一员，2000年左右，趁着行情低迷、公司影响式微，她自立门户，现在东港有数千平方米的大型仓库，专营对朝贸易运输。还代理过几家酒店。
在她看来，政策多变虽然可怕，朝鲜开而不放的姿态才更令商人们处处掣肘。“开酒店只许收朝币，而一旦贬值便是废纸，有时收了几十麻袋的钱，堆了半个房间，但连一桌菜的原材料都买不齐。”商社提出用水产品抵债，但林文敏苦撑一年后，“欠账到了70多万美元。我撑不住了。”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林文敏一边与朝鲜的商社做生意，一边也会到另外的商社讨债。“虽然希望不大，但能要回一点是一点吧。”
2005年，伴随着朝鲜“以矿产换振兴”计划的出台，朝鲜商社的代表开始在丹东出没，用各种方式摸底价格。“他们只与商人接触，对价格的了解比我们还详细。”林文敏说，朝鲜人在贸易中变得越来越主动，“也许是不想再犯1996年时钢材贸易的错误。”
又比如说，朝鲜商社甚至开始做预算。令后来在朝鲜经营矿厂的田允浩哭笑不得的是，预算中有一项“员工家属工资”。“朝鲜的商社都是国营，与他们‘合资合作’就表示，你不但要养员工，还要养员工的家属。”当第一次见识到这份预算表时，田允浩就感叹，好时光一去不返了。
换句话说，这种一边挣钱一边欠债的赌局你敢玩吗？
田允浩最终退出了边贸商人的圈子，经营起了小食店。然而，更多的边贸商人留在了“赌桌”上，比如李扬，“只要没离场，总是有机会”，甚至，这场赌局中的失败者——那些已经破产的讨债人，也依然紧紧依附朝鲜这座金矿，顽强地生存下来。
讨债人生意
讨债人生意能做起来，一方面与朝鲜独特的市场环境有关，另一方面，逐利的心态也滋养、“绑架”着讨债人。
“讨债人的压力很大，但表面是看不出来的。”周斌说，他同时经营着船舶生意，常常出入朝鲜，与讨债人多有接触。“别看平时他们忙着做生意，该娱乐时也玩牌、唱卡拉OK，有空了讨讨债。但做生意都是利字当头，一旦朝鲜商社发现他们已经失去了价值，他们在朝鲜的处境就会艰难起来。”周斌谈起了他早年在平壤高丽酒店的一个邻居，此人被“请”出朝鲜后，很快就顶不住压力服药自尽了。
一方面需要证明自己，一方面急切地渴望翻身，讨债人的胃口往往大得可怕。活跃在平壤的朝鲜族商人朴永哲就是一个典型“债务生意”商人。朴其实是农民出身，他没什么文化，按周斌所说，可能连贸易的基本规则都不懂，不过，他赚钱的欲望却比任何人都强烈。他的一个朝鲜下属说：“朴总明明养一个‘儿子’就好了，偏偏要养60个‘儿子’。”
朴早年的“贡献”很大，他与朝鲜政府的多个高官过从甚密，甚至还取得了与朝鲜最高领导人合影的机会。他能拿到很多利润丰厚、回本又快的优质项目。朴永哲的办法是分散投资“圈地”，只要看到好的项目就先投一笔钱占着。但在朝鲜做生意就是拓荒，先不是讲生产，而是讲建设。比如开矿，最先做的甚至不是建厂，而是修路。另外，朝鲜工人的劳动效率十分低下，再加上供电不足、有车没油的运输问题……隐形成本处处皆是。60个“儿子”就是60张大口，纵然朴有通天的本事，也养不活一个国家。
自己的钱用光了，朴就借钱来“养”。怎么借？在很多中朝贸易中，他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
一方面，按朝鲜的规定，外国人要入境谈生意。必须由朝鲜方面的商社邀请，否则入境即是非法；另一方面，如今很多中国边贸商人为规避风险，也不会直接跟朝鲜人交易，一股都选择与信任的、在朝鲜又关系多路子广的早期边贸商人或朝鲜华侨进行贸易，由他们充当中间人。
中间人自然要收取中介费。如此，像朴永哲这样的讨债人竟也能左右逢源。比如在一次酒宴上，周斌听到朴永哲用他发音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对从珠海来平壤考察的一家公司的代表说：“我有很多关系，他们信任我，你不用办手续，生意好做，一年就回本。”当时对方听得连连点头。谁知接下来这家公司一口气投下了2000多万元，项目却至今没有起色。
周斌曾有一次与朴私下聊天，问他，要是有人问起你的债务你怎么回答？朴说，“朝鲜还欠我1亿元，比我欠的钱多太多啦。”他又补充说，“做大生意，很快就回来了。”
朴永哲的家安在北京，但他每年只能偷偷回家几次。他在北京还有一个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办事处，但他从来不去那里，因为会碰上找他要债的人，并且这些债主还在逐年增加。
反之，他在朝鲜却似乎很风光。朝鲜独特的环境，成为了朴永哲们天然的避风港。他们在朝鲜遍搭网络，建立了与“庄家”心照不宣的债务生意，期望着下一个好时光的到来。
下一个好时光
游走于规则之外，并不独独是朴永哲们追求的“好时光”。
早年丹东地区一个典型的诈骗案让边贸商人们也瞠目结舌。某商人在朝鲜与不少商社建立了联系，于是他租下一间几百平方米的办公室，招聘了几百个员工，拿着电话簿向全国各地“招商”。只要有公司感兴趣，他就让朝鲜商社提供物资样品，中方过来采购，以物易物，而他就在中间做担保，赚差价。
可惜对于做贸易，此人是地道的外行，他对生意的选择原则是只看价格，深圳有公司发来均价100元左右的VCD和2000元左右的电脑，可全是被淘汰的产品。他一方面根本判断不了产品质量，一方面也认为朝鲜很落后。质量次点也没什么。可卖到朝鲜后，商社发现不能使用便一概退货。而国内公司没能收到货款，便找他要债。
最后蹲了大牢，他仍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
然而即便对朝贸易充满着不稳定因素。即便讨债人的故事每天都在更新、流传，丹东的外贸公司还是如雨后春笋般成长，每天到丹东各类投资公司咨询朝鲜业务的投资人更是络绎不绝，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说：“平均每天有近百超。”
据该公司负责人的估算，2012年中朝贸易总额在官方公布的近60亿美元的基础上，至少还应上浮20亿美元。其中80%在丹东进行，而外来的边贸公司在丹东占的比例也接近50%。“先谈风险，再谈机会。”这是该公司介绍投资朝鲜的必-要步骤，不过很多投资人都表达着过于急切的投资欲望。
“有人一来就问利润，连项目是什么都不管。”该负责人说，就在说话间歇，他就接到一个来自浙江的电话，对方表示他们组织了一个企业团，想到朝鲜考察，“最好本周就能定下项目”。
在投资公司之外，还有很多独立的入朝渠道遍布丹东。在丹东市中心的鸭绿江大厦，两位长住朝鲜南浦的华侨热情地介绍着自己在朝鲜的各种头衔和“特权”。他们的身份类似于独立的投资中介。谈到讨债人，其中一人说：“讨债人贪心，想花小钱办大事，可是朝鲜人也不傻，为什么要让你占便宜？”
朝鲜从来不缺机会，也不缺“潜规则”。反而是这种机会和潜规则过盛，造就了机会主义，把朝鲜生意变成了一场赌局。只不过，如果在这个未开化的封闭市场中，商人都变成了玩弄千术的赌徒，你又怎么能奢望朝鲜这个“庄家”按规则出牌呢？
二十多年来，李扬一直希望能够脱离无序的商业环境，他已经很久没有“安全感”了。采访中，他满怀希望地对记者谈到了中朝黄金坪特区的开发，“如果通过这个口岸的开放，能够建立起更加透明的投资渠道，建立更有序的朝鲜生意，这对丹东，对朝鲜都是最好。”在他看来，这也许是他讨债人身份的唯一“出路”。
（应被采访者要求，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然而鲜为人知亦被人避而不谈的是，即便在他们最风光的时代，他们也很难摆脱“讨债”的命运。
——讨债就意味着生意失败、困于朝鲜、求告无门？不，事实上，那些讨债无路甚至被朝鲜方面扫地出门的中国投资者，包括本刊曾经报道过的西洋集团，仅仅是这个朝鲜讨债人群体的冰山一角。
这是对朝贸易中一个独特的群体。变幻莫测的朝鲜政治、经济风云，让这个“几十、上百人”的群体并不独立，也不固定。它如同边贸商人圈子里的一道阴影，徘徊在所有人的身后。不管你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不管你是“急先锋”、“关系户”，还是“中间人”，似乎都逃脱不开这道阴影。于是，当边贸商人们前仆后继地开垦“商业处女地”时，讨债人的故事也在不断更新。
2013年8月，记者经人介绍来到丹东，试图走近这个群体，从侧面一窥对朝边境贸易与投资的独特生态。
闹而不僵
尽管中朝贸易降低至历史“新低”的报道此起彼伏，但在中国最重要的对朝贸易口岸——丹东，对朝贸易与投资仍然是边贸商人们生活的重心。
与很多边贸商人一样，李扬的公司设在丹东市紧邻鸭绿江的佳地广场。记者见到他的时候，据说他刚刚接待了辽宁某企业派来的代表。这个企业之前在朝鲜投资了上亿元的矿产生意，因“合同纠纷”与朝鲜方面闹得沸沸扬扬，如今讨债无门，“他们想尽了办法，现在却连朝鲜大门都进不去。”李扬告诉记者，“现在他们只求收回一点成本。”
事实上，这样的遭遇，在中朝边贸商人中屡见不鲜。大小都有。李扬明白对方找上门来，多半是期望他出手接管生意一毕竟在朝鲜，李扬关系更熟，路子更多，通过这种转让的方式，这个企业也许还能收回部分投资。
但是李扬拒绝了。他只给对方提了几点建议，让他们考虑放弃大宗投资，改做小额投资，“这段时间朝鲜房地产放得开，投建材厂就不错，见好就收。”李扬预计，如不出意外，他们也能在一两年内赚回损失。不过，“对方虽然满口感谢，表情却很失望”，李扬感叹说，“他们要不放弃，老像这样想玩大的，我看债是永远收不回来了。”
李扬这样说，并非落井下石。作为硕果仅存的丹东早期边贸商人之一，李扬与朝鲜的政府、商社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算是成功者，他如今在朝鲜境内的投资项目包括了船舶运输、服装厂、矿厂等，多达10个，金额都在千万元级别。
但同时，他也是朝鲜方面的“大债主”之一，“九几年对朝贸易的高峰时期，朝鲜对李扬的欠账超过了2000万美元。”李扬的合伙人周斌告诉记者，20多年来，李扬一直在清账，但现在他手上的欠款总额仍然高达1亿元。仅仅几天前，李扬还前往平壤与一家商社的会长大吵了一架，就是为了“讨债”。
据说，由于李扬安排的中方负责人监管不力，这家商社将双方“合资合作”矿厂的前期收入全部拿走上交给了国家。“别说我们的投资回报，连再生产的钱也没留下”，再加上设备损坏，现在李扬在朝鲜投资数百万美元的这个矿厂已完全停产。
“这笔钱是肯定拿不回来了，”李扬说，他基本不抱拿回这笔钱的希望，与人争执纯粹是为争取下一步全面的管理权，“停产对双方都没好处，只有继续生产，损失才有可能收回。”可以说，“闹而不僵”，是李扬“讨债”多年总结下来的有效经验。
1997年前后，李扬的讨债生涯最为激荡，这个搞文化工作出身的斯文商人甚至还动过武。当然打架也是有讲究的。李扬说，当年因为朝鲜某银行不承认他一笔上千万元的担保，他得人指点，带着十几个工人到银行“闹事”——事先自己人都通了气，“气势上要过激，但打得要有分寸”。
说起这段经历，李扬不禁苦笑。“当时我率先冲进银行，操起一个烟灰缸就砸，其他工人配合着大呼小叫，一边打砸停在银行门口的一台车，一边跟银行员工互相推搡。后来看闹得差不多了，立马撤退。结果朝鲜安全部门和商务部都纷纷向上写报告，说中国人打架要债。一层层上报，终于给我争取到了还款计划。”
还款计划，其实才是在朝鲜讨债的核心。按照朝鲜方面的制度，不管是商社还是银行，都没有权力“私自”还款，债务一旦形成，要让他们拿出钱来，必须争取到朝鲜方面国家的还款计划。否则一切都是“浮云”。
赌
在朝鲜做生意，难免“被欠债”，这跟朝鲜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但是，二十多年来，依附于朝鲜的边贸商人却始终前仆后继，就像李扬所说。因为朝鲜的机会实在太多了。
90年代初，朝鲜信息与经济发展极度滞后的封闭特点，对应着极简单的贸易方式和超高额的利润率。在中国销不出去的货，拿到朝鲜便可以五倍、十倍，甚至更多利润的价格销售；而如果朝鲜方面付不出钱提出以货易货，则更加划算。如铁矿粉，在国际均价为每吨200美元时，朝鲜的价格只需50美元。转手之间，利润便涨了三倍。如果再把钢材销回去，标价又变回了国际标准。
“谁都停不下来，简直就像在比赛。”如今在丹东朝韩风情街拥有一个小食店的田允浩回忆着当时的疯狂。他在辽宁的粮食局有路子，便常常有朝鲜的商社找上门来。每到春天朝鲜就很缺粮，往往头一批玉米刚刚运过鸭绿江，另一家商社又来求购面粉，“即使报高价他们也认”。按惯例，商社会先付清20%-30%的货物，剩下则“等有货了再补上”。当时谁也没空在意这个漏洞，因为一夜致富的例子正鲜活又接连不断地上演着。
据2001年中国驻朝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的一份报告，朝鲜贸易公司（均为国营）对我国公司拖欠的欠款，自1992年到1996年上半年累计达2.3亿美元左右。而另一方面，丹东的商人还在不断加大投资和借贷，逻辑很简单：在一个看似稳赢的赌局上，筹码越大才赢得越多。 可如果说这是一个赌局，赌局的另一边毕竟坐着庄家。1997年，朝鲜停止废钢材出口。热火朝天的钢材生意戛然而止，丹东的边贸圈子立即哀鸿遍野。“原本朝鲜运出来的都是完好的设备，却被当作废钢材卖，只要转手就能净赚几十倍，很多人都投了大钱进去，也都自此被‘套牢’了。”
这一次政策变动形成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讨债人，而此后类似的变动还有更多。当时，对朝最有实力的一批边贸企业接连倒闭。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至今仍被视为对朝边贸“标杆”的朝鲜族商人崔秀镇，有知情人透露，朝鲜方面对他的欠款高达10亿元。而他在中国境内的借贷是4000多万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赌局，全看你资金链是否撑得住，是否撑得到收回欠债。
如同崔秀镇一样的朝鲜族边贸商人还有很多，因语言便利，他们多是早年对朝贸易的主力，而现在也是讨债人的主体，同时，他们也多在中国举债，纠缠于中朝“双面债务”。
林文敏是北京某运输公司派驻到丹东进行对朝贸易先锋队的一员，2000年左右，趁着行情低迷、公司影响式微，她自立门户，现在东港有数千平方米的大型仓库，专营对朝贸易运输。还代理过几家酒店。
在她看来，政策多变虽然可怕，朝鲜开而不放的姿态才更令商人们处处掣肘。“开酒店只许收朝币，而一旦贬值便是废纸，有时收了几十麻袋的钱，堆了半个房间，但连一桌菜的原材料都买不齐。”商社提出用水产品抵债，但林文敏苦撑一年后，“欠账到了70多万美元。我撑不住了。”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林文敏一边与朝鲜的商社做生意，一边也会到另外的商社讨债。“虽然希望不大，但能要回一点是一点吧。”
2005年，伴随着朝鲜“以矿产换振兴”计划的出台，朝鲜商社的代表开始在丹东出没，用各种方式摸底价格。“他们只与商人接触，对价格的了解比我们还详细。”林文敏说，朝鲜人在贸易中变得越来越主动，“也许是不想再犯1996年时钢材贸易的错误。”
又比如说，朝鲜商社甚至开始做预算。令后来在朝鲜经营矿厂的田允浩哭笑不得的是，预算中有一项“员工家属工资”。“朝鲜的商社都是国营，与他们‘合资合作’就表示，你不但要养员工，还要养员工的家属。”当第一次见识到这份预算表时，田允浩就感叹，好时光一去不返了。
换句话说，这种一边挣钱一边欠债的赌局你敢玩吗？
田允浩最终退出了边贸商人的圈子，经营起了小食店。然而，更多的边贸商人留在了“赌桌”上，比如李扬，“只要没离场，总是有机会”，甚至，这场赌局中的失败者——那些已经破产的讨债人，也依然紧紧依附朝鲜这座金矿，顽强地生存下来。
讨债人生意
讨债人生意能做起来，一方面与朝鲜独特的市场环境有关，另一方面，逐利的心态也滋养、“绑架”着讨债人。
“讨债人的压力很大，但表面是看不出来的。”周斌说，他同时经营着船舶生意，常常出入朝鲜，与讨债人多有接触。“别看平时他们忙着做生意，该娱乐时也玩牌、唱卡拉OK，有空了讨讨债。但做生意都是利字当头，一旦朝鲜商社发现他们已经失去了价值，他们在朝鲜的处境就会艰难起来。”周斌谈起了他早年在平壤高丽酒店的一个邻居，此人被“请”出朝鲜后，很快就顶不住压力服药自尽了。
一方面需要证明自己，一方面急切地渴望翻身，讨债人的胃口往往大得可怕。活跃在平壤的朝鲜族商人朴永哲就是一个典型“债务生意”商人。朴其实是农民出身，他没什么文化，按周斌所说，可能连贸易的基本规则都不懂，不过，他赚钱的欲望却比任何人都强烈。他的一个朝鲜下属说：“朴总明明养一个‘儿子’就好了，偏偏要养60个‘儿子’。”
朴早年的“贡献”很大，他与朝鲜政府的多个高官过从甚密，甚至还取得了与朝鲜最高领导人合影的机会。他能拿到很多利润丰厚、回本又快的优质项目。朴永哲的办法是分散投资“圈地”，只要看到好的项目就先投一笔钱占着。但在朝鲜做生意就是拓荒，先不是讲生产，而是讲建设。比如开矿，最先做的甚至不是建厂，而是修路。另外，朝鲜工人的劳动效率十分低下，再加上供电不足、有车没油的运输问题……隐形成本处处皆是。60个“儿子”就是60张大口，纵然朴有通天的本事，也养不活一个国家。
自己的钱用光了，朴就借钱来“养”。怎么借？在很多中朝贸易中，他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
一方面，按朝鲜的规定，外国人要入境谈生意。必须由朝鲜方面的商社邀请，否则入境即是非法；另一方面，如今很多中国边贸商人为规避风险，也不会直接跟朝鲜人交易，一股都选择与信任的、在朝鲜又关系多路子广的早期边贸商人或朝鲜华侨进行贸易，由他们充当中间人。
中间人自然要收取中介费。如此，像朴永哲这样的讨债人竟也能左右逢源。比如在一次酒宴上，周斌听到朴永哲用他发音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对从珠海来平壤考察的一家公司的代表说：“我有很多关系，他们信任我，你不用办手续，生意好做，一年就回本。”当时对方听得连连点头。谁知接下来这家公司一口气投下了2000多万元，项目却至今没有起色。
周斌曾有一次与朴私下聊天，问他，要是有人问起你的债务你怎么回答？朴说，“朝鲜还欠我1亿元，比我欠的钱多太多啦。”他又补充说，“做大生意，很快就回来了。”
朴永哲的家安在北京，但他每年只能偷偷回家几次。他在北京还有一个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办事处，但他从来不去那里，因为会碰上找他要债的人，并且这些债主还在逐年增加。
反之，他在朝鲜却似乎很风光。朝鲜独特的环境，成为了朴永哲们天然的避风港。他们在朝鲜遍搭网络，建立了与“庄家”心照不宣的债务生意，期望着下一个好时光的到来。
下一个好时光
游走于规则之外，并不独独是朴永哲们追求的“好时光”。
早年丹东地区一个典型的诈骗案让边贸商人们也瞠目结舌。某商人在朝鲜与不少商社建立了联系，于是他租下一间几百平方米的办公室，招聘了几百个员工，拿着电话簿向全国各地“招商”。只要有公司感兴趣，他就让朝鲜商社提供物资样品，中方过来采购，以物易物，而他就在中间做担保，赚差价。
可惜对于做贸易，此人是地道的外行，他对生意的选择原则是只看价格，深圳有公司发来均价100元左右的VCD和2000元左右的电脑，可全是被淘汰的产品。他一方面根本判断不了产品质量，一方面也认为朝鲜很落后。质量次点也没什么。可卖到朝鲜后，商社发现不能使用便一概退货。而国内公司没能收到货款，便找他要债。
最后蹲了大牢，他仍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
然而即便对朝贸易充满着不稳定因素。即便讨债人的故事每天都在更新、流传，丹东的外贸公司还是如雨后春笋般成长，每天到丹东各类投资公司咨询朝鲜业务的投资人更是络绎不绝，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说：“平均每天有近百超。”
据该公司负责人的估算，2012年中朝贸易总额在官方公布的近60亿美元的基础上，至少还应上浮20亿美元。其中80%在丹东进行，而外来的边贸公司在丹东占的比例也接近50%。“先谈风险，再谈机会。”这是该公司介绍投资朝鲜的必-要步骤，不过很多投资人都表达着过于急切的投资欲望。
“有人一来就问利润，连项目是什么都不管。”该负责人说，就在说话间歇，他就接到一个来自浙江的电话，对方表示他们组织了一个企业团，想到朝鲜考察，“最好本周就能定下项目”。
在投资公司之外，还有很多独立的入朝渠道遍布丹东。在丹东市中心的鸭绿江大厦，两位长住朝鲜南浦的华侨热情地介绍着自己在朝鲜的各种头衔和“特权”。他们的身份类似于独立的投资中介。谈到讨债人，其中一人说：“讨债人贪心，想花小钱办大事，可是朝鲜人也不傻，为什么要让你占便宜？”
朝鲜从来不缺机会，也不缺“潜规则”。反而是这种机会和潜规则过盛，造就了机会主义，把朝鲜生意变成了一场赌局。只不过，如果在这个未开化的封闭市场中，商人都变成了玩弄千术的赌徒，你又怎么能奢望朝鲜这个“庄家”按规则出牌呢？
二十多年来，李扬一直希望能够脱离无序的商业环境，他已经很久没有“安全感”了。采访中，他满怀希望地对记者谈到了中朝黄金坪特区的开发，“如果通过这个口岸的开放，能够建立起更加透明的投资渠道，建立更有序的朝鲜生意，这对丹东，对朝鲜都是最好。”在他看来，这也许是他讨债人身份的唯一“出路”。
（应被采访者要求，本文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