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敦煌变文是指敦煌文献中的说唱类文学作品，是唐代民间说唱文学的主要形式，是在汉魏六朝乐府、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的新兴文体。作为唐代俗讲僧和民间艺人讲说故事的底本，变文题材包括佛教故事、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等，是语言通俗、意旨浅显、韵散结合的通俗文学样式。
一、对变文档案的介绍、搜集与汇编
由于变文巨大的研究价值，从它被发现的那一天起，就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但研究论文日见其多，有关的辑本、校本、注本也不断问之于世。变文的介绍与普及性工作在罗振玉辑印的《敦煌零拾》和刘复的《敦煌掇琐》的基础上进行。向达辑《敦煌丛钞》和许国霖辑《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收录了一定数量的敦煌变文作品。此外，一些书刊杂志上陆续校录刊布的若干篇变文作品为后来编辑较为完备的敦煌变文的校录本做了准备条件。20世纪50年代，周绍良的《敦煌变文汇录》和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合编的《敦煌变文集》（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为这一时期的搜集和汇编工作准备了重要条件。周邵良于1954年编的《敦煌变文汇录》，收录了三十八篇变文作品，“这是我国第一部规模较大的敦煌变文专集”，王重民等合编的《敦煌变文集》是根据一百八十七个写本，过录之后，经过互校，编成七十八种。每一种，篇中有旁注，篇末有校记。就资料供应，批阅便利方面看来，已被国际学者公认是所有变文辑本中最丰富的一部。1984年，台湾学者潘重规鉴于人们从敦煌遗书（主要是俄罗斯所藏者）中整理出的《双恩记》、《维摩诘经讲经文》、《妙法连华经讲经文》、《十吉祥》、《悉达太子修道因缘》、《盂蘭盆经讲经文》等变文作品，退出了新一代的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新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1984年版）。该书以《敦煌变文集》为基础，校正了原书的一些录文错误，所收作品数量也有所增加。1989年，针对陆续整理出的变文作品，周绍良、白化文等合编了《敦煌变文集补编》（周绍良、白化文等《敦煌变文集补编》，北京：北大出版社，1989版。）对《敦煌变文集》未收录的和最新的变文作品作了补充。刘坚的《近代汉语读本》不光对变文作品进行注释和校勘，还以题解的方式对变文的写作年代、作者版本及作主要内容等情况作了介绍。该著作“在普及近代汉语知识，介绍近代汉语文献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项楚的《敦煌变文选注》以精确的校勘和详尽的注释把普及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二、变文档案的校勘
侧重于变文校勘方面的突出专著有三部：郭在贻、黄征等合写的《敦煌变文集校议》、黄征、张涌泉的《敦煌变文校注》和赵家栋、付义琴《<敦煌变文校注>识读语词散记》。虽然校勘方面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变文写本的情况复杂，录文和原文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综合性的校勘工作还需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
三、变文档案的学术价值
敦煌文献是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之一，敦煌变文就是其中的瑰宝。变文为敦煌俗文学作品中份量最重、影响最锯者。其为宋元话本之先导，治小说史者不可不特予关注；其为六朝唐宋俗语词之渊薮，治汉语史者不可不致心研究；而其为历史、宗教、民俗诸学宝贵文献，则诸学科之研治者復不得不随时留意。它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史料价值、文学艺术价值和语言研究价值三个方面。
1、敦煌变文档案具有史料价值
直接叙述唐代时事，以当代民族英雄为题材的敦煌变文，如《张义潮变文》把归义军的威武强大和势如破竹的战争场面描写的淋漓尽致。正如《新唐书·列传一四一下·吐蕃下》中所记载：“义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掠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咸通二年（公元861年），义潮奉凉州来归。……八年，义潮入朝，为右神武统军，赐第及田，命族子淮深守归义。”利用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写成的敦煌变文通过浪漫主义的表现方法揭露现实，反应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愿望，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伍子胥变文》中有：“子胥祭了，自把剑结恨之深，重斩平王白骨，其骨随剑血流，状似屠羊，取火烧之，当风扬作微尘。”描写了伍子胥借吴伐楚，报父兄之仇的情景，“重斩平王白骨，其骨随剑血流”充分反映出人们对暴君的无比痛恨。《孟姜女变文》也通过描写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到长城，滴血验骨的浪漫主义手法来表达人民的强烈的悲愤之情。“咬指取血从头试，若是儿夫血入骨，不是杞梁血相离……三进三退，或悲或恨，鸟兽齐鸣，山林俱振……点血即消，登时渗尽，络脉骨节，三百余分，不少一支。”这样的想象正是人们对当时封建社会残酷徭役的强烈控诉，也是人们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抗争。
2、敦煌变文档案具有显著的文学艺术价值
变文初步具有结构奇巧、布局严谨、情节复杂、故事曲折、语言通俗等艺术特点，较多地继承辞赋家敷陈铺叙的作风，抒写粗犷豪放，具有刚健清新的艺术风格。它韵散结合的形式为后代说唱文学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像《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先用一段散文引出木连为了寻觅其母青提夫人的所到之处，接着用韵文演唱木连在冥间看到的景象。同样，《伍子胥变文》韵文散文紧密结合的表达方式，已经到了日臻完善、炉火纯青的地步。同时，敦煌变文惊人的想象力使作品呈现出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维摩诘经变文》把“佛告文殊师利，汝行诣维摩诘问疾”十四个字的经文设想出众多人物和曲折生动的情节，《降魔变文》中跌宕起伏的斗法描写，《木连变文》中的种种地狱景象，这样热情奔放、惊世骇俗的想象力令人为之叹绝。
3、敦煌变文档案具有很大的语言研究价值
郑振铎指出，“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许多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于有确定的回答。但自从……把教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我们才知道宋、元话本和六朝小说及唐代传奇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们才明白许多千余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鼓词、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发现使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探讨，面目为之一新。这正是强调了敦煌变文作为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之间的连接作用：宝卷、弹词直接源于变文，宋元时期的词话、诸宫调等说唱文学也明显受变文形式的影响，甚至明清长篇小说在叙述中插入大段诗词韵文也是受变文形式的影响的。而作为古代汉语与近代汉语之间的纽带，敦煌变文的语言上承先秦两汉的文言用语，下推宋元白话口语，这种承上启下的橋梁作用在语言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为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一方新天地。
参考文献：
[1]孙钦善《中国文献学史》，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2]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4]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
[5]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王俊杰《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论》，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
[7]洪谌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8]郭英德《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一、对变文档案的介绍、搜集与汇编
由于变文巨大的研究价值，从它被发现的那一天起，就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但研究论文日见其多，有关的辑本、校本、注本也不断问之于世。变文的介绍与普及性工作在罗振玉辑印的《敦煌零拾》和刘复的《敦煌掇琐》的基础上进行。向达辑《敦煌丛钞》和许国霖辑《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收录了一定数量的敦煌变文作品。此外，一些书刊杂志上陆续校录刊布的若干篇变文作品为后来编辑较为完备的敦煌变文的校录本做了准备条件。20世纪50年代，周绍良的《敦煌变文汇录》和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合编的《敦煌变文集》（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为这一时期的搜集和汇编工作准备了重要条件。周邵良于1954年编的《敦煌变文汇录》，收录了三十八篇变文作品，“这是我国第一部规模较大的敦煌变文专集”，王重民等合编的《敦煌变文集》是根据一百八十七个写本，过录之后，经过互校，编成七十八种。每一种，篇中有旁注，篇末有校记。就资料供应，批阅便利方面看来，已被国际学者公认是所有变文辑本中最丰富的一部。1984年，台湾学者潘重规鉴于人们从敦煌遗书（主要是俄罗斯所藏者）中整理出的《双恩记》、《维摩诘经讲经文》、《妙法连华经讲经文》、《十吉祥》、《悉达太子修道因缘》、《盂蘭盆经讲经文》等变文作品，退出了新一代的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新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1984年版）。该书以《敦煌变文集》为基础，校正了原书的一些录文错误，所收作品数量也有所增加。1989年，针对陆续整理出的变文作品，周绍良、白化文等合编了《敦煌变文集补编》（周绍良、白化文等《敦煌变文集补编》，北京：北大出版社，1989版。）对《敦煌变文集》未收录的和最新的变文作品作了补充。刘坚的《近代汉语读本》不光对变文作品进行注释和校勘，还以题解的方式对变文的写作年代、作者版本及作主要内容等情况作了介绍。该著作“在普及近代汉语知识，介绍近代汉语文献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项楚的《敦煌变文选注》以精确的校勘和详尽的注释把普及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二、变文档案的校勘
侧重于变文校勘方面的突出专著有三部：郭在贻、黄征等合写的《敦煌变文集校议》、黄征、张涌泉的《敦煌变文校注》和赵家栋、付义琴《<敦煌变文校注>识读语词散记》。虽然校勘方面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变文写本的情况复杂，录文和原文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综合性的校勘工作还需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
三、变文档案的学术价值
敦煌文献是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之一，敦煌变文就是其中的瑰宝。变文为敦煌俗文学作品中份量最重、影响最锯者。其为宋元话本之先导，治小说史者不可不特予关注；其为六朝唐宋俗语词之渊薮，治汉语史者不可不致心研究；而其为历史、宗教、民俗诸学宝贵文献，则诸学科之研治者復不得不随时留意。它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史料价值、文学艺术价值和语言研究价值三个方面。
1、敦煌变文档案具有史料价值
直接叙述唐代时事，以当代民族英雄为题材的敦煌变文，如《张义潮变文》把归义军的威武强大和势如破竹的战争场面描写的淋漓尽致。正如《新唐书·列传一四一下·吐蕃下》中所记载：“义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掠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咸通二年（公元861年），义潮奉凉州来归。……八年，义潮入朝，为右神武统军，赐第及田，命族子淮深守归义。”利用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写成的敦煌变文通过浪漫主义的表现方法揭露现实，反应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愿望，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伍子胥变文》中有：“子胥祭了，自把剑结恨之深，重斩平王白骨，其骨随剑血流，状似屠羊，取火烧之，当风扬作微尘。”描写了伍子胥借吴伐楚，报父兄之仇的情景，“重斩平王白骨，其骨随剑血流”充分反映出人们对暴君的无比痛恨。《孟姜女变文》也通过描写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到长城，滴血验骨的浪漫主义手法来表达人民的强烈的悲愤之情。“咬指取血从头试，若是儿夫血入骨，不是杞梁血相离……三进三退，或悲或恨，鸟兽齐鸣，山林俱振……点血即消，登时渗尽，络脉骨节，三百余分，不少一支。”这样的想象正是人们对当时封建社会残酷徭役的强烈控诉，也是人们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抗争。
2、敦煌变文档案具有显著的文学艺术价值
变文初步具有结构奇巧、布局严谨、情节复杂、故事曲折、语言通俗等艺术特点，较多地继承辞赋家敷陈铺叙的作风，抒写粗犷豪放，具有刚健清新的艺术风格。它韵散结合的形式为后代说唱文学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像《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先用一段散文引出木连为了寻觅其母青提夫人的所到之处，接着用韵文演唱木连在冥间看到的景象。同样，《伍子胥变文》韵文散文紧密结合的表达方式，已经到了日臻完善、炉火纯青的地步。同时，敦煌变文惊人的想象力使作品呈现出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维摩诘经变文》把“佛告文殊师利，汝行诣维摩诘问疾”十四个字的经文设想出众多人物和曲折生动的情节，《降魔变文》中跌宕起伏的斗法描写，《木连变文》中的种种地狱景象，这样热情奔放、惊世骇俗的想象力令人为之叹绝。
3、敦煌变文档案具有很大的语言研究价值
郑振铎指出，“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许多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于有确定的回答。但自从……把教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我们才知道宋、元话本和六朝小说及唐代传奇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们才明白许多千余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鼓词、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发现使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探讨，面目为之一新。这正是强调了敦煌变文作为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之间的连接作用：宝卷、弹词直接源于变文，宋元时期的词话、诸宫调等说唱文学也明显受变文形式的影响，甚至明清长篇小说在叙述中插入大段诗词韵文也是受变文形式的影响的。而作为古代汉语与近代汉语之间的纽带，敦煌变文的语言上承先秦两汉的文言用语，下推宋元白话口语，这种承上启下的橋梁作用在语言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为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一方新天地。
参考文献：
[1]孙钦善《中国文献学史》，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2]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4]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
[5]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王俊杰《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论》，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
[7]洪谌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8]郭英德《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