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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后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缅怀的是第一代独生子女70后的青春时光。我们的青春经常被我们提起,可还是有一些人的青春被历史遗忘。摄影师王树洲的镜头里,纪录的却是
50后爸爸妈妈那一辈的青春,那是战天斗地、改写山河的青春,同样热血,同样值得记忆。
上世纪 70年代初,正是“文革”中期,时代气氛仍然狂热,毛泽东写下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标语。位于太行山区的河南省辉县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当地全员搞建设,施工队伍逢山凿洞、遇河架桥、劈山修路、改土造田,大打水土之仗。
王树洲是辉县革命文化宣传站的年轻干事,1951年出生的他当时不过 20出头。在那时,他开始学习摄影,到全县的各处工地拍照,记录下这些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作为宣传材料,还要拿到北京去做学习大寨成果展览。
文化站给王树洲配备了一台海鸥 120双镜头相机,他背着相机奔波在全县的各个水利、交通建设工地上,下乡拍照并没有专门的交通工具,运气好的时候,他就搭上中央或者省里记者的北京吉普车,大部分时候,就是路上拦截拉料车和拖拉机,或者就是骑自行车和徒步走了。
王树洲的目光主要投向了愚公专业队和石姑娘队这两支建设队伍。愚公专业队是从全县各社、队挑选出的 200多名强壮青年组成的队伍,任务就是开凿隧洞。石姑娘队则是由年轻姑娘组成的,也是长年累月劳动在治山治水的工地上。
辉县山势险峻,土地瘠薄,十年九旱,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山区。但响亮的政治口号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给了人们双重的动力,“几乎全县人民都在工地上”,王树洲负责拍照的同时,也会被安排劳动任务,比如一天负责 50米水渠的挖凿。
而相比之下,愚公专业队和石姑娘队就更辛苦了,愚公专业队开凿隧洞全靠抡捶、打眼、放炮、拉石渣,没有机械,没有保护设施。隧洞凿到一定深度,空气稀薄,硝烟弥漫,呛得人头晕脑胀。王树洲曾经亲眼看到新凿出的隧洞里,一个石头砸下来,几个队员当场牺牲。
而石姑娘队也毫不示弱,她们说得最多的两句话就是:“苦不苦、累不累,想想万恶的旧社会”、“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当时好像没有‘爱美’这个词儿……”王树洲记得,当时石姑娘队的队员,多是红脸蛋、粗壮臂膀、饱满而具有力量的。
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王树洲拍摄的照片几乎都是摆拍,在照片里,这些年轻人总是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而完成政治任务后,这些与他年龄相仿的队员们,也会请王树洲拍一些合影,“他们会稍微整理一下,挑个背景站好,拍一张”,回到县城后,王树洲会在暗房冲洗好照片送给他们。
这些年轻人没日没夜地在工地干活,也没什么娱乐,休息的时候,他们偶尔会一起唱个歌儿,比如《学习雷锋好榜样》、《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
5月 11日,《王树洲:20世纪 70年代中国农村影像报告》摄影展在北京798映画廊开幕,在这些尘封多年的照片里能看到“文革”期间的政治狂热,也能看到年轻人誓把山河重写的激情昂扬。在1976年“四人帮”垮台之后,这样宏大的建设场面减少了,王树洲开始拍摄太行山老百姓的风土民情,再到后来,他开始拍摄太行山风光,“不知怎么的,不想拍那种特别热闹的景象了”,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就这么过去了。
政治挂帅
上世纪 70年代前期,承继了“文革”以来的混乱与狂热,那毫无疑问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照片中的年轻人,比如石姑娘队和愚公专业队的成员,既要求身体素质好,也要求政治素质过硬,家庭出身根正苗红。而加入这些队伍,意味着他们可以告别农村,分配工作。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被政治热情鼓舞,实际上,他们也是为了个人的未来奋斗。
全民皆兵
1959年 10月,苏联首脑赫鲁晓夫应邀出席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庆典,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看着浩浩荡荡通过天安门广场的首都民兵师方队,对站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说:“我们有 1亿民兵。”赫鲁晓夫震惊不已。
那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年代,石姑娘队也是民兵突击队,“施工现场如战场,红旗飘扬,歌声震天,她们利用休息时间,苦练刺杀、投弹等军事科目”。不过王树洲也告诉我,很多时候,队员在干活之余参与训练,是为了应付军区领导的检查。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缅怀的是第一代独生子女70后的青春时光。我们的青春经常被我们提起,可还是有一些人的青春被历史遗忘。摄影师王树洲的镜头里,纪录的却是
50后爸爸妈妈那一辈的青春,那是战天斗地、改写山河的青春,同样热血,同样值得记忆。
上世纪 70年代初,正是“文革”中期,时代气氛仍然狂热,毛泽东写下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标语。位于太行山区的河南省辉县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当地全员搞建设,施工队伍逢山凿洞、遇河架桥、劈山修路、改土造田,大打水土之仗。
王树洲是辉县革命文化宣传站的年轻干事,1951年出生的他当时不过 20出头。在那时,他开始学习摄影,到全县的各处工地拍照,记录下这些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作为宣传材料,还要拿到北京去做学习大寨成果展览。
文化站给王树洲配备了一台海鸥 120双镜头相机,他背着相机奔波在全县的各个水利、交通建设工地上,下乡拍照并没有专门的交通工具,运气好的时候,他就搭上中央或者省里记者的北京吉普车,大部分时候,就是路上拦截拉料车和拖拉机,或者就是骑自行车和徒步走了。
王树洲的目光主要投向了愚公专业队和石姑娘队这两支建设队伍。愚公专业队是从全县各社、队挑选出的 200多名强壮青年组成的队伍,任务就是开凿隧洞。石姑娘队则是由年轻姑娘组成的,也是长年累月劳动在治山治水的工地上。
辉县山势险峻,土地瘠薄,十年九旱,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山区。但响亮的政治口号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给了人们双重的动力,“几乎全县人民都在工地上”,王树洲负责拍照的同时,也会被安排劳动任务,比如一天负责 50米水渠的挖凿。
而相比之下,愚公专业队和石姑娘队就更辛苦了,愚公专业队开凿隧洞全靠抡捶、打眼、放炮、拉石渣,没有机械,没有保护设施。隧洞凿到一定深度,空气稀薄,硝烟弥漫,呛得人头晕脑胀。王树洲曾经亲眼看到新凿出的隧洞里,一个石头砸下来,几个队员当场牺牲。
而石姑娘队也毫不示弱,她们说得最多的两句话就是:“苦不苦、累不累,想想万恶的旧社会”、“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当时好像没有‘爱美’这个词儿……”王树洲记得,当时石姑娘队的队员,多是红脸蛋、粗壮臂膀、饱满而具有力量的。
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下,王树洲拍摄的照片几乎都是摆拍,在照片里,这些年轻人总是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而完成政治任务后,这些与他年龄相仿的队员们,也会请王树洲拍一些合影,“他们会稍微整理一下,挑个背景站好,拍一张”,回到县城后,王树洲会在暗房冲洗好照片送给他们。
这些年轻人没日没夜地在工地干活,也没什么娱乐,休息的时候,他们偶尔会一起唱个歌儿,比如《学习雷锋好榜样》、《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
5月 11日,《王树洲:20世纪 70年代中国农村影像报告》摄影展在北京798映画廊开幕,在这些尘封多年的照片里能看到“文革”期间的政治狂热,也能看到年轻人誓把山河重写的激情昂扬。在1976年“四人帮”垮台之后,这样宏大的建设场面减少了,王树洲开始拍摄太行山老百姓的风土民情,再到后来,他开始拍摄太行山风光,“不知怎么的,不想拍那种特别热闹的景象了”,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就这么过去了。
政治挂帅
上世纪 70年代前期,承继了“文革”以来的混乱与狂热,那毫无疑问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照片中的年轻人,比如石姑娘队和愚公专业队的成员,既要求身体素质好,也要求政治素质过硬,家庭出身根正苗红。而加入这些队伍,意味着他们可以告别农村,分配工作。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被政治热情鼓舞,实际上,他们也是为了个人的未来奋斗。
全民皆兵
1959年 10月,苏联首脑赫鲁晓夫应邀出席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庆典,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看着浩浩荡荡通过天安门广场的首都民兵师方队,对站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说:“我们有 1亿民兵。”赫鲁晓夫震惊不已。
那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年代,石姑娘队也是民兵突击队,“施工现场如战场,红旗飘扬,歌声震天,她们利用休息时间,苦练刺杀、投弹等军事科目”。不过王树洲也告诉我,很多时候,队员在干活之余参与训练,是为了应付军区领导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