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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为官者要想治好国理好政,首先要锤炼“慎独”的道德品质,以良好的家风管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人生活、成长的基本单位,家风则是家庭和家族的传统风尚、作风和风格。为官者治家,关键是治家风。“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认为,“作为党的领导干部,端正党风,首先要从自己做起,要从自己的家属子女做起”。领导干部的家风,关联作风,关系党风,关乎政风。家风好,则人心正、儿女孝、子孙贤,家庭和睦、利国利民;家风不好,则父母恶、子不肖、孽孙生,害人害己、祸国殃民。以铜为镜正衣冠,以史为镜知得失。在这方面,古代清官治家的大智大慧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典范,值得我们学习;古代贪官的悲惨结局也同样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清白治家芳百世,贪腐之家臭万年。清白即没有任何污点;清白治家,指领导干部家风纯正、家教严格、家规严厉,堂堂正正为人、清清白白为官。晚清重臣曾国藩被称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他以“家书”清白治家传为美谈。每逢生日前他都以“家书”告诫家人,“万不可宴客称庆。”对送礼者也诫其弟“婉辞而严却之”。“己所不欲”的态度昭然若揭,警防家人处之不端之情溢于言表,婉拒送礼者之法切实可行。他的家宅取名“八本堂”,“八本”之一即“为居官以不要钱为本”。可见,清白治家已深深植入他的脑海,成为了他教诫家人的家规,让人钦佩。他虽然位高权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留给子孙、家庭的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了乡间一个老屋之外,没有建造别的房子,也不曾买过一亩田地留给子孙。正因为他清白治家,与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相反,曾氏家族却代代英才、流芳百代,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人物;还影响了像毛泽东等开一代之风的近现代无数风流人物。他清白治家的智慧令人叹服、做法值得学习,那贪官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让我们来看看古代“首贪”和珅,他位高权重却贪污腐化,遭人唾弃。在被嘉庆皇帝诏令抄家后,从其家中搜出白银八亿两,取租之地1260余顷,取租之房1000余间,以及大量珠宝玉器衣服书籍等等,家产超朝廷十五年的收入,数量之大,前所未有,号称18世纪“世界首富”。和珅虽然利用手中權力为家庭攫取了巨额财产,却落得“白绫自杀”的悲惨下场,所贪污的财产也被充公。
同为当年的朝廷重臣,曾国潘与和珅的结局为什么有天壤之别?是清白治家让曾公得以传芳百年、让曾氏家族代代荣光;是贪婪和腐败让和珅迷失自我,走上不归路。正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不能处理好家事,又如何能处理好国事?自家不清白,又如何做清廉之官?古人提倡“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作为领导干部,必须首先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严格要求自己的家人,严防腐朽思想的侵蚀,才能为他人树立治家从政的榜样。要从自己严起,从自己的家人严起,从自己身边人严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和家人必须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和家人必须首先不能做。
清贫治家两袖风,贪得万贯一场空。清贫即生活清寒贫苦,贫穷而廉洁守节。清贫治家,即守得住贫穷、守得住廉洁、守得住节操,两袖清风,严于律己,为官清廉,不贪赃枉法,不违法乱纪。“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清操苦节享誉当时。他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始终以清贫为伴、以清贫为乐。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践行“为民上者,务必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被江南人民亲切地称作“于青菜”。“西湖三杰”于谦身虽处宦官王振肆无忌惮招权纳贿之时,但每次进京奏事,他从不带任何礼品。面对他人善意提醒,他只轻轻甩了甩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次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清贫廉洁可见一斑。而唐朝贪官元载,却热衷大兴土木,所建的屋宅,占了大宁、安仁、长寿三坊,而长安都城总共才109坊。他倒台后被没收的宅舍足够分配给数百户有品级的官员居住使用,在东都洛阳还专门营建一座园林式私宅,充公之后,竟能改成一座皇家花园。所谓“良田万顷日食三餐,大厦万间夜眠三尺。”这么多房屋对他又有多少实际用处呢?只不过徒增罪名罢了。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从他家中还抄出了八百石胡椒,相当现在于64吨,贪婪之极可管中一窥。
清贫治家让自己自在、让家人清静、为世人所敬仰,贪图钱财使自己身陷囫囵、让家人担心受怕,更为世人所深恶痛绝,最终人财两空。习主席反复说:“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为什么呢?因为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来自于人民所以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不能给自己和家人谋私利。只有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管好自己的家人、管好自己的家门、管好自己的家业,不为贪婪所害,不为“枕边风”所惑,不为身边人所困,廉洁自律、廉洁从政、廉洁为官,才能成为党的事业发展和人民群众拥护的好干部。
清明治家家训碑,贪赃滥者不入茔。清明,即清淡明智,指有法度、有条理。清明治家,要求领导干部按照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的要求严格约束自己和家庭成员的一言一行,做到思想不出轨,行为不触线,守纪不打折。民间广为流传的“包青天”包拯,是一位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的清官,千百年来深得人们群众的爱戴。清明治家之难,难在抵御流俗,这方面包公的勇气和智慧古今少有。为保证治家的清明,他“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些六亲不认,不随便与他人交往,不说假话讨人喜欢。他官居要职,却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他用“家训碑”来规范后代子孙的行为,教育他们也要为官清廉,达到自己追求的境界。“包拯家训碑”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将认祖归宗作为安身立命得第一要义,没了祖宗,得不到家族的认同,无异于“天外来客”,不得其所,死后也是孤魂野鬼。用这样的“家规”警示后代,其警戒之效自不待言。而唐代贪官李义府,他与母亲、妻子和儿子、女婿共同收受贿赂,利用手中权力将自己家变成一个卖官鬻狱的交易市场。据说送礼者每天都挤满门庭。他还以为其祖父重修陵墓为借口,大肆敛财。史书记载当时的情形,“王公以下,争相赠遗,其羽仪、导从、器服等,穷奢极侈。”自从唐高祖武德年间以来,即使王公葬送之盛,也没见如此宏大规模。其结局呢?他最终被流放隽州并因忧郁而死,其家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家训是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历史反复验证这样一条真理:清明、清廉的家训,激励着后代勤奋向上,努力作为,争当为国为民的清官,为民造福,流芳千古;而贪腐的家训则会使子孙后代误入歧途,结出腐败之果,遗臭万年,让家族蒙羞,为世人不耻。打铁还需自身硬。领导干部治家,不仅要说,更要做,而且关键是要做。只有立说立行,为家人做好样子,为下属做好表率,让他们学有榜样、做有规范、赶有目标,形成良好的家风,才会使家人人人受教育、后代代代受规制。
清俭治家有廉石,贪慕奢华家自毁。清俭,即清苦节俭。清俭治家,要求领导者甘于过清贫日子、过节俭日子、过平常生活,不人云亦云、不附庸风雅、不贪慕钱财。三国郁林太守陆绩治家清俭,为官清廉,深得当地百姓称赞。他任期期满经海道返回江南故里时,因携带东西少使船只太轻难以入海航行。艄公说:“你一家四口,所带东西不如一介寒士,船装得太轻,遇到狂风大浪,极容易翻船,得想办法增加一些重量”。不得已,他让人从岸边搬来一块巨石放在舱内,这才启航平安返乡。陆绩回到家乡后,心生感念,便請人将压船底的石头运回宅内,手书“郁林石”三字。后来明朝监察御史樊祉把这块巨石移入城内官衙中,取名“廉石”,作为百官之诫,从此便有了“廉石压舟”的佳话,陆氏子孙也把“官无长物唯求石”作为家训代代相传。在那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争”的年代,全部家当“不如一介寒士”的实属难能可贵。山石如镜鉴心灵,石不能言最可人。“廉石”不能言,却又不着一字地道尽了千言万语,给后人以无穷的启迪和回味。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个反例,明代大学士严嵩受嘉靖皇帝的青睐和重用后,骄奢霸横之气日益显露,贪慕奢华随之而来,收受贿赂成为常事。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由于治家不严、家风奢侈,其子严世蕃与之相比也是毫不逊色,整天借着父亲的势力违法乱纪,卖官鬻爵,作恶多端。父子二人相互勾结、大肆贪污,时称“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令朝廷上下深恶痛绝,终被抄家免职,其子严世蕃也被处死。严嵩从“贵极人臣,富甲天下”的高位,顷刻之间一下子掉在地下,败国亡家、孤身一人,终在孤独和贫病中去世,死时连棺木也买不起,更没有吊唁者,不得不让我们为贪慕奢华的官员的悲惨下场感叹。
“廉石”的无声,严嵩的结局,既昭示着普遍百姓对治家清俭、为政清廉者的维护、肯定和赞扬;也再次告诫我们,做官也是高风险的职业,领导干部身处高位、手握重权,如果不能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只会落到家破人亡的下场。陆绩虽家当“不如一介寒士”,却名扬千古,为人敬仰;严嵩虽权倾朝野,但终令千夫所指,万人唾弃。这为后世为官者如何走好仕途留下了一面镜子,告诫了清俭持家、廉洁做官的人生真谛,揭示了治政必先治家、治家必须节俭的道理。领导干部只有治理好家庭,培养良好的家风,才能走好从政之路。
做官就要做清官,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先贤们治家的智慧和古代贪官治家的教训告诫我们:领导干部治好政首要在治好家,关键在治家风,根本在把家风治正。只有早早算好“人生大账”,不断革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自我,认真照镜子画好像、正衣冠树形象、勤洗澡扫灰尘、治好病健身体,才能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好,走廉洁之路、做清廉之官。
清白治家芳百世,贪腐之家臭万年。清白即没有任何污点;清白治家,指领导干部家风纯正、家教严格、家规严厉,堂堂正正为人、清清白白为官。晚清重臣曾国藩被称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他以“家书”清白治家传为美谈。每逢生日前他都以“家书”告诫家人,“万不可宴客称庆。”对送礼者也诫其弟“婉辞而严却之”。“己所不欲”的态度昭然若揭,警防家人处之不端之情溢于言表,婉拒送礼者之法切实可行。他的家宅取名“八本堂”,“八本”之一即“为居官以不要钱为本”。可见,清白治家已深深植入他的脑海,成为了他教诫家人的家规,让人钦佩。他虽然位高权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留给子孙、家庭的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了乡间一个老屋之外,没有建造别的房子,也不曾买过一亩田地留给子孙。正因为他清白治家,与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相反,曾氏家族却代代英才、流芳百代,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人物;还影响了像毛泽东等开一代之风的近现代无数风流人物。他清白治家的智慧令人叹服、做法值得学习,那贪官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让我们来看看古代“首贪”和珅,他位高权重却贪污腐化,遭人唾弃。在被嘉庆皇帝诏令抄家后,从其家中搜出白银八亿两,取租之地1260余顷,取租之房1000余间,以及大量珠宝玉器衣服书籍等等,家产超朝廷十五年的收入,数量之大,前所未有,号称18世纪“世界首富”。和珅虽然利用手中權力为家庭攫取了巨额财产,却落得“白绫自杀”的悲惨下场,所贪污的财产也被充公。
同为当年的朝廷重臣,曾国潘与和珅的结局为什么有天壤之别?是清白治家让曾公得以传芳百年、让曾氏家族代代荣光;是贪婪和腐败让和珅迷失自我,走上不归路。正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不能处理好家事,又如何能处理好国事?自家不清白,又如何做清廉之官?古人提倡“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作为领导干部,必须首先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严格要求自己的家人,严防腐朽思想的侵蚀,才能为他人树立治家从政的榜样。要从自己严起,从自己的家人严起,从自己身边人严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和家人必须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和家人必须首先不能做。
清贫治家两袖风,贪得万贯一场空。清贫即生活清寒贫苦,贫穷而廉洁守节。清贫治家,即守得住贫穷、守得住廉洁、守得住节操,两袖清风,严于律己,为官清廉,不贪赃枉法,不违法乱纪。“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清操苦节享誉当时。他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始终以清贫为伴、以清贫为乐。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践行“为民上者,务必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被江南人民亲切地称作“于青菜”。“西湖三杰”于谦身虽处宦官王振肆无忌惮招权纳贿之时,但每次进京奏事,他从不带任何礼品。面对他人善意提醒,他只轻轻甩了甩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次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清贫廉洁可见一斑。而唐朝贪官元载,却热衷大兴土木,所建的屋宅,占了大宁、安仁、长寿三坊,而长安都城总共才109坊。他倒台后被没收的宅舍足够分配给数百户有品级的官员居住使用,在东都洛阳还专门营建一座园林式私宅,充公之后,竟能改成一座皇家花园。所谓“良田万顷日食三餐,大厦万间夜眠三尺。”这么多房屋对他又有多少实际用处呢?只不过徒增罪名罢了。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从他家中还抄出了八百石胡椒,相当现在于64吨,贪婪之极可管中一窥。
清贫治家让自己自在、让家人清静、为世人所敬仰,贪图钱财使自己身陷囫囵、让家人担心受怕,更为世人所深恶痛绝,最终人财两空。习主席反复说:“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为什么呢?因为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来自于人民所以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不能给自己和家人谋私利。只有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管好自己的家人、管好自己的家门、管好自己的家业,不为贪婪所害,不为“枕边风”所惑,不为身边人所困,廉洁自律、廉洁从政、廉洁为官,才能成为党的事业发展和人民群众拥护的好干部。
清明治家家训碑,贪赃滥者不入茔。清明,即清淡明智,指有法度、有条理。清明治家,要求领导干部按照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的要求严格约束自己和家庭成员的一言一行,做到思想不出轨,行为不触线,守纪不打折。民间广为流传的“包青天”包拯,是一位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的清官,千百年来深得人们群众的爱戴。清明治家之难,难在抵御流俗,这方面包公的勇气和智慧古今少有。为保证治家的清明,他“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些六亲不认,不随便与他人交往,不说假话讨人喜欢。他官居要职,却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他用“家训碑”来规范后代子孙的行为,教育他们也要为官清廉,达到自己追求的境界。“包拯家训碑”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将认祖归宗作为安身立命得第一要义,没了祖宗,得不到家族的认同,无异于“天外来客”,不得其所,死后也是孤魂野鬼。用这样的“家规”警示后代,其警戒之效自不待言。而唐代贪官李义府,他与母亲、妻子和儿子、女婿共同收受贿赂,利用手中权力将自己家变成一个卖官鬻狱的交易市场。据说送礼者每天都挤满门庭。他还以为其祖父重修陵墓为借口,大肆敛财。史书记载当时的情形,“王公以下,争相赠遗,其羽仪、导从、器服等,穷奢极侈。”自从唐高祖武德年间以来,即使王公葬送之盛,也没见如此宏大规模。其结局呢?他最终被流放隽州并因忧郁而死,其家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家训是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历史反复验证这样一条真理:清明、清廉的家训,激励着后代勤奋向上,努力作为,争当为国为民的清官,为民造福,流芳千古;而贪腐的家训则会使子孙后代误入歧途,结出腐败之果,遗臭万年,让家族蒙羞,为世人不耻。打铁还需自身硬。领导干部治家,不仅要说,更要做,而且关键是要做。只有立说立行,为家人做好样子,为下属做好表率,让他们学有榜样、做有规范、赶有目标,形成良好的家风,才会使家人人人受教育、后代代代受规制。
清俭治家有廉石,贪慕奢华家自毁。清俭,即清苦节俭。清俭治家,要求领导者甘于过清贫日子、过节俭日子、过平常生活,不人云亦云、不附庸风雅、不贪慕钱财。三国郁林太守陆绩治家清俭,为官清廉,深得当地百姓称赞。他任期期满经海道返回江南故里时,因携带东西少使船只太轻难以入海航行。艄公说:“你一家四口,所带东西不如一介寒士,船装得太轻,遇到狂风大浪,极容易翻船,得想办法增加一些重量”。不得已,他让人从岸边搬来一块巨石放在舱内,这才启航平安返乡。陆绩回到家乡后,心生感念,便請人将压船底的石头运回宅内,手书“郁林石”三字。后来明朝监察御史樊祉把这块巨石移入城内官衙中,取名“廉石”,作为百官之诫,从此便有了“廉石压舟”的佳话,陆氏子孙也把“官无长物唯求石”作为家训代代相传。在那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争”的年代,全部家当“不如一介寒士”的实属难能可贵。山石如镜鉴心灵,石不能言最可人。“廉石”不能言,却又不着一字地道尽了千言万语,给后人以无穷的启迪和回味。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个反例,明代大学士严嵩受嘉靖皇帝的青睐和重用后,骄奢霸横之气日益显露,贪慕奢华随之而来,收受贿赂成为常事。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由于治家不严、家风奢侈,其子严世蕃与之相比也是毫不逊色,整天借着父亲的势力违法乱纪,卖官鬻爵,作恶多端。父子二人相互勾结、大肆贪污,时称“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令朝廷上下深恶痛绝,终被抄家免职,其子严世蕃也被处死。严嵩从“贵极人臣,富甲天下”的高位,顷刻之间一下子掉在地下,败国亡家、孤身一人,终在孤独和贫病中去世,死时连棺木也买不起,更没有吊唁者,不得不让我们为贪慕奢华的官员的悲惨下场感叹。
“廉石”的无声,严嵩的结局,既昭示着普遍百姓对治家清俭、为政清廉者的维护、肯定和赞扬;也再次告诫我们,做官也是高风险的职业,领导干部身处高位、手握重权,如果不能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只会落到家破人亡的下场。陆绩虽家当“不如一介寒士”,却名扬千古,为人敬仰;严嵩虽权倾朝野,但终令千夫所指,万人唾弃。这为后世为官者如何走好仕途留下了一面镜子,告诫了清俭持家、廉洁做官的人生真谛,揭示了治政必先治家、治家必须节俭的道理。领导干部只有治理好家庭,培养良好的家风,才能走好从政之路。
做官就要做清官,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先贤们治家的智慧和古代贪官治家的教训告诫我们:领导干部治好政首要在治好家,关键在治家风,根本在把家风治正。只有早早算好“人生大账”,不断革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自我,认真照镜子画好像、正衣冠树形象、勤洗澡扫灰尘、治好病健身体,才能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好,走廉洁之路、做清廉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