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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传统上一般认为他的本质是反动、落后的，并且是图谋复辟的窃国大盗。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他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曾是北洋军阀的领导人，在辛亥革命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他亲自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新式陆军，创立近代化司法和教育制度。今年是山东大学建校110周年，110年之前，正是袁世凯以开明的远见卓识创建了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
1899年冬，因义和团在山东的排外行为引起各国不满，清廷被迫撤换纵容拳民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前往济南，这也是袁世凯首次出任方面大员。袁世凯到任后，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到处拆铁道，拔线杆，破坏了社会安定，一改毓贤的处理方针，驱赶拳民，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带。
而在山东驱逐镇压了义和团的袁世凯，则把山东治理得井井有条，社会稳定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使山东免遭战祸。1901年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袁世凯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同时也使中国人民真正从睡梦中惊醒，逐渐认识到中国要救亡图存，“不妨以强敌为师”，“取而鉴之”，“举而行之”，效法日本，实行变法。而要变法自强，关键在于兴学育才。康有为认为：“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則国弱”，“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同样，“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干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梁启超也认为日中国之大患，苦于人才之不足，而人才不足由学校不兴也”，主张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是兴学育才。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支持下，发动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颁布了一系列维新法令，推行新政。在文化教育方面，光绪皇帝发布了书院改学堂的上喻。上喻下达后，全国不少省份都积极行动起来，纷纷遵旨改书院为学堂，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书院改学堂的高潮。
光绪皇帝有关书院改学堂的上谕发布时，山东巡抚袁世凯正在家里休假，看到皇帝的谕诣后，立即回济南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试办山东大学堂的奏折及暂行章程，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奏光绪皇帝，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奏请先在省城设立大学堂，分斋督课，其中专斋相当于专门和大学，正斋相当于中学，备斋相当于小学。尤为重要的是，他还拟订了《山东大学堂章程》，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及学堂经费4章，共计96节，对于如何创办省城大学堂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光绪皇帝于十月初六日石朱 批：“知道了政务处暨各该衙门知道单併发”奏陈得到清廷的照准，于是山东首先办起了一个官立山东大学堂，十月正式开学。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在各省最早兴办的官立大学堂，首批招收学生300人。课程设置除经史子集，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语等20多门课程。这座官办大学堂同私塾和科举制度比较起来，已经有了质的区别。
袁世凯任命的山东大学堂第一任校长是后来被誉为北国工业巨子的周学熙。他又聘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另有清末进士宋书升等30余人任经学教习，回国留学生沙庆、孔祥柯等任科学教习，还聘有外籍教习8人。
创始于清末光绪年间的山东大学堂，虽然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不少封建的糟粕，师生都是长袍马卦，脑后拖着一条辫子，校长称管理总办，1904年又改名为监督，直到民国元年才称校长，教员称教习。男女也不能同校。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开设的第一门课就是经学。还是尊孔读经。在礼节上打躬作辑，如遇祭孔等大典则行跪拜礼。这些糟粕的存在并不奇怪，几千年的封建意识，想要在短时期消灭它的影响，那是不现实的。但是，山东大学堂同私塾和科举制度比较起来，已经有了质的区别，而且那些封建的东西，也在逐渐被淘汰着。首先它初步具备了近代正规高等学校的体制和规模，其次，分了本科和预科，学制定为三年，并有严格的考试制度，不及格的不能毕业。第三，除了经学外，开设了二十多门课程，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国语。这些课程有：文学、历史、地理、法制、理财、兵学、格致、心理学、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地质矿物、英文、德文、法文、日文、图画、音乐、体操等等。上述课程虽然大多数是基础课，但在清末已经是较为先进的，比起科举时代的八股文，确是别开生面，具有时代气息了。
山东大学堂的创设，尽管它还带有时代的烙印，却是近代山东高等学校的开端，是山东省内第一所官办的高等学府，它不但培养了一批人才，提高了山东的科学文化水平；而且也提供了办学经验，促进了山东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中，由山东大学堂选送去日本留学的徐镜心、张伯言等人，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被孙中山先生委为山东同盟会的负责人。武昌起义后，徐、张回国联合山东大学堂师生和各界人士，派代表与清廷山东巡抚孙宝琦谈判，迫使其宣布山东独立，为推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做出了贡献。
一辈子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及第的袁世凯，后来经常与子女谈起这件事。他说，我从小就痛恨科举制度，一生中能有兴办山东大学堂这样不经意的“得意之笔”，实在是“最为得意的事情”。
1899年冬，因义和团在山东的排外行为引起各国不满，清廷被迫撤换纵容拳民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前往济南，这也是袁世凯首次出任方面大员。袁世凯到任后，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到处拆铁道，拔线杆，破坏了社会安定，一改毓贤的处理方针，驱赶拳民，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带。
而在山东驱逐镇压了义和团的袁世凯，则把山东治理得井井有条，社会稳定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使山东免遭战祸。1901年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袁世凯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同时也使中国人民真正从睡梦中惊醒，逐渐认识到中国要救亡图存，“不妨以强敌为师”，“取而鉴之”，“举而行之”，效法日本，实行变法。而要变法自强，关键在于兴学育才。康有为认为：“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則国弱”，“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同样，“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干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梁启超也认为日中国之大患，苦于人才之不足，而人才不足由学校不兴也”，主张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是兴学育才。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支持下，发动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颁布了一系列维新法令，推行新政。在文化教育方面，光绪皇帝发布了书院改学堂的上喻。上喻下达后，全国不少省份都积极行动起来，纷纷遵旨改书院为学堂，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书院改学堂的高潮。
光绪皇帝有关书院改学堂的上谕发布时，山东巡抚袁世凯正在家里休假，看到皇帝的谕诣后，立即回济南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试办山东大学堂的奏折及暂行章程，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奏光绪皇帝，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奏请先在省城设立大学堂，分斋督课，其中专斋相当于专门和大学，正斋相当于中学，备斋相当于小学。尤为重要的是，他还拟订了《山东大学堂章程》，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及学堂经费4章，共计96节，对于如何创办省城大学堂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光绪皇帝于十月初六日石朱 批：“知道了政务处暨各该衙门知道单併发”奏陈得到清廷的照准，于是山东首先办起了一个官立山东大学堂，十月正式开学。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在各省最早兴办的官立大学堂，首批招收学生300人。课程设置除经史子集，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语等20多门课程。这座官办大学堂同私塾和科举制度比较起来，已经有了质的区别。
袁世凯任命的山东大学堂第一任校长是后来被誉为北国工业巨子的周学熙。他又聘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另有清末进士宋书升等30余人任经学教习，回国留学生沙庆、孔祥柯等任科学教习，还聘有外籍教习8人。
创始于清末光绪年间的山东大学堂，虽然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不少封建的糟粕，师生都是长袍马卦，脑后拖着一条辫子，校长称管理总办，1904年又改名为监督，直到民国元年才称校长，教员称教习。男女也不能同校。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开设的第一门课就是经学。还是尊孔读经。在礼节上打躬作辑，如遇祭孔等大典则行跪拜礼。这些糟粕的存在并不奇怪，几千年的封建意识，想要在短时期消灭它的影响，那是不现实的。但是，山东大学堂同私塾和科举制度比较起来，已经有了质的区别，而且那些封建的东西，也在逐渐被淘汰着。首先它初步具备了近代正规高等学校的体制和规模，其次，分了本科和预科，学制定为三年，并有严格的考试制度，不及格的不能毕业。第三，除了经学外，开设了二十多门课程，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国语。这些课程有：文学、历史、地理、法制、理财、兵学、格致、心理学、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地质矿物、英文、德文、法文、日文、图画、音乐、体操等等。上述课程虽然大多数是基础课，但在清末已经是较为先进的，比起科举时代的八股文，确是别开生面，具有时代气息了。
山东大学堂的创设，尽管它还带有时代的烙印，却是近代山东高等学校的开端，是山东省内第一所官办的高等学府，它不但培养了一批人才，提高了山东的科学文化水平；而且也提供了办学经验，促进了山东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中，由山东大学堂选送去日本留学的徐镜心、张伯言等人，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被孙中山先生委为山东同盟会的负责人。武昌起义后，徐、张回国联合山东大学堂师生和各界人士，派代表与清廷山东巡抚孙宝琦谈判，迫使其宣布山东独立，为推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做出了贡献。
一辈子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及第的袁世凯，后来经常与子女谈起这件事。他说，我从小就痛恨科举制度，一生中能有兴办山东大学堂这样不经意的“得意之笔”，实在是“最为得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