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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抱怨说我的音乐会总是没有返场，其实不是我摆架子，而是在演奏完老肖的一部大型作品之后，实在不适合再来一首轻快或热情洋溢的小品做返场。在经过漫长的精神洗礼之后，我更希望观众能将这份纯粹带回家中，慢慢回味。——张国勇
春节过后，上海的天就一直是阴雨蒙蒙，偶尔雨停，阳光也很难透过厚厚的云层，抚开路人不自觉微皱的眉头。那是一个久违了的晴天，我陪同指挥家张国勇前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频道”录制为2015年5月9日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的“肖斯塔科维奇交响作品音乐会”而策划的节目，聊了一路的肖斯塔科维奇。原来，这位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家不仅是张国勇钟情的作曲家，更是他执着追求的“信念”。
“我就是奔着肖斯塔科维奇而去的”
张国勇和肖斯塔科维奇的情缘可以追溯至他的学生年代：“我是‘文革’后第一届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当然也属于比较用功的学生。‘文革’解禁之后，我便像久旱逢甘霖那样，如饥似渴地聆听各种西方音乐作品。就是那时，我听到了肖斯塔科维奇，一下子对他着了迷。”
当被问及为何在那么多作曲家中会单单对肖斯塔科维奇情有独钟，张国勇说：“可能是因为他当时身处的历史环境及他的音乐语汇都和我自己的经历与内心感受比较吻合吧，所以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自此以后，张国勇开始搜寻老肖作品的各种唱片，用心比较，并在众多指挥版本中寻觅到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其实当时没有过多的文字资料和介绍，只是凭我聆听音乐的感受，觉得他的诠释是最棒的，最有逻辑的，也是最符合作曲家想要表达的。所以后来国家有机会送我去俄罗斯学习的时候，我就想尽一切办法，通过著名的老一辈指挥家李德伦先生介绍前去拜师，最终成功。”
就这样，因为唱片世界的“一见钟情”，张国勇踏上了肖斯塔科维奇的故土，奔着明确而坚定的目标，展开了执着而热情的攻势。留俄期间，老张撇开其他优秀作曲家及其经典作品，盯准肖斯塔科维奇，将他所有的作品都向老师讨教了一遍。尽管这在他人看来颇为费解，但张国勇却想得很明白——若要得到真传，必须认准方向、深入其中。
“我的老师罗日杰与肖斯塔科维奇的关系十分密切，老肖的许多作品都邀请罗日杰指挥首演，他们还曾经有一张一起研究歌剧《鼻子》的合影，这部歌剧也是由罗日杰指挥首演的。不仅如此，老师还了解老肖的脾气、习惯，知道许多他的轶事秘闻，这些对于指挥家诠释作品而言都太重要了。”
“‘权威’只是物以稀为贵”
1997年，张国勇学成回国的第一场音乐会备受瞩目，而他的首选当然还是肖斯塔科维奇。这次《第七交响曲》的中国首演，朱践耳、黄晓同等老先生从排练到演出都在全程观摩。毫无疑问，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位留俄归来的青年指挥，果然有能力驾驭住难度极高的肖七，而且对于作品的把握也相当准确、拿捏得当。可以说，他，就是未来肖斯塔科维奇在中国传播的希望。
从那以后，张国勇不放过任何一次排演肖斯塔科维奇的机会，又先后将他的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二、第十四和第十五交响曲，以及《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二大提琴协奏曲》《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歌剧《鼻子》、清唱剧《森林之歌》等作品带到中国。多年来，一部接一部的“中国首演”，一场又一场的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张国勇在指挥棒下的解读深度与思想厚度，都彰显出令人信服与钦叹的权威性。一些诸如“当今中国肖斯塔科维奇的最佳诠释者”“最靠谱的‘肖斯塔科维奇之声’”等赞誉也不绝于耳。不过，面对这样的评价，张国勇依旧很谦虚。
“所谓的‘权威’其实只是物以稀为贵罢了，比如要是想做‘贝多芬权威’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肖斯塔科维奇实在太难了，而我刚回国的时候国内又缺乏了解这位作曲家的指挥，也没有条件去学习他的作品。更进一步，演奏他的作品对乐团的要求也很高：首先在编制上，经常需要庞大的铜管，有些作品的谱面上就明确要求第一小提琴需要十八把，而国内能满足这些要求的乐团太少了，演出都需要外借演奏员。当然，更难的还在于肖斯塔科维奇的精神世界，要把他那种欲哭还笑的内心挣扎表达出来，谈何容易？他的音乐语言表面上听起来是一回事，实际上要诉说的却是另一回事。身处那样的高压环境，他往往不得不在真实的情感上掩饰一层，甚至两层。我自己经历过‘文革’，又到俄罗斯学习过，专门请教过当年与肖斯塔科维奇交好的艺术大师，如罗斯特罗波维奇和我的老师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等等，就比较能体会这种非常人所能理解的压抑和暗藏在这压抑之下的强烈情感。所以，每次指挥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我的内心都是满的。”
在张国勇看来，一位合格的指挥家，也应该是一位思想家，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好地去揣摩、理解和尊重作曲家的创作意图，自己所指挥的作品也才可能有深度、经得起考验。尤其是面对肖斯塔科维奇这样的艺术家，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没有特定的人生经历，再加上不爱读书学习的话，是不可能领会的。这或许也是大多数年轻后辈们很难去演释老肖的原因。“对于西方的指挥家来说，肖斯塔科维奇的难度并不在技术，而是对于那样生存环境的难以理解，因此也就无法更深入地去挖掘和表达了。而我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肖斯塔科维奇的这份在逆境中依然坚守的真实不仅让我敬佩，也让我理解。虽然他也会迫于现实做一些表面上的妥协，但他从来不在他的音乐中说假话。因此，与其说我是诠释肖斯塔科维奇的权威，不如说，是我热爱他，专注于他。”
“希望观众能将音乐中的纯粹带回家”
“肖斯塔科维奇是一位很特别的作曲家，他的音乐没有太多时代的烙印，和同时代的作曲家们没有太多共性，个性独特而鲜明，以至于很难被模仿。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抒发个人的情感，而且始终对整个人类充满关怀与同情，用自己的音乐呼唤人性。”
点评起老肖的作品，张国勇信手拈来，每说到一首，都无不充满敬意。《第十三交响曲》与《犹太民间诗歌集》中对犹太人的怜悯，《第十交响曲》中对政治独裁与极权政府的反抗，《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中对被迫害的苏联艺术家的同情，《战争三部曲》中对法西斯暴行的控诉以及对奋战民众的鼓舞等等，都是他侃侃而谈的话题。此外，对于《第七交响曲》的争议，尤其是对伏尔科夫在《见证》中所提及的相关论述，张国勇曾在留学期间专门请教过不少人，包括罗斯特罗波维奇和他老师在内的一些权威人士。对于这本所谓的肖氏自传，他们都认为这是冷战时期借着肖斯塔科维奇的旗号发出不同政见的哗众取宠罢了。“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任何一位艺术家都不可能挑起内讧。事实上，这首交响曲也确确实实地在整个欧洲反法西斯战斗中起到了相当巨大的鼓舞作用，这是肖斯塔科维奇面对惨遭迫害的全人类的关怀。” 5月9日，张国勇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指挥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面对这部已指挥过多次的作品，老张依然没有丝毫怠慢：“早在一年前，我就开始酝酿这场音乐会了。留学时，每年5月9日俄罗斯音乐家都会演肖斯塔科维奇来纪念抗战胜利，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年我和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的这场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我特别选择了《第七交响曲》，尽管它很难——光铜管编制就是常规乐队编制的两倍——但却也是肖斯塔科维奇最伟大的一部作品。此外，我还特别选择了他的《节日序曲》和《第一钢琴协奏曲》。前者是老肖典型的应景之作，后者是他早年比较纯真、青涩的作品，与《第七交响曲》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我这样安排，为的是让观众更加鲜明地感受到从青涩到逐渐步入成熟的真实的肖斯塔科维奇。”
出于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敬重，张国勇总希望观众能保持着音乐会中略显沉重却值得被关注的情怀与思绪走出音乐厅，因为这是肖斯塔科维奇希望通过音乐表达的，也是张国勇希望通过音乐会传递的：“经常有人抱怨说我的音乐会总是没有返场，其实不是我摆架子，而是在演奏完老肖的一部大型作品之后，实在不适合再来一首轻快或热情洋溢的小品做返场。在经过漫长的精神洗礼之后，我更希望观众能将这份纯粹带回家中，慢慢回味。我想这应该也是听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的意义所在。”
“我和他其实秉性一样”
聊到排演肖斯塔科维奇最大的困扰，张国勇不禁流露出一丝担忧与无奈：“在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中，经常会有大段的独奏，如《第八交响曲》《第十一交响曲》这些作品都需要观众沉下心来聆听。可许多中国观众对此还不太习惯，他们更喜欢那些大鼓大镲、热热闹闹的东西。所以，像老肖这样的音乐会，常常面临的是乐队在台上满腔热血激情、观众在台下满怀激情，可票房却冷清惨淡的问题。”
究其原因，张国勇感慨良多：“其实叫好不叫座的又何止肖斯塔科维奇，马勒、西贝柳斯，还有许多作曲家的许多作品都遭遇着同样的尴尬。当然，这不能完全怪观众，经纪公司追求盈利、政府文化部门看重票房、新闻媒体关注收视率……这些无形的筛子早早替观众选好了节目。交响乐要听贝多芬第五、德沃夏克‘新世界’；芭蕾舞要看《天鹅湖》以及圣诞节的必备《胡桃夹子》；歌剧要听《茶花女》……看似是市场在迎合观众，其实市场才是造成观众‘偏食’与‘营养不良’的帮凶。如果艺术市场真的完全放手，那恐怕只会让文艺越来越浮躁，观众越来越肤浅，不然，习总书记怎会说‘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呢。”
张国勇坦言自己是一个说话直接的人，对于当下的一些文艺政策并不完全认同，对于当下艺术家的生存空间和现状也并不满意。在老张看来，艺术界本应该是思维最活跃的领域，应该走在大众的前面，引领大众的审美情趣。可这些道理往往说得明白，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
“对艺术的投入应该以什么为审核标准？以什么为条件？搞原创才能申请基金？排经典就没有资助？这是什么逻辑？既然扶持、资助艺术，那就应该充分信任艺术家，相信术业有专攻，而不应该谈条件，计较短时间内的回报。当然，迫于现实，许多人会选择配合、适应，但我依旧会坚持。我坚持排演肖斯塔科维奇，坚持参与星广会，坚持到各地剧场、各个学校去做音乐普及，尽管力量微薄，但也一定能发挥作用。我依然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呼吁、提出异见，尽管人微言轻，但也是一份真诚的执着。无论环境如何，我都保证不会违背自己的真心，坚守住自己应尽的本分，因为社会总需要有这样的一部分人。”
一如指挥时手势精准、眼神犀利、思维敏捷的那个老张，眼前的张国勇同样果敢坚定。尽管有着种种的不如意，张国勇却始终执着地坚守着内心那个纯粹、理想的音乐世界——这与他的偶像肖斯塔科维奇如出一辙，他自己也说：“我和他其实秉性一样。”
春节过后，上海的天就一直是阴雨蒙蒙，偶尔雨停，阳光也很难透过厚厚的云层，抚开路人不自觉微皱的眉头。那是一个久违了的晴天，我陪同指挥家张国勇前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频道”录制为2015年5月9日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的“肖斯塔科维奇交响作品音乐会”而策划的节目，聊了一路的肖斯塔科维奇。原来，这位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家不仅是张国勇钟情的作曲家，更是他执着追求的“信念”。
“我就是奔着肖斯塔科维奇而去的”
张国勇和肖斯塔科维奇的情缘可以追溯至他的学生年代：“我是‘文革’后第一届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当然也属于比较用功的学生。‘文革’解禁之后，我便像久旱逢甘霖那样，如饥似渴地聆听各种西方音乐作品。就是那时，我听到了肖斯塔科维奇，一下子对他着了迷。”
当被问及为何在那么多作曲家中会单单对肖斯塔科维奇情有独钟，张国勇说：“可能是因为他当时身处的历史环境及他的音乐语汇都和我自己的经历与内心感受比较吻合吧，所以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自此以后，张国勇开始搜寻老肖作品的各种唱片，用心比较，并在众多指挥版本中寻觅到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其实当时没有过多的文字资料和介绍，只是凭我聆听音乐的感受，觉得他的诠释是最棒的，最有逻辑的，也是最符合作曲家想要表达的。所以后来国家有机会送我去俄罗斯学习的时候，我就想尽一切办法，通过著名的老一辈指挥家李德伦先生介绍前去拜师，最终成功。”
就这样，因为唱片世界的“一见钟情”，张国勇踏上了肖斯塔科维奇的故土，奔着明确而坚定的目标，展开了执着而热情的攻势。留俄期间，老张撇开其他优秀作曲家及其经典作品，盯准肖斯塔科维奇，将他所有的作品都向老师讨教了一遍。尽管这在他人看来颇为费解，但张国勇却想得很明白——若要得到真传，必须认准方向、深入其中。
“我的老师罗日杰与肖斯塔科维奇的关系十分密切，老肖的许多作品都邀请罗日杰指挥首演，他们还曾经有一张一起研究歌剧《鼻子》的合影，这部歌剧也是由罗日杰指挥首演的。不仅如此，老师还了解老肖的脾气、习惯，知道许多他的轶事秘闻，这些对于指挥家诠释作品而言都太重要了。”
“‘权威’只是物以稀为贵”
1997年，张国勇学成回国的第一场音乐会备受瞩目，而他的首选当然还是肖斯塔科维奇。这次《第七交响曲》的中国首演，朱践耳、黄晓同等老先生从排练到演出都在全程观摩。毫无疑问，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位留俄归来的青年指挥，果然有能力驾驭住难度极高的肖七，而且对于作品的把握也相当准确、拿捏得当。可以说，他，就是未来肖斯塔科维奇在中国传播的希望。
从那以后，张国勇不放过任何一次排演肖斯塔科维奇的机会，又先后将他的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二、第十四和第十五交响曲，以及《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二大提琴协奏曲》《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歌剧《鼻子》、清唱剧《森林之歌》等作品带到中国。多年来，一部接一部的“中国首演”，一场又一场的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张国勇在指挥棒下的解读深度与思想厚度，都彰显出令人信服与钦叹的权威性。一些诸如“当今中国肖斯塔科维奇的最佳诠释者”“最靠谱的‘肖斯塔科维奇之声’”等赞誉也不绝于耳。不过，面对这样的评价，张国勇依旧很谦虚。
“所谓的‘权威’其实只是物以稀为贵罢了，比如要是想做‘贝多芬权威’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肖斯塔科维奇实在太难了，而我刚回国的时候国内又缺乏了解这位作曲家的指挥，也没有条件去学习他的作品。更进一步，演奏他的作品对乐团的要求也很高：首先在编制上，经常需要庞大的铜管，有些作品的谱面上就明确要求第一小提琴需要十八把，而国内能满足这些要求的乐团太少了，演出都需要外借演奏员。当然，更难的还在于肖斯塔科维奇的精神世界，要把他那种欲哭还笑的内心挣扎表达出来，谈何容易？他的音乐语言表面上听起来是一回事，实际上要诉说的却是另一回事。身处那样的高压环境，他往往不得不在真实的情感上掩饰一层，甚至两层。我自己经历过‘文革’，又到俄罗斯学习过，专门请教过当年与肖斯塔科维奇交好的艺术大师，如罗斯特罗波维奇和我的老师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等等，就比较能体会这种非常人所能理解的压抑和暗藏在这压抑之下的强烈情感。所以，每次指挥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我的内心都是满的。”
在张国勇看来，一位合格的指挥家，也应该是一位思想家，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好地去揣摩、理解和尊重作曲家的创作意图，自己所指挥的作品也才可能有深度、经得起考验。尤其是面对肖斯塔科维奇这样的艺术家，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没有特定的人生经历，再加上不爱读书学习的话，是不可能领会的。这或许也是大多数年轻后辈们很难去演释老肖的原因。“对于西方的指挥家来说，肖斯塔科维奇的难度并不在技术，而是对于那样生存环境的难以理解，因此也就无法更深入地去挖掘和表达了。而我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肖斯塔科维奇的这份在逆境中依然坚守的真实不仅让我敬佩，也让我理解。虽然他也会迫于现实做一些表面上的妥协，但他从来不在他的音乐中说假话。因此，与其说我是诠释肖斯塔科维奇的权威，不如说，是我热爱他，专注于他。”
“希望观众能将音乐中的纯粹带回家”
“肖斯塔科维奇是一位很特别的作曲家，他的音乐没有太多时代的烙印，和同时代的作曲家们没有太多共性，个性独特而鲜明，以至于很难被模仿。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抒发个人的情感，而且始终对整个人类充满关怀与同情，用自己的音乐呼唤人性。”
点评起老肖的作品，张国勇信手拈来，每说到一首，都无不充满敬意。《第十三交响曲》与《犹太民间诗歌集》中对犹太人的怜悯，《第十交响曲》中对政治独裁与极权政府的反抗，《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中对被迫害的苏联艺术家的同情，《战争三部曲》中对法西斯暴行的控诉以及对奋战民众的鼓舞等等，都是他侃侃而谈的话题。此外，对于《第七交响曲》的争议，尤其是对伏尔科夫在《见证》中所提及的相关论述，张国勇曾在留学期间专门请教过不少人，包括罗斯特罗波维奇和他老师在内的一些权威人士。对于这本所谓的肖氏自传，他们都认为这是冷战时期借着肖斯塔科维奇的旗号发出不同政见的哗众取宠罢了。“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任何一位艺术家都不可能挑起内讧。事实上，这首交响曲也确确实实地在整个欧洲反法西斯战斗中起到了相当巨大的鼓舞作用，这是肖斯塔科维奇面对惨遭迫害的全人类的关怀。” 5月9日，张国勇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指挥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面对这部已指挥过多次的作品，老张依然没有丝毫怠慢：“早在一年前，我就开始酝酿这场音乐会了。留学时，每年5月9日俄罗斯音乐家都会演肖斯塔科维奇来纪念抗战胜利，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年我和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的这场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我特别选择了《第七交响曲》，尽管它很难——光铜管编制就是常规乐队编制的两倍——但却也是肖斯塔科维奇最伟大的一部作品。此外，我还特别选择了他的《节日序曲》和《第一钢琴协奏曲》。前者是老肖典型的应景之作，后者是他早年比较纯真、青涩的作品，与《第七交响曲》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我这样安排，为的是让观众更加鲜明地感受到从青涩到逐渐步入成熟的真实的肖斯塔科维奇。”
出于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敬重，张国勇总希望观众能保持着音乐会中略显沉重却值得被关注的情怀与思绪走出音乐厅，因为这是肖斯塔科维奇希望通过音乐表达的，也是张国勇希望通过音乐会传递的：“经常有人抱怨说我的音乐会总是没有返场，其实不是我摆架子，而是在演奏完老肖的一部大型作品之后，实在不适合再来一首轻快或热情洋溢的小品做返场。在经过漫长的精神洗礼之后，我更希望观众能将这份纯粹带回家中，慢慢回味。我想这应该也是听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的意义所在。”
“我和他其实秉性一样”
聊到排演肖斯塔科维奇最大的困扰，张国勇不禁流露出一丝担忧与无奈：“在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中，经常会有大段的独奏，如《第八交响曲》《第十一交响曲》这些作品都需要观众沉下心来聆听。可许多中国观众对此还不太习惯，他们更喜欢那些大鼓大镲、热热闹闹的东西。所以，像老肖这样的音乐会，常常面临的是乐队在台上满腔热血激情、观众在台下满怀激情，可票房却冷清惨淡的问题。”
究其原因，张国勇感慨良多：“其实叫好不叫座的又何止肖斯塔科维奇，马勒、西贝柳斯，还有许多作曲家的许多作品都遭遇着同样的尴尬。当然，这不能完全怪观众，经纪公司追求盈利、政府文化部门看重票房、新闻媒体关注收视率……这些无形的筛子早早替观众选好了节目。交响乐要听贝多芬第五、德沃夏克‘新世界’；芭蕾舞要看《天鹅湖》以及圣诞节的必备《胡桃夹子》；歌剧要听《茶花女》……看似是市场在迎合观众，其实市场才是造成观众‘偏食’与‘营养不良’的帮凶。如果艺术市场真的完全放手，那恐怕只会让文艺越来越浮躁，观众越来越肤浅，不然，习总书记怎会说‘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呢。”
张国勇坦言自己是一个说话直接的人，对于当下的一些文艺政策并不完全认同，对于当下艺术家的生存空间和现状也并不满意。在老张看来，艺术界本应该是思维最活跃的领域，应该走在大众的前面，引领大众的审美情趣。可这些道理往往说得明白，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
“对艺术的投入应该以什么为审核标准？以什么为条件？搞原创才能申请基金？排经典就没有资助？这是什么逻辑？既然扶持、资助艺术，那就应该充分信任艺术家，相信术业有专攻，而不应该谈条件，计较短时间内的回报。当然，迫于现实，许多人会选择配合、适应，但我依旧会坚持。我坚持排演肖斯塔科维奇，坚持参与星广会，坚持到各地剧场、各个学校去做音乐普及，尽管力量微薄，但也一定能发挥作用。我依然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呼吁、提出异见，尽管人微言轻，但也是一份真诚的执着。无论环境如何，我都保证不会违背自己的真心，坚守住自己应尽的本分，因为社会总需要有这样的一部分人。”
一如指挥时手势精准、眼神犀利、思维敏捷的那个老张，眼前的张国勇同样果敢坚定。尽管有着种种的不如意，张国勇却始终执着地坚守着内心那个纯粹、理想的音乐世界——这与他的偶像肖斯塔科维奇如出一辙，他自己也说：“我和他其实秉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