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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美国东北部暴雪连连。一家人因先生在麻省理工访学,正好在波士顿。
儿子上学时,在操场玩疯了,雪灌到鞋里,回教室后化成冰水,一直泡着双脚直到放学。两天后,一直担心的着凉症状出现了,儿子咽痛、发热。于是赶紧打电话约医生。可那个我们常去的医院跟我们说:这几天已经约满了,要等到三天以后。
可是三天后已经安排了去新奥尔良的短期旅行,机票和酒店费用已全部支付,如果不是航班取消,不能全额退款。于是一边盼着航班取消,一边拿常用药对付着。结果前一天和后一天的航班都取消了,唯独那一天的没取消。
好在儿子已经退烧,状况基本稳定,于是一家人经过堆满积雪的城市来到仿佛北极的洛干机场。在机场忽然发现儿子身上有疹子,怀疑是药物过敏。问了医生朋友,纷纷将矛头指向临时拿来充数的成人装感冒冲剂,于是赶紧停药,心中后怕不已。
到达新奥尔良第二天,疹子消了,发烧又开始了。人生地不熟,跑去求助酒店大堂经理。她说:“离这不远有个急诊(URGENT CARE)。可是能不去还是先别去。”为什么呢?她接着说:“现在是特殊时期,一年一度的狂欢节(MARDI GRAS)嘞。医院里不是喝多了自己摔的,就是喝多了互相打的。你下午去,等到明天早上能看上就不错。”只好打消念头。
熬到第二天,儿子症状没有好转。跟大堂经理要了地址,硬着头皮,无论如何也要去看看。
到了地方,发现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多人。男医生挺严肃,看了看嗓子,扭身出去,半截身子夹在门里,回头说:“一会儿护士给你做个咽试纸,如果结果阳性,说明是链球菌感染。我会给你开抗生素,记得一定要吃够十天。”然后就消失了。
直到护士拿着检验结果和处方过来,告诉我们到哪里买药,那名医生都没再出现。正纳闷这简练的风格是否正是门诊和急诊的区别,发现门口的医生简介上说那位医生曾是耳鼻喉科医生,现在主攻美容整形了。估计在这位医生的心里实在不愿意为了这么小的CASE花费时间呢。
第二天,一家人返回冰雪覆盖的波士顿。当时正值短暂的寒假,马上要开学了。担心孩子有进一步的呼吸道感染,或者由呼吸道感染引发哮喘,再次约了以往常去的那家医院,打算好好去查一查。
出租车行驶在满是冰雪的波士顿,这次检查会怎样呢?心中忐忑不安。
女医生来了,居然是儿科主任,五十岁左右,短发、中等身材,走路很洒脱的样子。心想,找着专家了,这下可放心了。
她问我们这次想看什么?我们说想看看有没有肺炎(PNEUMONIA)和哮喘(ASTHMA),顺便请医生判断一下过几天能不能去上学。在国内时我们就是这样看的。医生给听听,有时说没问题,有时说有哮喘前兆,先吃点儿顺尔宁之类的压一压,最后总能建议一句:“上学可以,不能剧烈活动”,或“先歇两天再去上学”。
事情到了地球另一端就不是一回事了。我们问有哮喘吗?医生过来拿着听诊器着实好好地听了一番,说:“哮喘确实是有一点儿的,但是不严重,先做一次雾化,然后开点儿雾化的药回去用。”嗯,这倒跟国内一样。
那能不能去上学呢?医生说:“我不知道你说的能去上学是什么标准,我可以给他做全身的检查,但那样得抽血。”我说抽血干什么?她说:“中国绝大部分人有肺结核(TB),要看看有没有肺结核。”我心想,瞎扯,这医生观念也太陈旧了,都什么年代了,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基本都种过肺结核疫苗。肺结核在中国已经是偶发事件了。
那呼吸道感染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肺炎呢?医生说那得照X光。听说在美国检查费天价,也不知道保险能不能覆盖。可儿子这次着凉深重,一定不能掉以轻心。狠狠心,上楼做了。
再次回到诊室,医生盯着电脑屏幕从系统里看X光报告,“哦,有些问题,但是问题不大。”一会儿又拧着眉毛,指着屏幕上一个部位说:“这是咋回事?是没照清楚还是有问题?你们等等啊!”她先打电话给楼上影像师,说不清楚,又亲自跑上去,回来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没问题,跟楼上的影像师核对了,没问题。”我心想,你连个片子都看不明白呀。
已经又饿又累了,一心想着早点儿回家。医生开了三种药,我们来到一楼药房。队排得挺长,先交单子、付钱,再等着叫名字拿药,时间也很长。
凳子上忍饥挨饿坐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可以拿到药了。可怎么只有一种药?交药的柜员说:“在系统里只看到了一种药。”我们说不对呀,是三种呀。柜员说反正只能看到一种,有问题就回去找医生吧。于是赶紧回四楼去找。
四楼前台的护士很负责任,立刻给大夫打电话询问。折腾了一番,说:“那两个药在系统里有些特别,要特别批准到楼下药房才行。医生忘了在系统里做了。现在你们去一层吧,一楼药房的系统里应该可以看到了。”
好吧,饿得腿都打颤了,下楼。回到一层,排队,等轮到我们,药房柜员收钱、开单据。我一看,怎么又只有一个呀?那人说:“只下来一个,没有第二个。”怎么回事?一家人忍者饥饿的肚子,又上楼去找。
不用问,肯定是那个大夫忘了,在系统里只做了一个,没做另一个。这回四楼的大夫和护士真心觉得过意不去了。前台的护士和大夫沟通之后,立即交代药房,说:“特事特办,赶快给配药,赶快交付,不用排队,别让人家再等了。”好嘛,他们楼上给耽误成这样,一个电话,就成了楼下药房的事儿了。
一家人怀着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的心情再次下楼,稍微等了一下,终于拿到了第三种药。抬头看表,已经1点半了。出来拿药的时候还不到12点。想想在国内医院里各种交费排队的周折,真是不分伯仲呀。
回去的路上,一家人又累又饿,一言不发。往返程的司机是同一个人,来的路上还有说有笑,回去时看一家人脸色不对,一句废话没敢说,车里的空气似乎凝结了。满城的冰雪更加重了悲凉的气氛。
这病是看完了,账单还不知道有多大呢,保险能给支付多少?这都是未知数。那一刻我深深明白了,美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运动。
孩子的病渐渐好起来,关于药费和诊疗费还有不少故事。
儿子上学时,在操场玩疯了,雪灌到鞋里,回教室后化成冰水,一直泡着双脚直到放学。两天后,一直担心的着凉症状出现了,儿子咽痛、发热。于是赶紧打电话约医生。可那个我们常去的医院跟我们说:这几天已经约满了,要等到三天以后。
可是三天后已经安排了去新奥尔良的短期旅行,机票和酒店费用已全部支付,如果不是航班取消,不能全额退款。于是一边盼着航班取消,一边拿常用药对付着。结果前一天和后一天的航班都取消了,唯独那一天的没取消。
异地看急诊
好在儿子已经退烧,状况基本稳定,于是一家人经过堆满积雪的城市来到仿佛北极的洛干机场。在机场忽然发现儿子身上有疹子,怀疑是药物过敏。问了医生朋友,纷纷将矛头指向临时拿来充数的成人装感冒冲剂,于是赶紧停药,心中后怕不已。
到达新奥尔良第二天,疹子消了,发烧又开始了。人生地不熟,跑去求助酒店大堂经理。她说:“离这不远有个急诊(URGENT CARE)。可是能不去还是先别去。”为什么呢?她接着说:“现在是特殊时期,一年一度的狂欢节(MARDI GRAS)嘞。医院里不是喝多了自己摔的,就是喝多了互相打的。你下午去,等到明天早上能看上就不错。”只好打消念头。
熬到第二天,儿子症状没有好转。跟大堂经理要了地址,硬着头皮,无论如何也要去看看。
到了地方,发现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多人。男医生挺严肃,看了看嗓子,扭身出去,半截身子夹在门里,回头说:“一会儿护士给你做个咽试纸,如果结果阳性,说明是链球菌感染。我会给你开抗生素,记得一定要吃够十天。”然后就消失了。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kasj/kasj201609/kasj20160911-1-l.jpg)
直到护士拿着检验结果和处方过来,告诉我们到哪里买药,那名医生都没再出现。正纳闷这简练的风格是否正是门诊和急诊的区别,发现门口的医生简介上说那位医生曾是耳鼻喉科医生,现在主攻美容整形了。估计在这位医生的心里实在不愿意为了这么小的CASE花费时间呢。
波士顿遇到糊涂儿科主任
第二天,一家人返回冰雪覆盖的波士顿。当时正值短暂的寒假,马上要开学了。担心孩子有进一步的呼吸道感染,或者由呼吸道感染引发哮喘,再次约了以往常去的那家医院,打算好好去查一查。
出租车行驶在满是冰雪的波士顿,这次检查会怎样呢?心中忐忑不安。
女医生来了,居然是儿科主任,五十岁左右,短发、中等身材,走路很洒脱的样子。心想,找着专家了,这下可放心了。
她问我们这次想看什么?我们说想看看有没有肺炎(PNEUMONIA)和哮喘(ASTHMA),顺便请医生判断一下过几天能不能去上学。在国内时我们就是这样看的。医生给听听,有时说没问题,有时说有哮喘前兆,先吃点儿顺尔宁之类的压一压,最后总能建议一句:“上学可以,不能剧烈活动”,或“先歇两天再去上学”。
事情到了地球另一端就不是一回事了。我们问有哮喘吗?医生过来拿着听诊器着实好好地听了一番,说:“哮喘确实是有一点儿的,但是不严重,先做一次雾化,然后开点儿雾化的药回去用。”嗯,这倒跟国内一样。
那能不能去上学呢?医生说:“我不知道你说的能去上学是什么标准,我可以给他做全身的检查,但那样得抽血。”我说抽血干什么?她说:“中国绝大部分人有肺结核(TB),要看看有没有肺结核。”我心想,瞎扯,这医生观念也太陈旧了,都什么年代了,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基本都种过肺结核疫苗。肺结核在中国已经是偶发事件了。
那呼吸道感染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肺炎呢?医生说那得照X光。听说在美国检查费天价,也不知道保险能不能覆盖。可儿子这次着凉深重,一定不能掉以轻心。狠狠心,上楼做了。
再次回到诊室,医生盯着电脑屏幕从系统里看X光报告,“哦,有些问题,但是问题不大。”一会儿又拧着眉毛,指着屏幕上一个部位说:“这是咋回事?是没照清楚还是有问题?你们等等啊!”她先打电话给楼上影像师,说不清楚,又亲自跑上去,回来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没问题,跟楼上的影像师核对了,没问题。”我心想,你连个片子都看不明白呀。
三种药拿了三回
已经又饿又累了,一心想着早点儿回家。医生开了三种药,我们来到一楼药房。队排得挺长,先交单子、付钱,再等着叫名字拿药,时间也很长。
凳子上忍饥挨饿坐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可以拿到药了。可怎么只有一种药?交药的柜员说:“在系统里只看到了一种药。”我们说不对呀,是三种呀。柜员说反正只能看到一种,有问题就回去找医生吧。于是赶紧回四楼去找。
四楼前台的护士很负责任,立刻给大夫打电话询问。折腾了一番,说:“那两个药在系统里有些特别,要特别批准到楼下药房才行。医生忘了在系统里做了。现在你们去一层吧,一楼药房的系统里应该可以看到了。”
好吧,饿得腿都打颤了,下楼。回到一层,排队,等轮到我们,药房柜员收钱、开单据。我一看,怎么又只有一个呀?那人说:“只下来一个,没有第二个。”怎么回事?一家人忍者饥饿的肚子,又上楼去找。
不用问,肯定是那个大夫忘了,在系统里只做了一个,没做另一个。这回四楼的大夫和护士真心觉得过意不去了。前台的护士和大夫沟通之后,立即交代药房,说:“特事特办,赶快给配药,赶快交付,不用排队,别让人家再等了。”好嘛,他们楼上给耽误成这样,一个电话,就成了楼下药房的事儿了。
一家人怀着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的心情再次下楼,稍微等了一下,终于拿到了第三种药。抬头看表,已经1点半了。出来拿药的时候还不到12点。想想在国内医院里各种交费排队的周折,真是不分伯仲呀。
回去的路上,一家人又累又饿,一言不发。往返程的司机是同一个人,来的路上还有说有笑,回去时看一家人脸色不对,一句废话没敢说,车里的空气似乎凝结了。满城的冰雪更加重了悲凉的气氛。
这病是看完了,账单还不知道有多大呢,保险能给支付多少?这都是未知数。那一刻我深深明白了,美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运动。
孩子的病渐渐好起来,关于药费和诊疗费还有不少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