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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戏之祖”《琵琶记》能成为传世经典，离不开它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作者高明“为文人立心”，试图通过张扬忠孝君臣的道德伦理来教化众人，以纠正日趋沦落的世俗风气。在宣传封建道德的同时，又“借忠孝立意”“以矛盾立本”，揭示了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批判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荒谬。
关键词：《琵琶记》;忠孝;封建伦理;矛盾
《琵琶记》是由高明（即高则诚）根据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改编而成，不仅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推崇，甚至明太祖朱元璋都赞誉它为“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1】;还深受民间喜爱，“蔡伯喈”“赵五娘”的悲欢离合为大众所熟知。南戏《琵琶记》之所以能成传世经典，最重要的便是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为文人立心”，通过宣传封建伦理来改变日益沦落的社会;“借忠孝立意”，通过蔡伯喈“忠孝两难全”的情节，表现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与现实生活难以调解的矛盾;“以矛盾立本”，对原作进行改编，将悲剧的核心从个人变成了整个社会制度。
一、“为文人立心”
高明生于元代，一个所谓“异族”当政的时期。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高明，在退出官场后一心专注创作。他“为文人立心”，希望通过对“忠”“孝”观念的张扬来纠正乱世时期日趋沦落的世俗风气，以调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的常态发展，这是高明的一个基本政治理念，也是他创作《琵琶记》的思想基础。【2】
可以说《琵琶记》是一出典型的“翻案”之作。原作《赵贞女蔡二郎》讲述的是蔡伯喈参加科举中第后弃亲背妇，最后为暴雷震死的故事，但经过高明的改编，无情无义的“蔡二郎”却变成了“全忠全孝蔡伯喈”。批判男人负心是早期南戏的一个共同倾向，因为宋代科举制较完备，“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书生发迹后负心弃妻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便成为市民阶层谴责的主要目标。但在元代，书生的处境急剧下滑，甚至出现了“九儒十丐”的说法，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悲剧作品失去了对现实的针对性。因此，高明在继承原作维护传统家庭伦理的基础上，以同情宽恕的态度改变了蔡伯喈的形象。作者创作《琵琶记》实际上是为了张扬他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对民众进行精神建设，让南戏在娱乐民众的同时具有教化的功能，所谓“极富极贵牛丞相，施人施义张广才，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实际上，作者的意图在开首《水调歌头》中便体现了出来：“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3】
二、“借忠孝立意”
《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高明借助“忠”“孝”等封建伦理思想表达了更为复杂的思想内涵——揭示了恪守纲常的知识分子的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从而表现出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于个人意志的束缚，以及与现实生活难以调解的矛盾。
高明给蔡伯喈精心安排了“三辞三不从”的情节——“辞世不从”“辞婚不从”“辞官不从”，以此刻画他在“忠孝两难全”上的无奈，表现他内心的挣扎与痛苦。“三被强”与“三不从”是造成蔡伯喈家庭悲剧的直接原因，究其矛盾本质就是巩固统治者统治的奠基石——纲常伦理和政治权利——与蔡伯喈这一知识分子的个人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冲突。蔡伯喈的人物性格主要表现为恭顺与懦弱，他被束缚在规范的纲常秩序之中，但他还有一丝微弱的个人意志，比如他对父权和君权的反抗、对“夫妻和顺、父母康宁”家庭生活的留恋、对回归田园生活的“隐士情节”等等，尽管这些试图反抗的个人意志最后都湮没在纲常秩序和政治权利之中。在封建社会中，“忠”“孝”两难全时，正统意识形态和统治者往往会要求当事人舍“孝”求“忠”，正如剧中圣旨所言：“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但对于有个人意志的知识分子来说，纲常伦理与君权至上的规范对其个性发展的束缚不言而喻。
三、“以矛盾立本”
《赵贞女蔡二郎》的悲剧在于蔡伯喈的弃亲背妇，总体而言造成悲剧的原因是个人恶劣的思想品质。而高明的改编，则将悲剧的核心从个人变成了整个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荒谬。因此，《琵琶记》的矛盾不仅是剧作中的蔡伯喈“三被强”和“三不从”的冲突，更是元代末年的社会矛盾——以统治阶级剥削被统治阶级的阶级矛盾为主。
高明在情节上采用了双线结构，两条线索交叉发展，对比排列：一条是蔡伯喈赴京、高中、入赘、作官，享尽荣华富贵;另一条则是赵五娘在家乡灾荒中的艰难处境，舞台上形成了哀与乐、悲与喜、贱与贵的鲜明反差，具有强烈的悲剧效果和艺术感染力。丞相府骄奢的生活与百姓的苦难遭遇，实际上反映了两个不同的阶级——上层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生活富裕，一个为了生存而奔波，既展示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又产生了冷热对照的艺术效果，凸显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这种双线式结构虽在很多南戏中都有运用，比如《张协状元》中就出现过，但高明的运用显然更为娴熟。他用双线结构对不同场景进行了描绘，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图景：从上流社会到农村百姓，从朝廷相府到草舍茅屋，从繁华的京城到贫瘠的农村，将一个时代浓缩于舞台之上。并且两条线索始终围绕中心情节发展，彼此促进，互为增辉，反映了农村遭灾后的惨象，抨击了官吏鱼肉乡民的暴行，批判了封建礼教的罪恶，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
《琵琶记》是一部劝忠劝孝之作，也是一部思想内涵极其丰富的主题多义之作：它在宣扬传统伦理美德，肯定“孝子賢妻”的同时，又揭示了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从而展示出了元代尖锐的社会矛盾，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当然，《琵琶记》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除了思想主旨上的某些矛盾，还存在着情节结构的诸多漏洞，但笔者认为，这些缺点并不能妨碍《琵琶记》蜚声剧坛，被誉为传世经典。
参考文献：
【1】徐渭著.《南词叙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年版.
【2】程芸、楚岩等编著.中国戏曲[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5.4
【3】（元）高明著.高则诚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4】周扬等.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
【5】黄岳洲.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下卷）[M].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13.
个人简介：戴梦瑶<1998.07>，女，湖南常德人，汉，新疆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戏剧表演与创作方向，研究生，830049。
（新疆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 830049）
关键词：《琵琶记》;忠孝;封建伦理;矛盾
《琵琶记》是由高明（即高则诚）根据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改编而成，不仅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推崇，甚至明太祖朱元璋都赞誉它为“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1】;还深受民间喜爱，“蔡伯喈”“赵五娘”的悲欢离合为大众所熟知。南戏《琵琶记》之所以能成传世经典，最重要的便是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为文人立心”，通过宣传封建伦理来改变日益沦落的社会;“借忠孝立意”，通过蔡伯喈“忠孝两难全”的情节，表现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与现实生活难以调解的矛盾;“以矛盾立本”，对原作进行改编，将悲剧的核心从个人变成了整个社会制度。
一、“为文人立心”
高明生于元代，一个所谓“异族”当政的时期。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高明，在退出官场后一心专注创作。他“为文人立心”，希望通过对“忠”“孝”观念的张扬来纠正乱世时期日趋沦落的世俗风气，以调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的常态发展，这是高明的一个基本政治理念，也是他创作《琵琶记》的思想基础。【2】
可以说《琵琶记》是一出典型的“翻案”之作。原作《赵贞女蔡二郎》讲述的是蔡伯喈参加科举中第后弃亲背妇，最后为暴雷震死的故事，但经过高明的改编，无情无义的“蔡二郎”却变成了“全忠全孝蔡伯喈”。批判男人负心是早期南戏的一个共同倾向，因为宋代科举制较完备，“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书生发迹后负心弃妻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便成为市民阶层谴责的主要目标。但在元代，书生的处境急剧下滑，甚至出现了“九儒十丐”的说法，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悲剧作品失去了对现实的针对性。因此，高明在继承原作维护传统家庭伦理的基础上，以同情宽恕的态度改变了蔡伯喈的形象。作者创作《琵琶记》实际上是为了张扬他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对民众进行精神建设，让南戏在娱乐民众的同时具有教化的功能，所谓“极富极贵牛丞相，施人施义张广才，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实际上，作者的意图在开首《水调歌头》中便体现了出来：“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3】
二、“借忠孝立意”
《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高明借助“忠”“孝”等封建伦理思想表达了更为复杂的思想内涵——揭示了恪守纲常的知识分子的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从而表现出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于个人意志的束缚，以及与现实生活难以调解的矛盾。
高明给蔡伯喈精心安排了“三辞三不从”的情节——“辞世不从”“辞婚不从”“辞官不从”，以此刻画他在“忠孝两难全”上的无奈，表现他内心的挣扎与痛苦。“三被强”与“三不从”是造成蔡伯喈家庭悲剧的直接原因，究其矛盾本质就是巩固统治者统治的奠基石——纲常伦理和政治权利——与蔡伯喈这一知识分子的个人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冲突。蔡伯喈的人物性格主要表现为恭顺与懦弱，他被束缚在规范的纲常秩序之中，但他还有一丝微弱的个人意志，比如他对父权和君权的反抗、对“夫妻和顺、父母康宁”家庭生活的留恋、对回归田园生活的“隐士情节”等等，尽管这些试图反抗的个人意志最后都湮没在纲常秩序和政治权利之中。在封建社会中，“忠”“孝”两难全时，正统意识形态和统治者往往会要求当事人舍“孝”求“忠”，正如剧中圣旨所言：“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但对于有个人意志的知识分子来说，纲常伦理与君权至上的规范对其个性发展的束缚不言而喻。
三、“以矛盾立本”
《赵贞女蔡二郎》的悲剧在于蔡伯喈的弃亲背妇，总体而言造成悲剧的原因是个人恶劣的思想品质。而高明的改编，则将悲剧的核心从个人变成了整个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荒谬。因此，《琵琶记》的矛盾不仅是剧作中的蔡伯喈“三被强”和“三不从”的冲突，更是元代末年的社会矛盾——以统治阶级剥削被统治阶级的阶级矛盾为主。
高明在情节上采用了双线结构，两条线索交叉发展，对比排列：一条是蔡伯喈赴京、高中、入赘、作官，享尽荣华富贵;另一条则是赵五娘在家乡灾荒中的艰难处境，舞台上形成了哀与乐、悲与喜、贱与贵的鲜明反差，具有强烈的悲剧效果和艺术感染力。丞相府骄奢的生活与百姓的苦难遭遇，实际上反映了两个不同的阶级——上层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生活富裕，一个为了生存而奔波，既展示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又产生了冷热对照的艺术效果，凸显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这种双线式结构虽在很多南戏中都有运用，比如《张协状元》中就出现过，但高明的运用显然更为娴熟。他用双线结构对不同场景进行了描绘，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图景：从上流社会到农村百姓，从朝廷相府到草舍茅屋，从繁华的京城到贫瘠的农村，将一个时代浓缩于舞台之上。并且两条线索始终围绕中心情节发展，彼此促进，互为增辉，反映了农村遭灾后的惨象，抨击了官吏鱼肉乡民的暴行，批判了封建礼教的罪恶，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
《琵琶记》是一部劝忠劝孝之作，也是一部思想内涵极其丰富的主题多义之作：它在宣扬传统伦理美德，肯定“孝子賢妻”的同时，又揭示了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从而展示出了元代尖锐的社会矛盾，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当然，《琵琶记》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除了思想主旨上的某些矛盾，还存在着情节结构的诸多漏洞，但笔者认为，这些缺点并不能妨碍《琵琶记》蜚声剧坛，被誉为传世经典。
参考文献：
【1】徐渭著.《南词叙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年版.
【2】程芸、楚岩等编著.中国戏曲[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5.4
【3】（元）高明著.高则诚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4】周扬等.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
【5】黄岳洲.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下卷）[M].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13.
个人简介：戴梦瑶<1998.07>，女，湖南常德人，汉，新疆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戏剧表演与创作方向，研究生，830049。
（新疆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 83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