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翻书，读到《梁启超家书》中1921年5月30日致思顺书：“昨晚正得汝书，言大学校长边君当来。今晨方起，未食点心，此老已来了，弄得我狼狈万状，把我那‘天吴紫凤’的英话都迫出来对付了十多分钟。后来才偕往南开，请张伯苓当了一次翻译。”梁先生的“天吴紫凤”之英语，恐怕夹杂了粤语腔，能应对“十多分钟”，尚属能耐。相较而言，我自己则相当惭愧，除日常寒暄外，其他的则退还给老师了。稍可欣慰的是，子侄辈国外留学或工作，对话和翻译能无碍，一代要比一代强啊。“凡为社会任事之人必受风波，吾数十年日在风波中生活，此汝所见惯者，俗语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吾行吾素可耳。”“吾行吾素”确需阅力与定力，遇事淡然，不受压迫，行止自度，事缓则圆。年过五十后，才略知世事无常也有常，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返躬自省，但求无悔。
　　这封信中，另一句是“尝告彼‘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彼宜从实际上日用饮食求学问，非专恃书本也”。本来，生活高于一切。一个人若能将自己的日常调理得妥贴，并能于世事通透，私下以为，生活与问学二者不隔膜，息息相关，时时连贯，学问会臻于上乘，也未可知。
　　年前，罗旭（吟光）寄来她的长篇小说《上山》，讲述唐代著名诗人王维一生，誉为文人小说，实不过分。书末标注的参考文献数十种，可以看出其研读相关书籍相当多，对那段历史的脉络把握得相当准，因而写来与史不违和，力透纸背。尤其，对王维及“并置”的陶渊明所引用的每一首诗，引用都能恰到好处，与时序不冲突，殊为不易。作为九零后作家，这本小说的语言极具特色，古色古韵，句式精练，文言造化，白话流畅，颇令人惊叹。另一方面，也为当代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一种新的路径，在还原历史与映照现实，在写实摹真与虚构想象之间寻找到合理的通道，而不至于穿越式的虚幻，抑或蹈空式的戏说，与真实的历史沾边而不入里。
　　而虞云国先生《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则是严肃的历史著作，去年出版，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印刷了，可见其畅销程度。有宋一代，可謂华夏文明之“高峰”，人才辈出，宋词荣耀。陈寅恪断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虞云国先生在自序中写道：“在历史研究中，政治史无疑是最具魅力的场域。其根本的诱惑在于，自跨入文明门槛之后，说到底，人类就是一种政治性的存在。政治史所关注的王朝兴亡、体制嬗递、时局异动、争战杀伐、政派起落、人事浮沉等等，最足以令后代读史者无论同情、悲悯、痛惜，还是激愤、抱恨、扼腕，从而引起概叹，触发通感，促进反思，获得启迪。”正是如此，能把南宋这段历史写得精彩而要言不烦，事实俱在，通过关键性的人物将前后贯通，意味深长，非方面专家莫办。同时，先生颇得前辈大家研究之精髓，大手笔写小文章，较之学院体，多了份可读性;较之演义，又多了份厚重。大处能化之，小处处处谨严，这是近年来读过的此类著作中印象深刻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