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小说中的都市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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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为现代通俗小说的大家,张恨水在小说中主要以都市叙事为主,从市民的视角来展示都市的繁华与现代性对其带来的冲击。张恨水小说中的都市叙事是我们对当时社会城市进行构建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对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风俗人情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张恨水用平实的笔调写出了市民阶层日常琐碎的生活,同时也努力揭露社会底层黑暗的一面,体现出他爱国的责任感,以及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加强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追求。
  关键词:张恨水 通俗小说 都市叙事
  与京派的乡土小说不同,张恨水等现代通俗小说家在创作中以都市叙事为主。自创作之初,张恨水就对自己的小说定位非常明确,他认为他的小说受众主要是市民阶层,因此张恨水的小说主要是从市民的视角来展示都市的繁华与现代性对其带来的冲击。不论是人物还是情节,题材还是思想,甚至描写手法和主题等,都是在表现城市生活,读者可以在其小说中找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生活情境,也可以从中满足自己新的文化和文学的需求。
  张恨水在创作时非常关注读者的审美习惯和阅读能力,注重小说的趣味性与娱乐性,希望自己的小说可以得到广大市民的接受与喜爱,但张恨水并不随波逐流,满足于此,而是紧跟时代,在言情娱乐的同时注重小说的美学思想及文化价值的体现,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去提高读者的思想意识和欣赏水平。与五四新文学中明显的启蒙意味不同,张恨水是以一种平等、温和的姿态给市民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学者称之为“低姿态启蒙”。而这些,都体现在他的都市叙事之中。因此,本文试图从张恨水小说中的叙事主题、叙事中心以及叙事模式来对张恨水小说中的城市叙事进行研究,以此来探索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中国市民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及社会现实。
  一、叙事主题都市化
  张恨水小说中的城市叙事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其叙事主题上,通过对其小说叙事主题的分析,本文认为张恨水小说中的叙事主题呈现出都市化的特征,并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一)婚恋自由
  张恨水最开始写的是言情小说,后来是“以社会为经,以言情为纬”的社会言情小说,毋庸置疑的是,婚恋是其小说永恒的主题。与传统通俗小说才子佳人的婚恋不同的是,张恨水小说中处处显示出的是婚恋自主的民主思想,而这正是现代化在其小说中的体现。如果说在《春明外史》中杨杏园与梨云、李冬青的两段爱情还有一丝传统章回小说的影子的话,那么《金粉世家》中金燕西与冷清秋、《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与沈凤喜和何丽娜之间的爱情就是最为彻底的自由恋爱,与五四新文学中的描述相比也毫不逊色,尤其是金燕西与冷清秋不顾门第观念的婚姻更是打破了封建礼教,成为通俗小说中的一抹亮色,虽然最终仍是以悲剧收尾。在对这些自由婚恋进行描述的过程中,张恨水自然而然地对其背后的都市及现代化进行了描写。如金燕西与冷清秋的西式婚礼,书中描写的两人的婚礼已经彻底摆脱了传统形式,而是参照西方,有西洋乐队吹奏文明结婚曲,有男女傧相、燕尾大礼服、花童,有司仪主持新人行礼、证婚人念婚书、新人交换饰品等,这些都是都市生活的一部分。然而这些自由民主的恋爱却大都以悲剧收尾,究其原因,还是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冲击下,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对爱情、亲情和友情造成的扭曲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悲剧。
  (二)金钱欲望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物质文明对传统习俗与社会环境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在都市文明中这种冲击尤其明显。马克思在《共產党宣言》中提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而这种金钱关系,或者说对金钱的渴望在张恨水的小说中则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啼笑因缘》中沈凤喜看似是被刘德柱逼迫,但实质是在金钱诱惑下的自愿之举,作者对沈凤喜心中的挣扎描写得入木三分,然而最终沈凤喜依旧屈从了自己对金钱的欲望。《美人恩》中的常小南在她的爱情选择中也更多地表现了世俗价值倾向的一面。常小南对恩人洪士毅的背叛,表明她无法超越物质性欲望。还有那些看似为女儿好的母亲们,其实是为了金钱而将女儿推向火坑,如《啼笑因缘》中凤喜的母亲沈大娘、《美人恩》小南的母亲余氏、《天河配》中白桂英的母亲田氏等。张恨水在小说中毫不隐瞒地将这种社会俗相表露出来,一方面固然是要增添小说的故事色彩,另一方面也是对这种以金钱权力为本位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批判。
  (三)城市梦幻
  在《金粉世家》的开场,作者少见地采取倒叙的方式,以“文丐”的视角叙述了金家的倾倒,这与《红楼梦》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落得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而在小说结尾,作者借金太太之口说出:“你看,那乌烟瘴气的一圈黑影子,就是北京城,我们在那里混了几十年了。现时在山上看起来,那里和书上说的在蚂蚁国招驸马,有什么分别?哎!人生真是一场梦。”这种繁华如梦的感叹也是张恨水小说中独特的城市叙事主题之一。张恨水在小说中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都市的繁华,写议会、豪门、剧场、妓院、公寓、会馆、高级饭店等,透过这些娱乐业的繁荣可以表现出其浓厚的现代城市气息,但很明显作者对这些并不是完全持肯定的态度,否则也不会借金太太之口说出人生如梦的感叹。在《春明外史》中,杨杏园也曾说过:“我在此时,只觉得万念俱寂,想起北京城里的繁华,真如电影一般。”这里的电影隐喻的是都市繁华的转瞬即逝,这也正是现代城市生活的表征。而这现代色彩包裹之下其腐败堕落的真面目正是作者想要揭露的,表现了作者对都市现代化的反思,也试图通过繁华如梦这样的主题描写给那些因现代化的冲击而惶惑不安的市民阶层带来抚慰。
  二、叙事中心市民化
  张恨水的小说与以往章回小说最大的不同是摆脱了以表达故事为主的叙事模式,转而以塑造人物为主。而在张恨水塑造的人物中,又是以城市平民为主,以平民的视角展示生活世相,充满了作者对平民阶层的同情和关爱。在张恨水塑造的市民人物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类。
  (一)现代女性
  张恨水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而在对女性形象进行构建的时候,又采取了二元对立的手法,经常是成对出现。一般成对出现的女性,出身、思想品格及所属社会层次几乎完全对立,而其命运自然也是截然不同。如《春明外史》中的陈冬青与梨云、《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与白秀珠、《啼笑因缘》中的何丽娜与沈凤喜。尤其是何丽娜与沈凤喜,她们甚至有着十分相似的容貌,最终也因自己的选择而导致了不同的结局。作者之所以如此塑造这些人物,一方面是通过参差对照,勾画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人性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新时代的女性虽然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奋力争取自己的幸福,试图冲破根深蒂固的“女性只是男性附属品”的思想.但身上始终存在封建思想的习气,使她们不得不妥协于男权社会,表现出柔弱、依赖的落后性。沈凤喜因为自己金钱的欲望而抛弃良人另投军阀的怀抱,独立自主的冷清秋接受金燕西的一部分原因何尝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这些也正是当时社会中女性的真实写照,张恨水并没有对其进行高姿态的批判,而是以一种怜悯同情的态度对她们的自我救赎寄寓了希望。   (二)知识分子
  这一类型是张恨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通常他们身上都带有新旧结合的特征,这也正是现代性在当时社会都市的一种体现。这些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们,一般具有传统章回小说中“才子”的特点,如《春明外史》中的杨杏园、《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美人恩》中的洪士毅等。他们身上保留了传统文人的思想趣味,对传统文化有一定的留恋,为人正直、洁身自好,与城市文明有一定的疏离感,如杨杏园后来居住在远离北京现代中心南城的内城正是最好的写照。与此同时,他们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强烈的道德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对下层民众能热心相助,同时也追求仕途成功和婚恋自由的幸福。然而他们与五四新文学中的进步青年相比有其自身的软弱性,他们的进步并不彻底,难以摆脱封建思想的重负,在面对冷酷黑暗的社会现实时.虽然他们也愤恨不平,却很少有实际的反抗行动,这也是导致他们悲剧结局的根源。杨杏园最终咳血而亡,樊家树也未能与沈凤喜喜结连理,这固然是由社会的黑暗与残酷所造成的,但与他们自身的软弱性也不无关系。
  (三)异乡人
  除了以上两种主要人物之外,张恨水的小说中还有一批异乡人的存在。由于张恨水本人也是客居北京,所以他虽然对北京充满感情,但与老舍描述北京时那种从骨骼里透出来的老北京的气息不同,他在描述北京的时候仍然隔了一层,这也是因为其异乡人身份的缘故。也因此,在小说中张恨水也特地描述了这些异乡人的存在,如《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是自杭州来到北京,《春明外史》中杨杏园是从安徽来到北京做一名新闻记者,《落霞孤鹜》里的落霞和江秋鹜也是来自南方,等等。他们离开自己的故乡来到城市,一方面对城市的一切都觉得新鲜,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与渴望;另一方面在城市中感受到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的碰撞,不可避免地在社会的飞速发展中感受到了焦虑与不安,这与土生土长的城市居民的焦虑更加不同,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始终有一定的隔阂,只能站在外围用旁观者的视角感受城市剧烈的变迁。这是城市文化独有的一部分,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这也是作者的真实写照,张恨水当时举家迁到北京,以一个异乡人的目光真切而实在地观察着与这座城市相关的风情、建筑、人物、日常生活,写出了他对北京的热爱与向往,也写出了北京的倾倒与颓唐。
  三、叙事模式民间化
  张恨水在进行城市叙事时,在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继承上又有了一定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其民间化的叙事模式上,而这种民间化的叙事模式主要体现在叙事视角和叙事语言的选择上。
  (一)叙事视角多样化
  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提出小说的叙事视角分为全知叙事、限制叙事、纯客观叙事三种。而在张恨水的小说中,在“全知全能式”的全知叙事的基础上增添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限制叙事,这就突破了中国古典小说中全知“说书人”视角下读者的被动接受模式,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去除了传统小说中因全知全能而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以一种更平实朴素的态度来面对读者,而这正是小说叙事民间化的体现。此外,小说中还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这也是张恨水小说与传统通俗小说的区别之一,在进行叙事时张恨水一方面继承传统,一方面也向外国文学学习,穿插了大篇幅的心理描写。如他自己所说:“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这种心理描写也是一种限制叙事,如《啼笑因缘》中对沈凤喜的描写就大量运用了心理描写,将她的心理活动用一种“被叙述的独白”形式展现出来,将人物刻画得更加丰富细腻,也更容易被市民读者们所接受与喜爱。
  (二)叙事语言平民化
  张恨水在叙事模式上的另一个特色是在叙事语言上运用了大量的口语化语言及地方方言,更加贴近市民生活。虽然张恨水是客居北京,但在他的很多小说中,口语化语言主要以“京白”为主,出现了大量的如“作个小东”“吃小馆子”“搭架子(摆谱)”“拆烂污”“劳驾”“耍钱”“蘑菇(纠缠)”“吃不了兜着走”“那决不能够”“偏劳”“寒碜”“瞎扯”“土包子”“决计”等一系列纯粹的北京话,让人读来十分的亲切,增添了文章的趣味性,使北京这个城市跃然纸上,也让读者对北京市民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除了北京话之外,张恨水的小说中还出现了其他地方的方言,如四川话、山东话、上海话等,张恨水对语言出色的驾驭能力,使得他在小说中将市民生活描摹得妙趣横生,极富生活情趣,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当地的民风民俗,也使得我们从中了解到城市更深层的内涵与精神。
  综上所述,张恨水小说中的城市叙事,是我们对当时社会城市进行构建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对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风俗人情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张恨水小说的城市叙事,主题丰富又具有现代性,除了一般通俗小说的婚恋主题外,还有对社会的关注以及对城市现代化的反思。作者以普通市民为主角进行叙述,不仅有知识分子、进步青年,也有纨绔子弟、军阀官吏,更有客居城市的异乡人们。张恨水用自然平实的笔调写出了市民阶层的日常琐碎的生活,生动有趣,又带有一股“旧派”文人特有的气息和情怀。同时,作者在小说中又努力揭露社会底层的黑暗一面,虽然并不如五四新文学深刻,但也体现出作者爱国的责任感,以及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加强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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