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时，这所由汇文与协和合并而来的教会大学，还在北京东城的盔甲厂，只有5间课室、94名学生。
　　这位42岁的美国传教士开始为学校募捐资金。
　　他花费了7年，10次返回美国。选新校址时，他靠步行、毛驴、自行车转遍北京四郊，直到那块坐落在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几公里的土地映入眼帘。他写道，“这里靠近那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这处园子是明代米万钟创建的勺园，清初收入清廷，称淑春园。乾隆把淑春园赏和珅。和珅被嘉庆赐死后，淑春园收归内务府。道光把它赏给了多尔衮的后人睿亲王仁寿，称睿王园，最后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司徒雷登专程到陕西找到陈树藩，督军以6万大洋低价将园子卖给燕大，还把其中的1/3捐作奖学金。这一块地有40公顷，又陆续在附近买进其他荒园。
　　司徒雷登为燕大定下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他的庭院位临未名湖，起名临湖轩。他并未独享这座朋友捐助给他个人的庭院，而是将其作为办公地。1926年，他挚爱的妻子在这里离世，他把她葬入燕园。
　　燕京大学在他的经营下得以名师云集：刘廷芳、洪业、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陈垣、邓文如、顾颉刚、张东荪纷纷来到燕园。当时教授月薪360大洋，校长月薪500大洋，他只拿教授月薪。很多大学常有欠薪出现，而这在他主持的燕大从未发生。
　　他还成功地说服哈佛与燕大在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用美国富豪霍尔巨额遗产使燕大跻身世界一流大学。
　　在燕大早期，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位学生姓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带领数百名师生上街游行。1934年，燕大学生参与南下抗日请愿。学校催促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回国阻止。返校当日，他对南下请愿的学生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大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聘请反对日本侵华的日籍考古大师鸟居龙藏任教。当燕京大学被日寇一度关闭、师生被赶出燕园，他曾站在学校门口向师生鞠躬致歉，日本人因此对他实行一年软禁。他也曾经答应招收日本学生，但规定他们必须经过燕京大学入学考试，在北京沦陷的日子里，没有一名日本学生能通过考试。在七七事变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四年半里，他主持下的燕大保持着办学的常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逮捕了18名师生，又在天津逮捕了正在为学校募捐的司徒雷登，押回北京。在其他燕大师生都被营救后，日本人又关了他4年。在狱中，他完成了自传《在华五十年》的大部分内容。
　　司徒雷登本人并不认同共产党，但在燕大，抗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都有传播空间。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第一次见到他，满脸笑容地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在1947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委会成员陈芳芝回忆，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司徒雷登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1949年8月，他黯然离别生活了45年的中国，在飞机上，他读到了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他成为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5天后，毛泽东发表了那篇其后被编入中学教科书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73岁的老人中风了，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1962年，他在华盛顿病故，终年86岁。死前留下遗愿，希望归入燕园与妻子同葬。46年后的2008年，他的骨灰返回中国，但却只能葬在杭州，他出生的城市。
　　（作者为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