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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的新媒体，极大地冲击着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如何认清形势、转变观念、趋利避害、顺势而为，尽快提升新媒体背景下的行政能力，是摆在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面前的一项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新媒体传播的“三驾马车”
对新媒体的提法与考据不一而足，但目前广泛认可的新媒体关键词应包括：互联网、大数据、社交化、移动化等。其所表现出的与传统媒体的不同特性为：
（一）“人人都有麦克风”
从媒介的角度讲，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自媒体：一人一媒体。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如果说作为“公开的日记”的博客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权威掌控，那么，作为“公开的短信”的微博则使传播更加碎片化。而微信的出现，使得“个人性媒体”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随时、随地、随便，无责任、无逻辑、无约束。新媒体终端变革改变了传统地理距离与媒体信息形态，以社交化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崛起，拉近了不同地域间人与人的关系，承担了传统媒体不能承担的角色。
（二）“所见的即所转的”
从信息的角度讲，新媒体传播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所见的即所转的”—传统媒体时代“把关人”的概念早已不复存在。每个人都可以“创作”、“改编”、“转发”新闻，以刚刚发生的“外国小伙扶摔倒大妈遭讹”事件为例，事件最初微博报道与后来证明的事实大相径庭。而“香港女婴被内地人拐走”的事件，最终被证实是婴儿母亲嫁祸于人的“自摆乌龙”。信息的采集环节简约化与内容开放，大大削弱了传统媒体数据原始采集与二次加工的过程。以新鲜度与真实性见长的第一现场类内容，加强了新媒体的体验感与口碑作用，提供了更为碎片化的自由交流机会。如果说新媒体技术提高了信息传输速度，其传输形式特殊化丰富了顶级想象力空间，那在保持速度领先的同时，其天生则携带着混乱的基因。
（三）“所有人对所有人”
从传播的角度讲，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最显著的区别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这与传统媒体居高临下的单向式传播不能同日而语。在新媒体时代，受众更多关注的是信息的“刺激”程度、更迭速度与回应频率，当然这也同时带来了网络谣言的快速蔓延。在新媒体的影响力提升的同时，也造成了新媒体话语权营养不良。传统媒体的运作模式对于媒体工作流程的标准化，已形成了行业人员的基本工作守则。而新媒体的灵活与创新性发布体系，则根本改变了这一铁律。尤其是自媒体信息的大面积爆发，将时效性抬高到了信息影响力的第一位，其中以“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中的救助幸存儿童为正面典型代表，以中国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导致全面失信为反面的典型代表。
新媒体时代提升行政能力的“三个认知”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做出调整。过去，一些政府与行政人员面对汹涌而来的各种新媒体传播，不知从何下手，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舆情苗头反应“轻、疏、慢”，信息公开公布“盖、捂、瞒”，对待媒体采访“怕、拒、骗”，舆情危机处理“忙、偏、乱”。那么，如何才能把新媒体变成提升执政能力的有效工具呢？
（一）勇敢是一种知识
无论技术如何更新，永远都是对人性的彰显和延伸。新媒体时代，我们的政府和行政人员如何正确与民众交流、与记者沟通？部分行政人员群体长期对公共管理媒体沟通的意识缺失，加上发布信息通道的不畅，让民众、媒体与政府之间出现了“冷战”甚至“热战”状态，我们有些行政人员在与媒体和公众交流时表现出了自己的“勇敢”和“霸气”，如：贵州副省长怒骂网友滚去美国，横山县委书记斥责记者“你们管的也太多了吧”， 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反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其实，这种“勇敢”并不是真正的勇敢，而是一种“无知者无畏”的博弈。因为勇敢是一种知识，是一种关于“敬畏”与“美德”的知识，即知道应该害怕什么、不应该害怕什么的知识。苏格拉底说：“知识即美德”，认为人的一切品质，包括勇敢、公正、正义、慎私、友谊等，如果没有知识，都可能是恶的，一切能力都可能用来做坏事。所以，人类的一切优秀品质，都需要知识的约束和指引。
政府人员掌握新媒体的最佳途径也是学习。不断学习是提升执政能力的唯一途径，是正气和勇敢的力量来源。除了学习相关的知识和方法技巧外，尤其要端正心态，转变“官本位”思想，不要过于“官腔”、“霸气”甚至“暴戾”。我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用如此朴实生动形象的群众语言来表述如此重大深刻的道理，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二）善良是一种智慧
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新媒体技术拆去了办公室的“围墙”，让官员与民众和记者可以更直接地面对面交流。这就对政府官员和行政人员的管理水平与沟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政府和行政人员也应该充分利用好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学会用新媒体发声，而不是回避与沉默。在新媒体世界中，并不存在行政体制与责权利的明确划分，在与民众进行互动时，要更多地选择倾听与及时地回应。应该以品牌思维运作政府的自媒体，内容建设要“以善为先”、“以诚制胜”。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云南省会理县的“悬浮照”事件。在全国网友都在纷纷恶搞“悬浮照”时，会理县政府与悬浮照的始作俑者孙正东发出微博：“感谢全国热心网友，让会理县领导有机会在短短的时间内免费‘周游世界’，‘旅行’归来后，领导已回到正常的工作轨道，也希望网友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会理这座古城上来，看看镜头下的美丽的会理吧，绝对没有PS哦。”这条微博很快便获得上万次的转发评论，而评论的主流声音也意外地从嘲笑变成了理解和宽容：“会理的领导给很多地方的领导上了一课。如果硬靠封锁，那就不是这样了。网民们真的简单，有发现，有回应。对得起关注者的智商，化危机为正面广告。” “借力打力，良好的态度给人诚恳的感觉，知错就改比欲盖弥彰好得多。”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政府危机公关！竟然来自一个小小的县城。”
仅用了不到48小时，会理县用善良、诚实和幽默，成功地化解了汹涌的舆情危机，并借机推介起当地旅游资源，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逆转”。
“闻过则喜”、“从善如流”是很多人崇尚的境界，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其实，善良就是最有智慧的策略。宽容、诚实引起的道德震动比惩罚更强烈。
（三）“透明”的办公室是最好的管理
新媒体尤其是大数据时代，“隐秘”的事情会越来越少。过去人们自我内省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举头三尺有神明”、“不欺暗室”已经真正变成技术手段之下“三步之内，必有微博”。危机永远在没有危机感的时候出现。新媒体的“透明”传播所带来的无形监督，恰恰拆去了官员办公室的“围墙”，敞开了“暗室”，“透明的办公室”才是最好的政府所在地。
从人性的角度讲，管理的最高境界，不是改变人的缺点，而是不给缺点留机会。所有的管理技巧和策略，都不是来源于政府机关的法规要求，都不是靠简单的“封、堵、删”就能奏效，而是根源于优秀的政府文化。
过去，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机关，最常见的管理模式是制定各种法规。但是，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文化与法规都是促进人上进的，但文化和法规的根本区别在于：文化通过奖励让人追求最高标准，法规通过惩罚让人达到最低标准。这就是中央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的真正意义。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新媒体传播的“三驾马车”
对新媒体的提法与考据不一而足，但目前广泛认可的新媒体关键词应包括：互联网、大数据、社交化、移动化等。其所表现出的与传统媒体的不同特性为：
（一）“人人都有麦克风”
从媒介的角度讲，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自媒体：一人一媒体。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如果说作为“公开的日记”的博客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权威掌控，那么，作为“公开的短信”的微博则使传播更加碎片化。而微信的出现，使得“个人性媒体”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随时、随地、随便，无责任、无逻辑、无约束。新媒体终端变革改变了传统地理距离与媒体信息形态，以社交化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崛起，拉近了不同地域间人与人的关系，承担了传统媒体不能承担的角色。
（二）“所见的即所转的”
从信息的角度讲，新媒体传播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所见的即所转的”—传统媒体时代“把关人”的概念早已不复存在。每个人都可以“创作”、“改编”、“转发”新闻，以刚刚发生的“外国小伙扶摔倒大妈遭讹”事件为例，事件最初微博报道与后来证明的事实大相径庭。而“香港女婴被内地人拐走”的事件，最终被证实是婴儿母亲嫁祸于人的“自摆乌龙”。信息的采集环节简约化与内容开放，大大削弱了传统媒体数据原始采集与二次加工的过程。以新鲜度与真实性见长的第一现场类内容，加强了新媒体的体验感与口碑作用，提供了更为碎片化的自由交流机会。如果说新媒体技术提高了信息传输速度，其传输形式特殊化丰富了顶级想象力空间，那在保持速度领先的同时，其天生则携带着混乱的基因。
（三）“所有人对所有人”
从传播的角度讲，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最显著的区别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这与传统媒体居高临下的单向式传播不能同日而语。在新媒体时代，受众更多关注的是信息的“刺激”程度、更迭速度与回应频率，当然这也同时带来了网络谣言的快速蔓延。在新媒体的影响力提升的同时，也造成了新媒体话语权营养不良。传统媒体的运作模式对于媒体工作流程的标准化，已形成了行业人员的基本工作守则。而新媒体的灵活与创新性发布体系，则根本改变了这一铁律。尤其是自媒体信息的大面积爆发，将时效性抬高到了信息影响力的第一位，其中以“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中的救助幸存儿童为正面典型代表，以中国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导致全面失信为反面的典型代表。
新媒体时代提升行政能力的“三个认知”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做出调整。过去，一些政府与行政人员面对汹涌而来的各种新媒体传播，不知从何下手，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舆情苗头反应“轻、疏、慢”，信息公开公布“盖、捂、瞒”，对待媒体采访“怕、拒、骗”，舆情危机处理“忙、偏、乱”。那么，如何才能把新媒体变成提升执政能力的有效工具呢？
（一）勇敢是一种知识
无论技术如何更新，永远都是对人性的彰显和延伸。新媒体时代，我们的政府和行政人员如何正确与民众交流、与记者沟通？部分行政人员群体长期对公共管理媒体沟通的意识缺失，加上发布信息通道的不畅，让民众、媒体与政府之间出现了“冷战”甚至“热战”状态，我们有些行政人员在与媒体和公众交流时表现出了自己的“勇敢”和“霸气”，如：贵州副省长怒骂网友滚去美国，横山县委书记斥责记者“你们管的也太多了吧”， 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反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其实，这种“勇敢”并不是真正的勇敢，而是一种“无知者无畏”的博弈。因为勇敢是一种知识，是一种关于“敬畏”与“美德”的知识，即知道应该害怕什么、不应该害怕什么的知识。苏格拉底说：“知识即美德”，认为人的一切品质，包括勇敢、公正、正义、慎私、友谊等，如果没有知识，都可能是恶的，一切能力都可能用来做坏事。所以，人类的一切优秀品质，都需要知识的约束和指引。
政府人员掌握新媒体的最佳途径也是学习。不断学习是提升执政能力的唯一途径，是正气和勇敢的力量来源。除了学习相关的知识和方法技巧外，尤其要端正心态，转变“官本位”思想，不要过于“官腔”、“霸气”甚至“暴戾”。我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用如此朴实生动形象的群众语言来表述如此重大深刻的道理，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二）善良是一种智慧
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新媒体技术拆去了办公室的“围墙”，让官员与民众和记者可以更直接地面对面交流。这就对政府官员和行政人员的管理水平与沟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政府和行政人员也应该充分利用好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学会用新媒体发声，而不是回避与沉默。在新媒体世界中，并不存在行政体制与责权利的明确划分，在与民众进行互动时，要更多地选择倾听与及时地回应。应该以品牌思维运作政府的自媒体，内容建设要“以善为先”、“以诚制胜”。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云南省会理县的“悬浮照”事件。在全国网友都在纷纷恶搞“悬浮照”时，会理县政府与悬浮照的始作俑者孙正东发出微博：“感谢全国热心网友，让会理县领导有机会在短短的时间内免费‘周游世界’，‘旅行’归来后，领导已回到正常的工作轨道，也希望网友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会理这座古城上来，看看镜头下的美丽的会理吧，绝对没有PS哦。”这条微博很快便获得上万次的转发评论，而评论的主流声音也意外地从嘲笑变成了理解和宽容：“会理的领导给很多地方的领导上了一课。如果硬靠封锁，那就不是这样了。网民们真的简单，有发现，有回应。对得起关注者的智商，化危机为正面广告。” “借力打力，良好的态度给人诚恳的感觉，知错就改比欲盖弥彰好得多。”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政府危机公关！竟然来自一个小小的县城。”
仅用了不到48小时，会理县用善良、诚实和幽默，成功地化解了汹涌的舆情危机，并借机推介起当地旅游资源，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逆转”。
“闻过则喜”、“从善如流”是很多人崇尚的境界，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其实，善良就是最有智慧的策略。宽容、诚实引起的道德震动比惩罚更强烈。
（三）“透明”的办公室是最好的管理
新媒体尤其是大数据时代，“隐秘”的事情会越来越少。过去人们自我内省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举头三尺有神明”、“不欺暗室”已经真正变成技术手段之下“三步之内，必有微博”。危机永远在没有危机感的时候出现。新媒体的“透明”传播所带来的无形监督，恰恰拆去了官员办公室的“围墙”，敞开了“暗室”，“透明的办公室”才是最好的政府所在地。
从人性的角度讲，管理的最高境界，不是改变人的缺点，而是不给缺点留机会。所有的管理技巧和策略，都不是来源于政府机关的法规要求，都不是靠简单的“封、堵、删”就能奏效，而是根源于优秀的政府文化。
过去，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机关，最常见的管理模式是制定各种法规。但是，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文化与法规都是促进人上进的，但文化和法规的根本区别在于：文化通过奖励让人追求最高标准，法规通过惩罚让人达到最低标准。这就是中央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的真正意义。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