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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14日，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就涉嫌卷入安然假账丑闻、协助欺骗投资者一案，与提起集团诉讼的安然投资者达成和解协议，同意支付22亿美元了结这场官司。
就在四天前，花旗集团以赔付20亿美元的代价，与安然投资者达成庭外和解。
更早前，同案被诉的雷曼兄弟控股有限公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和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 Corp.），也以支付总计4.915亿美元的代价与投资者达成和解。
安然事件引发的巨额赔偿，再一次令人震惊于“集团诉讼”这一法律利器在发达资本市场的威力。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同样在美国被提起集团诉讼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纽交所交易代码LFC，香港联交所交易代码2628，下称中国人寿），在被诉一年零三个月后的今天，依然笼罩在阴云之中。
在安然案的“震惊效应”之下，头悬利剑的中国人寿又将面临何种结局？
首席律师之争
作为登陆美国股市的首支中国金融股，中国人寿于2003年12月在纽约和香港两地首发上市，募集资金34亿美元，创下当年全球IPO最大规模。但中国人寿在纽交所上市未久，即陷入集团诉讼的泥淖。
从2004年3月至5月，共有九家律师事务所向中国人寿提起证券欺诈集团诉讼。受理法庭为靠近华尔街金融区的纽约州南区联邦法庭，这里是多起著名证券欺诈案的审理地点，世通公司CEO艾伯斯正是在这一法庭接受了宣判。
中国人寿案的导火索，是2004年1月国家审计署公布的2003年审计工作报告，其中点名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存在资金违规情况。消息披露后，中国人寿在纽约和香港的股价双双遭受重挫。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系中国人寿母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的前身。消息披露后，尽管中国人寿立刻澄清审计所涉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而中国人寿自身不存在任何资金违规，但这番澄清未能阻挡美国投资者以不实披露为由，对中国人寿提起集团诉讼。
中国人寿案原告代理律师之一吉姆埃万杰利斯塔（Jim Evangelista）告诉《财经》，集团诉讼的第一步是合并诉状。“法官会从诉因相同的诉状中选取最具代表性者，将其它诉讼合并过来，被选定的原告和律师则将成为首席原告和首席律师。”
之后，首席原告代表所有原告参与诉讼，包括和律师交涉、进行和解谈判等。而成为首席律师，则意味着可以获得最大份额的报酬，因此为所有递交诉讼的律师行所力争。
在中国人寿案提起诉讼的最初几个月，法庭程序几乎完全集中于上述步骤。各家律师行提出动议，表明自己的诉状最具说服力和代表性。2004年9月，法庭在听取各方律师辩论后，方始选定Milberg Weiss Bershad & Schulman 和Lerach Coughlin Stoia Geller Rudman & Robbins两家律师行，作为本案共同首席律师。前者也正是第一个对人寿提出诉讼的律师行。
据了解，这两家首席律师行，前者总部设于纽约，长于证券诉讼；后者总部设于加州圣迭戈，专攻复杂企业诉讼。事实上，这两家律师行本系一家，直至2004年4月才予分立。后者刚刚迫使花旗集团为安然丑闻“吐血”20亿美元。
在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大多旷日持久，逾六成案件审理时间在三年以上。就中国人寿案而言，自2005年1月19日原告首席律师递交合并诉状后，至今原、被告双方真正意义上的法庭过招仅有一个回合，即被告中国人寿于今年3月21日向法庭提交动议，请求法庭驳回起诉。两个月后，原告方递交相应的反对动议。《财经》获悉，至少在今年8月之前，法庭不会就是否驳回起诉作出任何决定。
“在证券诉讼中，被告要求法庭驳回是标准程序。”原告律师告诉《财经》。尽管原告方拒绝预测法庭的决定，但从统计数字看，起诉极有可能会被法庭拒绝。根据美富律师事务所(Morrison & Foerster)有关美国证券欺诈集团诉讼的统计，此类诉讼80%以和解收场，10%-20%被法庭驳回，只有1%-2%由法庭审判。
和解与否
既然绝大多数证券集团诉讼最终以和解收场，则无论原告还是被告，均有希望尽早结束诉讼的动机。“原告律师的目的是尽早拿到赔偿，避免耗时耗资的官司；被诉公司也尽量避免打官司的开销，既然法庭或陪审团的裁决结果很可能是巨额赔偿金，为什么事前不尽早以和解作个了结？” 美富律师事务所的保罗弗里德曼（Paul Friedman）如是说。
中国人寿在美聘请的律师行为Sidley Austin Brown & Wood，在美国排名第十五。据《财经》了解，Sidley Austin的收费相当昂贵。在国内，则有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and Wood)帮助中国人寿负责集团诉讼的相应事务。
无论处于法庭审理的何种阶段，双方均可达成和解。对于中国人寿是否正和原告商讨和解这一敏感问题，双方律师均拒绝回答。而据《财经》了解，中国人寿选择何种方式应对官司，并非公司管理层所能决定。是否选择庭外和解，以及支付多少和解金，需要得到中国保监会乃至国务院的批准。
接近中国人寿的人士告诉《财经》，中国人寿已为此成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面对官司，委员会的主张是“挺下去”。这位人士还透露，中国人寿管理层在获悉集团诉讼之初，确实相当紧张，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后，态度就一度变为“不要去管它”。
2004年3月，中国国家审计署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作出最终审计意见。后者表示，集团公司将承担审计署审计决定中涉及的一切责任。这一安排显然意在尽量减少审计风波给上市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作此声明后，中国人寿股价旋即显著回升。
超越诉讼
《财经》获悉，悬在中国人寿头顶的利剑并不仅是集团诉讼，它还同时面临美国证监会(SEC)的调查。SEC对中国人寿的调查几乎和集团诉讼同一时间展开。
集团诉讼的起诉书援引2004年5月3日的《南华早报》报道称，香港廉政公署、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对中国人寿IPO中不当分股给高层的事件进行调查。原告将视调查结果保留追加起诉理由的权利。
面对《财经》的问讯，SEC的答复是，既然现在SEC和中国人寿都未公布有关上述调查的任何结果，因此“你可以假定SEC的调查仍在进行”。
《财经》另悉，2004年4月，美国国会附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China’s Presence in the Global Capital Market）曾专门举行听证会，检讨中国对美国资本市场的利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以及是否有损美国投资者利益等問题。而SEC对中国人寿的调查，正是促成此次听证会召开的原因之一。
听证会上，参与者提出的建议包括：审查美国投资银行和律师在中国所作的尽职调查，研究美国证券法及条例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是否适用，以及由SEC调查中国公司在信息披露中的独特问题。
参加听证会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彼得博特利耶（Pieter Bottelier）对《财经》表示，中国人寿讼案，以及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在上市前曝光的诸多问题，毫无疑问在美国引起很大关注。不过，记者从SEC了解到，美国监管机构尚未因中国人寿等公司的集团诉讼，而额外制定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
如果说中国人寿集团讼案的引爆，凸现了中美两国在审计及披露机制上的差异，那么如何应对集团诉案，则显现出双方在法律文化上的某种隔膜。
美富律师所的律师指出，中国公司只要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美国法庭就有管辖权。如果中国公司不履行法律义务，有可能遭遇摘牌或罚款。
美国GT律师事务所(Greenberg Traurig LLP) 合伙人迈克尔索卡拉斯（Michael Socarras）在谈论中国人寿讼案时表示，中国公司必须适应美国法律文化，美国投资者也必须适应中国公司文化。这种相互适应的过程非常复杂，且需相当长的时间。
“考虑到其他中国公司在美国面临的集团诉讼，这实际显示出一种新的法律趋势。这一趋势将如何发展？结果又将如何？这是任何律师都难以预测的。”他说。
中国人寿不是在美国遭遇集团诉讼的第一家中国公司，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家。事实上，今年排在纳斯达克上市日程表上的中国公司就有十几家。毫无疑问，这些公司将是集团诉讼律师们紧盯的目标。
在创下中国金融股初涉美国资本市场的耀眼纪录后，中国人寿也提出了更多急需答案的问题。
就在四天前，花旗集团以赔付20亿美元的代价，与安然投资者达成庭外和解。
更早前，同案被诉的雷曼兄弟控股有限公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和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 Corp.），也以支付总计4.915亿美元的代价与投资者达成和解。
安然事件引发的巨额赔偿，再一次令人震惊于“集团诉讼”这一法律利器在发达资本市场的威力。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同样在美国被提起集团诉讼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纽交所交易代码LFC，香港联交所交易代码2628，下称中国人寿），在被诉一年零三个月后的今天，依然笼罩在阴云之中。
在安然案的“震惊效应”之下，头悬利剑的中国人寿又将面临何种结局？
首席律师之争
作为登陆美国股市的首支中国金融股，中国人寿于2003年12月在纽约和香港两地首发上市，募集资金34亿美元，创下当年全球IPO最大规模。但中国人寿在纽交所上市未久，即陷入集团诉讼的泥淖。
从2004年3月至5月，共有九家律师事务所向中国人寿提起证券欺诈集团诉讼。受理法庭为靠近华尔街金融区的纽约州南区联邦法庭，这里是多起著名证券欺诈案的审理地点，世通公司CEO艾伯斯正是在这一法庭接受了宣判。
中国人寿案的导火索，是2004年1月国家审计署公布的2003年审计工作报告，其中点名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存在资金违规情况。消息披露后，中国人寿在纽约和香港的股价双双遭受重挫。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系中国人寿母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的前身。消息披露后，尽管中国人寿立刻澄清审计所涉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而中国人寿自身不存在任何资金违规，但这番澄清未能阻挡美国投资者以不实披露为由，对中国人寿提起集团诉讼。
中国人寿案原告代理律师之一吉姆埃万杰利斯塔（Jim Evangelista）告诉《财经》，集团诉讼的第一步是合并诉状。“法官会从诉因相同的诉状中选取最具代表性者，将其它诉讼合并过来，被选定的原告和律师则将成为首席原告和首席律师。”
之后，首席原告代表所有原告参与诉讼，包括和律师交涉、进行和解谈判等。而成为首席律师，则意味着可以获得最大份额的报酬，因此为所有递交诉讼的律师行所力争。
在中国人寿案提起诉讼的最初几个月，法庭程序几乎完全集中于上述步骤。各家律师行提出动议，表明自己的诉状最具说服力和代表性。2004年9月，法庭在听取各方律师辩论后，方始选定Milberg Weiss Bershad & Schulman 和Lerach Coughlin Stoia Geller Rudman & Robbins两家律师行，作为本案共同首席律师。前者也正是第一个对人寿提出诉讼的律师行。
据了解，这两家首席律师行，前者总部设于纽约，长于证券诉讼；后者总部设于加州圣迭戈，专攻复杂企业诉讼。事实上，这两家律师行本系一家，直至2004年4月才予分立。后者刚刚迫使花旗集团为安然丑闻“吐血”20亿美元。
在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大多旷日持久，逾六成案件审理时间在三年以上。就中国人寿案而言，自2005年1月19日原告首席律师递交合并诉状后，至今原、被告双方真正意义上的法庭过招仅有一个回合，即被告中国人寿于今年3月21日向法庭提交动议，请求法庭驳回起诉。两个月后，原告方递交相应的反对动议。《财经》获悉，至少在今年8月之前，法庭不会就是否驳回起诉作出任何决定。
“在证券诉讼中，被告要求法庭驳回是标准程序。”原告律师告诉《财经》。尽管原告方拒绝预测法庭的决定，但从统计数字看，起诉极有可能会被法庭拒绝。根据美富律师事务所(Morrison & Foerster)有关美国证券欺诈集团诉讼的统计，此类诉讼80%以和解收场，10%-20%被法庭驳回，只有1%-2%由法庭审判。
和解与否
既然绝大多数证券集团诉讼最终以和解收场，则无论原告还是被告，均有希望尽早结束诉讼的动机。“原告律师的目的是尽早拿到赔偿，避免耗时耗资的官司；被诉公司也尽量避免打官司的开销，既然法庭或陪审团的裁决结果很可能是巨额赔偿金，为什么事前不尽早以和解作个了结？” 美富律师事务所的保罗弗里德曼（Paul Friedman）如是说。
中国人寿在美聘请的律师行为Sidley Austin Brown & Wood，在美国排名第十五。据《财经》了解，Sidley Austin的收费相当昂贵。在国内，则有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and Wood)帮助中国人寿负责集团诉讼的相应事务。
无论处于法庭审理的何种阶段，双方均可达成和解。对于中国人寿是否正和原告商讨和解这一敏感问题，双方律师均拒绝回答。而据《财经》了解，中国人寿选择何种方式应对官司，并非公司管理层所能决定。是否选择庭外和解，以及支付多少和解金，需要得到中国保监会乃至国务院的批准。
接近中国人寿的人士告诉《财经》，中国人寿已为此成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面对官司，委员会的主张是“挺下去”。这位人士还透露，中国人寿管理层在获悉集团诉讼之初，确实相当紧张，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后，态度就一度变为“不要去管它”。
2004年3月，中国国家审计署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作出最终审计意见。后者表示，集团公司将承担审计署审计决定中涉及的一切责任。这一安排显然意在尽量减少审计风波给上市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作此声明后，中国人寿股价旋即显著回升。
超越诉讼
《财经》获悉，悬在中国人寿头顶的利剑并不仅是集团诉讼，它还同时面临美国证监会(SEC)的调查。SEC对中国人寿的调查几乎和集团诉讼同一时间展开。
集团诉讼的起诉书援引2004年5月3日的《南华早报》报道称，香港廉政公署、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对中国人寿IPO中不当分股给高层的事件进行调查。原告将视调查结果保留追加起诉理由的权利。
面对《财经》的问讯，SEC的答复是，既然现在SEC和中国人寿都未公布有关上述调查的任何结果，因此“你可以假定SEC的调查仍在进行”。
《财经》另悉，2004年4月，美国国会附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China’s Presence in the Global Capital Market）曾专门举行听证会，检讨中国对美国资本市场的利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以及是否有损美国投资者利益等問题。而SEC对中国人寿的调查，正是促成此次听证会召开的原因之一。
听证会上，参与者提出的建议包括：审查美国投资银行和律师在中国所作的尽职调查，研究美国证券法及条例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是否适用，以及由SEC调查中国公司在信息披露中的独特问题。
参加听证会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彼得博特利耶（Pieter Bottelier）对《财经》表示，中国人寿讼案，以及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在上市前曝光的诸多问题，毫无疑问在美国引起很大关注。不过，记者从SEC了解到，美国监管机构尚未因中国人寿等公司的集团诉讼，而额外制定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
如果说中国人寿集团讼案的引爆，凸现了中美两国在审计及披露机制上的差异，那么如何应对集团诉案，则显现出双方在法律文化上的某种隔膜。
美富律师所的律师指出，中国公司只要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美国法庭就有管辖权。如果中国公司不履行法律义务，有可能遭遇摘牌或罚款。
美国GT律师事务所(Greenberg Traurig LLP) 合伙人迈克尔索卡拉斯（Michael Socarras）在谈论中国人寿讼案时表示，中国公司必须适应美国法律文化，美国投资者也必须适应中国公司文化。这种相互适应的过程非常复杂，且需相当长的时间。
“考虑到其他中国公司在美国面临的集团诉讼，这实际显示出一种新的法律趋势。这一趋势将如何发展？结果又将如何？这是任何律师都难以预测的。”他说。
中国人寿不是在美国遭遇集团诉讼的第一家中国公司，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家。事实上，今年排在纳斯达克上市日程表上的中国公司就有十几家。毫无疑问，这些公司将是集团诉讼律师们紧盯的目标。
在创下中国金融股初涉美国资本市场的耀眼纪录后，中国人寿也提出了更多急需答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