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读到舒晋瑜的文学访谈录《说吧，从头说起》的时候，我对具有品牌意义的 “舒晋瑜访谈 ”充满了期待，但我那时没能估计到舒晋瑜为当代文学立传的勃勃雄心。现在，当我读到她的《深度对话茅奖作家》，我才仿佛明白了舒晋瑜的用心所在，原来她是执意要为当代文学留下一部独特的 “口述实录 ”史传，才如此热情而又执着地穷追不舍，负囊远行。
　　为一时的热点引燃鼓动，热情有加，跟踪鼓吹，那容易做到，而对一个课题、一个目标、一个领域长期关注，一年年下来，十年二十年下来，热情不减，那就需要执着了。翻开舒晋瑜的这部新书，不难发现，这不是即时的随机性访谈，而是有谋想、有运筹、用心布局、着力构建的一本书，不能以一般性访谈视之的。由访谈到 “深度对话 ”，是一个巨大的质的跨越，舒晋瑜需要做足了准备才行，她远涉的行囊需要背上足够的储备，不只是干粮饮料，还要有地图罗盘，凡此种种。
　　仍然有 “从头说起 ”的意味，舒晋瑜从第一届 “茅奖 ”获得者李国文说起。李国文的获奖作品《冬天里的春天》，在今天的年轻一代读者那里大概不会引起艺术手法的赞叹了，而舒晋瑜对其 “运用大量意识流、蒙太奇、象征等艺术手法，打乱了叙述节奏，穿插写作今昔之事，充满新意 ”的艺术特点的揭示，却能够唤起老一代读者的阅读记忆。我那时正在一处偏远的中学教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的那场阅读，就让我感受到了冬天里文学新风的吹拂。那时候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还没有在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土地上造成地震般的影响，现代主义还没有大规模引进东土，《冬天里的春天》崭新的寫作手法给人的不仅仅是耳目一新之感，而是一场文学变革即将到来的先声。李国文对舒晋瑜的概括予以回应：“我在写作《冬天里的春天》时，抱定主意，尝试变换长篇小说的传统写法 ”，“这种写法，至少那时的中国，在长篇小说领域里，还没有别的同行在做类似的实验 ”，这样的回应，绝无自诩意味，只是实事求是的史实还原。
　　“从头说起 ”，回到历史，当历史在其他方面被随意篡改的时候，至少文学的历史总该保留几分真实。舒晋瑜所做的正是秉持着史家的良心而做的一份还原历史的工作。她不 “因人废文 ”，也不 “因文废人 ”。尽管她明确地意识到 “大部分茅奖作品，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应当是处于尘封状态 ”，李国文也坦言 “茅奖作品中的长久，距真正的不朽，恐怕还有相当遥远的路程 ”，但是，即便如此，舒晋瑜仍然肯定了 “这些作品中，所写出的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一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社会，哪怕只是一个粗陋的画面，一个模糊的背影，对于那时的读者，也是具有文学以外的认识价值 ”。回到历史，用历史的眼光打量过往的历史，才不会一味狂妄地鄙薄前人。
　　正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舒晋瑜才对新时期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和作品给予了充分关注，并不因作家的一时位移而加以漠视。李国文清醒地意识到 “写小说是需要浪漫的，你已经麻木了，你已经乏了，你已经是熬过两和的药渣，你还以为自己是恐龙，你还以为自己生活在侏罗纪，你还要把小说进行到底，那就等于拿读者寻开心了 ”，“我写不过人家，就识相一点，退出小说领域 ”。退出了小说领域的李国文，转而去写随笔散文。“对于中国文人的观察与剖析，也只有李国文才能做到如此的深刻幽默，如此的酣畅淋漓。”舒晋瑜这样的评价，并不是对退出小说领域的老作家的廉价安慰，而是中肯之言。文学，正不必以小说为独尊。谁能够否定《呐喊》《彷徨》之后不再写小说的鲁迅的意义呢？李国文已经完成的《酉阳杂俎》注释，也不是只会写小说的人能够做出的，在读书界，那照样值得期待。 人海茫茫，得一知己难矣，文学上的知己更为难求。那复杂纠曲的文心如何才能抵达？舒晋瑜以女性的细致柔婉一次次做着抵达的努力。读王安忆的《匿名》，“大量的景物铺陈几乎有些奢侈 ”，“这些景物的描写把情节挤到一边，成为我继续往下读的最大吸引力。一边看我一边想，没有亲自去过是描写不出来的。或者我忽略了作家的想象力？”这样的对话自然会引起作家的兴趣，甚而引起作家对创作之初的回想。“景物铺陈我是向来爱好的，《长恨歌》前几章都令人不耐烦了，我重视空间的戏剧性，将空间布置好，人不说话也自有传达。”王安忆的回应是自省，也该是自信吧。写作中某个方面的偏爱倚重，会形成作品的某种缺陷，而那缺陷，换一副眼光看，又何啻于一种优长？在影视的摇移镜头还未发明出来之前，巴尔扎克的那种景物铺陈难道说就是缺陷吗？“得失寸心知 ”，这说的是写作的私密性，作家的心曲难以为外人道出。可是，舒晋瑜对王安忆 “比如文字，比如对话，处处感觉禅机，处处充满隐喻 —说到隐喻，也是在您过去的作品中前所未有的集中 ”这切中肯的评说，又能让人生出被看破的会意愉悦。那也是 “禅机 ”吧，写作禅机并不是太多人能够领悟的。
　　舒晋瑜所做的，已经具有几分 “抢救 ”意味了。第一届 “茅奖 ”获得者，已有周克芹、魏巍、莫应丰、姚雪垠辞世了。文学界生命的斫伐似乎来得异样残酷。这与作家们的心跳动得太苦太累有关。舒晋瑜发现陈忠实写人物最大的特点是不搞形象描写，而是从心理结构出发。她指出的哪里只是陈忠实的艺术手段？如果从作家的心理结构出发，去探究一个作家的作品，那会发现一片什么样的天地呢？作家的心理结构是切切实实关涉着他的作品的。心苦，作品也才苦。“在陈忠实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颈下枕着的是《白鹿原》。”舒晋瑜在采访手记中庄重地记下了这样一笔。还好，由于舒晋瑜的抢救，为陈忠实留下了这一篇 “口述实录 ”，此后再也不会有了。陈忠实的 “枕头说 ”又一次得以留存。这沉重到了无以言说。
　　作家，作品，对于这个时代的意义，一直是舒晋瑜关注的重点。“他以无可替代的巨大的热情和力量提供给读者新奇、驳杂、阔大的世界，在这个巨变的年代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是对王蒙意义的概括。
　　“虽则写的是俗世市井，她亦隐身作品之中，文字却处处透出她对于人类生存的关怀与善意。她担心这世界飞速的变化对于生活本身而言太多强势，不可遏制，也担心人类对于物质的抵抗力越来越弱 ”—这是对王安忆意义的概括。这些概括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是理论的，也是诗情的。 　　有了诗情，文字就有了灵动，也因为有了诗情，这世界才有了几分明媚可爱。诗情，应该引起小说家们格外重视了。看看时下流行的小说，满纸壅塞的写实，絮絮叨叨的琐屑庸常，读不到托尔斯泰的《哥萨克》、契诃夫的《草原》那样诗情流贯的小说了。“诗歌好比文学的心脏，只有健康地跳动，文学才不会死亡；如果说各类文学体裁可占一个房间的话，只有诗歌在隔壁猛烈地敲打，文学才不会沉睡。在张炜的心目中，诗歌是文学的核心。”这是舒晋瑜深得文学真谛之言。没有了诗，文学才是真的死了。这说的并不是一个小说家是不是写诗。有人并不写小说，他专门写一些长长短短的句子分行排列出来，但他却不是诗人。
　　由诗对于生命秘境的透彻把握，来看张炜获得 “茅奖 ”之后的新作
　　《獨药师》，当会抵达幽深的生命底处了。这世界上，会有一剂独药来拯救生命吗？没有那剂独药，一切养生之术都将归于无用，因为顽韧却又脆弱的生命时常处在社会的剧烈变革之中，它无法置于私室秘藏起来。这正是我们无药可施的悲剧。舒晋瑜说张炜 “总是在写葡萄园。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渐渐发现，张炜在进行一个巨大的工程，当他把这个漫长的故事讲完，才会知道这不是乌托邦，而是一个现代悲剧 ”。我们正是在这乌托邦的幻想与现代悲剧的结局之间跌跌撞撞，挣扎向前，难求独药啊！
　　读舒晋瑜的这部书，的确是常常令人感慨万端，她涉及的哪里只是文学呢？她由文学出发，思维的触角谈话的机锋伸向四面八方。她的采访手记常有独到之语，如燧石一敲火花四射。她谈 “茅奖 ”作品，又旁及作家的其他作品。顺次读下来，会惊叹舒晋瑜巨大的阅读量，对当代文学的熟知和把握。还有她对 “茅奖 ”评委的采访，意在 “钩沉 ”，使我们得以窥见评奖的一点 “内幕 ”。评委们事后透露的内幕，只不过是 “冰山一角 ”吧，但有的重要信息却让人想到了很多。比如，几位评委都谈到了张炜《古船》、王蒙《活动变人形》等的 “遗珠之憾 ”。遗珠固然可憾，张炜和王蒙后来也都以别的作品获得了那个奖，但是，对于遗漏之珠的思考研究，却还有课题可作。即如《古船》，它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的开拓性意义，“《古船》后”当是文学史家值得一作的题目。
　　舒晋瑜的文学访谈、对话已经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方领域。读着她的访谈和对话，我有时候会想，舒晋瑜如果不做记者，改作评论，会怎么样呢？以她贴近作品的阅读感悟，以她的热情敏锐、委婉细致和明晰透慧，她定会写出摇曳多姿的评论文章，有别于我们见惯的模式化 “八股评论 ”的。不过，转而又想，目下的评论队伍已经足够庞大了，但像舒晋瑜这样兼具记者的敏感和学者的睿思的文学记者却少而又少，那么，舒晋瑜还是做一个学者型的记者吧，那会更好。她留下的当代文学史文档无可替代。当代文学对她的期待仍在于此。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舒晋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0一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