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民科学家”袁隆平来说，1988年是特殊的。那一年。他在英国伦敦获得让克奖，奖金2万英镑，回国后不久，又当选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那是科技的春天，“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他的两系杂交稻风头正劲。但寒冬接踵而至。第二年长江流域出现罕见的盛夏低温，两系杂交稻产量严重下滑，很多专家都觉得这种水稻育性不可控，认定两系杂交稻到了穷途末路。于是。争议四起。
　　争议，他不是没经历过：上世纪60年代刚做杂交水稻时，他就被人揶揄理论不对；“文革”期间，他遭遇过秧苗全部被毁；寻找雄蕊败育野生稻10年里，他不断被泼冷水……但他能做的，就是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坚持实验，哪怕海南的烈日和云南的地震也不能熄灭他的杂交水稻梦。
　　当时，外省的两系稻已经停种，只有湖南还悬而未决。在湖南，反对两系稻的，有学者，也有行政领导。专家、领导坐在一起开会，全场只有袁隆平坚持种植，他平静地说：“两系杂交稻是新事物，新事物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很正常，不能一棍子打死。”就这样，花甲之年的袁隆平又回到了田里，整整研究两年。终于找出了“病因”：两系稻的育性变化不仅与光照有关，还和温度有关。既然两系杂交稻育性波动的关键在温度临界点，那就可以用降低温度临界点的方法解决减产问题。
　　从1988年往后，有关杂交水稻的此类争议时不时会出现，袁隆平的应对方法永远只有一条：下田实践。人们经常能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标题：《70岁袁隆平又下地》《87岁的袁隆平悄悄下田》《为了种田，袁隆平把抽了60多年的烟都戒了》……他心里始终信奉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30年生于北京，现居湖南长沙，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被称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1996年主持培育农业部“超级杂交水稻培育计划”，2015年超级稻第四期实现亩产1000公斤，创造世界产量最高纪录。
　　下田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对老人来说。记者在长沙的中国杂交水稻博物馆采访袁隆平时，他眼睛刚做完手术，没和记者聊多久就心心念念要去观察水稻。他说，只要水稻在生长期，他就必定每天下田观察。去年。他肺部感染，一天需要打3次针，后来身体稍有好转，又到田里去了。
　　第一次见到袁隆平的人难以想象他会在下田这件事儿上如此执拗。平日里，他亲切得跟邻家大爷一般。他去开会，若遇上身体不适，会亲手写一张请假条给工作人员表达歉意。可有时去田里，身边人准备好各种小钢瓶、应急药品，他反而要抗议：“你们别把我当成病人看。”他不喜欢别人说他老，他自称“80后”或者“资深帅哥”。
　　这种执拗出自何处？“好胜心。”袁隆平对记者说，但他说不清为什么自己对田地、对水稻如此上心，“我好胜，想争取新的东西，但也不懂这个动力从哪里来。他们说我是想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做贡献，当然也有，但绝不是全部。”
　　他觉得，可能是从小饿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三年自然灾害，他没吃过一顿饱饭，常在梦里边吃扣肉边流口水。今天回忆起来，他总要叹息：“肚子饿起来真难受啊！”
　　也可能是为了不断证明自己。袁隆平刚开始做研究时，不过是安江农校的普通教员，许多人对他不屑一顾。等他功成名就，依然有权威人士大肆斥责他做的是“三不稻”，即“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直到今天，他的“超级杂交水稻培育计划”实行20多年，超级稻第四期实现每亩1067公斤的产量，创造了世界水稻产量的纪录，仍然有人疑心他的能力和水稻的质量。
　　当然也可能，仅仅只是出于科学家的“自我使命感”：不断追求更好的结果，不断寻找问题的原因，不断创造新的事物。
　　总之，为了这种好胜心，袁隆平错过了许多田野外的瞬间：母亲的弥留之际、儿子的成长、与妻子的缠绵悱恻。上世纪70年代他唯一一次请假，还是妻子突发病毒性脑炎时，他一连10天在医院照顾妻子。那是他整个盛年时期与妻子最长的一次独处，在病床前为她念诗、唱歌、讲故事……等妻子醒来，他又踏上了前往田野的路。
　　2018年，袁隆平有两件事情要挑战。一个是“海水稻”，他希望能通过“海水稻”为国家至少开发一亿亩盐碱地资源，增产至少300亿公斤粮食。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他曾两次梦到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子粒有花生米那么大，甚至可以坐在下面乘凉。如今，他正帶着科研团队攻克“巨型稻”，希望3年后实现亩产千斤。
　　袁隆平说，曾有菲律宾的老中医帮他诊脉，说他身体很好，至少能活到98岁，所以“我至少还能干10年！”前些年，他还会和年轻人打打球，总能赢。“年轻人不是不敢赢我，他们都想扣我。但我一到那里呢，我就要赢。”
　　这成了袁隆平一生的信条，赢了饥荒，赢了争议，赢了天赢了地，也赢了如梭的光阴。孔子说，君子有三德：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从1988年到今天，穿越30年漫长的时光，袁隆平印证的，恰是那一份勇者不惧。
　　（陈东荐自《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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