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年来，“孝道衰弱”正在成为部分农村地区的社会事实。就当前的农村问题而言，农民生活治理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孝道的维护。农村内部正在形成一套不利于老年人的意识形态。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为人父母，为子女娶媳妇、盖房子是应尽的人生任务。另一方面，老年人应该为年轻子女减轻负担，不为其添加麻烦，尽量自养。“恩往下流”是中国农村的普遍价值，父母对子女的付出是无限的，但他们却不一定指望着子女的回报。在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中，社会资源的分布会形成稳定而合理的秩序，保证完成生、老、病、死等各个环节的简单家庭再生产。过去，父母在为子女付出时虽不求回报，但社会规范却要求子女尽孝，形成了代际养老的“反馈”模式。
　　非常麻烦的是，最近十多年时间，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变迁过程中。其中的重要表现是，几乎所有的农村家庭都主动或被迫地卷入了城镇化进程中，家庭再生产由简单变复杂。结果有三：明显的“断代”特征，代际之间的反馈模式已经难以维系，新一代年轻人努力进城，老一代的父母也许成了最后一代农民，代际养老的“反馈”模式已经难以维系；明显的“一家两制”特征，过去那种同居共财意义上的直系家庭已经不复存在，年轻人在城市务工生活，年老者在农村生产生活，财务单独核算、生活方式迥然不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代际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再平衡，几乎所有家庭资源都服务于城镇化—无论是教育城镇化还是住房城镇化，都需要耗费大量资源。
　　由此，中年一代不仅有较为沉重的完成子女结婚、赡养老人等简单再生产的“人生任务”，还有奋力进城的复杂再生产的任务。并且，在很多农村地区，子女结婚与住房城镇化捆绑在一起，在城里有一套商品房已经是子女结婚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且不说中年一代无论是出于理性选择还是情感选择，都倾向于将有限的家庭资源向年轻子女倾斜；哪怕是弱势的老年人，也出于“恩往下流”的道德要求，极力压缩自己的养老需求。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一旦老年人“普遍”得不到尊重，“忤逆不孝”具有客观性，乃至于在村庄社会中广为接受，那就意味着，这一问题很难说是部分人的道德问题，而是社会机制在起作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社会干预具有理所当然的合法性。然而，绝大多数中西部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政府很难有足够的政策杠杆来缓解这种转型问题，农村社会得自己承担转型的代价。因此，尽量维系农村社会中保护弱者、尊老爱幼的社会机制，防止地方性规范的崩解，就極其关键。
　　此时政府何为呢？在实践中，政府关于农民生活治理的有些工作是成功的，但大多数工作都面临着重重阻力。这些阻力一方面源自农村社会运行方式的重构的困难，另一方面亦是因为干预方式方法的问题。概言之，生活治理很难依靠法律和行政等强制手段，而是要依靠说服。但是，说服需要大量的群众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也很难在短期见效，这和自上而下的压力村庄结构性矛盾。一些地方借着脱贫攻坚这一政治动员的东风以及较为顺畅的行政渠道，积极介入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活治理领域中，既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如果群众并无迫切需求，而群众工作又不扎实，就不应过于积极地介入相关事务，尤其是要谨慎使用公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