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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多元、冲突与互动，多元是指运动过程中的主体多元，冲突是指因碰撞而产生的对立和矛盾，互动是指因接触而产生的融通与共识。从作用于档案实践的不同因素出发，将档案思维分为专业型和拓展型，前者意为档案专业知识在档案实践领域应用过程中产生的方式方法和思想逻辑，后者是非档案专业知识或其与档案专业知识融合后在档案实践领域应用过程中产生的方式方法和思想逻辑。深入社会治理的视角，发现多元冲突和多元互动分别是专业型档案思维与拓展型档案思维发展的关键动力，尝试为档案思维力建设提供新的路径。
[关键词]档案思维社会治理多元冲突多元互动
[分类号]G270
Pluralistic Conflicts and Pluralistic Interaction——New Discovery of Archival Thinking under Social Governance
Chen Yongxin1， Nie Erhui2（1.School of Government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Guangdong， 510006；2.S.F Express（Group）Co.， Ltd.， Shenzhen， Guangdong， 518000）
Abstract： Social governance emphasizes pluralism， conflict and interaction. Pluralism refers to the plurality of subjects in the process of movement. Conflict refers to the opposition and contradiction arising from collision. Interaction refers to the accommodation and consensus arising from contact. Starting from the different factors affecting archival practice， this paper divides archival thinking into professional thinking and expansive thinking. The former means the way and logic of archival expertise in the application of archival practice， while the latter means the way and logic of archival expertise in the application of non-archival expertise or its integration with archival expertise in the field of archival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overnance， it is found that Pluralistic conflicts and Pluralistic Interaction are respectively the key driving fo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thinking and expansive thinking， and try to provide a new way for archives thinking construction.
Keywords：ArchivalThinking；SocialGovernance；PluralisticConflicts；PluralisticInteraction
黨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取得了新发展，其理论影响力逐步延伸到档案学领域。于档案学而言，新兴理论的融合能够带来新视角，衍生出更多研究可能性，充实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综观社会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多元、冲突与互动是其最为典型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作用于其他理论的显著因素。
思维的能力和水平是决定人们智慧高低、创新出路、人生成就的根本能力[1]。一个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其思维能力，而学科的思维能力来源于从事此学科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思维能力。换言之，学科思维的强大与否取决于这个学科从业者的思维能力强大与否。档案思维自20世纪就已经有所探讨，彼时所认知的档案思维主要是档案专业知识在档案实践中的应用方式和思想逻辑。随着新的理论与档案学融合，以及档案学自身的发展，档案思维有了新的发现。新发现有助于档案思维力的建设，并能够在多元、冲突与互动的场景下为档案思维的发展带来新的路径，进而壮大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
1社会治理：多元、冲突与互动
20世纪末，西方学者赋予“治理”以新的含义，主张政府放权和向社会授权，实现多主体、多中心治理等政治和治理多元化，强调弱化政治权力，甚至去除政治权威，企望实现政府与社会多元共治、社会的多元自我治理[2]。西方学者对社会治理的阐释强调的是包括政府、社会等在内的多元主体的治理过程，隐含其背后的是整个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间的碰撞、对立、互动和协作。与西方较为隐晦的表达不同，我国将社会治理定义为在执政党领导下，由政府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3]。这就明确突显了多主体参与的特点，意味着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多元、冲突与互动，多元是指运动过程中的主体多元，冲突是指因碰撞而产生的对立和矛盾，互动是指因接触而产生的融通与共识。社会治理中的多元、冲突与互动可以理解为多元思维、冲突思维和互动思维，它们在学科发展中表现为每一个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学科的碰撞与融合。 1.1多元与档案学
社会治理强调主体的多元化，政府、社会组织、自治组织、部分私人部门以及直接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都将成为新的治理主体[4]。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性对档案学发展有较大的启发，尽管推动档案学发展的多元主体并不一定与社会治理的主体相一致，但其理论视角可以为档案学提供更多的发展思路。多元在档案学中意味着两点：一是档案学领域内的多元主体，比如综合档案馆、专业档案馆、企业档案馆、高校等，它们是档案学发展的中坚力量；二是档案学与其他学科构成的多元主体，比如情报学、图书馆学、社会学、哲学等，它们能够通过与档案学的融合促进档案学的发展。这种社会治理下多元思维在档案学中的应用能够弄清档案学发展的动力源，明确其自身发展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盲目排外，要充分发挥多元的价值。
1.2冲突与档案学
社会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势必有所碰撞，从而产生不同视角的对立观点，形成各种冲突。在档案学领域中，各个主体之间的冲突从档案学产生便已存在，比如一直被诟病的理论脱离实践，就是高校派与实践派之间的“口水仗”；再比如高校档案学教师之间的观点冲突，他们对档案学的定义、研究内容等都存在分歧。但恰恰是这些冲突，使得档案学的理论越辩越明，档案学的实践比过往更有提升。也就是说在档案学的发展过程中，冲突伴随着档案学成长的过程，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3互动与档案学
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和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5]。社会治理所强调的互动同样适用于档案学，也就是说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和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而且档案学中的这种互动更为积极乐观，侧重点在于互动后达成的共识，主要表现在档案学与其他外在学科的接触中，多是其他学科的主要理论或新兴理论在档案学中应用，也存在档案学的思维运用到其他学科中的情况。各学科之间的互动能够为档案学带来更多的研究空间，从而在互动中强化档案学的基础理论体系。
2档案思维：专业型和拓展型
档案思维是指作用于档案实践的方式方法和思想逻辑。根据作用因素的不同分为专业型档案思维和拓展型档案思维，前者意为档案专业知識在档案实践领域应用过程中产生的方式方法和思想逻辑，后者是非档案专业知识或其与档案专业知识融合后在档案实践领域应用过程中产生的方式方法和思想逻辑。
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档案思维，这是一条典型的专业型档案思维之路，它诠释着档案思维随着档案知识的修正、完善而不断发展。从横向跨学科的角度看档案思维，则是在与其他学科融合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档案知识，并作用于档案实践，这种是典型的拓展型档案思维。
2.1专业型档案思维
专业型档案思维代表着档案思维的高度和深度，是在纵轴上的上下延展。深度乃是根基，以档案的定义、档案的本质属性和档案学的研究对象等为代表的理论知识在档案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就属于专业型档案思维的范畴；高度便是成熟的层次，从事由原则的盛行，到来源原则的取代，再到新来源观的重新定义，同一理论的不断成熟，寓示着档案思维不同层次的高度。由此可发现，专业型档案思维具备时代性、垂直性、区域性和冲突性四个典型特征。
专业型档案思维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在专业型档案思维中，作用于档案实践的因素主要是档案专业知识。知识具有时代发展的特性，不同历史阶段档案专业知识水平不同，由此描绘了专业型档案思维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历程。丁海斌教授所言：“档案思维方式的性质与类型同人类的档案实践及其相关认识活动和文化发展的水平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档案思维具有时代性”[6]。丁海斌教授在这里所讲的档案思维，实质上就是专业型档案思维的范畴。
专业型档案思维具有典型的垂直性特征。专业型档案思维的发展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沿着一条或多条主线进行的，同人类思维发展的总体规则相符合，体现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态势，并且后一种思维方式总是继承了前一种思维方式的“合理性”，同时又超越前一种思维方式[7]。这是垂直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即渐进发展式。除此之外，也会有从提出就是经典，并持续作为“定理”式的存在，比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论。
专业型档案思维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档案学自产生以来发展出了多个研究领域，比如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等，每个领域中都具有一套自有的档案学专业知识，并作用于档案实践，由此产生的专业型档案思维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这种区域性将档案学分割成不同的版图，构成了档案学的浩瀚海洋，不断组合，又不断扩展。
专业型档案思维具有清晰的冲突性特征。在档案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档案学人之间的碰撞和对立，他们代表着某一种学术观点或实践方法，彼此之间争论、辨析、吸收、演化，从而形成更符合当下和未来发展的专业型档案思维。最典型的当属档案和档案学的定义，历经几十年的争论和碰撞终于形成了相对共识。这种冲突大多时候能够带来积极影响，促进专业型档案思维的完善和进步。
2.2拓展型档案思维
拓展型档案思维意味着档案思维的宽度和温度，是在横轴上的左右扩充。宽度代表着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融合及新的应用，这在档案学发展较为弱势的阶段尤为盛行，诸如档案心理学、档案经济学、档案哲学等新的研究范畴和理论观点，它们在意识层面上对档案实践的思考方式方法均属于拓展型档案思维。温度意味着档案学在与其他学科接触和融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愉悦、幸福、欢喜等情感特征，如同发现新大陆一般，档案学知识得以拓展，由此作用于档案实践的拓展型档案思维也获得发展的新路径。尽管有一些学科知识融入到档案学中未免牵强，但这并不妨碍开拓一个新视角，引起档案学界的争鸣。拓展型档案思维的核心是档案学在与其他学科融通的过程中达成的共识，这种共识在作用于档案实践时，能够激发档案学更大的发展潜力。由此，拓展型档案思维具备依赖性、临近性和妥协性三大特征。 拓展型档案思维的依赖性表现为对其他学科发展的依赖、对自身学科学人开放性的依赖和自身的相对弱势三方面。一种思维方式从来不会拒绝吸纳其他形式的思维方式，关键在于谁更为强势，谁吸收谁。档案学在发展史中，一直以来都是“小学科”“知名度低”“比较封闭”的形象，自身发展速度较慢，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无法掀起太大的波澜，这就使得档案学经常依赖其他学科的发展，从而引入新的理论知识，扩充档案思维。此外，档案学人本身对其他学科的排斥程度远高于接受程度，固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想也不愿意迎接其他学科的新知识。即便档案学与其他学科融合，也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照搬、拷贝等现象盛行，缺乏新鲜视角和观点。当然，近些年拓展型档案思维的依赖性有所改观，档案自信越来越强，某些时候档案思维也开始被其他学科或实践领域引入和应用了。
临近性强调的是距离越近，接触和融合的可能性越高。拓展型档案思维的临近性表现为档案学最先或最易与邻近学科产生吸引及融合的现象。在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历程上，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发现档案学吸收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众多的理论知识，借助这两个学科的经典理论来促进档案学的发展，这在档案学产生早期尤为明显。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档案学也会与经济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融合，吸收这些学科的经典理论和知识。此外，档案学也逐步开始与自然科学结合，开拓出档案学研究的新视野。
拓展型档案思维的妥协性集中表现为档案学与其他学科融合时的退让所形成的共识与一致。妥协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档案学的相对弱势，往往表现在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作用于档案学中，而档案学较少能够应用到其他学科中。这种不平等的地位既造成了档案学的弱势，又使得在彼此融合中档案学不得不退让和妥协，从而达成共识，使得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得以应用到档案学中。这种妥协性从档案学产生至今都依然存在，但随着档案学的成长和强大，势必会有所改观。
3社会治理下的档案思维新发现
爱因斯坦曾言：“思维世界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惊奇的不断摆脱。”档案思维亦是如此，其快速发展就是对档案学中的惊奇的不断摆脱。从专业型档案思维和拓展型档案思维方面展开，发现社会治理视角下，多元冲突是专业型档案思维的核心驱动，多元互动是拓展型档案思维的核心驱动。鉴于此，从社会治理的视角来看，档案学多元化、档案学冲突化和档案学互动化成为档案思维力建设的新路径。
3.1专业型档案思维的核心驱动：多元冲突
专业型档案思维存在两大前提，即作用的主体是档案专业知识，作用的客体是档案实践。纵观专业型档案思维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特征，多元冲突是其核心驱动因素，主要表现在档案理论、档案实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上。
在档案学领域中，经常会有人论及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陈永生教授就曾言：“人们对档案学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连续不断，甚至说几乎难得有不批评档案学理论脱离实际的时候”。[8]但从多元冲突的角度来看理论和实践的脱节是有一定合理之处的，正如胡鸿杰教授所讲：“我认为目前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有一定的脱节，这种脱节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合理的，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方面。”理论和实际是一对矛盾的对立面，各自具有特性，二者固然需要相互联系来促进彼此的发展，但同时也需要在各自的范围和轨道上完善自身[9]。除了要完善自身之外，这一对矛盾体相互之间的碰撞和冲突本身就可以为档案学带来发展，也能够为档案思维带来新的视野。
档案学理论在同一阶段的争鸣能够带来百花齐放的场景，犹如20世纪90年代的档案学，青年学者与老一辈学者之间的观点冲击，新观点和旧观点的碰撞，在实践应用过程中的不同方式方法，都形成了经典而又传承深远的篇章。这一历史便佐证了多元冲突能够更好地带来新思想，创造新的档案思维，从而推动档案学的发展。
3.2拓展型档案思维的核心驱动：多元互动
拓展型档案思维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接触和融通基础上的，其能够不断发展的核心驱动就在于多元互动，档案学与其他学科共同构成了“多元”，并在互动过程中促进档案思维的新发展。
就档案学的发展历程而言，改革开放以前，尽管档案学取得了较大进步，但这种进步是相对不够成熟且较为封闭的。随着近些年社会快速发展，档案学仅仅固守自己的“小圈子”独自发展已经较为困难，与其他学科结合并吸收外在理论成为发展的必然步骤。档案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与其他学术共同体的接触和融合势在必行。此外，走出国门，迎接国际档案学发展的前沿思想，更有利于开拓档案学研究领域，推动档案思维的扩展和进步。
尽管多元互动在档案学中发展势头不错，但依然还有较大的进步空间，表现在互动頻次不足和互动质量不高两方面。频次不足主要是档案学与相对距离较远的学科少有接触或没有接触，这就使得更多新的理论知识无法在档案学中产生影响；质量不高表现在虽有融合，但存在较多的混乱使用、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等情况，很容易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影响多元互动的效果，不利于档案思维的建设。由此，建立高质量、多频次的学科间互动形式甚有必要，比如跨学科交流会、交叉学科分享会等，逐步推动档案思维的快速发展。
3.3档案思维建设的新路径：多元、冲突、互动
思维造就思想，思想创造价值。代表人类所有文明的思想无不源自思维，解悟人生的所有生命智慧无不依赖思维[10]。思维力是判断一个学科成熟的重要指标，它能够为学科在学术界的立足以及实践上的指导带来本质上的影响。而如何提升学科思维是一个至关重要且影响深远的课题，放眼档案学，发掘档案思维建设的新路径能够为档案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推进作用。从社会治理的视角来看，档案学多元化、档案学冲突化和档案学互动化成为档案思维力建设的新路径。
档案学多元化指的是在档案思维建设过程中档案工作者的多元、档案实践体的多元以及档案理论观点的多元。档案工作者的多元就要求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相匹配，始终存在两种相对均衡的代表各自核心论点的声音，既不能理论牢牢掌握话语权，也不能实践强势到不听理论所讲；档案实践体的多元意味着档案馆、档案研究所、档案中介机构等均需要百花齐放般的存在和发展，他们能够为档案思维带来新鲜血液；档案理论观点的多元如海纳百川一般，需要各类思想、不同流派的存在，而非一家之言代表学科之言，更非一人之想就是学科之想。 档案学冲突化是指档案工作者之间的碰撞、档案实践体之间的摩擦和档案理论观点的分歧。档案学冲突化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学术批判，档案工作者对学术论点和实践方法等的不同声音，能够为档案思维带来新的触发点。而不同实践体在不同学术理念的指導下，能够产生更多不同的新论点，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在档案学中，现阶段几乎谈不上学派的存在，但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恰恰能够为档案思维带来新发展。
其他学科知识在档案学中的应用是档案学互动化的典型，某种程度上，档案学互动化可以用档案学开放程度来表示。档案学自产生以来便带有较强的政治隐秘基因，其开放程度一直相对较低。只是随着档案的价值定位从凭证与参考作用调整为为社会实践与个人生活提供信息保障，将档案工作的功能定位从主要服务于某些社会领域转变为为社会全面建设和广大人民的生活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11]，这才使得档案学逐步接触其他学科知识，并借鉴和融合其他学科的经典理论。这种互动为档案思维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扩展了研究领域。
在推动档案思维发展的道路上，引入社会治理理论本身就是对“互动”的最好诠释，也是充实拓展型档案思维的必要步骤。值得注意的是，专业型档案思维会存在多元互动的情况，拓展型档案思维也会发生多元冲突，文中更多是站在核心驱动的角度来看，但并不否认各类衍生。总之，档案思维的新发现能够以一种新的视角促进档案学的发展，尽管冲突和互动在积极影响之外依然存在不少的消极作用，但采取正确的方法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定能够获得更长远的进步。
参考文献
[1][10]刘硕斌.思维力的价值[J].刊授党校，2008（7）：52.
[2]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3）：11-17.
[3]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4（1）：24-28.
[4]向德平，苏海.“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19-25.
[5]张国庆.公共行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97.
[6][7]丁海斌.档案管理思维论[J].档案，2014（2）：47-52.
[8]陈永生.档案学论衡[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107.
[9]谢诗艺.走出“象牙塔”与“去标签化”———论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脱节”[J].档案学通讯，2018（3）：29-32.
[11]陈辉.档案模式文化变迁分析[J].档案学研究，2013（4）： 4-8.
[关键词]档案思维社会治理多元冲突多元互动
[分类号]G270
Pluralistic Conflicts and Pluralistic Interaction——New Discovery of Archival Thinking under Social Governance
Chen Yongxin1， Nie Erhui2（1.School of Government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Guangdong， 510006；2.S.F Express（Group）Co.， Ltd.， Shenzhen， Guangdong， 518000）
Abstract： Social governance emphasizes pluralism， conflict and interaction. Pluralism refers to the plurality of subjects in the process of movement. Conflict refers to the opposition and contradiction arising from collision. Interaction refers to the accommodation and consensus arising from contact. Starting from the different factors affecting archival practice， this paper divides archival thinking into professional thinking and expansive thinking. The former means the way and logic of archival expertise in the application of archival practice， while the latter means the way and logic of archival expertise in the application of non-archival expertise or its integration with archival expertise in the field of archival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overnance， it is found that Pluralistic conflicts and Pluralistic Interaction are respectively the key driving fo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thinking and expansive thinking， and try to provide a new way for archives thinking construction.
Keywords：ArchivalThinking；SocialGovernance；PluralisticConflicts；PluralisticInteraction
黨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取得了新发展，其理论影响力逐步延伸到档案学领域。于档案学而言，新兴理论的融合能够带来新视角，衍生出更多研究可能性，充实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综观社会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多元、冲突与互动是其最为典型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作用于其他理论的显著因素。
思维的能力和水平是决定人们智慧高低、创新出路、人生成就的根本能力[1]。一个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其思维能力，而学科的思维能力来源于从事此学科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思维能力。换言之，学科思维的强大与否取决于这个学科从业者的思维能力强大与否。档案思维自20世纪就已经有所探讨，彼时所认知的档案思维主要是档案专业知识在档案实践中的应用方式和思想逻辑。随着新的理论与档案学融合，以及档案学自身的发展，档案思维有了新的发现。新发现有助于档案思维力的建设，并能够在多元、冲突与互动的场景下为档案思维的发展带来新的路径，进而壮大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
1社会治理：多元、冲突与互动
20世纪末，西方学者赋予“治理”以新的含义，主张政府放权和向社会授权，实现多主体、多中心治理等政治和治理多元化，强调弱化政治权力，甚至去除政治权威，企望实现政府与社会多元共治、社会的多元自我治理[2]。西方学者对社会治理的阐释强调的是包括政府、社会等在内的多元主体的治理过程，隐含其背后的是整个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间的碰撞、对立、互动和协作。与西方较为隐晦的表达不同，我国将社会治理定义为在执政党领导下，由政府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3]。这就明确突显了多主体参与的特点，意味着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多元、冲突与互动，多元是指运动过程中的主体多元，冲突是指因碰撞而产生的对立和矛盾，互动是指因接触而产生的融通与共识。社会治理中的多元、冲突与互动可以理解为多元思维、冲突思维和互动思维，它们在学科发展中表现为每一个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学科的碰撞与融合。 1.1多元与档案学
社会治理强调主体的多元化，政府、社会组织、自治组织、部分私人部门以及直接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都将成为新的治理主体[4]。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性对档案学发展有较大的启发，尽管推动档案学发展的多元主体并不一定与社会治理的主体相一致，但其理论视角可以为档案学提供更多的发展思路。多元在档案学中意味着两点：一是档案学领域内的多元主体，比如综合档案馆、专业档案馆、企业档案馆、高校等，它们是档案学发展的中坚力量；二是档案学与其他学科构成的多元主体，比如情报学、图书馆学、社会学、哲学等，它们能够通过与档案学的融合促进档案学的发展。这种社会治理下多元思维在档案学中的应用能够弄清档案学发展的动力源，明确其自身发展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盲目排外，要充分发挥多元的价值。
1.2冲突与档案学
社会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势必有所碰撞，从而产生不同视角的对立观点，形成各种冲突。在档案学领域中，各个主体之间的冲突从档案学产生便已存在，比如一直被诟病的理论脱离实践，就是高校派与实践派之间的“口水仗”；再比如高校档案学教师之间的观点冲突，他们对档案学的定义、研究内容等都存在分歧。但恰恰是这些冲突，使得档案学的理论越辩越明，档案学的实践比过往更有提升。也就是说在档案学的发展过程中，冲突伴随着档案学成长的过程，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3互动与档案学
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和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5]。社会治理所强调的互动同样适用于档案学，也就是说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和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而且档案学中的这种互动更为积极乐观，侧重点在于互动后达成的共识，主要表现在档案学与其他外在学科的接触中，多是其他学科的主要理论或新兴理论在档案学中应用，也存在档案学的思维运用到其他学科中的情况。各学科之间的互动能够为档案学带来更多的研究空间，从而在互动中强化档案学的基础理论体系。
2档案思维：专业型和拓展型
档案思维是指作用于档案实践的方式方法和思想逻辑。根据作用因素的不同分为专业型档案思维和拓展型档案思维，前者意为档案专业知識在档案实践领域应用过程中产生的方式方法和思想逻辑，后者是非档案专业知识或其与档案专业知识融合后在档案实践领域应用过程中产生的方式方法和思想逻辑。
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档案思维，这是一条典型的专业型档案思维之路，它诠释着档案思维随着档案知识的修正、完善而不断发展。从横向跨学科的角度看档案思维，则是在与其他学科融合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档案知识，并作用于档案实践，这种是典型的拓展型档案思维。
2.1专业型档案思维
专业型档案思维代表着档案思维的高度和深度，是在纵轴上的上下延展。深度乃是根基，以档案的定义、档案的本质属性和档案学的研究对象等为代表的理论知识在档案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就属于专业型档案思维的范畴；高度便是成熟的层次，从事由原则的盛行，到来源原则的取代，再到新来源观的重新定义，同一理论的不断成熟，寓示着档案思维不同层次的高度。由此可发现，专业型档案思维具备时代性、垂直性、区域性和冲突性四个典型特征。
专业型档案思维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在专业型档案思维中，作用于档案实践的因素主要是档案专业知识。知识具有时代发展的特性，不同历史阶段档案专业知识水平不同，由此描绘了专业型档案思维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历程。丁海斌教授所言：“档案思维方式的性质与类型同人类的档案实践及其相关认识活动和文化发展的水平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档案思维具有时代性”[6]。丁海斌教授在这里所讲的档案思维，实质上就是专业型档案思维的范畴。
专业型档案思维具有典型的垂直性特征。专业型档案思维的发展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沿着一条或多条主线进行的，同人类思维发展的总体规则相符合，体现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态势，并且后一种思维方式总是继承了前一种思维方式的“合理性”，同时又超越前一种思维方式[7]。这是垂直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即渐进发展式。除此之外，也会有从提出就是经典，并持续作为“定理”式的存在，比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论。
专业型档案思维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档案学自产生以来发展出了多个研究领域，比如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文献编纂学等，每个领域中都具有一套自有的档案学专业知识，并作用于档案实践，由此产生的专业型档案思维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这种区域性将档案学分割成不同的版图，构成了档案学的浩瀚海洋，不断组合，又不断扩展。
专业型档案思维具有清晰的冲突性特征。在档案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档案学人之间的碰撞和对立，他们代表着某一种学术观点或实践方法，彼此之间争论、辨析、吸收、演化，从而形成更符合当下和未来发展的专业型档案思维。最典型的当属档案和档案学的定义，历经几十年的争论和碰撞终于形成了相对共识。这种冲突大多时候能够带来积极影响，促进专业型档案思维的完善和进步。
2.2拓展型档案思维
拓展型档案思维意味着档案思维的宽度和温度，是在横轴上的左右扩充。宽度代表着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融合及新的应用，这在档案学发展较为弱势的阶段尤为盛行，诸如档案心理学、档案经济学、档案哲学等新的研究范畴和理论观点，它们在意识层面上对档案实践的思考方式方法均属于拓展型档案思维。温度意味着档案学在与其他学科接触和融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愉悦、幸福、欢喜等情感特征，如同发现新大陆一般，档案学知识得以拓展，由此作用于档案实践的拓展型档案思维也获得发展的新路径。尽管有一些学科知识融入到档案学中未免牵强，但这并不妨碍开拓一个新视角，引起档案学界的争鸣。拓展型档案思维的核心是档案学在与其他学科融通的过程中达成的共识，这种共识在作用于档案实践时，能够激发档案学更大的发展潜力。由此，拓展型档案思维具备依赖性、临近性和妥协性三大特征。 拓展型档案思维的依赖性表现为对其他学科发展的依赖、对自身学科学人开放性的依赖和自身的相对弱势三方面。一种思维方式从来不会拒绝吸纳其他形式的思维方式，关键在于谁更为强势，谁吸收谁。档案学在发展史中，一直以来都是“小学科”“知名度低”“比较封闭”的形象，自身发展速度较慢，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无法掀起太大的波澜，这就使得档案学经常依赖其他学科的发展，从而引入新的理论知识，扩充档案思维。此外，档案学人本身对其他学科的排斥程度远高于接受程度，固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想也不愿意迎接其他学科的新知识。即便档案学与其他学科融合，也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照搬、拷贝等现象盛行，缺乏新鲜视角和观点。当然，近些年拓展型档案思维的依赖性有所改观，档案自信越来越强，某些时候档案思维也开始被其他学科或实践领域引入和应用了。
临近性强调的是距离越近，接触和融合的可能性越高。拓展型档案思维的临近性表现为档案学最先或最易与邻近学科产生吸引及融合的现象。在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历程上，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发现档案学吸收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众多的理论知识，借助这两个学科的经典理论来促进档案学的发展，这在档案学产生早期尤为明显。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档案学也会与经济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融合，吸收这些学科的经典理论和知识。此外，档案学也逐步开始与自然科学结合，开拓出档案学研究的新视野。
拓展型档案思维的妥协性集中表现为档案学与其他学科融合时的退让所形成的共识与一致。妥协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档案学的相对弱势，往往表现在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作用于档案学中，而档案学较少能够应用到其他学科中。这种不平等的地位既造成了档案学的弱势，又使得在彼此融合中档案学不得不退让和妥协，从而达成共识，使得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得以应用到档案学中。这种妥协性从档案学产生至今都依然存在，但随着档案学的成长和强大，势必会有所改观。
3社会治理下的档案思维新发现
爱因斯坦曾言：“思维世界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惊奇的不断摆脱。”档案思维亦是如此，其快速发展就是对档案学中的惊奇的不断摆脱。从专业型档案思维和拓展型档案思维方面展开，发现社会治理视角下，多元冲突是专业型档案思维的核心驱动，多元互动是拓展型档案思维的核心驱动。鉴于此，从社会治理的视角来看，档案学多元化、档案学冲突化和档案学互动化成为档案思维力建设的新路径。
3.1专业型档案思维的核心驱动：多元冲突
专业型档案思维存在两大前提，即作用的主体是档案专业知识，作用的客体是档案实践。纵观专业型档案思维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特征，多元冲突是其核心驱动因素，主要表现在档案理论、档案实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上。
在档案学领域中，经常会有人论及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陈永生教授就曾言：“人们对档案学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连续不断，甚至说几乎难得有不批评档案学理论脱离实际的时候”。[8]但从多元冲突的角度来看理论和实践的脱节是有一定合理之处的，正如胡鸿杰教授所讲：“我认为目前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有一定的脱节，这种脱节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合理的，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方面。”理论和实际是一对矛盾的对立面，各自具有特性，二者固然需要相互联系来促进彼此的发展，但同时也需要在各自的范围和轨道上完善自身[9]。除了要完善自身之外，这一对矛盾体相互之间的碰撞和冲突本身就可以为档案学带来发展，也能够为档案思维带来新的视野。
档案学理论在同一阶段的争鸣能够带来百花齐放的场景，犹如20世纪90年代的档案学，青年学者与老一辈学者之间的观点冲击，新观点和旧观点的碰撞，在实践应用过程中的不同方式方法，都形成了经典而又传承深远的篇章。这一历史便佐证了多元冲突能够更好地带来新思想，创造新的档案思维，从而推动档案学的发展。
3.2拓展型档案思维的核心驱动：多元互动
拓展型档案思维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接触和融通基础上的，其能够不断发展的核心驱动就在于多元互动，档案学与其他学科共同构成了“多元”，并在互动过程中促进档案思维的新发展。
就档案学的发展历程而言，改革开放以前，尽管档案学取得了较大进步，但这种进步是相对不够成熟且较为封闭的。随着近些年社会快速发展，档案学仅仅固守自己的“小圈子”独自发展已经较为困难，与其他学科结合并吸收外在理论成为发展的必然步骤。档案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与其他学术共同体的接触和融合势在必行。此外，走出国门，迎接国际档案学发展的前沿思想，更有利于开拓档案学研究领域，推动档案思维的扩展和进步。
尽管多元互动在档案学中发展势头不错，但依然还有较大的进步空间，表现在互动頻次不足和互动质量不高两方面。频次不足主要是档案学与相对距离较远的学科少有接触或没有接触，这就使得更多新的理论知识无法在档案学中产生影响；质量不高表现在虽有融合，但存在较多的混乱使用、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等情况，很容易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影响多元互动的效果，不利于档案思维的建设。由此，建立高质量、多频次的学科间互动形式甚有必要，比如跨学科交流会、交叉学科分享会等，逐步推动档案思维的快速发展。
3.3档案思维建设的新路径：多元、冲突、互动
思维造就思想，思想创造价值。代表人类所有文明的思想无不源自思维，解悟人生的所有生命智慧无不依赖思维[10]。思维力是判断一个学科成熟的重要指标，它能够为学科在学术界的立足以及实践上的指导带来本质上的影响。而如何提升学科思维是一个至关重要且影响深远的课题，放眼档案学，发掘档案思维建设的新路径能够为档案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推进作用。从社会治理的视角来看，档案学多元化、档案学冲突化和档案学互动化成为档案思维力建设的新路径。
档案学多元化指的是在档案思维建设过程中档案工作者的多元、档案实践体的多元以及档案理论观点的多元。档案工作者的多元就要求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相匹配，始终存在两种相对均衡的代表各自核心论点的声音，既不能理论牢牢掌握话语权，也不能实践强势到不听理论所讲；档案实践体的多元意味着档案馆、档案研究所、档案中介机构等均需要百花齐放般的存在和发展，他们能够为档案思维带来新鲜血液；档案理论观点的多元如海纳百川一般，需要各类思想、不同流派的存在，而非一家之言代表学科之言，更非一人之想就是学科之想。 档案学冲突化是指档案工作者之间的碰撞、档案实践体之间的摩擦和档案理论观点的分歧。档案学冲突化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学术批判，档案工作者对学术论点和实践方法等的不同声音，能够为档案思维带来新的触发点。而不同实践体在不同学术理念的指導下，能够产生更多不同的新论点，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在档案学中，现阶段几乎谈不上学派的存在，但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恰恰能够为档案思维带来新发展。
其他学科知识在档案学中的应用是档案学互动化的典型，某种程度上，档案学互动化可以用档案学开放程度来表示。档案学自产生以来便带有较强的政治隐秘基因，其开放程度一直相对较低。只是随着档案的价值定位从凭证与参考作用调整为为社会实践与个人生活提供信息保障，将档案工作的功能定位从主要服务于某些社会领域转变为为社会全面建设和广大人民的生活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11]，这才使得档案学逐步接触其他学科知识，并借鉴和融合其他学科的经典理论。这种互动为档案思维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扩展了研究领域。
在推动档案思维发展的道路上，引入社会治理理论本身就是对“互动”的最好诠释，也是充实拓展型档案思维的必要步骤。值得注意的是，专业型档案思维会存在多元互动的情况，拓展型档案思维也会发生多元冲突，文中更多是站在核心驱动的角度来看，但并不否认各类衍生。总之，档案思维的新发现能够以一种新的视角促进档案学的发展，尽管冲突和互动在积极影响之外依然存在不少的消极作用，但采取正确的方法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定能够获得更长远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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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辉.档案模式文化变迁分析[J].档案学研究，2013（4）： 4-8.