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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支撑日本“集团社会”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正在向着“个体社会”转变。伴随着社会基础的转变，步入“个体社会”时代的日本社会也呈现出与传统社会不一样的社会表象特征。那么，这样的“个体社会”所显示出的具体特征又是什么呢？拟通过对日本内阁府历年的社会舆论调查数据和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对日本“个体社会”的特征进行实证性分析。
关键词：个体社会；连带感；归属感；安全感；社会责任感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069-03
自鲁思·本尼迪克特发表《菊与刀》以来，把日本社会作为一个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社会群体来考察成了一种固定思维。国内有关日本社会的各种研究也基本上在这种先入为主的认识上展开。一直以来，强烈的连带感与归属感、强烈的安全感与满足感、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成为对日本社会的公认。然而，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更是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变革。黄亚楠在其著作中指出，2002年日本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以及国民个人号码的编成象征着日本个体社会的开始[1]。日本已然走进了“个体社会”，但是目前有关日本个体社会的相关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对迈进“个体社会”的日本社会缺乏全面的把握，甚至这样的社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都缺少相应的研究。那么，由“集团社会”成长为“个体社会”后的日本社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呢？
本文擬从传统日本社会的公认特征入手，根据内阁府大臣官方政府进行的“关于社会意识的舆论调查”的多年调查结果，对调查结果中的相关项进行分析，并结合相关先行研究文献，对日本“个体社会”的特征进行实证性分析，以期从传统社会公认特征的变化对“个体社会”下的日本社会特征进行把握，为后续研究做铺垫。
一、连带感与归属感
日本人在自己所属公司之外的人介绍自己时，首先需要表达的并非是“我是谁”、“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而是“我来自哪里”、“是哪个共同体的成员”，即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自身的归属场所。换言之，人们更看重对方作为社会人归属的场所，而不是重视对方作为自然人的资格。日本人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社会地位时，更喜欢突出场所而不是资格[2][3]。个人的资格问题则是第二位的[4]。这种潜在的意识就是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即“我是属于这儿的，不是属于那儿的”。
这种强烈的连带感和归属感被认为与其实施的以雇佣制度密切相关。因为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强化了企业的竞争力，员工的归属感和连带感都非常强烈。企业是员工引以为傲的社会归属场所，企业为自己的公司职员提供各方面的保障，同时公司职员也对自己的公司显示出强烈的连带感和归属感。
但根据内阁总务府进行的“有关社会意识的舆论调查”的调查结果来看，这一点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内阁总务府统计局对社会印象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反面回答中认为“缺乏连带感”的比例虽然有所反复，但上升趋势较为明显，由1993年的最低21.6%上升至2007年34.4%的最高值。而且从横向比较来看，“缺乏连带感”在所有11项负面调查项中位居第三或第四位，处于比较靠前的位置。
另据1983年和2009年实施的《世界青年意识调查》结果显示，回答“一次没换工作”的比例在1983年为70%，时至2009年，虽然与德国、美国、英国等国相比仍然最高，但该比例已经降为45%；回答“换工作4次以上”的比例在1983年仅为1%，但在2009年达到2.9%。这一调查表明日本公司员工的流动性在增大，同时也显示出日本公司职员对公司的归属意识在下降，对公司的依存度正在逐渐下降，即“不再对公司百依百顺，不想干了就走”的倾向日益增强。
这一趋势也可以从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劳动力调查》来得以印证。据该调查显示，非正式员工在80年代为20%以下，90年代上升为20%以上，而2003年以后则一直保持在30%以上且仍呈上升趋势，最高时达34.4%。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日本近些年的雇佣状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非正式员工的比例上升。“无归属”的临时工已经达到1/3还多，即员工中有1/3以上的人没有固定的所属企业，亦即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可以依靠的归属了。没有了所在的“家”，“连带感”和“归属感”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从这两组数据中，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当下日本人认为彼此之间连带感的缺乏趋势上升非常明显，而且这样认为的比例比较高；“一次没换工作”的比例出现大幅下降，而“换工作4次以上”的比例也有所上升，这一点也显示出人们对公司的归属感即忠诚度有所下降。在过去的终身雇佣状态下，因为所属的公司能够给自己提供各个方面的较为完善的保障，成为个人生活的缓冲地带；同时，作为双赢关系的另一侧，公司员工则对自己所属的公司忠贞不贰。但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当下日本人“不再对公司百依百顺，不想干了就走”的倾向日益增强。可以说，进入“个体社会”后，日本社会呈现出连带感和满意度的下降。
二、安全感与满足感
在相关调查的结果来看，另一个比例较大的调查项是有关安全感与满意度相关的调查结果。
据内阁府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对“现在的社会现状（负面）”调查中，认为“对生活不安”的人从1993年的16.3%上升到2009年33.9%的最高值，变化非常明显；同时，在“现在的社会现状（正面）”调查中，认为“安定”的比例则有较为明显的变化，从1975年的12.2%上升到1989年的38.6%，之后呈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一直保持在20%以下，最低时为2002年的11.6%。
另外，从“全社会满意度”调查来看，认为“不满意”（“不太满意”和“不满意”总计）的人占一半以上，最高时达59.5%，而认为“满意”（“满意”和“稍微满意”总计）的比例虽有略微上升，但仍然在40%左右徘徊，其中认为“满意”的比例仅为4%左右，认为“稍微满意”的比例则近40%。虽然该调查仅有2009年至2012年间的统计数据，但一半以上的不满意率也很能说明当下日本国民的心理感受。当下日本社会安全感的缺失从该组数据中可窥得一二。日本国民的安全和幸福难以再依靠自己所在的团体，失去了缓冲地带的日本国民必须直接面对包括生存危机在内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风险。 “不安定”成为近年来日本社会的流行语，由于临时工占日本总劳动人口的1/3，这说明日本1/3的劳动力处于“不安定”状态中，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2008年震惊日本列岛的秋叶原杀人事件，造成7人死亡，10人负伤。凶手加藤就是汽车配件厂的临时工。他对工厂的许多做法心怀不满，把个人怨恨发泄到社会上，对社会进行最野蛮、最变态的报复[5]。
从以上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个体社会”下的日本人对于个人生活的安全感有较为明显的降低。在这也与近些年来众多的日本公司放弃终身雇佣、众多的临时员工失去来自所属公司的稳定的生活保障有关。因为，在过去的终身雇佣制下，公司员工对自己所属公司忠贞不贰，公司职员成为绝对服从经营者意志的“孩子”[6]，公司职员深深依附于自己所属的企业；另一方面，公司员工通过所属集团内的协调，能够享受到诸如终身雇佣制、论资排辈的薪金制、退职金、养老金制度以及公司内部提供的其他福利制度所带来的细致入微的关照。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关系给公司职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带来了对生活的安心感——自己所属的集团可以为自己与社会生活风险之间构筑一片较为稳定的缓冲地带，个人不必直接面对社会生活的各种风险。这种员工与公司的双赢关系对于个人来说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具有强烈归属感的企业员工与企业产生了一种良性互动，这也是这种“集团社会”能够长久存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如上所述，近些年来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度不断解体，无固定工作场所的临时工所占的比例在2010年已经达到34.4%。相对应地，在原有的雇佣形式基础上形成的互利共生的关系也出现动摇。员工与公司之间的双赢关系日渐瓦解，员工再也难以从公司获得各方面的良好保障，这种一直以来为自身提供栖身之地、提供保护的集团、共同体已经不能再提供这样的保护了。不管愿不愿意，为数众多的人还是无情地被“扔”向了社会，这部分人都将直接面对和承担来自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风险，再也没有过去那样的安全缓冲地带为他们提供保护。
生存的经济基础弱化，对自己生活的不安感和对社会的不满出现明显上升，陷入了对自己生活的不安和对生活的不满中，这不能不说是走进“个体社会”的日本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社会责任感
在内阁府实施的“关于社会意识的舆论调查”中的一系列调查中，有关“社会责任感”的调查比较多，主要有“对当下社会印象”、“对社会的贡献意识”、“选择社会志向还是个人志向”、“选择国民全体的利益还是个人利益”等调查。
在该调查下面的“当下社会印象（正面）”调查中，认为“责任感受到重视”的比例上升到2012年11.2%，在所有9项调查中居第四位；在1991年至2012年（无1999、2001、2003年数据）的“当下社会印象（负面）”的调查中，认为“社会无责任感风潮很盛”的比例则多年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一直维持在五成左右，在所有11项调查中位居第一或第二位；认为“自私自利”的比例由1991年的最高值59.5%下降到2012年的35%，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在11项调查中从第二位降到第三位。
但在1971年至2012年（无1973、1999、2001、2003年数据）进行的“选择国民全体利益还是个人利益”的调查中，认为“更应该重视国民整体利益”的比例在近些年的上升趋势非常明显，在2009年达到56.6%的最高值，其比例远高于认为“更应该重视个人利益”的比例。同时，在1974年至2012年（无1994、1999、2001、2003年数据）进行的“对社会的贡献意识”调查中，回答肯定的比例由20世纪80年代的50%左右上升到近几年的近七成，远高于否定回答的比例。在另外的“社会志向还是个人志向”的调查中，认为“更应该关注国家和社会”的比例也由20世纪80年代的三成左右上升到近些年的五成以上。
两组数据虽然各有侧重，但在反映社会责任感上较为一致。从以上数据中不难看出以下结论：与归属感的下降、安全感的缺失相反，虽然生活状况、社会满意度有所下降，但综合有关社会责任感的各方面调查数据来看，人们社会责任感上升还是非常明显，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并没有因为归属感的降低和安全感的缺失而下降，反而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趋势。这也显示出，虽然日本已经或正在进入“个人社会”，但有些方面也并未呈现出明显的个体社会特征。
四、结论
此前的日本社会研究中，认为日本社会是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社会已经成为基本认识。但是，一定的社会现实才能产生出一定的社会意识。集团主义、归属感、安全感、社会责任感的强烈与否跟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在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的社会基础上，这些感受和心理上的认识自然也就强烈。
但“变才是永远的不变”，尤其是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社会同样也会发生了剧烈且深刻的变化，正如黄亚楠在《谁能拯救日本——个体社会的启示》中指出的“日本社会正由‘集团社会’走向‘个体社会’”。在这样的个体社会中，由于传统雇佣形态发生变化，没有固定工作场所的非正式员工甚至占到三分之一多，没有自己所归属的团体，其集团意识与归属感自然会变弱。作为与终身雇佣进行双赢互动的另一极，职员从自己所属团体获得的回报也相应地降低，生活压力增大，面临的社会风险明显增大，被深深的不安全感所包圍。但同时，在社会责任感方面，并没有呈现出想象中的下降趋势，而是呈现出上升趋势，并未出现明显的个体社会特征。
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本论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本论文只是对其“个体社会”的部分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不是非常全面。今后要对“个体社会”的特征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而且要对呈现出这种特征的内在原因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黄亚楠.谁能拯救日本——个体社会的启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37.
[2]王碧如.日本的集团性社会文化[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3）.
[3]王海涛，谭晓军.日本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及趋势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08，（4）.
[4]王文元.樱花与祭——日本经济奇迹的根源[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132.
[5]李薇.日本蓝皮书（200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43.
[6][日]安世舟.漂流的日本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75.
[7]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EB/OL].http：//www.stat.go.jp/data/
index.htm.
关键词：个体社会；连带感；归属感；安全感；社会责任感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069-03
自鲁思·本尼迪克特发表《菊与刀》以来，把日本社会作为一个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社会群体来考察成了一种固定思维。国内有关日本社会的各种研究也基本上在这种先入为主的认识上展开。一直以来，强烈的连带感与归属感、强烈的安全感与满足感、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成为对日本社会的公认。然而，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更是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变革。黄亚楠在其著作中指出，2002年日本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以及国民个人号码的编成象征着日本个体社会的开始[1]。日本已然走进了“个体社会”，但是目前有关日本个体社会的相关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对迈进“个体社会”的日本社会缺乏全面的把握，甚至这样的社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都缺少相应的研究。那么，由“集团社会”成长为“个体社会”后的日本社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呢？
本文擬从传统日本社会的公认特征入手，根据内阁府大臣官方政府进行的“关于社会意识的舆论调查”的多年调查结果，对调查结果中的相关项进行分析，并结合相关先行研究文献，对日本“个体社会”的特征进行实证性分析，以期从传统社会公认特征的变化对“个体社会”下的日本社会特征进行把握，为后续研究做铺垫。
一、连带感与归属感
日本人在自己所属公司之外的人介绍自己时，首先需要表达的并非是“我是谁”、“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而是“我来自哪里”、“是哪个共同体的成员”，即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自身的归属场所。换言之，人们更看重对方作为社会人归属的场所，而不是重视对方作为自然人的资格。日本人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社会地位时，更喜欢突出场所而不是资格[2][3]。个人的资格问题则是第二位的[4]。这种潜在的意识就是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即“我是属于这儿的，不是属于那儿的”。
这种强烈的连带感和归属感被认为与其实施的以雇佣制度密切相关。因为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强化了企业的竞争力，员工的归属感和连带感都非常强烈。企业是员工引以为傲的社会归属场所，企业为自己的公司职员提供各方面的保障，同时公司职员也对自己的公司显示出强烈的连带感和归属感。
但根据内阁总务府进行的“有关社会意识的舆论调查”的调查结果来看，这一点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内阁总务府统计局对社会印象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反面回答中认为“缺乏连带感”的比例虽然有所反复，但上升趋势较为明显，由1993年的最低21.6%上升至2007年34.4%的最高值。而且从横向比较来看，“缺乏连带感”在所有11项负面调查项中位居第三或第四位，处于比较靠前的位置。
另据1983年和2009年实施的《世界青年意识调查》结果显示，回答“一次没换工作”的比例在1983年为70%，时至2009年，虽然与德国、美国、英国等国相比仍然最高，但该比例已经降为45%；回答“换工作4次以上”的比例在1983年仅为1%，但在2009年达到2.9%。这一调查表明日本公司员工的流动性在增大，同时也显示出日本公司职员对公司的归属意识在下降，对公司的依存度正在逐渐下降，即“不再对公司百依百顺，不想干了就走”的倾向日益增强。
这一趋势也可以从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劳动力调查》来得以印证。据该调查显示，非正式员工在80年代为20%以下，90年代上升为20%以上，而2003年以后则一直保持在30%以上且仍呈上升趋势，最高时达34.4%。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日本近些年的雇佣状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非正式员工的比例上升。“无归属”的临时工已经达到1/3还多，即员工中有1/3以上的人没有固定的所属企业，亦即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可以依靠的归属了。没有了所在的“家”，“连带感”和“归属感”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从这两组数据中，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当下日本人认为彼此之间连带感的缺乏趋势上升非常明显，而且这样认为的比例比较高；“一次没换工作”的比例出现大幅下降，而“换工作4次以上”的比例也有所上升，这一点也显示出人们对公司的归属感即忠诚度有所下降。在过去的终身雇佣状态下，因为所属的公司能够给自己提供各个方面的较为完善的保障，成为个人生活的缓冲地带；同时，作为双赢关系的另一侧，公司员工则对自己所属的公司忠贞不贰。但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当下日本人“不再对公司百依百顺，不想干了就走”的倾向日益增强。可以说，进入“个体社会”后，日本社会呈现出连带感和满意度的下降。
二、安全感与满足感
在相关调查的结果来看，另一个比例较大的调查项是有关安全感与满意度相关的调查结果。
据内阁府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对“现在的社会现状（负面）”调查中，认为“对生活不安”的人从1993年的16.3%上升到2009年33.9%的最高值，变化非常明显；同时，在“现在的社会现状（正面）”调查中，认为“安定”的比例则有较为明显的变化，从1975年的12.2%上升到1989年的38.6%，之后呈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一直保持在20%以下，最低时为2002年的11.6%。
另外，从“全社会满意度”调查来看，认为“不满意”（“不太满意”和“不满意”总计）的人占一半以上，最高时达59.5%，而认为“满意”（“满意”和“稍微满意”总计）的比例虽有略微上升，但仍然在40%左右徘徊，其中认为“满意”的比例仅为4%左右，认为“稍微满意”的比例则近40%。虽然该调查仅有2009年至2012年间的统计数据，但一半以上的不满意率也很能说明当下日本国民的心理感受。当下日本社会安全感的缺失从该组数据中可窥得一二。日本国民的安全和幸福难以再依靠自己所在的团体，失去了缓冲地带的日本国民必须直接面对包括生存危机在内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风险。 “不安定”成为近年来日本社会的流行语，由于临时工占日本总劳动人口的1/3，这说明日本1/3的劳动力处于“不安定”状态中，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2008年震惊日本列岛的秋叶原杀人事件，造成7人死亡，10人负伤。凶手加藤就是汽车配件厂的临时工。他对工厂的许多做法心怀不满，把个人怨恨发泄到社会上，对社会进行最野蛮、最变态的报复[5]。
从以上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个体社会”下的日本人对于个人生活的安全感有较为明显的降低。在这也与近些年来众多的日本公司放弃终身雇佣、众多的临时员工失去来自所属公司的稳定的生活保障有关。因为，在过去的终身雇佣制下，公司员工对自己所属公司忠贞不贰，公司职员成为绝对服从经营者意志的“孩子”[6]，公司职员深深依附于自己所属的企业；另一方面，公司员工通过所属集团内的协调，能够享受到诸如终身雇佣制、论资排辈的薪金制、退职金、养老金制度以及公司内部提供的其他福利制度所带来的细致入微的关照。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关系给公司职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带来了对生活的安心感——自己所属的集团可以为自己与社会生活风险之间构筑一片较为稳定的缓冲地带，个人不必直接面对社会生活的各种风险。这种员工与公司的双赢关系对于个人来说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具有强烈归属感的企业员工与企业产生了一种良性互动，这也是这种“集团社会”能够长久存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如上所述，近些年来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度不断解体，无固定工作场所的临时工所占的比例在2010年已经达到34.4%。相对应地，在原有的雇佣形式基础上形成的互利共生的关系也出现动摇。员工与公司之间的双赢关系日渐瓦解，员工再也难以从公司获得各方面的良好保障，这种一直以来为自身提供栖身之地、提供保护的集团、共同体已经不能再提供这样的保护了。不管愿不愿意，为数众多的人还是无情地被“扔”向了社会，这部分人都将直接面对和承担来自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风险，再也没有过去那样的安全缓冲地带为他们提供保护。
生存的经济基础弱化，对自己生活的不安感和对社会的不满出现明显上升，陷入了对自己生活的不安和对生活的不满中，这不能不说是走进“个体社会”的日本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社会责任感
在内阁府实施的“关于社会意识的舆论调查”中的一系列调查中，有关“社会责任感”的调查比较多，主要有“对当下社会印象”、“对社会的贡献意识”、“选择社会志向还是个人志向”、“选择国民全体的利益还是个人利益”等调查。
在该调查下面的“当下社会印象（正面）”调查中，认为“责任感受到重视”的比例上升到2012年11.2%，在所有9项调查中居第四位；在1991年至2012年（无1999、2001、2003年数据）的“当下社会印象（负面）”的调查中，认为“社会无责任感风潮很盛”的比例则多年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一直维持在五成左右，在所有11项调查中位居第一或第二位；认为“自私自利”的比例由1991年的最高值59.5%下降到2012年的35%，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在11项调查中从第二位降到第三位。
但在1971年至2012年（无1973、1999、2001、2003年数据）进行的“选择国民全体利益还是个人利益”的调查中，认为“更应该重视国民整体利益”的比例在近些年的上升趋势非常明显，在2009年达到56.6%的最高值，其比例远高于认为“更应该重视个人利益”的比例。同时，在1974年至2012年（无1994、1999、2001、2003年数据）进行的“对社会的贡献意识”调查中，回答肯定的比例由20世纪80年代的50%左右上升到近几年的近七成，远高于否定回答的比例。在另外的“社会志向还是个人志向”的调查中，认为“更应该关注国家和社会”的比例也由20世纪80年代的三成左右上升到近些年的五成以上。
两组数据虽然各有侧重，但在反映社会责任感上较为一致。从以上数据中不难看出以下结论：与归属感的下降、安全感的缺失相反，虽然生活状况、社会满意度有所下降，但综合有关社会责任感的各方面调查数据来看，人们社会责任感上升还是非常明显，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并没有因为归属感的降低和安全感的缺失而下降，反而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趋势。这也显示出，虽然日本已经或正在进入“个人社会”，但有些方面也并未呈现出明显的个体社会特征。
四、结论
此前的日本社会研究中，认为日本社会是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社会已经成为基本认识。但是，一定的社会现实才能产生出一定的社会意识。集团主义、归属感、安全感、社会责任感的强烈与否跟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在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的社会基础上，这些感受和心理上的认识自然也就强烈。
但“变才是永远的不变”，尤其是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社会同样也会发生了剧烈且深刻的变化，正如黄亚楠在《谁能拯救日本——个体社会的启示》中指出的“日本社会正由‘集团社会’走向‘个体社会’”。在这样的个体社会中，由于传统雇佣形态发生变化，没有固定工作场所的非正式员工甚至占到三分之一多，没有自己所归属的团体，其集团意识与归属感自然会变弱。作为与终身雇佣进行双赢互动的另一极，职员从自己所属团体获得的回报也相应地降低，生活压力增大，面临的社会风险明显增大，被深深的不安全感所包圍。但同时，在社会责任感方面，并没有呈现出想象中的下降趋势，而是呈现出上升趋势，并未出现明显的个体社会特征。
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本论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本论文只是对其“个体社会”的部分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不是非常全面。今后要对“个体社会”的特征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而且要对呈现出这种特征的内在原因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黄亚楠.谁能拯救日本——个体社会的启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37.
[2]王碧如.日本的集团性社会文化[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3）.
[3]王海涛，谭晓军.日本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及趋势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08，（4）.
[4]王文元.樱花与祭——日本经济奇迹的根源[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132.
[5]李薇.日本蓝皮书（200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43.
[6][日]安世舟.漂流的日本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75.
[7]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EB/OL].http：//www.stat.go.jp/data/
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