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本文从女性主义地理学角度解读多丽丝·莱辛短篇小说《去十九号房》中的身份危机。由于父权社会里以空间区隔为基础的性别分工的存在，苏珊被束缚在私人空间里贤妻良母这一单一角色中。当她对这一角色产生逆反、逃避心理，又不能走向公共空间建构出一种富于建设性的新身份时，就只能走向毁灭。苏珊的悲剧主要源于私人空间里单一的贤妻良母角色而导致的身份危机。
关键词：性别 空间 女性主义地理学 身份危机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的兴起，人们对于空间有了新的认识，空间不再被認为是客观中立的物质存在、不是社会行动的容器，而是复杂社会生产的一部分。空间的生产涉及复杂的权力关系运作，而性别就是其中重要一环。女性主义地理学就是在人们对空间重新认识的背景下蓬勃发展起来的地理学分支之一，其特殊目标在于揭露空间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并且“调查、解释并挑战性别划分和空间区分的关系，揭露它们的相互构成，质疑它们表面上的自然特性”（麦道威尔，16）。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地理学的角度分析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去十九号房》中性别与空间区隔的互构关系，以及二者对于主人公苏珊悲剧的深刻影响。
《去十九号房》是多丽丝·莱辛最为著名的短篇小说，入选各类文集，受到广泛关注。故事女主人公苏珊是个已步入不惑之年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有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体贴能干的丈夫，活泼可爱的孩子，一所大房子。然而，在孩子们都上学后，苏珊却陷入到“无可名状”的危机中。她逐渐疏远了自己的贤妻良母职责，一步步逃离家庭，最后逃避到福特旅馆的十九号房里，并在那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阅读过程中，可能一般读者都会对苏珊的轻生感到迷惑不解。通过离婚或者重返工作岗位就可以摆脱困境，但是她为何不这样做呢？本文从女性主义地理学的角度尝试对这一疑问进行解答，并对苏珊的危机进行探源。
一
我们知道，父权社会对达到一定年龄阶段女性的角色期待是家庭私人空间里的贤妻良母——“家庭天使”，男性则是公共空间里的支薪劳动者。在这种性别二元对立模式下，空间被划分为公共的、生产的、支配性的男性空间和私人的、再生产的、附属性的女性空间。男性主要在公共空间里从事经济、政治活动；而女性主要在幽闭的私人空间里从事再生产劳动力的活动，让男人保持清洁、吃饱穿暖，准备好每天的外出工作，生育和照顾担任未来劳动力的小孩，并且成为男性的依赖者。在《去十九号房》中，我们可以看到性别二元分工对女主人公苏珊生存空间的建构以及对她在性别化的空间里所从事活动的限制。
在结婚怀孕前，她有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广告画家，她的聪明、能干得到了老板的肯定。但是苏珊在职业上并没有远大抱负：“她对于自己负责的广告持一种幽默态度，但是对它们感觉不是很强，总觉得这样那样都可以”（Lessing，344）。这其实符合父权社会对中产阶级女性的期待：工作只是她们离开学校后、生孩子之前的权宜之计，而非终身追求的事业。怀孕后，苏珊立即辞掉了工作，完全退回私人空间，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并且完全依附于男性。就这样，父权社会以婚姻的方式，将苏珊规训到父权社会分配给女性的主要空间资源——私人空间。可见，女性与私人空间的关系并非自然天成，其背后隐含的是父权制下的性别二元分工。
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工作地和家庭分离的情况下，家庭退化为一个简单的私人化的空间，这种空间结构严重限制了女性的活动。作为家庭主妇，苏珊的主要职责是保持家庭的干净整洁，负责一日三餐，给男人提供良好的休息环境，并保证劳动力再生产。在这种分工中，她心甘情愿地献出了一切：“可以说，从我第一次怀孕的那一刻起，我就签字把自己交给了别人。给了孩子们”（351）。在全职的家庭主妇身份中，她就只是妻子、母亲和女主人。
但是这种把人的身份仅仅建立在单一角色上极具危险性，一旦出现问题，人若不能顺利实现新角色的建构和转换，就极其容易陷入危机。婚后第十年，丈夫有了外遇，这对苏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感觉（幸运地是，仅仅每次只有几秒钟），生活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片沙漠，感觉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感觉孩子已经不是她自己的了？”至此，她的妻子身份轰然倒塌：“她时常感觉自己被空虚所威胁。”（349）随着孩子们上学和离家，苏珊也感到母亲身份所遭受的危机——孩子不再需要她全身心的呵护，她也无法从母亲身份中获得个人满足和价值实现。
为了逃避贤妻良母的身份危机，苏珊通过扩展家务活来填补空白，让自己比孩子们在家时更加忙碌。这正如贝蒂·弗里丹（Friedan）所说：“家务所需要的时间同妇女从事其他工作所需要的时间成反比。如果一个妇女在家庭之外无事可做，这实际上就是强迫她把自己每一分每一秒钟都花在家务琐事上”（239）。对于苏珊来说，由于丈夫和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而私人空间里的贤妻良母这一唯一身份又剥夺了她在公共空间发挥潜能的权利，她就只能通过扩展家务范围或者扩展做妻子、母亲所必需要尽到的职责来填充有效时间，使得家务变得更加重要、富于创造性，从而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进行自我实现。
但是这种扩展家务活的后果却是家务负担的加重和程度的越来越复杂，最终带来被缚感的加剧：“她被一种怨恨的情感支配着：每天七个小时的自由（学期间的工作日）并不自由，她从来没有、一分钟也没有逃离过时间的压力，逃离过记得这事或者那事。”（354）加剧的被缚感使苏珊产生了逆反心理，她越来越不愿意承担家务和尽职责，最后开始逃避责任，成为毫无用处之人。家，对于苏珊来说，虽然“可以依附、安全，同时又受限制”（克朗，43），如镣铐般钳制了她。
二
苏珊开始逃避私人空间里的贤妻良母角色和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她幻想逃避到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没有任何负担、责任的生存空间里。她躲到自己的卧室、母亲房、花园里，又逃避到威尔士边远山区、汤森小姐旅馆里，最后逃避到伦敦地铁附近福特小旅馆的十九号房里。在那里，她认为找到了自由、自我：“但是她已经知道，自己是多么地属于这儿：这间屋子一直在等着她加入其中。”（367）但是十九号房是苏珊走向新生的新空间吗？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苏珊在十九号房里既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贤妻良母的身份，也没有建构出一种新的、富有创造性的身份。
“她梦想着有一间屋子或者一个地方，任何地方都可以，只要她能够一个人去坐一坐，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359）苏珊对十九号房、对一间自己的屋子的追寻，让我们想起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在这篇女权主义经典之作里，伍尔夫开篇就提出：“一个女人想要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Woolf）。这间自己的屋子既是女性独立生存的物质基础和写作保障，也是她呵护自我、抵抗男权社会的精神空间。在伍尔夫的笔下，房间已经突破了其物质存在性，成为情感和精神的载体。但是，一间自己的屋子是否一定对女性有积极、正面的作用？
肖瓦尔特对《一间自己的屋子》的独到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全面理解屋子对于女性的意义。她充分认识到一间自己的屋子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认为它既可以是坟墓，也可以是新生地：“如果一间自己的屋子变成目的地，像克拉丽莎·达洛卫的阁楼卧室一样，使女性从政治世界、从‘男性’权力、逻辑和暴力中退出，它就是一座坟墓”（Showalter，319）。相反，“如果一间自己的屋子是积蓄在世界上行动的力量和信念之地，它就是新生地”（Showalter，319）。对于苏珊来说，这间自己的屋子恰恰成了她从社会隐退，走向沉沦的坟墓。
十九号房是丑陋而又庸俗的：“这间屋子真是可怕。它只有一个窗子，上面挂着薄薄的绿色织锦窗帘，一张只有双人床四分之三大小的小床，上面铺着廉价的绿色缎子床罩。”（366）至于屋子的用途，它是那些肮脏而又见不得阳光的男女偷情和性交易的隐蔽所。“她坐在扶手椅子里，她仅仅坐着，她闭上眼睛坐着，让自己一个人，”（367）或者站在窗前，以旁观者的姿态望着大街上来往的人流，大脑里却一片空白。可以说，十九号房是空虚、无聊之象征，也是苏珊精神世界之写照：这间小屋与她拒绝贤妻良母这一单一身份后空虚的精神状况相契合。
的确，在这间屋子里，苏珊主观上暂时逃离了家庭主妇的身份和责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她称自己为“琼斯太太”——在西方这一称谓依然表征着苏珊的妻子、母亲身份。换句话说，这一称呼与她想要摆脱的“罗林斯太太”并没有本质区别。空间的转移并没有给她带来富有创造性的新身份，仅仅是旧身份的逃避和重复：一间自己的屋子既没有给她提供获取新生的力量，也没有激发她的创造力，反而成了她逃避责任的临时隐蔽所。
我们不妨顺带分析一下苏珊为了逃避贤妻良母身份而逃入的各种空间：卧室、母亲房、花园、威尔士边远山区、汤森小姐旅馆和十九号房。卧室、母亲房属于私人空间；而花园，在家庭空间扩展的过程中，“由于其作为隐私、秩序、品位以及对于自然的热爱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成为新兴中产阶级家庭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孩子来说，这里也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场所”（王萍，41）。可以说，花园是私人空间的扩展和延伸。至于威尔士边远山区、汤森小姐旅馆和十九号房，由于其处于公、私空间之间的灰色地带而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从苏珊所逃入的这些生存空间中可以看出：她既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私人空间这一父权社会分配给女性的生存空间，也没有从这些空间中积蓄力量和勇气，从而超越贤妻良母身份，走向公共空间。
其次，苏珊在十九号房里享受的所谓自由、自我，是基于对男性的依附，所以当丈夫派了一个私家侦探跟踪她时就立即终止了她的行为，她所谓的自由、自我顷刻间土崩瓦解。她选择了轻生，以达到渴求的自由，并在十九号房这个她所谓的乐园里結束了生命——一间自己的屋子成了她的坟墓。但可悲的是，苏珊竟然无法支付一英镑的房租，只能向仆人“贷款”。这里，女性的经济独立再次提上日程，恩格斯的话仍然具有辉煌的意义：“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私有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父权社会里的性别分工将苏珊束缚在私人空间的贤妻良母的角色里，限制了她在公共空间进行自我实现，加剧了她的依赖性。而女性一旦由于这种身份的空虚而产生逆反、逃避心理，却又不能从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从而建构出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新身份时，就极有可能走向毁灭——逃避单一的贤妻良母身份而导致的生活中空并非人人都能够长期忍受，女性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Friedan,Betty,The Feminine Mystique,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1984[1963].
[3] Lessing,Doris.“To Room Nineteen.”To Room Nineteen:Volume One of Doris Lessing’s Collected Stories.London:Panther Books,1979:344.
[4] 琳达·麦道威尔，徐苔玲、王志弘译：《性别、认同与地方：女性主义地理学概说》，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
[5] 迈克·克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Showalter,Elaine.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319.
[7] 王萍：《现代英国社会中的妇女形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 Woolf,Virginia.A Room of One’s Own.[2011-10-15].http://ebooks.adelaide.edu.au/w/woolf/virginia/w91r/chapter1.html.
关键词：性别 空间 女性主义地理学 身份危机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的兴起，人们对于空间有了新的认识，空间不再被認为是客观中立的物质存在、不是社会行动的容器，而是复杂社会生产的一部分。空间的生产涉及复杂的权力关系运作，而性别就是其中重要一环。女性主义地理学就是在人们对空间重新认识的背景下蓬勃发展起来的地理学分支之一，其特殊目标在于揭露空间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并且“调查、解释并挑战性别划分和空间区分的关系，揭露它们的相互构成，质疑它们表面上的自然特性”（麦道威尔，16）。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地理学的角度分析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去十九号房》中性别与空间区隔的互构关系，以及二者对于主人公苏珊悲剧的深刻影响。
《去十九号房》是多丽丝·莱辛最为著名的短篇小说，入选各类文集，受到广泛关注。故事女主人公苏珊是个已步入不惑之年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有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体贴能干的丈夫，活泼可爱的孩子，一所大房子。然而，在孩子们都上学后，苏珊却陷入到“无可名状”的危机中。她逐渐疏远了自己的贤妻良母职责，一步步逃离家庭，最后逃避到福特旅馆的十九号房里，并在那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阅读过程中，可能一般读者都会对苏珊的轻生感到迷惑不解。通过离婚或者重返工作岗位就可以摆脱困境，但是她为何不这样做呢？本文从女性主义地理学的角度尝试对这一疑问进行解答，并对苏珊的危机进行探源。
一
我们知道，父权社会对达到一定年龄阶段女性的角色期待是家庭私人空间里的贤妻良母——“家庭天使”，男性则是公共空间里的支薪劳动者。在这种性别二元对立模式下，空间被划分为公共的、生产的、支配性的男性空间和私人的、再生产的、附属性的女性空间。男性主要在公共空间里从事经济、政治活动；而女性主要在幽闭的私人空间里从事再生产劳动力的活动，让男人保持清洁、吃饱穿暖，准备好每天的外出工作，生育和照顾担任未来劳动力的小孩，并且成为男性的依赖者。在《去十九号房》中，我们可以看到性别二元分工对女主人公苏珊生存空间的建构以及对她在性别化的空间里所从事活动的限制。
在结婚怀孕前，她有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广告画家，她的聪明、能干得到了老板的肯定。但是苏珊在职业上并没有远大抱负：“她对于自己负责的广告持一种幽默态度，但是对它们感觉不是很强，总觉得这样那样都可以”（Lessing，344）。这其实符合父权社会对中产阶级女性的期待：工作只是她们离开学校后、生孩子之前的权宜之计，而非终身追求的事业。怀孕后，苏珊立即辞掉了工作，完全退回私人空间，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并且完全依附于男性。就这样，父权社会以婚姻的方式，将苏珊规训到父权社会分配给女性的主要空间资源——私人空间。可见，女性与私人空间的关系并非自然天成，其背后隐含的是父权制下的性别二元分工。
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工作地和家庭分离的情况下，家庭退化为一个简单的私人化的空间，这种空间结构严重限制了女性的活动。作为家庭主妇，苏珊的主要职责是保持家庭的干净整洁，负责一日三餐，给男人提供良好的休息环境，并保证劳动力再生产。在这种分工中，她心甘情愿地献出了一切：“可以说，从我第一次怀孕的那一刻起，我就签字把自己交给了别人。给了孩子们”（351）。在全职的家庭主妇身份中，她就只是妻子、母亲和女主人。
但是这种把人的身份仅仅建立在单一角色上极具危险性，一旦出现问题，人若不能顺利实现新角色的建构和转换，就极其容易陷入危机。婚后第十年，丈夫有了外遇，这对苏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感觉（幸运地是，仅仅每次只有几秒钟），生活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片沙漠，感觉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感觉孩子已经不是她自己的了？”至此，她的妻子身份轰然倒塌：“她时常感觉自己被空虚所威胁。”（349）随着孩子们上学和离家，苏珊也感到母亲身份所遭受的危机——孩子不再需要她全身心的呵护，她也无法从母亲身份中获得个人满足和价值实现。
为了逃避贤妻良母的身份危机，苏珊通过扩展家务活来填补空白，让自己比孩子们在家时更加忙碌。这正如贝蒂·弗里丹（Friedan）所说：“家务所需要的时间同妇女从事其他工作所需要的时间成反比。如果一个妇女在家庭之外无事可做，这实际上就是强迫她把自己每一分每一秒钟都花在家务琐事上”（239）。对于苏珊来说，由于丈夫和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而私人空间里的贤妻良母这一唯一身份又剥夺了她在公共空间发挥潜能的权利，她就只能通过扩展家务范围或者扩展做妻子、母亲所必需要尽到的职责来填充有效时间，使得家务变得更加重要、富于创造性，从而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进行自我实现。
但是这种扩展家务活的后果却是家务负担的加重和程度的越来越复杂，最终带来被缚感的加剧：“她被一种怨恨的情感支配着：每天七个小时的自由（学期间的工作日）并不自由，她从来没有、一分钟也没有逃离过时间的压力，逃离过记得这事或者那事。”（354）加剧的被缚感使苏珊产生了逆反心理，她越来越不愿意承担家务和尽职责，最后开始逃避责任，成为毫无用处之人。家，对于苏珊来说，虽然“可以依附、安全，同时又受限制”（克朗，43），如镣铐般钳制了她。
二
苏珊开始逃避私人空间里的贤妻良母角色和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她幻想逃避到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没有任何负担、责任的生存空间里。她躲到自己的卧室、母亲房、花园里，又逃避到威尔士边远山区、汤森小姐旅馆里，最后逃避到伦敦地铁附近福特小旅馆的十九号房里。在那里，她认为找到了自由、自我：“但是她已经知道，自己是多么地属于这儿：这间屋子一直在等着她加入其中。”（367）但是十九号房是苏珊走向新生的新空间吗？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苏珊在十九号房里既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贤妻良母的身份，也没有建构出一种新的、富有创造性的身份。
“她梦想着有一间屋子或者一个地方，任何地方都可以，只要她能够一个人去坐一坐，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359）苏珊对十九号房、对一间自己的屋子的追寻，让我们想起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在这篇女权主义经典之作里，伍尔夫开篇就提出：“一个女人想要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Woolf）。这间自己的屋子既是女性独立生存的物质基础和写作保障，也是她呵护自我、抵抗男权社会的精神空间。在伍尔夫的笔下，房间已经突破了其物质存在性，成为情感和精神的载体。但是，一间自己的屋子是否一定对女性有积极、正面的作用？
肖瓦尔特对《一间自己的屋子》的独到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全面理解屋子对于女性的意义。她充分认识到一间自己的屋子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认为它既可以是坟墓，也可以是新生地：“如果一间自己的屋子变成目的地，像克拉丽莎·达洛卫的阁楼卧室一样，使女性从政治世界、从‘男性’权力、逻辑和暴力中退出，它就是一座坟墓”（Showalter，319）。相反，“如果一间自己的屋子是积蓄在世界上行动的力量和信念之地，它就是新生地”（Showalter，319）。对于苏珊来说，这间自己的屋子恰恰成了她从社会隐退，走向沉沦的坟墓。
十九号房是丑陋而又庸俗的：“这间屋子真是可怕。它只有一个窗子，上面挂着薄薄的绿色织锦窗帘，一张只有双人床四分之三大小的小床，上面铺着廉价的绿色缎子床罩。”（366）至于屋子的用途，它是那些肮脏而又见不得阳光的男女偷情和性交易的隐蔽所。“她坐在扶手椅子里，她仅仅坐着，她闭上眼睛坐着，让自己一个人，”（367）或者站在窗前，以旁观者的姿态望着大街上来往的人流，大脑里却一片空白。可以说，十九号房是空虚、无聊之象征，也是苏珊精神世界之写照：这间小屋与她拒绝贤妻良母这一单一身份后空虚的精神状况相契合。
的确，在这间屋子里，苏珊主观上暂时逃离了家庭主妇的身份和责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她称自己为“琼斯太太”——在西方这一称谓依然表征着苏珊的妻子、母亲身份。换句话说，这一称呼与她想要摆脱的“罗林斯太太”并没有本质区别。空间的转移并没有给她带来富有创造性的新身份，仅仅是旧身份的逃避和重复：一间自己的屋子既没有给她提供获取新生的力量，也没有激发她的创造力，反而成了她逃避责任的临时隐蔽所。
我们不妨顺带分析一下苏珊为了逃避贤妻良母身份而逃入的各种空间：卧室、母亲房、花园、威尔士边远山区、汤森小姐旅馆和十九号房。卧室、母亲房属于私人空间；而花园，在家庭空间扩展的过程中，“由于其作为隐私、秩序、品位以及对于自然的热爱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成为新兴中产阶级家庭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孩子来说，这里也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场所”（王萍，41）。可以说，花园是私人空间的扩展和延伸。至于威尔士边远山区、汤森小姐旅馆和十九号房，由于其处于公、私空间之间的灰色地带而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从苏珊所逃入的这些生存空间中可以看出：她既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私人空间这一父权社会分配给女性的生存空间，也没有从这些空间中积蓄力量和勇气，从而超越贤妻良母身份，走向公共空间。
其次，苏珊在十九号房里享受的所谓自由、自我，是基于对男性的依附，所以当丈夫派了一个私家侦探跟踪她时就立即终止了她的行为，她所谓的自由、自我顷刻间土崩瓦解。她选择了轻生，以达到渴求的自由，并在十九号房这个她所谓的乐园里結束了生命——一间自己的屋子成了她的坟墓。但可悲的是，苏珊竟然无法支付一英镑的房租，只能向仆人“贷款”。这里，女性的经济独立再次提上日程，恩格斯的话仍然具有辉煌的意义：“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私有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父权社会里的性别分工将苏珊束缚在私人空间的贤妻良母的角色里，限制了她在公共空间进行自我实现，加剧了她的依赖性。而女性一旦由于这种身份的空虚而产生逆反、逃避心理，却又不能从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从而建构出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新身份时，就极有可能走向毁灭——逃避单一的贤妻良母身份而导致的生活中空并非人人都能够长期忍受，女性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Friedan,Betty,The Feminine Mystique,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1984[1963].
[3] Lessing,Doris.“To Room Nineteen.”To Room Nineteen:Volume One of Doris Lessing’s Collected Stories.London:Panther Books,1979:344.
[4] 琳达·麦道威尔，徐苔玲、王志弘译：《性别、认同与地方：女性主义地理学概说》，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
[5] 迈克·克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Showalter,Elaine.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319.
[7] 王萍：《现代英国社会中的妇女形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 Woolf,Virginia.A Room of One’s Own.[2011-10-15].http://ebooks.adelaide.edu.au/w/woolf/virginia/w91r/chapter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