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古以来，“官官相护”被当作官场的第一准则。“官官相护”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的驱动。官僚与官僚之间拥有千丝万缕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就像同一块园地上的野草，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谁触动了某一个体，谁就等于触动了整体。
不知从何时开始，“官官相护”突然变为“官官相杀”。近两年来，连接发生官员雇佣杀手杀害同僚的事件，一件比一件触目惊心。1997年，福建省环保局原副局长杨锦生与局长杨明奕发生矛盾。杨锦生权欲膨胀，不满足于当“副手”，将局长看成是自己升迁路上的“绊脚石”。再加上工作上出现了一些冲突，于是他恶向胆边生，动用巨款雇佣杀手用硫酸将杨明奕烧伤致残。这起级别较高、性质恶劣的事件，震惊整个中国。
同是1997年，广东省宜春市副市长杨启周与该市财贸办副主任兼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林启菊，因怀疑市长曾某有意“刁难”他们，影响他们个人的“进步”，几经商量，定下一个“最后解决”的方案。他们开出50万元的高价，雇佣杀手刺杀市长。该杀手领命以后，以大老板的身份接近市长，多次约请市长到广州市“商谈到宜春投资事宜”，企图趁机杀害市长。但是，计划尚未全面展开，杀手就在另一桩案件中落网。在警方的审讯中，杀手供出两官买凶杀人的情节。广东警方立即展开行动，令杀手向杨、林二人谎报已经“得手”的好消息。两人闻讯大喜，双双带佣金到广州与杀手见面并庆功。没想到刚到约定地点便被早已埋伏好的警员人赃俱获。
比以上两例案件的后果更加惨烈的是1998年发生在山东德州的另一件买凶杀人案。1998年5月11日晚，山东德州市城市信用社中心社第一副主任苗建国在回家途中，被残暴的凶手活活打死。警方立刻展开调查，案情大白之后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谁也没有想到，背后的元凶竟然是该中心社另一名副主任(第四把手)夏志华。夏志华在德州不是等闲之辈，曾经当选“德州市城区十大杰出青年”。为了杀害苗建国，夏志华开出18万元的佣金。而杀手确实也“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使命，比起以上两起案例来，可谓“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官员买凶杀人，杀的几乎都是他们的同僚。“官官相杀”的事件，刚开始还是“个别情况”，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现在似乎有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在诸多“官官相杀”的案件中，副职杀正职的情况尤为集中。为了担任正职，不惜买凶杀正职，背后显然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按照老百姓善良的愿望出发，他们作为“公务员”，作为“人民的公仆”，应当兢兢业业地工作，应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又何必“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我也不禁感到纳闷：难道他们为了早日追赶焦裕禄和孔繁森，就不惜一切代价追求“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争取担当能够更多地“为人民服务”的职位，所以才出此“下策”?然而，通過杀人来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在逻辑上总说不过去。那么深层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一位西方哲人很早就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我则想狗尾续貂加上一句：权力导致杀戮，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杀戮。腐败是第一层次，而杀戮则是腐败到了极端状况时出现的情况。“官官相杀”表面上看与“官官相护”背道而驰，实际上本质还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追求最大的利益。在“官官相护”的时代，尽管也是腐败横行，但是毕竟社会还被某种秩序有效地控制着。官僚与官僚之间还遵循着一套“做官的规则”，就好像打牌和下棋都有自身的规矩一样。正是这一套规则，让官僚与官僚的利益紧紧地捆在一起。同时，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腐败所达到的程度还不足以破坏整个官僚体系的运作。也就是说，如果要通过非常极端的手段去获得享有更多腐败机会的职位，对每一名官员来说都将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而在“官官相杀”的情况下，从“护”到“杀”的演变则说明：腐败带来的巨额利润足以诱惑官员采取极端手段获取权力。“做官的准则”已经失效了，官位本身所具有的“骄傲感”也已经丧失了。这样，做官仅仅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捞取金钱。
不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官官相杀”现象，人是经济的动物，人的行为无非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买凶杀人的官员们个个都是聪明之辈，他们当然是不会做亏本生意的。他们审时度势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自己付出了数十万的代价雇佣杀手杀人，一次花费巨大，但一旦除去对手，自己取而代之，利用新得到的职位进行腐败，将获得远远大于这一数目的收入。到了那时候，现在付出的巨款数目就仅仅是九牛一毛了。因此，杀人也成了一件能够获取暴利的好买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原因在于猎人想获取珍贵的虎皮，所以才会铤而走险。否则，白白去找死，恐怕白痴也不会干这样的蠢事。拥有更广阔的腐败天地比个人恩怨更重要。他们明知这样做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在“官官相杀”过程中，老百姓不能只是“坐山观虎斗”。因为他们的杀戮一结束，血盆大口就会向老百姓张开——茶余饭后的谈资和随后而至的恐怖现实仅仅是一纸之隔。□ (编辑：翁 宝 本栏插图:黄穗中 )
不知从何时开始，“官官相护”突然变为“官官相杀”。近两年来，连接发生官员雇佣杀手杀害同僚的事件，一件比一件触目惊心。1997年，福建省环保局原副局长杨锦生与局长杨明奕发生矛盾。杨锦生权欲膨胀，不满足于当“副手”，将局长看成是自己升迁路上的“绊脚石”。再加上工作上出现了一些冲突，于是他恶向胆边生，动用巨款雇佣杀手用硫酸将杨明奕烧伤致残。这起级别较高、性质恶劣的事件，震惊整个中国。
同是1997年，广东省宜春市副市长杨启周与该市财贸办副主任兼市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林启菊，因怀疑市长曾某有意“刁难”他们，影响他们个人的“进步”，几经商量，定下一个“最后解决”的方案。他们开出50万元的高价，雇佣杀手刺杀市长。该杀手领命以后，以大老板的身份接近市长，多次约请市长到广州市“商谈到宜春投资事宜”，企图趁机杀害市长。但是，计划尚未全面展开，杀手就在另一桩案件中落网。在警方的审讯中，杀手供出两官买凶杀人的情节。广东警方立即展开行动，令杀手向杨、林二人谎报已经“得手”的好消息。两人闻讯大喜，双双带佣金到广州与杀手见面并庆功。没想到刚到约定地点便被早已埋伏好的警员人赃俱获。
比以上两例案件的后果更加惨烈的是1998年发生在山东德州的另一件买凶杀人案。1998年5月11日晚，山东德州市城市信用社中心社第一副主任苗建国在回家途中，被残暴的凶手活活打死。警方立刻展开调查，案情大白之后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谁也没有想到，背后的元凶竟然是该中心社另一名副主任(第四把手)夏志华。夏志华在德州不是等闲之辈，曾经当选“德州市城区十大杰出青年”。为了杀害苗建国，夏志华开出18万元的佣金。而杀手确实也“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使命，比起以上两起案例来，可谓“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官员买凶杀人，杀的几乎都是他们的同僚。“官官相杀”的事件，刚开始还是“个别情况”，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现在似乎有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在诸多“官官相杀”的案件中，副职杀正职的情况尤为集中。为了担任正职，不惜买凶杀正职，背后显然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按照老百姓善良的愿望出发，他们作为“公务员”，作为“人民的公仆”，应当兢兢业业地工作，应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又何必“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我也不禁感到纳闷：难道他们为了早日追赶焦裕禄和孔繁森，就不惜一切代价追求“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争取担当能够更多地“为人民服务”的职位，所以才出此“下策”?然而，通過杀人来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在逻辑上总说不过去。那么深层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一位西方哲人很早就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我则想狗尾续貂加上一句：权力导致杀戮，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杀戮。腐败是第一层次，而杀戮则是腐败到了极端状况时出现的情况。“官官相杀”表面上看与“官官相护”背道而驰，实际上本质还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追求最大的利益。在“官官相护”的时代，尽管也是腐败横行，但是毕竟社会还被某种秩序有效地控制着。官僚与官僚之间还遵循着一套“做官的规则”，就好像打牌和下棋都有自身的规矩一样。正是这一套规则，让官僚与官僚的利益紧紧地捆在一起。同时，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腐败所达到的程度还不足以破坏整个官僚体系的运作。也就是说，如果要通过非常极端的手段去获得享有更多腐败机会的职位，对每一名官员来说都将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而在“官官相杀”的情况下，从“护”到“杀”的演变则说明：腐败带来的巨额利润足以诱惑官员采取极端手段获取权力。“做官的准则”已经失效了，官位本身所具有的“骄傲感”也已经丧失了。这样，做官仅仅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捞取金钱。
不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官官相杀”现象，人是经济的动物，人的行为无非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买凶杀人的官员们个个都是聪明之辈，他们当然是不会做亏本生意的。他们审时度势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自己付出了数十万的代价雇佣杀手杀人，一次花费巨大，但一旦除去对手，自己取而代之，利用新得到的职位进行腐败，将获得远远大于这一数目的收入。到了那时候，现在付出的巨款数目就仅仅是九牛一毛了。因此，杀人也成了一件能够获取暴利的好买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原因在于猎人想获取珍贵的虎皮，所以才会铤而走险。否则，白白去找死，恐怕白痴也不会干这样的蠢事。拥有更广阔的腐败天地比个人恩怨更重要。他们明知这样做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在“官官相杀”过程中，老百姓不能只是“坐山观虎斗”。因为他们的杀戮一结束，血盆大口就会向老百姓张开——茶余饭后的谈资和随后而至的恐怖现实仅仅是一纸之隔。□ (编辑：翁 宝 本栏插图:黄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