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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是20世纪下半叶的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1967年
1982年,陕西农民侯永禄应该想不到,有一天自己“农民”的称谓会“岌岌可危”。
这一年7月19日,侯永禄刚通过几张纸阄子拿到自家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决定立即带着儿子到地里去看看。这种场景容易让人想起1949年的土地改革。这两次变革都开启了农民的黄金时代,侯永禄沉浸其中,享受着好时光的快乐。
2008年岁末年初,正是在纪念这两次变革时,取消“农民”称谓的争论,开始从学术领域拓展到公共领域,赞成者、反对者各执一词。尽管双方均以保护农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但开启变革的群体,在变革的纪念中,被讨论是否应“被终结”,这无疑是中国农民史上颇具戏剧色彩的一页。
相较42年前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中的论述——农民将只能在中世纪的博物馆才能找到,这场讨论的广度、深度均无法睥睨。不过,这也并非只是一场关乎称谓的讨论,用参与者的话说,“背后的利益关系纠结众多”,只能希望2020年能有初步进展。
惟有了解历史,才能理解现在,惟有了解“侯永禄们”60年身份、称谓的变迁,才能知道如何走到2020年。
侯永禄
1982年,侯永禄的运气不怎么样,抓阄只分到了一条口袋、一个六股叉、一个木锨和一个刮板,还有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这不禁让他想起1956年加入高级农业社时的场景。
彼时已经51岁的侯永禄仍清楚记得,30年前加入农业社时,自己交了什么东西:27亩地、一头牛、一头驴、207斤种子以及631斤饲料。很难辨别精确到个位的记忆是依附于入社时的热烈场景,还是源于农民精打细算的本性,抑或他已然认识到这一举动背后的深意。
对于侯永禄而言,这不仅仅是27亩地、一头牛等生产资料的转移,更是一次称谓、身份的转变。在此之后,“侯永禄们”将有一个新身份与称谓——社员;而在此之前的1949-1956年,他们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自耕农。
这些自耕农的出现,大多得益于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在那场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中,全国3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而当时全国总人口也就5亿多。大批自耕农在1951年涌现,成为农村主流群体,其数量之庞大,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因为历史上很少有如此大规模、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
对此,美国学者黄树明称“1949年以后,人与土地之间的冲突需要重新定义……一夕之间,守旧的农民被带入了勇敢的新世界。”现在,新世界一词常有被滥用之嫌,但1949-1956年间的中国农村,却还原了这个词汇本来的庄嚴面目。作为中农,侯永禄属于被团结的对象,没有分地分田的份,却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多年后,中国青年报社将侯永禄的日记整理出版,在这本名为《农民日记》的书中,侯永禄写道:当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间地头时,一些人禁不住热泪满面。
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在侯永禄加入高级社的1956年,几乎所有农民都被卷入到一场集体化的洪流中。是年3月,全国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54.9%;6月增长到63.2%;12月又增加了二十多个点,达到87.8%。这是堪比前苏联1936年“农业集体化”大转变的一年。
等到1958年,在接下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随着“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侯永禄们”彻底转变为了人民公社社员。也正是在这一年,山西大寨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侯永禄们”学习的标杆。
社员,这是一个十分具有中国特色的称呼,英文简称叫commune member,也是一个中国创造的英语词汇,持异见者戏称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这个称谓伴随中国农民从1956年走到1982年,整整26年。
小岗十八户农民
1982年,行走在自家责任田边,侯永禄的思绪不仅落在土地改革,还有互助组、农业社、人民公社。这是一幅渐次展开的历史长卷,让侯永禄感到不可思议也无从解读。在当晚的日记中,侯永禄只能感叹到:从分到田地、互助组、农业社、人民公社、再到责任田,走过了一条多么长的道路啊!
此言与“历史总是呈螺旋状向前发展”的论断似有相通之处,还带有一丝对自我身份和命运的迷茫与惆怅。从此,“侯永禄们”的社员时代戛然而止。社员这个一度非常光荣的称呼将不会再被人叫起,农民的称呼又得以恢复。
在这个转换的关口,侯永禄有此感悟,部分出自其农村知识青年的自省,部分得益于其旁观者的角色。对于侯永禄而言,这场变革是国家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无需自己去推动。但对于严宏昌等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而言,这场变革不仅要去推动,而且性命攸关。
4年前的1978年底,迫于饥饿,严宏昌等人在一份承包责任制的契约上按了鲜红的手印,将土地分到户,实行“大包干”。这些人当然想不到,这一刻,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生存,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农村都将产生出人意料的影响。不过,对于此事的风险,他们当时就有清醒的意识。在契约中,他们写道,“如果坐牢杀头,其他农户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到18岁”,一种悲壮之情跃然纸上。
在中国政治格局中,严宏昌这样的人物,并不具有独立影响大势的力量,他们只是“揭开了盖子”,事情的成功还要依仗后来者的推波助澜。1978年,迈出第一步之后,他们只能在悲壮、担心中等待事情一步步的演进。这期间,对于“大包干”,决策层由开始的“不准”、“不许”走到“不要”,最终“有条件的允许”。
1982年,这一农民自发选择的农村经济模式终于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在全国普遍推广。随之而来的是人民公社瓦解,社员时代结束,土地等生产资料重归个人。这是一个农村成长的回环,也是国家成长的历程。
不过,社员终结之后,新称谓的内涵却并不清晰。此时农民已不再是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时期的农民了,因为土地还属集体所有。为加以区别,《人民日报》曾在文章中称其为“相对独立商品生产者”。这似乎是一个符合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称呼,也在部分官方文件中运用。
称呼什么其实不再那么紧要了。严宏昌等人已经成了英雄,不会再去刻意铭记契约上“如果村干部坐牢杀头”的话,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年初国家颁布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在此后被称为“一号文件”的特殊发文方式,还将连续4年惠顾农民。
历史学家将1979-1984年视作改革的第一阶段,社会学家也认同这个划分,不过他们还加上了一个定语:1949年之后,农民的又一黄金阶段。
在那几年,严宏昌所在的小岗村似乎再次苏醒过来。一个典型的细节是,如果你问起种粮什么时候最赚钱,老人们都会说是上世纪80年代,村里瓦房基本上都是那个时候盖的。
严德双
严宏昌等人的幸福日子没能持续多久。1987年,随着粮价一路下跌,小岗村开始走下坡路。在此前后,他们也未能抓住80年代乡镇企业的浪潮。尽管,严宏昌曾尝试过ABS刹车器厂、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等,却最终未能如吴仁宝般将华西村打造成新时期的典型。
严宏昌这一代人,在熟习的村落之内,艰难寻找着工业文明入口。严德双等另外一代人,却将目光投向了远方。
1995年,小岗村当年18户农民之一严金昌的儿子,严德双离开家乡时,尚不满20岁。未来究竟是在沿海的工厂里,还是在不可知的别处?他还顾不得思考这个问题。不过,当时他认定自己的未来不在农村。
“出去打工的第一个原因是想闯一下,当时家里不富裕,不能靠农作物,稻谷便宜时候才1毛多钱一斤。”多年后,严德双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说道。他离开的时候,家里还是几间破草房。
在整个90年代,背负类似希望与梦想走出农村的不只是严德双,也不仅出现在小岗村。在严德双离开家乡6年前,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目标的第一次“打工潮”已经出现;3年前,4000万农民进城务工,形成第二次“打工潮”。此后,还有第三次、第四次。40余年前的集体化运动,是土地离开农民,这次却是农民离开土地。
在农村,“严德双们”都是或即将是一家的支柱,一旦离开土地,他们在城市中获得了一连串的新称呼:盲流、流浪人员、三无人员、打工仔、农民工、外来务工者。其中,农民工最为流行。
1995年4月,农民工严德双开始在东莞打工。一个月工资六七百块钱,严德双慢慢积攒着,还和一个湖南姑娘恋爱了。当时中央电视台到东莞采访严德双,拍摄了两天,把这桩自由恋爱的婚姻做成一个美丽的故事。
严德双的进城之路其实并不美丽。由于户籍以及一系列制度的安排,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吸纳、社会排斥”,使他们处于城市的“边缘”。被需求时,他们美其名曰《黄山来的姑娘》,等到不被需求或过剩时,就成为都市剧嘲讽的对象。
1999年,严德双夫妇辞掉东莞的工作,回家务农。在家里呆了3年,还是觉得光靠几亩地翻不了身,又回到了東莞。工厂的工作依然辛苦,一天10多个小时,企业效益好的时候拿一千六七百元,效益不好,也就是几百块钱。
严德友
2000年以后,中国农民的故事仍旧在继续,但它已变得日益复杂。
早在1998年,决策层就已意识到农业税费问题的严重性并着手解决;等到2006年,农业税全部取消,这是几千年头一遭。此外还有农村医疗、养老保险体系正在完善;中国进入以工补农阶段,农业补偿逐年加大;新农村建设在全国推开。
整个农村都在急速的运转、改变,农民身份的价值也在90年代末降至最低点后掉头向上。城市户口对农民的吸引力锐减,花几年、几十年的积蓄购买一个“农转非”已经成为过去。不过,这几年中给农民身份带来最大变化的当属土地流转。
1997年,严德双在外务工时,同辈人严德友就已经准备在小岗村搞土地租赁。这是一个超前的思路,直到1999年,安徽才开始试点土地流转,而国家有关规定要到2001年才会出台。如果成功,严德友等小岗村农民将通过土地入股等方式,被纳入到工业化体系中,完成从农民向股民的转变。股民,这是一个更具有现代气息与诱惑的称谓。
但1997年,严德双失败了。多年后,严德友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小岗是大包干的发源地,原来分田,现在又合了,当时上级领导有些想不通。”昔日的荣光变成了今日的包袱。
要等到2001年,严德友才会成功。此时,小岗村附近的赵庄已经开始了大面积的土地流转,政策也不再成为障碍。通过严德友的牵线搭桥,小岗村7户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给润发集团,建立葡萄示范园。此后不久,小岗村成立小岗村发展合作社,以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用农民的土地,再将土地提供给前来承租的企业,农民可以以土地入股分红。
2008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到小岗村考察,称,“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此言放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以及小岗村当年包干到户的背景下解读,意味深远。
2009年,侯永禄老人已经去世4年;小岗村18户农民陆续去世6位,在世最年轻的也近60岁;严德双2006年再次回到小岗村,于2008年开了个饭店,名曰“严家饭店”;严德友2005年村主任任期满后,承租下了润发集团的葡萄园,现已有120亩地。
曾经有记者问他:你父辈分田单干,到了你这一辈却承包土地当老板,你不是革你父辈的命吗?严德友诙谐地答道:“我这不是当老板,是当佃户啊!村民把自己的地租给我种,我不是佃户是什么嘛。”
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一个一号文件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84年1月,第三个“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
1985年1月,第四个“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
1986年1月1日,第五个“一号文件”: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2004年1月,针对此前数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的情况,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第六个“一号文件”。
2005年1月30日,第七个“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文件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200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份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显示,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将迈出有力的一步。
200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九个关于“三农”问题一号文件。文件要求,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
2008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正式公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0个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主要内容:加快构建强化农业基础的长效机制;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逐步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深化农村改革等。
2009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公布,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关注“三农”,这是中央从2004年以来连续第六年将一号文件的落脚点锁定于“三农”领域。关注“三农”是应对当前严峻经济形势的重要方略,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中国经济的长久稳定发展才有保障,“内需拉动”的经济模式才有坚实基础。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1967年
1982年,陕西农民侯永禄应该想不到,有一天自己“农民”的称谓会“岌岌可危”。
这一年7月19日,侯永禄刚通过几张纸阄子拿到自家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决定立即带着儿子到地里去看看。这种场景容易让人想起1949年的土地改革。这两次变革都开启了农民的黄金时代,侯永禄沉浸其中,享受着好时光的快乐。
2008年岁末年初,正是在纪念这两次变革时,取消“农民”称谓的争论,开始从学术领域拓展到公共领域,赞成者、反对者各执一词。尽管双方均以保护农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但开启变革的群体,在变革的纪念中,被讨论是否应“被终结”,这无疑是中国农民史上颇具戏剧色彩的一页。
相较42年前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中的论述——农民将只能在中世纪的博物馆才能找到,这场讨论的广度、深度均无法睥睨。不过,这也并非只是一场关乎称谓的讨论,用参与者的话说,“背后的利益关系纠结众多”,只能希望2020年能有初步进展。
惟有了解历史,才能理解现在,惟有了解“侯永禄们”60年身份、称谓的变迁,才能知道如何走到2020年。
侯永禄
1982年,侯永禄的运气不怎么样,抓阄只分到了一条口袋、一个六股叉、一个木锨和一个刮板,还有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这不禁让他想起1956年加入高级农业社时的场景。
彼时已经51岁的侯永禄仍清楚记得,30年前加入农业社时,自己交了什么东西:27亩地、一头牛、一头驴、207斤种子以及631斤饲料。很难辨别精确到个位的记忆是依附于入社时的热烈场景,还是源于农民精打细算的本性,抑或他已然认识到这一举动背后的深意。
对于侯永禄而言,这不仅仅是27亩地、一头牛等生产资料的转移,更是一次称谓、身份的转变。在此之后,“侯永禄们”将有一个新身份与称谓——社员;而在此之前的1949-1956年,他们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自耕农。
这些自耕农的出现,大多得益于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在那场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中,全国3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而当时全国总人口也就5亿多。大批自耕农在1951年涌现,成为农村主流群体,其数量之庞大,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因为历史上很少有如此大规模、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
对此,美国学者黄树明称“1949年以后,人与土地之间的冲突需要重新定义……一夕之间,守旧的农民被带入了勇敢的新世界。”现在,新世界一词常有被滥用之嫌,但1949-1956年间的中国农村,却还原了这个词汇本来的庄嚴面目。作为中农,侯永禄属于被团结的对象,没有分地分田的份,却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多年后,中国青年报社将侯永禄的日记整理出版,在这本名为《农民日记》的书中,侯永禄写道:当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间地头时,一些人禁不住热泪满面。
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在侯永禄加入高级社的1956年,几乎所有农民都被卷入到一场集体化的洪流中。是年3月,全国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54.9%;6月增长到63.2%;12月又增加了二十多个点,达到87.8%。这是堪比前苏联1936年“农业集体化”大转变的一年。
等到1958年,在接下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随着“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侯永禄们”彻底转变为了人民公社社员。也正是在这一年,山西大寨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侯永禄们”学习的标杆。
社员,这是一个十分具有中国特色的称呼,英文简称叫commune member,也是一个中国创造的英语词汇,持异见者戏称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这个称谓伴随中国农民从1956年走到1982年,整整26年。
小岗十八户农民
1982年,行走在自家责任田边,侯永禄的思绪不仅落在土地改革,还有互助组、农业社、人民公社。这是一幅渐次展开的历史长卷,让侯永禄感到不可思议也无从解读。在当晚的日记中,侯永禄只能感叹到:从分到田地、互助组、农业社、人民公社、再到责任田,走过了一条多么长的道路啊!
此言与“历史总是呈螺旋状向前发展”的论断似有相通之处,还带有一丝对自我身份和命运的迷茫与惆怅。从此,“侯永禄们”的社员时代戛然而止。社员这个一度非常光荣的称呼将不会再被人叫起,农民的称呼又得以恢复。
在这个转换的关口,侯永禄有此感悟,部分出自其农村知识青年的自省,部分得益于其旁观者的角色。对于侯永禄而言,这场变革是国家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无需自己去推动。但对于严宏昌等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而言,这场变革不仅要去推动,而且性命攸关。
4年前的1978年底,迫于饥饿,严宏昌等人在一份承包责任制的契约上按了鲜红的手印,将土地分到户,实行“大包干”。这些人当然想不到,这一刻,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生存,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农村都将产生出人意料的影响。不过,对于此事的风险,他们当时就有清醒的意识。在契约中,他们写道,“如果坐牢杀头,其他农户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到18岁”,一种悲壮之情跃然纸上。
在中国政治格局中,严宏昌这样的人物,并不具有独立影响大势的力量,他们只是“揭开了盖子”,事情的成功还要依仗后来者的推波助澜。1978年,迈出第一步之后,他们只能在悲壮、担心中等待事情一步步的演进。这期间,对于“大包干”,决策层由开始的“不准”、“不许”走到“不要”,最终“有条件的允许”。
1982年,这一农民自发选择的农村经济模式终于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在全国普遍推广。随之而来的是人民公社瓦解,社员时代结束,土地等生产资料重归个人。这是一个农村成长的回环,也是国家成长的历程。
不过,社员终结之后,新称谓的内涵却并不清晰。此时农民已不再是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时期的农民了,因为土地还属集体所有。为加以区别,《人民日报》曾在文章中称其为“相对独立商品生产者”。这似乎是一个符合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称呼,也在部分官方文件中运用。
称呼什么其实不再那么紧要了。严宏昌等人已经成了英雄,不会再去刻意铭记契约上“如果村干部坐牢杀头”的话,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年初国家颁布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在此后被称为“一号文件”的特殊发文方式,还将连续4年惠顾农民。
历史学家将1979-1984年视作改革的第一阶段,社会学家也认同这个划分,不过他们还加上了一个定语:1949年之后,农民的又一黄金阶段。
在那几年,严宏昌所在的小岗村似乎再次苏醒过来。一个典型的细节是,如果你问起种粮什么时候最赚钱,老人们都会说是上世纪80年代,村里瓦房基本上都是那个时候盖的。
严德双
严宏昌等人的幸福日子没能持续多久。1987年,随着粮价一路下跌,小岗村开始走下坡路。在此前后,他们也未能抓住80年代乡镇企业的浪潮。尽管,严宏昌曾尝试过ABS刹车器厂、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等,却最终未能如吴仁宝般将华西村打造成新时期的典型。
严宏昌这一代人,在熟习的村落之内,艰难寻找着工业文明入口。严德双等另外一代人,却将目光投向了远方。
1995年,小岗村当年18户农民之一严金昌的儿子,严德双离开家乡时,尚不满20岁。未来究竟是在沿海的工厂里,还是在不可知的别处?他还顾不得思考这个问题。不过,当时他认定自己的未来不在农村。
“出去打工的第一个原因是想闯一下,当时家里不富裕,不能靠农作物,稻谷便宜时候才1毛多钱一斤。”多年后,严德双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说道。他离开的时候,家里还是几间破草房。
在整个90年代,背负类似希望与梦想走出农村的不只是严德双,也不仅出现在小岗村。在严德双离开家乡6年前,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目标的第一次“打工潮”已经出现;3年前,4000万农民进城务工,形成第二次“打工潮”。此后,还有第三次、第四次。40余年前的集体化运动,是土地离开农民,这次却是农民离开土地。
在农村,“严德双们”都是或即将是一家的支柱,一旦离开土地,他们在城市中获得了一连串的新称呼:盲流、流浪人员、三无人员、打工仔、农民工、外来务工者。其中,农民工最为流行。
1995年4月,农民工严德双开始在东莞打工。一个月工资六七百块钱,严德双慢慢积攒着,还和一个湖南姑娘恋爱了。当时中央电视台到东莞采访严德双,拍摄了两天,把这桩自由恋爱的婚姻做成一个美丽的故事。
严德双的进城之路其实并不美丽。由于户籍以及一系列制度的安排,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吸纳、社会排斥”,使他们处于城市的“边缘”。被需求时,他们美其名曰《黄山来的姑娘》,等到不被需求或过剩时,就成为都市剧嘲讽的对象。
1999年,严德双夫妇辞掉东莞的工作,回家务农。在家里呆了3年,还是觉得光靠几亩地翻不了身,又回到了東莞。工厂的工作依然辛苦,一天10多个小时,企业效益好的时候拿一千六七百元,效益不好,也就是几百块钱。
严德友
2000年以后,中国农民的故事仍旧在继续,但它已变得日益复杂。
早在1998年,决策层就已意识到农业税费问题的严重性并着手解决;等到2006年,农业税全部取消,这是几千年头一遭。此外还有农村医疗、养老保险体系正在完善;中国进入以工补农阶段,农业补偿逐年加大;新农村建设在全国推开。
整个农村都在急速的运转、改变,农民身份的价值也在90年代末降至最低点后掉头向上。城市户口对农民的吸引力锐减,花几年、几十年的积蓄购买一个“农转非”已经成为过去。不过,这几年中给农民身份带来最大变化的当属土地流转。
1997年,严德双在外务工时,同辈人严德友就已经准备在小岗村搞土地租赁。这是一个超前的思路,直到1999年,安徽才开始试点土地流转,而国家有关规定要到2001年才会出台。如果成功,严德友等小岗村农民将通过土地入股等方式,被纳入到工业化体系中,完成从农民向股民的转变。股民,这是一个更具有现代气息与诱惑的称谓。
但1997年,严德双失败了。多年后,严德友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小岗是大包干的发源地,原来分田,现在又合了,当时上级领导有些想不通。”昔日的荣光变成了今日的包袱。
要等到2001年,严德友才会成功。此时,小岗村附近的赵庄已经开始了大面积的土地流转,政策也不再成为障碍。通过严德友的牵线搭桥,小岗村7户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给润发集团,建立葡萄示范园。此后不久,小岗村成立小岗村发展合作社,以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用农民的土地,再将土地提供给前来承租的企业,农民可以以土地入股分红。
2008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到小岗村考察,称,“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此言放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以及小岗村当年包干到户的背景下解读,意味深远。
2009年,侯永禄老人已经去世4年;小岗村18户农民陆续去世6位,在世最年轻的也近60岁;严德双2006年再次回到小岗村,于2008年开了个饭店,名曰“严家饭店”;严德友2005年村主任任期满后,承租下了润发集团的葡萄园,现已有120亩地。
曾经有记者问他:你父辈分田单干,到了你这一辈却承包土地当老板,你不是革你父辈的命吗?严德友诙谐地答道:“我这不是当老板,是当佃户啊!村民把自己的地租给我种,我不是佃户是什么嘛。”
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一个一号文件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84年1月,第三个“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
1985年1月,第四个“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
1986年1月1日,第五个“一号文件”: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2004年1月,针对此前数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的情况,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第六个“一号文件”。
2005年1月30日,第七个“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文件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200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份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显示,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将迈出有力的一步。
200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九个关于“三农”问题一号文件。文件要求,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
2008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正式公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0个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主要内容:加快构建强化农业基础的长效机制;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逐步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深化农村改革等。
2009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公布,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关注“三农”,这是中央从2004年以来连续第六年将一号文件的落脚点锁定于“三农”领域。关注“三农”是应对当前严峻经济形势的重要方略,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中国经济的长久稳定发展才有保障,“内需拉动”的经济模式才有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